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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蒙古古语(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与现代蒙语不相同),再译成现代蒙语,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黄金史。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元朝秘史之前,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黄金史。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该被人毒死、成吉思汗曾被敌人囚虏、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被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术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帖儿等,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甚么地方得到启发,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据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从蒙古语学来的。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第四集的插图(大陆版未收一编注)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其中说:
“右梵像一卷,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其左题云‘为利贞皇帝白票信画’,后有释妙光记,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大理本汉g榆、唐南诏之地,诸蛮据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礼,而后改以今名者,则石晋时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其所谓庚子,该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贞者,即段氏之诸孙也。”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宋濂认为画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不知道大理国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后的庚子。另有一个证据,画上题明为利贞皇帝画,利贞皇帝就是一灯大师段智兴(一灯大师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他在位时共有利贞、盛德、嘉会、元亨、安定、亨时(据罗振王重校订纪元编。南诏野史中无“亨时”年号)六个年号。宋濂所说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国是孝义帝段祥兴(段智兴的孙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
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该馆出版物中的说明根据宋濂的考证而写,将来似可改正。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资料,命他续修,又只六个月就马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国正史中质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从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历六十年而始成书,草率与严谨相去极远,无怪后人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单是从宋濂题画、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他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错误百出。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为蒙古古语(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与现代蒙语不相同),再译成现代蒙语,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黄金史。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元朝秘史之前,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黄金史。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该被人毒死、成吉思汗曾被敌人囚虏、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被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术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帖儿等,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甚么地方得到启发,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据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从蒙古语学来的。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第四集的插图(大陆版未收一编注)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其中说:
“右梵像一卷,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其左题云‘为利贞皇帝白票信画’,后有释妙光记,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大理本汉g榆、唐南诏之地,诸蛮据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礼,而后改以今名者,则石晋时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其所谓庚子,该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贞者,即段氏之诸孙也。”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宋濂认为画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不知道大理国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后的庚子。另有一个证据,画上题明为利贞皇帝画,利贞皇帝就是一灯大师段智兴(一灯大师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他在位时共有利贞、盛德、嘉会、元亨、安定、亨时(据罗振王重校订纪元编。南诏野史中无“亨时”年号)六个年号。宋濂所说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国是孝义帝段祥兴(段智兴的孙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
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该馆出版物中的说明根据宋濂的考证而写,将来似可改正。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资料,命他续修,又只六个月就马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国正史中质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从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历六十年而始成书,草率与严谨相去极远,无怪后人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单是从宋濂题画、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他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错误百出。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