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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
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
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后,看到他在中央日报长河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迷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老舍这个人更有意义。
冰心先生如是说
——特质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问:“您怎么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二十六岁,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静,是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
“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老舍先生。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绪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会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来,这倒是不容忽视的参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脚印,表面上并不连续,显得杂乱无章,东一个西一个,但总体上看,可以觅出一个大概的走向。
从这个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运的相当可靠的“预报器”
不连贯的轨迹也好,命运预报器也好,作品中的对应点对作家的研究者来说,都太有用了。
毕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们来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着看不见摸不着而确实存在的内在的联系线。
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
气节、身谏、投水、殉难
——哲学
如果仔细找的话,在老舍先生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书信中,还可以找到不少独白性的自我描述。
这些独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观,是他的人生哲学。
这些独白极为重要,实际上,是理解老舍结局的钥匙。
一九四一年,抗战中,文人们建议设诗人节,还真成功了,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五月卅一日的新蜀报上。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在说他自己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实在是太准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可怕的几天,也就闯过来了。
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八月二十四,活不过九月二十四,活过了九月二十四,活不过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
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来询问虚实,老舍先生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这么回答的:
“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这是中国有气节的文人的一个含泪的惨笑,俏皮,悲壮,悲愤,十足的老舍味儿。
千万不要以为老舍先生是一个轻视性命的人,似乎动不动就要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这样。大敌当前,他是准备拼命的。他的这种誓言,可以找到几十万字!谁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战派”而且是个拚命的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弃子只身逃出济南,来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总负责人,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想家想亲人,暗暗地落泪。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点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说:
“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拚命地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这样的信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是生命的赞歌。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去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
这事,便是气节。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
“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随着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为他的生命划下了一个完整的圆圆的句号。
是非判断、独立思考
——前提
气节也好,投水也好,殉难也好,身谏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断,而是非判断的前提是独立思考:舍此便没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有问题吗?
要知道,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是看不清楚的... -->>
舒乙
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
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后,看到他在中央日报长河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迷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老舍这个人更有意义。
冰心先生如是说
——特质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问:“您怎么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二十六岁,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静,是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
“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老舍先生。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绪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会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来,这倒是不容忽视的参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脚印,表面上并不连续,显得杂乱无章,东一个西一个,但总体上看,可以觅出一个大概的走向。
从这个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运的相当可靠的“预报器”
不连贯的轨迹也好,命运预报器也好,作品中的对应点对作家的研究者来说,都太有用了。
毕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们来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着看不见摸不着而确实存在的内在的联系线。
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
气节、身谏、投水、殉难
——哲学
如果仔细找的话,在老舍先生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书信中,还可以找到不少独白性的自我描述。
这些独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观,是他的人生哲学。
这些独白极为重要,实际上,是理解老舍结局的钥匙。
一九四一年,抗战中,文人们建议设诗人节,还真成功了,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五月卅一日的新蜀报上。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在说他自己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实在是太准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可怕的几天,也就闯过来了。
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八月二十四,活不过九月二十四,活过了九月二十四,活不过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
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来询问虚实,老舍先生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这么回答的:
“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这是中国有气节的文人的一个含泪的惨笑,俏皮,悲壮,悲愤,十足的老舍味儿。
千万不要以为老舍先生是一个轻视性命的人,似乎动不动就要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这样。大敌当前,他是准备拼命的。他的这种誓言,可以找到几十万字!谁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战派”而且是个拚命的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弃子只身逃出济南,来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总负责人,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想家想亲人,暗暗地落泪。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点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说:
“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拚命地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这样的信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是生命的赞歌。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去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
这事,便是气节。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
“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随着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为他的生命划下了一个完整的圆圆的句号。
是非判断、独立思考
——前提
气节也好,投水也好,殉难也好,身谏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断,而是非判断的前提是独立思考:舍此便没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有问题吗?
要知道,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是看不清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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