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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直对我的农场打趣的他，这下才重视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他却说他不会用化肥。尼日利亚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买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荳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的过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象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着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存的扁荳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份，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他似乎把这事看得很重，象是闯下了大祸，足以导致解雇的大祸。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罢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漏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荳。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荳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梢，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须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荳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品。一直对我的农场打趣的他，这下才重视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他却说他不会用化肥。尼日利亚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买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荳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的过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象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着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存的扁荳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份，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他似乎把这事看得很重，象是闯下了大祸，足以导致解雇的大祸。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罢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漏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荳。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荳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梢，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须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荳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