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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村的形象，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几乎是在一两年之间，就把我们村好几个没有姐妹可以换亲的大龄光棍汉的婚事给解决了。比如我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他小叔公的，就捡了这么一门婚姻。我爷爷三兄弟，却硬是没有一个姐妹，这样，我姥姥节衣缩食花大代价用三百斤谷子给老大娶了门亲事，老二老三就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打光棍了。可是，那一年闹饥荒，邻县一个男人把他的妻子女儿带到我们村，叫我们村里哪个男人把她们留下。我姥姥把她们留下给了叔公。后来，生活好了，我叔婆仍然呆在我叔公家，并没有回她原来的家。不过，隔一段时间，她会回邻县的那个家一趟，那里有她的两个儿子。有时候，那个男人也会来叔公家住一段时间。他们三个相处的似乎很好。当然，有那么点不好，我们小孩子也是听不到看不到的。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睡觉的。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每天晚上睡觉前石头剪刀布或者像有的人说那样是看我叔婆那晚给谁端洗脚水她就跟谁睡。为了弄清这一点，我好几次借口睡在叔公家，闹着要和堂弟一起睡。可是，我什么也没发现，也许，他们房子太大了，他们有种种可能。这样捡过来的婚姻，在我爷爷那一代人，有很多。好的，还两家人合在了一起，最不济，也走起了亲戚。他们是融洽的，虽然有点沉默的样子，但似乎也不缺少幸福。像我叔婆和她原来男人那样的相好，似乎是一种带着沧海桑田的相好，看了总是让人不敢多嘴。
当然，我爷爷后来自然也没有打光棍，要不，也就没有我们了。我们村关于婚姻似乎有着许多变通的办法。生存的智慧，往往是最大的智慧。像我叔公的婚姻，似乎就是母系氏族一妻多夫制的现代版。而我爷爷所经历的，是它的另一个版本，差不多是兄弟共婚的那种。当然，只是差不多。解放初期，我爷爷的哥哥，那个老大，有一次挑一担劈柴到镇上的砖窑里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有的人说是遇见歹人了，有的人说是被狐狸精勾走了，有的人却说一定是被台湾潜入的特务带走了——这样的事那时候时有发生，但是我爷爷却坚持说是被他哥的老婆他的大嫂给气走的——她太厉害了。我姥姥哭得天昏地暗，结果哭瞎了一只眼睛，她说，老大就是她的一只眼睛啊，三个儿子她就指望老大，老天却把他要走了。爷爷听了直摇头，可他没想到的是，姥姥要他和他的嫂子把事情办了。这样的事在我们村很多，大多都是当哥哥的有三长两短了——有的是没了命，有的是得了软病卧床不起了，嫂子就改嫁给了小叔子，偶尔也有弟媳嫁给哥哥的。这当嫂子的和当小叔子的，一般都不说什么，默默地，在人们的调排中，做成了一对既熟悉又陌生的夫妻。至于那当哥哥的，不管是硬在棺材里的还是软在床上，也都是沉默的。但好像也有个别例外的。我们下屋有个叔叔，他得了糖尿病，病得很严重，脚趾头都溃烂了。他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年，好像要这样躺一辈子似的。他们的家眼看着就要散了，他的弟弟年纪大了还讨不到老婆。大家——其实更多是他们父母的意思，看看那个当哥哥反正是没指望了，就想调排成嫂子和小叔子的好事。可是，他们办事那天，他却寻了短见。他把自己的双手捆在身后，然后爬到院后——他已经不大能站起来走路了——栽到水井里淹死了。从他把自己的手捆在身后，可以看出他是下了死的决心的，但好像也想用这种方式表示抗议——如果不是手捆在背后，别人还以为他是不小心栽到井里淹死的呢。可是，在他的葬礼上，所有的人都对他进行了谴责，说他不明理，不体谅，做的难看。在我们村，在生存面前，活人是最大的——而不是死人。他的葬礼几乎成了对他的寻短见的批判会。可惜他死了，听不见，但活人们都听见了。当然，人们说归说，心却是软的，说的是道理，心里却还是充满同情的，大家特别为他多守了一天的灵。因为有先例，有生存的现实摆在面前，爷爷虽然不乐意，他总觉得他的嫂子——我们奶奶——太厉害了，却也不好说什么。他打光棍事小，但如果让奶奶带着孩子走了改嫁了那损失就大了，何况，在姥姥的眼里，奶奶是百里挑一的好女人。照理说，像我姥姥那样厉害女人，是很难和媳妇合得来的，可是，她看奶奶就像看自己的亲生小女儿一样，横看竖看都是一个顺眼，都是一个笑咪咪。可是，我爷爷毕竟不是过生活的男人，在认命里又有点玩命不恭，他是那种浪荡成性的人，他用他的方式表现他的妥协与不合作。听说我爷爷一生只和奶奶同床共枕三次，第一次是他们的新婚之夜，后面两次，一次生了我大伯一次生了我爸爸。这不仅可以看出我爷爷的个性，同时也看得出我爷爷的聪明——他什么都懂，他对女人的了解一点都不比别人少。爷爷大多数的时间都不在家，在哪儿呢，不知道。他看起来很忙又很闲。就是在村里，他也不爱在家，总是这家进那家出的，姥姥说，家对爷爷来说，比那客店还客店亭子还亭子，厕所也是人家的香。这样的爷爷和奶奶，自然都应该有他们的相好，要不，这人生也太难熬太无味了。
对于爷爷那一代人相好的故事，我了解的并不多。我听说，奶奶的相好是爷爷拎回来的，当然，也可以说是拎出来的。我的那个厉害奶奶，虽然我爷爷总是敬而远之，可是，实在并不难看，甚至还算得上有几分姿色。尤其是她的能干、泼辣和那份风风火火，使她还有着一种特别吸引人的味道。大家说她走路就像是安了弹簧似的，干活就像鸡啄米似的——又快又准，有板有眼。所以，爷爷对奶奶的那份敬而远之，更多的是一份固执和坚持，是一种个性使然，到后来，已经不是针对奶奶而是针对他自己的个性了。奶奶里里外外的活都能干，所以，她有一半的时间在家里，有一半的时间在地里、山上。当然，这样和男人们接触的机会自然不少，对她有意思的男人慢慢就看出来了。可是，奶奶在这方面做的却不泼辣，至少表面上看不到希望和好戏，这和我们这里的大多数女人不一样。所以对他有意思的男人慢慢地又消失了。在大家的分析看来，她是在树旗杠给爷爷看。可是有一天，爷爷却把上屋的光棍七带回了家。阿七走在爷爷面前，不时地回头对爷爷笑，像是爷爷押着的一个犯人。爷爷招待他喝了酒，然后对他说：以后就住在我家，一则省得你一个人烧饭，二则算是帮我们，我们家正缺个正脚手呢。原来，他就是奶奶的相好。这以后，阿七真的就在我们家住下了，我们管他叫二爷爷。二爷爷可爱听奶奶的使唤了，奶奶不管吱他干什么，他都高兴的不得了，跑得像一只壁虎。大家说他们才是一对相好，添了二爷爷，奶奶就像是多了一双手多了两只脚，而二爷爷跟了奶奶，就像一个人突然多了一个心多了一份笑脸儿，那有多开窍啊。
再说爷爷。爷爷很少在村里，更少在家。像姥姥早就说过的，他的脚是用来四处游荡的，他嘴是用来吹牛和吃四方饭的，而他的手，只有拿筷子的时候才表现出少有的力气。而后来，当爷爷和奶奶办了事之后，姥姥又下了断言，说一个对女人没有兴趣的男人，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出息的。可是，不久之后，人们悄悄地——其实是欲盖弥彰地——告诉她，我爷爷跟一个女人好上了，他有相好了。
“谁？”姥姥睁开她的那只好的眼睛，像是在瞄准对方。
大家悄悄告诉她，和爷爷相好的就是常来我们这里唱词的那个女人——那个瞎眼女孩。哦，奶奶点了点头，表示她想起来了。至于爷爷和她相好的事，她未作任何评价，似乎他做的所有事，都在她的意料之中。或者说，他总是做出人意料的事，她已经见怪不怪了。关于这个瞎眼女孩，大家实在很容易想得起来。前面说过，像我们这样的村子，娱乐活动是很少的，有一段时间，唱词是主要的一种。当然，它后来慢慢被电影取代了，那是后话。那时候，每一年的秋后冬闲或正月春闲季节，都会有词师挨村唱词。我们这里的唱词，大名叫温州鼓词，和北方的说书有点像，但更接近于苏州方向的评弹，它用的乐器是一面小小的牛筋鼓，再加一块醒木。所以，唱词靠的全是艺人的一张嘴。奇怪的是，像这些走江湖的词人，多半都是瞎子，可能是瞎子干别的事不适合，干唱词这一行正好，而且，据说瞎眼的人记忆力特别的好，记住的唱本也就特别的多。常来我们村唱词的就是这么个瞎眼的女孩。领着她的，是她的爷爷。她长的并不漂亮，黑黑的，瘦瘦的，还是一副病蔫蔫的样子，可是，因为她的瞎眼，她总是耷着眼皮，所以，她的脸部就有一种特别的光洁、肃穆，好像苍蝇飞上去都会掉了下来，尤其是当她唱词的时候，这种光洁和肃穆就像石子投进水里荡漾开来一样，常常会让人看得发呆。她的音色和唱功都一般，都不算上乘，可是，也许瞎眼的缘故，她总是唱的特别投入，一段两段下来，就紧紧地把大家的心揪住了，尤其是唱牡丹亭、后西厢、杜十娘这些本子，那真是叫人整个心儿不由得跟着她的声音走。所以，她在我们村常常一唱就是小半个月。她唱五虎闹京都、薛仁贵征西、水浒一百零八将，也唱金枝与吴三春、卖油郎。对于村里的男人来说，她是一个让他们感觉不一样的女人。开始的时候，因为她是盲女，所以大家并没有怎么把她看在眼里。可是，随着她那声情并茂的唱词一夜一夜地唱下来，随着她词里的那个世界在人们面前一个一个地展开，人们慢慢感觉到了她的那份与众不同的光洁、肃穆，感觉到了她迷人、神秘的一面，她的那双总是盖着眼皮的瞎眼，似乎也不再是碍眼的过失，而成了一种美丽的装饰和高贵的宣言。所以，后来，很多男人开始慢慢对她有了好感，又因为她双眼看不见，所以很多人总是想着吃点她的软豆腐。可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她却是个极敏感极刚烈的女孩，她时刻像只小鹿那样警觉地提防着男人。有时候，有人会乘她爷爷走开的当儿靠上前去，男人们还没有碰到她，她翕动着鼻翼，然后就发出尖利的像是防空警报那样的叫声，图谋不轨的男人只好哂笑着溜回自己的座位。大家屡试不爽，没有一个自以为是的男人得逞。后来大家发现，这个瞎女孩有着特别发达的嗅觉，男人们只要靠近她一定的距离，她就能嗅得出来，她就会发出尖利的像防空警报一样的叫声。可是，如果是一个女人，她的姐妹们靠近她，她就能够开放她的领空，友好地接受对方。不过，因为的确谁也没有占过她的便宜，所以，大家对她的敏感和刚烈，也就没了反感，甚至，渐渐有了敬而远之的味道，总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地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在她那么多忠实的听众里，爷爷是其中一个。用姥姥的话说，爷爷这种人就喜欢这些东西。的确，爷爷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和积极。他不仅每场必听，而且在开场前他总是要早早地来了，而且和她爷爷讨论昨晚唱本里的情节和人物。其实，她的爷爷只是爷爷和她之间的一道道具，爷爷问他，然后他把意思传给了她，所以，讨论着讨论着，最后就慢慢是爷爷和她在讨论。爷爷在听唱词方面不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甚至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本事。很多唱本，他听了一两遍，就能记个八九不离十。到后来，我们村的老人们就把点唱本的任务交给了爷爷。至于爷爷最后怎么和她相好上的，大家的确不得而知。大家想象着她那小鹿一样的警觉和刚烈，就为不知道爷爷怎么得手而感到遗憾。不过，后来当大家看到爷爷牵着她的手挨村去唱词的时候，倒是有了一种说法。说是她虽然嗅觉那么发达，像小鹿一样对男人们充满警觉和提防，但是，这份嗅觉似乎并不针对爷爷，因为大家记得有时候爷爷靠过去和她爷爷讨论唱本的时候挨她是相当近的，可是她并没有发出防空警报一样尖利的叫声。不过，很多人觉得这是马后炮，不足为凭。
后来，当我上了学，郭先生表扬了我的作文说我描写东西描写的特别好的时候，爸爸说爷爷的代被我传下来了。爸爸这样说的时候，没有一点丁的高兴，甚至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让郭先生很吃惊。在我们家人看来，爷爷身上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是要不得的。谁要是生了爷爷这样的儿子，真是肚子撑疼了。在爷爷牵着那个瞎女人挨村挨乡唱词的日子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一路上向她描述看到的东西。他的描述是那么生动，那么成功，以至她一路上，甚至整天是笑咪咪的。从她那满足的、发自内心的微笑里，我们可以想象在她的心里，一定展现了一幅幅比我们现实世界还要美丽许多许多的风景。爷爷显然也在自己唾沫横飞的描述里找到前所未有的快乐。甚至，他们俩还把这些美丽的描述编进了她的唱词。当他们两个从一村走向另一村，各个村的人们看着他们走来又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大家都说这真是一对幸福的相好，多么令人羡慕啊。可是，后来，他们的微笑突然就僵住了，那真的有点过于匆忙。有一次，爷爷牵着她到一个村子里去唱词，那一次，他们住在那个村子的祠堂里。安顿下来之后，爷爷就到村里弄吃的东西了。可是，当他拿着吃的东西回来的时候，他感觉哪里有点不大对劲，可是，又说不出不对劲在哪。他们没有吃东西，她弹起了牛筋鼓给爷爷唱了一段她自己编的词，这段词描写了一个人，一个男人，他身上有羊膻气，显然今天刚杀过羊，他还喝了点红酒，吃了点鱼和大蒜最后，她对爷爷说：你去村里把他找来，他欺侮了我！爷爷那时也许急昏了头，二话没说赶紧就去村里找人了。根据她的描述，爷爷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男人。那个人一见爷爷就想跑，爷爷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也许是那人被爷爷的样子吓住了，硬是把他给拖到祠堂里。可是，一回到祠堂，爷爷却发现她已经上吊死了。那一刻，爷爷才一切都明白了。第二天，人们在祠堂里发现了那个人被捆在柱子上的尸体，他的下身正挤着一铊黑乎乎的蚂蚁；爷爷已经不知去向。从那时起，爷爷从我们村，从我们家族史上消失了。二爷爷成了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爷爷。爷爷似乎是我们村最不在意生存的人，但是最后，他还是为了活命而东躲西藏，看来，生存这张网铺得是多么广，网眼是多么细啊。
虽然爸爸常常忧心忡忡地说我这也像爷爷那也像爷爷，可是，我们对爷爷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我们低头抬头见到的，是二爷爷那乐不可吱的形象。晚年的二爷爷，那么老了，可是，只要奶奶吱个声，他就会像只捞到网里的虾那样蹦跳个不停。关于爷爷，家里人也很少提起，有时候，吃过晚饭，坐在院子里纳凉，爸爸会指着那桃树对我们说，那是你们爷爷栽的，你看，接着，他就会很快地说，他栽的树也是不三不四的树。而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人，我是眼看着他们在我眼前来来去去的。可是，他们和他们相好的故事，远没有爷爷故事那样吸引我，我甚至常常为他们感到吃力，也许，这也表现了我和爷爷相似相吸的地方吧。
后来，我发现村人相好也有一定的原则，那就是一个人一般都只有一个相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和另一个人确立了相好关系，其它的人便会承认他们这种关系，有时候还会把这种关系看得比夫妻关系还要重要，其它对她或他有意思的人，也就会自动退出。但像前面所说的，对郭先生却是网开一面。所以，我们村虽然相好成风，但纠纠缠缠的瓜葛却很少。到了爸爸妈妈他们这一代，看电影已经取代了听唱词。当然，这样的机会也是很少的，一年也就那么几次，而且要到邻村或到十几里外的乡里。唱词这种消遣，似乎在爷爷和他的相好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再也没有响起过牛筋鼓那简单、古朴而又清澈的“当当”声。看电影的快乐，并不仅仅在于电影本身，而更在于那看电影时来去的路上。那时候看的电影，有轰动一时的少林寺、武当志、少年俗家弟子、英雄出少年等片子，也有我们这儿人喜欢的白蛇传、五女拜寿、云中落秀鞋、画皮。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但大家兴头更好的似乎还是在那来去的路上。晚上哪个村有电影，这个消息白天就在村里传开了，大家就像盼元宵佳节一样盼着夜晚的来临。傍晚，去看电影的人都早早地吃过了饭，在夕阳还挂在村边的山上的时候，大家就呼朋引伴地出发了。走着走着，成群结地的人就化整为零，变成了一对一对，大家自觉地拉开一段距离，远远看去，村路上的这一对一对，就像是电线上停着的燕子。当然，我们小孩子还是成群结堆的，被大人们赶在最前面。大人们这么一对一对地带着那么点亲热和柔情蜜意前行着，从来并不避讳我们——他们连大人们都不避眼，怎么会在意我们这些小孩子家呢？这就是我们村相好的体面和公开，甚至还带着那么点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小孩子对这样的场面多半也是欢欣的，这时候的妈妈或爸爸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亲切，前所未有的大方——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伸手到他们口袋里掏毛钱。那时候看的电影都是露天电影，都是在村子里找块大的空地，在两棵树之间拉上银幕，就可以放电影了。像我们这些外村人，就只好站着看了。但这样也有好处，没有凳子的约束，可以到处走。我们小孩子似乎更喜欢蹲在影幕的背面看那反着来的影像。看了电影回来的路上，我们小孩子照样被赶在最前面。他们又一对一对地落在后面。借着淡淡的月光，我们回头看着他们每一对几乎都粘在了一起，好像是一个人突然间胖了一圈，有时还会正好看到某一对相好从路上踉跄地滑入路下，滑入路下的溪里。每一次回头之后，我们都会互相催促着赶快紧跑几步，生怕大人们发现我们的偷觑似的，但是却充满着兴奋的大呼小叫。这路上的快乐是那么浓郁，它甚至超过了看电影本身。所以，当同一部电影在不同的村轮流放映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场都没有落下，有的电影，像少林寺，很多人都看了六七遍。虽然一年里，看电影的机会就那么有限的几次，但它就像一年里的那几个节日一样，让我们充满期盼，看过之后，又让我们充满回味，似乎由于这样几次看电影的机会，日复一日的日子也变得不那么漫长，不那么重复和单调了。
我妈妈是真的喜欢电影。和我妈妈一样喜欢的，还有我们的姑姑，也就是叔婆带来的那个女儿。小叔公和叔婆后来没再生育，姑姑就留在家里招婿。她们喜欢看电影，不仅是为了她们的相好，也真的为了电影本身。她们的这种对电影的爱好，最初在她们对故事的爱好中就表现了出来。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唱词没了，电影也几乎见不到，那时候，妈妈她们的爱好就是听故事，我们这儿叫听讲古。我们邻居有一个小伙伴的外公很会讲古。那个老头子六十多岁了，说话都有些漏风了，但精神却很好，他的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都给人金光闪闪的感觉。到了手头的活儿空了点，妈妈她们就会把他叫来，让他给大家讲古。他讲的大多是一些民间故事，什么三个女婿、天理良心、狐狸精之类的，很少讲那些历史典故。所以他的故事对男人们没什么吸引力，但妈妈她们喜欢。我也喜欢。
我们家族史上，女人总是比男人更能干也更有情趣，甚至，还有才气。我们的家，一代一代，都是靠女人的双手撑出来的。我爸爸倒是没有遗传了爷爷那份浪荡子的习性，但是，他却走向了爷爷的反面。这，同样也非常糟糕。他似乎积极地从爷爷那里吸取教训似的，他的一切都是实用主义的、都是生存主义的，除了一心扑在他的田地上，他对其它的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在他的人生信条里，不浪费是至高无上的，是评判一切的标准，也是他行动的指南。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浪费。他认为，爷爷的一生，是浪费的一生。他不浪费一分田地，也不让田地浪费一点时间，他就像最苛刻的地主一样剥削着他的田地，也剥削着他自己。同时，他也不浪费一分钱，不浪费一分精力。他认为，几乎所有的人情，都是一种浪费，他觉得最好和任何人都不要有来往。好在，妈妈总是会背着他做着种种人情。除了在田里，剩下的时间，他就靠在家里的那张靠椅上或躺在床上。他认为睡觉是最合算的，既省力气又省粮食。除了侍候他的田地和算计他的一日开支，他对其它的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对女人也不感兴趣。他是村里少数几个没有相好的男人之一。他觉得相好也是浪费的事。妈妈在我们村里是算得上漂亮的，连郭先生都和她很好。可是，爸爸却似乎对妈妈都不感兴趣。就是这样一个一点意思都没有的爸爸，还凶，还倔，还一根筋。妈妈不仅漂亮，能干，而且还会做人，对什么都有着浓厚兴趣，是那种方方圆圆都做得很好、很得人识的女人。小时候，我们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就会忍不住问妈妈：为什么不和爸爸离婚，啊，为什么？妈妈总是笑笑，说：妈妈走了，你们跟谁？我们说跟妈妈。她又说，那爸爸不是一个人啦？
妈妈既有认命的一面，又有抗命的一面。她认为这生命里，有一些东西是说不清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她觉得那就是命。就像她从遥远的地方嫁到我们这个她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的陌生的村子，嫁给爸爸这样一个同样陌生的男人。如果不是命，那又怎么说呢？但是，她又觉得人生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命的，还有一部分属于自己。就像忙里偷闲她可以听听古看看电影或和女人们拉拉家常和男人们调调情。这忙似乎是注定的，但这闲却是自己偷来的。后来，妈妈和有着同样想法的郭先生相好了也就不奇怪了。
听说，郭先生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是个高才生，而且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毕业之后会被分配到我们学校里来教书的。要知道，在他们那个年代，像他们这样科班出身的师范生真是凤毛麟角。没想到的事还有。正像我在那篇写郭先生的小说最后一位先生里所说的，他那位漂亮的、爱清洁的、仔细的女同学，跟他来到了乡下，来到了村里，可是，最后因为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厕所解决问题而哭着离开了。郭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命——虽然他接受的是唯物主义，可是，他生活的乡村更流行用命去解释一切——这些属于命的东西，他接受了。所以，后来因为他出色的教学成绩，乡里决定把他调到乡中心校里去教书，他拒绝了。乡中心校里的那些老师说他是被我们这里的女人给迷住了。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他在某一方面认命了。他在农村长大，虽然他是一位先生，可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他用农民的方式去对待命运。同时，他也学会了忙里偷闲，命里偷欢。至少，在我们村人的感觉里，他是快乐的。他不仅得到我们一村——其实是附近几个村——老老小小不折不扣的尊敬，同时，他还得到许多女人的一切。不过，郭先生似乎有一个规矩，他只对已婚的女人有说有笑，对那些未出阁的黄花闺女，他总是避而远之的。他说，那些都算是他的学生——学生的姐妹也是他的学生，所以，他不能对她们有非份之想。同时，他认为，一个女人的好，只有在她结了婚之后才看得出来。少女的种种好是不言自明的，但也是虚假和不真实的，就像小孩子的纯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洁，而是因为无知。
显然，郭先生只跟我们村里那些“好”女人相好。在郭先生的眼里，妈妈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好女人，而且还可能是好女人里的极品——虽然，在我们村，就是极品也可能只是倾村倾户而已。郭先生有许多的相好——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但妈妈的相好无疑只有郭先生一个。但妈妈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不过，他们相好的并没有其它人那么体面，似乎总是遮遮掩掩的，这让做小孩子的我感到老大的不高兴——因为，别人总是觉得郭先生对我妈妈没有对其他人的妈妈那么好——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后妈生的失宠的孩子。
是的，我们对妈妈和郭先生这种有点遮遮掩掩的相好既不明白，也有不满。有一天傍晚，郭先生在我们家吃晚饭。那一天，爸爸不在家，他跟村长到乡里开什么会了。好像是什么“精耕细作”的会，反正，我们听不明白也记不清楚。那顿饭，我们吃得特别有味道，不仅菜丰盛，而且，那种气氛过后都叫我们怀念。郭先生对我们客客气气，妈妈对我们也是客客气气。我和弟弟高兴的几乎有点忘乎所以了，可是，妈妈还是笑咪咪的。吃过饭，天色还早，可妈妈却点了灯，催我们上床睡觉。这回我们很听话，我们知道，晚上可以不用写作业了，我们可以好好地钻到被窝里玩。郭先生也说他要走了，他那份郑重的神态，倒像是对我们说的，说着，他就走出了门。我们到后院水井边洗了脚，就回到房间，嘻嘻哈哈地钻到床上去了。我们在床上玩着小孩子的游戏，天色实在太早了，我们根本睡不着。在玩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没有对弟弟说，那就是我觉得妈妈的床上有一个人。那时候，我们的床和大人的床都铺在一个房间里。虽然他是那么仔细，可是，那种呼吸的波动和偶尔的蠕动，还是被我感觉到了。那会是谁呢？不一会儿，妈妈洗刷完毕之后，也吹了灯，躲到床上。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从妈妈床上传来蟋蟋嗦嗦的声音，甚至连弟弟也感觉到了，他停止了玩耍，瞪大眼睛看着我。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最终，他也没有声张。我们就这样噤了声，没了声音和举动。那边床上的声音渐渐就激烈起来，甚至有点天翻覆地的意思。那声响有些是我熟悉的，爸爸妈妈时常会制造出那样的声音，可是，还有一部分却是陌生的，这些陌生的声响让我展开了联想，我想象它们是怎么发出来的。没想到，不一会儿，弟弟居然真的睡着了。我一个人听着那声音，觉得很没劲，也有点不满。可是，慢慢地，我就听出来，那是郭先生。我放心地睡了，郭先生让我放心。在朦朦胧胧中，我好像还听到郭先生和妈妈轻声的说话声。半夜里——我总觉得那是深更半夜了，我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妈妈似乎比我醒得更快，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听到爸爸敲着门叫着妈妈的同时，也听到妈妈床上传来的忙乱声，似乎是商量又似乎是在穿着衣服。
“是爸爸。”我说。我似乎是忍不住地在提醒妈妈，爸爸叫了半天了，她却不知道应。
“就来了，就来了。”妈妈突然醒过来似的应道。同时，我感觉到郭先生钻进了床底下。
“月光夜，我连夜走了回来。”爸爸说“住旅馆的钱，省了下来，归我自己了。我还带了瓶牛皮酒。”
“什么牛皮酒？”我钻出被窝要爸爸的酒看。弟弟也醒了过来，不过，他只是睁开眼睛，并没有爬起来。
“怎么还没有睡？”爸爸问。
“床底下有人，我们怕——”我突然说。
“我也怕，床——”弟弟看看我，也说。
“这么胆小。”爸爸说“爸爸一个人走回来，鬼都不怕呢。”
慢慢地，我们房间又趋于安静。在再一次袭来的睡意朦胧中，我似乎听到爸爸妈妈的叮叮当当，好像是爸爸说要，妈妈说不要。可我毕竟很快就睡着了，毕竟是小孩子啊，甚至把床底下的郭先生都给忘了。
后来，我才弄明白那瓶让爸爸兴高采烈的牛皮酒原来叫啤酒，我也从爸爸的杯里尝了一小口，几乎永远记住了那种像泔水一样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妈妈叫我起床的时候，我还不忘看一眼她的床。我不知道郭先生是否还在床底下。当我吃过饭背着书包到学校的时候，发现郭先生已经在教室里了，他正把头趴在讲台桌的沿儿上。偌大的教室，就他一个人。
“郭先生早。”我赶紧说。我几乎是慌不择词了，可是，脱口而出的却是这一句，还好。
“你，你早——”郭先生急忙抬起头，望着我，然后客气地说道。他的额头上有一道通红的压痕，在抬头的一刹那，我似乎还看到他的嘴角涎下一丝口水，他很快地用左手把它擦去了。在他的客气里，我读不出任何的东西，甚至，连昨晚在我家吃饭的事似乎都看不出来。在那一刻，我觉得大人毕竟是大人啊。
这就是我们村，我们村的人和事。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就像我们看一个人，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小部分，我们看一村子，也只看到冰山的一角。当我们踩灭了火，走出房间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不知道，丽听了，在想些什么，可是，她脸上分明多了一份肃穆。人去楼空的村子真静啊，静得就像这积雪的白，或者说像白里偶尔露出的那么点黑。我们挽着手走出村子，回首望去，村子里的那些白头黑脸的房屋，静静地蹲在雪地里，蹲在这山坳间，像是闭幕前舞台上那一把把还没来得及撤去的椅子，它们是那么孤独。坐在椅子上的人去了，可我们仍能感觉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日常传奇。我们的村子是短暂的，它就像是一个独幕剧，或者一个小品，可是，在它上面进进出出的演员，却都是那么投入，那么认真，他们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演戏，根本不知道，这舞台有拉幕的时候。是的，每一个人都活得那么认真。
饱村的形象，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几乎是在一两年之间，就把我们村好几个没有姐妹可以换亲的大龄光棍汉的婚事给解决了。比如我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他小叔公的，就捡了这么一门婚姻。我爷爷三兄弟，却硬是没有一个姐妹，这样，我姥姥节衣缩食花大代价用三百斤谷子给老大娶了门亲事，老二老三就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打光棍了。可是，那一年闹饥荒，邻县一个男人把他的妻子女儿带到我们村，叫我们村里哪个男人把她们留下。我姥姥把她们留下给了叔公。后来，生活好了，我叔婆仍然呆在我叔公家，并没有回她原来的家。不过，隔一段时间，她会回邻县的那个家一趟，那里有她的两个儿子。有时候，那个男人也会来叔公家住一段时间。他们三个相处的似乎很好。当然，有那么点不好，我们小孩子也是听不到看不到的。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睡觉的。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每天晚上睡觉前石头剪刀布或者像有的人说那样是看我叔婆那晚给谁端洗脚水她就跟谁睡。为了弄清这一点，我好几次借口睡在叔公家，闹着要和堂弟一起睡。可是，我什么也没发现，也许，他们房子太大了，他们有种种可能。这样捡过来的婚姻，在我爷爷那一代人，有很多。好的，还两家人合在了一起，最不济，也走起了亲戚。他们是融洽的，虽然有点沉默的样子，但似乎也不缺少幸福。像我叔婆和她原来男人那样的相好，似乎是一种带着沧海桑田的相好，看了总是让人不敢多嘴。
当然，我爷爷后来自然也没有打光棍，要不，也就没有我们了。我们村关于婚姻似乎有着许多变通的办法。生存的智慧，往往是最大的智慧。像我叔公的婚姻，似乎就是母系氏族一妻多夫制的现代版。而我爷爷所经历的，是它的另一个版本，差不多是兄弟共婚的那种。当然，只是差不多。解放初期，我爷爷的哥哥，那个老大，有一次挑一担劈柴到镇上的砖窑里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有的人说是遇见歹人了，有的人说是被狐狸精勾走了，有的人却说一定是被台湾潜入的特务带走了——这样的事那时候时有发生，但是我爷爷却坚持说是被他哥的老婆他的大嫂给气走的——她太厉害了。我姥姥哭得天昏地暗，结果哭瞎了一只眼睛，她说，老大就是她的一只眼睛啊，三个儿子她就指望老大，老天却把他要走了。爷爷听了直摇头，可他没想到的是，姥姥要他和他的嫂子把事情办了。这样的事在我们村很多，大多都是当哥哥的有三长两短了——有的是没了命，有的是得了软病卧床不起了，嫂子就改嫁给了小叔子，偶尔也有弟媳嫁给哥哥的。这当嫂子的和当小叔子的，一般都不说什么，默默地，在人们的调排中，做成了一对既熟悉又陌生的夫妻。至于那当哥哥的，不管是硬在棺材里的还是软在床上，也都是沉默的。但好像也有个别例外的。我们下屋有个叔叔，他得了糖尿病，病得很严重，脚趾头都溃烂了。他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年，好像要这样躺一辈子似的。他们的家眼看着就要散了，他的弟弟年纪大了还讨不到老婆。大家——其实更多是他们父母的意思，看看那个当哥哥反正是没指望了，就想调排成嫂子和小叔子的好事。可是，他们办事那天，他却寻了短见。他把自己的双手捆在身后，然后爬到院后——他已经不大能站起来走路了——栽到水井里淹死了。从他把自己的手捆在身后，可以看出他是下了死的决心的，但好像也想用这种方式表示抗议——如果不是手捆在背后，别人还以为他是不小心栽到井里淹死的呢。可是，在他的葬礼上，所有的人都对他进行了谴责，说他不明理，不体谅，做的难看。在我们村，在生存面前，活人是最大的——而不是死人。他的葬礼几乎成了对他的寻短见的批判会。可惜他死了，听不见，但活人们都听见了。当然，人们说归说，心却是软的，说的是道理，心里却还是充满同情的，大家特别为他多守了一天的灵。因为有先例，有生存的现实摆在面前，爷爷虽然不乐意，他总觉得他的嫂子——我们奶奶——太厉害了，却也不好说什么。他打光棍事小，但如果让奶奶带着孩子走了改嫁了那损失就大了，何况，在姥姥的眼里，奶奶是百里挑一的好女人。照理说，像我姥姥那样厉害女人，是很难和媳妇合得来的，可是，她看奶奶就像看自己的亲生小女儿一样，横看竖看都是一个顺眼，都是一个笑咪咪。可是，我爷爷毕竟不是过生活的男人，在认命里又有点玩命不恭，他是那种浪荡成性的人，他用他的方式表现他的妥协与不合作。听说我爷爷一生只和奶奶同床共枕三次，第一次是他们的新婚之夜，后面两次，一次生了我大伯一次生了我爸爸。这不仅可以看出我爷爷的个性，同时也看得出我爷爷的聪明——他什么都懂，他对女人的了解一点都不比别人少。爷爷大多数的时间都不在家，在哪儿呢，不知道。他看起来很忙又很闲。就是在村里，他也不爱在家，总是这家进那家出的，姥姥说，家对爷爷来说，比那客店还客店亭子还亭子，厕所也是人家的香。这样的爷爷和奶奶，自然都应该有他们的相好，要不，这人生也太难熬太无味了。
对于爷爷那一代人相好的故事，我了解的并不多。我听说，奶奶的相好是爷爷拎回来的，当然，也可以说是拎出来的。我的那个厉害奶奶，虽然我爷爷总是敬而远之，可是，实在并不难看，甚至还算得上有几分姿色。尤其是她的能干、泼辣和那份风风火火，使她还有着一种特别吸引人的味道。大家说她走路就像是安了弹簧似的，干活就像鸡啄米似的——又快又准，有板有眼。所以，爷爷对奶奶的那份敬而远之，更多的是一份固执和坚持，是一种个性使然，到后来，已经不是针对奶奶而是针对他自己的个性了。奶奶里里外外的活都能干，所以，她有一半的时间在家里，有一半的时间在地里、山上。当然，这样和男人们接触的机会自然不少，对她有意思的男人慢慢就看出来了。可是，奶奶在这方面做的却不泼辣，至少表面上看不到希望和好戏，这和我们这里的大多数女人不一样。所以对他有意思的男人慢慢地又消失了。在大家的分析看来，她是在树旗杠给爷爷看。可是有一天，爷爷却把上屋的光棍七带回了家。阿七走在爷爷面前，不时地回头对爷爷笑，像是爷爷押着的一个犯人。爷爷招待他喝了酒，然后对他说：以后就住在我家，一则省得你一个人烧饭，二则算是帮我们，我们家正缺个正脚手呢。原来，他就是奶奶的相好。这以后，阿七真的就在我们家住下了，我们管他叫二爷爷。二爷爷可爱听奶奶的使唤了，奶奶不管吱他干什么，他都高兴的不得了，跑得像一只壁虎。大家说他们才是一对相好，添了二爷爷，奶奶就像是多了一双手多了两只脚，而二爷爷跟了奶奶，就像一个人突然多了一个心多了一份笑脸儿，那有多开窍啊。
再说爷爷。爷爷很少在村里，更少在家。像姥姥早就说过的，他的脚是用来四处游荡的，他嘴是用来吹牛和吃四方饭的，而他的手，只有拿筷子的时候才表现出少有的力气。而后来，当爷爷和奶奶办了事之后，姥姥又下了断言，说一个对女人没有兴趣的男人，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出息的。可是，不久之后，人们悄悄地——其实是欲盖弥彰地——告诉她，我爷爷跟一个女人好上了，他有相好了。
“谁？”姥姥睁开她的那只好的眼睛，像是在瞄准对方。
大家悄悄告诉她，和爷爷相好的就是常来我们这里唱词的那个女人——那个瞎眼女孩。哦，奶奶点了点头，表示她想起来了。至于爷爷和她相好的事，她未作任何评价，似乎他做的所有事，都在她的意料之中。或者说，他总是做出人意料的事，她已经见怪不怪了。关于这个瞎眼女孩，大家实在很容易想得起来。前面说过，像我们这样的村子，娱乐活动是很少的，有一段时间，唱词是主要的一种。当然，它后来慢慢被电影取代了，那是后话。那时候，每一年的秋后冬闲或正月春闲季节，都会有词师挨村唱词。我们这里的唱词，大名叫温州鼓词，和北方的说书有点像，但更接近于苏州方向的评弹，它用的乐器是一面小小的牛筋鼓，再加一块醒木。所以，唱词靠的全是艺人的一张嘴。奇怪的是，像这些走江湖的词人，多半都是瞎子，可能是瞎子干别的事不适合，干唱词这一行正好，而且，据说瞎眼的人记忆力特别的好，记住的唱本也就特别的多。常来我们村唱词的就是这么个瞎眼的女孩。领着她的，是她的爷爷。她长的并不漂亮，黑黑的，瘦瘦的，还是一副病蔫蔫的样子，可是，因为她的瞎眼，她总是耷着眼皮，所以，她的脸部就有一种特别的光洁、肃穆，好像苍蝇飞上去都会掉了下来，尤其是当她唱词的时候，这种光洁和肃穆就像石子投进水里荡漾开来一样，常常会让人看得发呆。她的音色和唱功都一般，都不算上乘，可是，也许瞎眼的缘故，她总是唱的特别投入，一段两段下来，就紧紧地把大家的心揪住了，尤其是唱牡丹亭、后西厢、杜十娘这些本子，那真是叫人整个心儿不由得跟着她的声音走。所以，她在我们村常常一唱就是小半个月。她唱五虎闹京都、薛仁贵征西、水浒一百零八将，也唱金枝与吴三春、卖油郎。对于村里的男人来说，她是一个让他们感觉不一样的女人。开始的时候，因为她是盲女，所以大家并没有怎么把她看在眼里。可是，随着她那声情并茂的唱词一夜一夜地唱下来，随着她词里的那个世界在人们面前一个一个地展开，人们慢慢感觉到了她的那份与众不同的光洁、肃穆，感觉到了她迷人、神秘的一面，她的那双总是盖着眼皮的瞎眼，似乎也不再是碍眼的过失，而成了一种美丽的装饰和高贵的宣言。所以，后来，很多男人开始慢慢对她有了好感，又因为她双眼看不见，所以很多人总是想着吃点她的软豆腐。可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她却是个极敏感极刚烈的女孩，她时刻像只小鹿那样警觉地提防着男人。有时候，有人会乘她爷爷走开的当儿靠上前去，男人们还没有碰到她，她翕动着鼻翼，然后就发出尖利的像是防空警报那样的叫声，图谋不轨的男人只好哂笑着溜回自己的座位。大家屡试不爽，没有一个自以为是的男人得逞。后来大家发现，这个瞎女孩有着特别发达的嗅觉，男人们只要靠近她一定的距离，她就能嗅得出来，她就会发出尖利的像防空警报一样的叫声。可是，如果是一个女人，她的姐妹们靠近她，她就能够开放她的领空，友好地接受对方。不过，因为的确谁也没有占过她的便宜，所以，大家对她的敏感和刚烈，也就没了反感，甚至，渐渐有了敬而远之的味道，总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地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在她那么多忠实的听众里，爷爷是其中一个。用姥姥的话说，爷爷这种人就喜欢这些东西。的确，爷爷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和积极。他不仅每场必听，而且在开场前他总是要早早地来了，而且和她爷爷讨论昨晚唱本里的情节和人物。其实，她的爷爷只是爷爷和她之间的一道道具，爷爷问他，然后他把意思传给了她，所以，讨论着讨论着，最后就慢慢是爷爷和她在讨论。爷爷在听唱词方面不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甚至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本事。很多唱本，他听了一两遍，就能记个八九不离十。到后来，我们村的老人们就把点唱本的任务交给了爷爷。至于爷爷最后怎么和她相好上的，大家的确不得而知。大家想象着她那小鹿一样的警觉和刚烈，就为不知道爷爷怎么得手而感到遗憾。不过，后来当大家看到爷爷牵着她的手挨村去唱词的时候，倒是有了一种说法。说是她虽然嗅觉那么发达，像小鹿一样对男人们充满警觉和提防，但是，这份嗅觉似乎并不针对爷爷，因为大家记得有时候爷爷靠过去和她爷爷讨论唱本的时候挨她是相当近的，可是她并没有发出防空警报一样尖利的叫声。不过，很多人觉得这是马后炮，不足为凭。
后来，当我上了学，郭先生表扬了我的作文说我描写东西描写的特别好的时候，爸爸说爷爷的代被我传下来了。爸爸这样说的时候，没有一点丁的高兴，甚至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让郭先生很吃惊。在我们家人看来，爷爷身上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是要不得的。谁要是生了爷爷这样的儿子，真是肚子撑疼了。在爷爷牵着那个瞎女人挨村挨乡唱词的日子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一路上向她描述看到的东西。他的描述是那么生动，那么成功，以至她一路上，甚至整天是笑咪咪的。从她那满足的、发自内心的微笑里，我们可以想象在她的心里，一定展现了一幅幅比我们现实世界还要美丽许多许多的风景。爷爷显然也在自己唾沫横飞的描述里找到前所未有的快乐。甚至，他们俩还把这些美丽的描述编进了她的唱词。当他们两个从一村走向另一村，各个村的人们看着他们走来又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大家都说这真是一对幸福的相好，多么令人羡慕啊。可是，后来，他们的微笑突然就僵住了，那真的有点过于匆忙。有一次，爷爷牵着她到一个村子里去唱词，那一次，他们住在那个村子的祠堂里。安顿下来之后，爷爷就到村里弄吃的东西了。可是，当他拿着吃的东西回来的时候，他感觉哪里有点不大对劲，可是，又说不出不对劲在哪。他们没有吃东西，她弹起了牛筋鼓给爷爷唱了一段她自己编的词，这段词描写了一个人，一个男人，他身上有羊膻气，显然今天刚杀过羊，他还喝了点红酒，吃了点鱼和大蒜最后，她对爷爷说：你去村里把他找来，他欺侮了我！爷爷那时也许急昏了头，二话没说赶紧就去村里找人了。根据她的描述，爷爷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男人。那个人一见爷爷就想跑，爷爷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也许是那人被爷爷的样子吓住了，硬是把他给拖到祠堂里。可是，一回到祠堂，爷爷却发现她已经上吊死了。那一刻，爷爷才一切都明白了。第二天，人们在祠堂里发现了那个人被捆在柱子上的尸体，他的下身正挤着一铊黑乎乎的蚂蚁；爷爷已经不知去向。从那时起，爷爷从我们村，从我们家族史上消失了。二爷爷成了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爷爷。爷爷似乎是我们村最不在意生存的人，但是最后，他还是为了活命而东躲西藏，看来，生存这张网铺得是多么广，网眼是多么细啊。
虽然爸爸常常忧心忡忡地说我这也像爷爷那也像爷爷，可是，我们对爷爷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我们低头抬头见到的，是二爷爷那乐不可吱的形象。晚年的二爷爷，那么老了，可是，只要奶奶吱个声，他就会像只捞到网里的虾那样蹦跳个不停。关于爷爷，家里人也很少提起，有时候，吃过晚饭，坐在院子里纳凉，爸爸会指着那桃树对我们说，那是你们爷爷栽的，你看，接着，他就会很快地说，他栽的树也是不三不四的树。而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人，我是眼看着他们在我眼前来来去去的。可是，他们和他们相好的故事，远没有爷爷故事那样吸引我，我甚至常常为他们感到吃力，也许，这也表现了我和爷爷相似相吸的地方吧。
后来，我发现村人相好也有一定的原则，那就是一个人一般都只有一个相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和另一个人确立了相好关系，其它的人便会承认他们这种关系，有时候还会把这种关系看得比夫妻关系还要重要，其它对她或他有意思的人，也就会自动退出。但像前面所说的，对郭先生却是网开一面。所以，我们村虽然相好成风，但纠纠缠缠的瓜葛却很少。到了爸爸妈妈他们这一代，看电影已经取代了听唱词。当然，这样的机会也是很少的，一年也就那么几次，而且要到邻村或到十几里外的乡里。唱词这种消遣，似乎在爷爷和他的相好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再也没有响起过牛筋鼓那简单、古朴而又清澈的“当当”声。看电影的快乐，并不仅仅在于电影本身，而更在于那看电影时来去的路上。那时候看的电影，有轰动一时的少林寺、武当志、少年俗家弟子、英雄出少年等片子，也有我们这儿人喜欢的白蛇传、五女拜寿、云中落秀鞋、画皮。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但大家兴头更好的似乎还是在那来去的路上。晚上哪个村有电影，这个消息白天就在村里传开了，大家就像盼元宵佳节一样盼着夜晚的来临。傍晚，去看电影的人都早早地吃过了饭，在夕阳还挂在村边的山上的时候，大家就呼朋引伴地出发了。走着走着，成群结地的人就化整为零，变成了一对一对，大家自觉地拉开一段距离，远远看去，村路上的这一对一对，就像是电线上停着的燕子。当然，我们小孩子还是成群结堆的，被大人们赶在最前面。大人们这么一对一对地带着那么点亲热和柔情蜜意前行着，从来并不避讳我们——他们连大人们都不避眼，怎么会在意我们这些小孩子家呢？这就是我们村相好的体面和公开，甚至还带着那么点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小孩子对这样的场面多半也是欢欣的，这时候的妈妈或爸爸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亲切，前所未有的大方——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伸手到他们口袋里掏毛钱。那时候看的电影都是露天电影，都是在村子里找块大的空地，在两棵树之间拉上银幕，就可以放电影了。像我们这些外村人，就只好站着看了。但这样也有好处，没有凳子的约束，可以到处走。我们小孩子似乎更喜欢蹲在影幕的背面看那反着来的影像。看了电影回来的路上，我们小孩子照样被赶在最前面。他们又一对一对地落在后面。借着淡淡的月光，我们回头看着他们每一对几乎都粘在了一起，好像是一个人突然间胖了一圈，有时还会正好看到某一对相好从路上踉跄地滑入路下，滑入路下的溪里。每一次回头之后，我们都会互相催促着赶快紧跑几步，生怕大人们发现我们的偷觑似的，但是却充满着兴奋的大呼小叫。这路上的快乐是那么浓郁，它甚至超过了看电影本身。所以，当同一部电影在不同的村轮流放映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场都没有落下，有的电影，像少林寺，很多人都看了六七遍。虽然一年里，看电影的机会就那么有限的几次，但它就像一年里的那几个节日一样，让我们充满期盼，看过之后，又让我们充满回味，似乎由于这样几次看电影的机会，日复一日的日子也变得不那么漫长，不那么重复和单调了。
我妈妈是真的喜欢电影。和我妈妈一样喜欢的，还有我们的姑姑，也就是叔婆带来的那个女儿。小叔公和叔婆后来没再生育，姑姑就留在家里招婿。她们喜欢看电影，不仅是为了她们的相好，也真的为了电影本身。她们的这种对电影的爱好，最初在她们对故事的爱好中就表现了出来。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唱词没了，电影也几乎见不到，那时候，妈妈她们的爱好就是听故事，我们这儿叫听讲古。我们邻居有一个小伙伴的外公很会讲古。那个老头子六十多岁了，说话都有些漏风了，但精神却很好，他的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都给人金光闪闪的感觉。到了手头的活儿空了点，妈妈她们就会把他叫来，让他给大家讲古。他讲的大多是一些民间故事，什么三个女婿、天理良心、狐狸精之类的，很少讲那些历史典故。所以他的故事对男人们没什么吸引力，但妈妈她们喜欢。我也喜欢。
我们家族史上，女人总是比男人更能干也更有情趣，甚至，还有才气。我们的家，一代一代，都是靠女人的双手撑出来的。我爸爸倒是没有遗传了爷爷那份浪荡子的习性，但是，他却走向了爷爷的反面。这，同样也非常糟糕。他似乎积极地从爷爷那里吸取教训似的，他的一切都是实用主义的、都是生存主义的，除了一心扑在他的田地上，他对其它的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在他的人生信条里，不浪费是至高无上的，是评判一切的标准，也是他行动的指南。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浪费。他认为，爷爷的一生，是浪费的一生。他不浪费一分田地，也不让田地浪费一点时间，他就像最苛刻的地主一样剥削着他的田地，也剥削着他自己。同时，他也不浪费一分钱，不浪费一分精力。他认为，几乎所有的人情，都是一种浪费，他觉得最好和任何人都不要有来往。好在，妈妈总是会背着他做着种种人情。除了在田里，剩下的时间，他就靠在家里的那张靠椅上或躺在床上。他认为睡觉是最合算的，既省力气又省粮食。除了侍候他的田地和算计他的一日开支，他对其它的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对女人也不感兴趣。他是村里少数几个没有相好的男人之一。他觉得相好也是浪费的事。妈妈在我们村里是算得上漂亮的，连郭先生都和她很好。可是，爸爸却似乎对妈妈都不感兴趣。就是这样一个一点意思都没有的爸爸，还凶，还倔，还一根筋。妈妈不仅漂亮，能干，而且还会做人，对什么都有着浓厚兴趣，是那种方方圆圆都做得很好、很得人识的女人。小时候，我们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就会忍不住问妈妈：为什么不和爸爸离婚，啊，为什么？妈妈总是笑笑，说：妈妈走了，你们跟谁？我们说跟妈妈。她又说，那爸爸不是一个人啦？
妈妈既有认命的一面，又有抗命的一面。她认为这生命里，有一些东西是说不清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她觉得那就是命。就像她从遥远的地方嫁到我们这个她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的陌生的村子，嫁给爸爸这样一个同样陌生的男人。如果不是命，那又怎么说呢？但是，她又觉得人生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命的，还有一部分属于自己。就像忙里偷闲她可以听听古看看电影或和女人们拉拉家常和男人们调调情。这忙似乎是注定的，但这闲却是自己偷来的。后来，妈妈和有着同样想法的郭先生相好了也就不奇怪了。
听说，郭先生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是个高才生，而且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毕业之后会被分配到我们学校里来教书的。要知道，在他们那个年代，像他们这样科班出身的师范生真是凤毛麟角。没想到的事还有。正像我在那篇写郭先生的小说最后一位先生里所说的，他那位漂亮的、爱清洁的、仔细的女同学，跟他来到了乡下，来到了村里，可是，最后因为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厕所解决问题而哭着离开了。郭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命——虽然他接受的是唯物主义，可是，他生活的乡村更流行用命去解释一切——这些属于命的东西，他接受了。所以，后来因为他出色的教学成绩，乡里决定把他调到乡中心校里去教书，他拒绝了。乡中心校里的那些老师说他是被我们这里的女人给迷住了。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他在某一方面认命了。他在农村长大，虽然他是一位先生，可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他用农民的方式去对待命运。同时，他也学会了忙里偷闲，命里偷欢。至少，在我们村人的感觉里，他是快乐的。他不仅得到我们一村——其实是附近几个村——老老小小不折不扣的尊敬，同时，他还得到许多女人的一切。不过，郭先生似乎有一个规矩，他只对已婚的女人有说有笑，对那些未出阁的黄花闺女，他总是避而远之的。他说，那些都算是他的学生——学生的姐妹也是他的学生，所以，他不能对她们有非份之想。同时，他认为，一个女人的好，只有在她结了婚之后才看得出来。少女的种种好是不言自明的，但也是虚假和不真实的，就像小孩子的纯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洁，而是因为无知。
显然，郭先生只跟我们村里那些“好”女人相好。在郭先生的眼里，妈妈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好女人，而且还可能是好女人里的极品——虽然，在我们村，就是极品也可能只是倾村倾户而已。郭先生有许多的相好——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但妈妈的相好无疑只有郭先生一个。但妈妈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不过，他们相好的并没有其它人那么体面，似乎总是遮遮掩掩的，这让做小孩子的我感到老大的不高兴——因为，别人总是觉得郭先生对我妈妈没有对其他人的妈妈那么好——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后妈生的失宠的孩子。
是的，我们对妈妈和郭先生这种有点遮遮掩掩的相好既不明白，也有不满。有一天傍晚，郭先生在我们家吃晚饭。那一天，爸爸不在家，他跟村长到乡里开什么会了。好像是什么“精耕细作”的会，反正，我们听不明白也记不清楚。那顿饭，我们吃得特别有味道，不仅菜丰盛，而且，那种气氛过后都叫我们怀念。郭先生对我们客客气气，妈妈对我们也是客客气气。我和弟弟高兴的几乎有点忘乎所以了，可是，妈妈还是笑咪咪的。吃过饭，天色还早，可妈妈却点了灯，催我们上床睡觉。这回我们很听话，我们知道，晚上可以不用写作业了，我们可以好好地钻到被窝里玩。郭先生也说他要走了，他那份郑重的神态，倒像是对我们说的，说着，他就走出了门。我们到后院水井边洗了脚，就回到房间，嘻嘻哈哈地钻到床上去了。我们在床上玩着小孩子的游戏，天色实在太早了，我们根本睡不着。在玩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没有对弟弟说，那就是我觉得妈妈的床上有一个人。那时候，我们的床和大人的床都铺在一个房间里。虽然他是那么仔细，可是，那种呼吸的波动和偶尔的蠕动，还是被我感觉到了。那会是谁呢？不一会儿，妈妈洗刷完毕之后，也吹了灯，躲到床上。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从妈妈床上传来蟋蟋嗦嗦的声音，甚至连弟弟也感觉到了，他停止了玩耍，瞪大眼睛看着我。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最终，他也没有声张。我们就这样噤了声，没了声音和举动。那边床上的声音渐渐就激烈起来，甚至有点天翻覆地的意思。那声响有些是我熟悉的，爸爸妈妈时常会制造出那样的声音，可是，还有一部分却是陌生的，这些陌生的声响让我展开了联想，我想象它们是怎么发出来的。没想到，不一会儿，弟弟居然真的睡着了。我一个人听着那声音，觉得很没劲，也有点不满。可是，慢慢地，我就听出来，那是郭先生。我放心地睡了，郭先生让我放心。在朦朦胧胧中，我好像还听到郭先生和妈妈轻声的说话声。半夜里——我总觉得那是深更半夜了，我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妈妈似乎比我醒得更快，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听到爸爸敲着门叫着妈妈的同时，也听到妈妈床上传来的忙乱声，似乎是商量又似乎是在穿着衣服。
“是爸爸。”我说。我似乎是忍不住地在提醒妈妈，爸爸叫了半天了，她却不知道应。
“就来了，就来了。”妈妈突然醒过来似的应道。同时，我感觉到郭先生钻进了床底下。
“月光夜，我连夜走了回来。”爸爸说“住旅馆的钱，省了下来，归我自己了。我还带了瓶牛皮酒。”
“什么牛皮酒？”我钻出被窝要爸爸的酒看。弟弟也醒了过来，不过，他只是睁开眼睛，并没有爬起来。
“怎么还没有睡？”爸爸问。
“床底下有人，我们怕——”我突然说。
“我也怕，床——”弟弟看看我，也说。
“这么胆小。”爸爸说“爸爸一个人走回来，鬼都不怕呢。”
慢慢地，我们房间又趋于安静。在再一次袭来的睡意朦胧中，我似乎听到爸爸妈妈的叮叮当当，好像是爸爸说要，妈妈说不要。可我毕竟很快就睡着了，毕竟是小孩子啊，甚至把床底下的郭先生都给忘了。
后来，我才弄明白那瓶让爸爸兴高采烈的牛皮酒原来叫啤酒，我也从爸爸的杯里尝了一小口，几乎永远记住了那种像泔水一样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妈妈叫我起床的时候，我还不忘看一眼她的床。我不知道郭先生是否还在床底下。当我吃过饭背着书包到学校的时候，发现郭先生已经在教室里了，他正把头趴在讲台桌的沿儿上。偌大的教室，就他一个人。
“郭先生早。”我赶紧说。我几乎是慌不择词了，可是，脱口而出的却是这一句，还好。
“你，你早——”郭先生急忙抬起头，望着我，然后客气地说道。他的额头上有一道通红的压痕，在抬头的一刹那，我似乎还看到他的嘴角涎下一丝口水，他很快地用左手把它擦去了。在他的客气里，我读不出任何的东西，甚至，连昨晚在我家吃饭的事似乎都看不出来。在那一刻，我觉得大人毕竟是大人啊。
这就是我们村，我们村的人和事。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就像我们看一个人，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小部分，我们看一村子，也只看到冰山的一角。当我们踩灭了火，走出房间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不知道，丽听了，在想些什么，可是，她脸上分明多了一份肃穆。人去楼空的村子真静啊，静得就像这积雪的白，或者说像白里偶尔露出的那么点黑。我们挽着手走出村子，回首望去，村子里的那些白头黑脸的房屋，静静地蹲在雪地里，蹲在这山坳间，像是闭幕前舞台上那一把把还没来得及撤去的椅子，它们是那么孤独。坐在椅子上的人去了，可我们仍能感觉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日常传奇。我们的村子是短暂的，它就像是一个独幕剧，或者一个小品，可是，在它上面进进出出的演员，却都是那么投入，那么认真，他们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演戏，根本不知道，这舞台有拉幕的时候。是的，每一个人都活得那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