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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算是白白丢了一条命。本来为国家推荐人才是一件好事情，采不采纳也犯不上非要去死的。子鱼和王鼎的尸谏属于一种消极的不可取的规劝方法，想必现代的人不会再像他们这样犯傻了吧。
绝望型。因感到对时局和前途绝望而自杀的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头脸的典型人物当推蒋介石当年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陈布雷虽原是一介布衣书生，却在二十多年中一直是蒋介石政府幕后最有权威的操纵人，是蒋介石在文事方面的左右手，主要为蒋介石策划政事，草拟文告。他毕生忠于蒋介石，从来对蒋介石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不是不敢，而是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闪”念头。他对蒋介石的忠诚与对蒋介石的信赖都是虔心的，他自认为自己是在辅佐蒋介石做着定国安邦的大事，从来不会也不愿想到蒋介石有一天会垮台。但是，当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蒋政权面临不可挽回的颓势时，他是真正地感到痛心更感到绝望了，由绝望而产生自杀的念头。或许他是想以自杀来唤起国民党的警醒，给行将垮台的蒋介石政权注射一针强心剂，但事实证明，他的自杀没有也不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无非是为蒋政权作了无谓的陪葬而已。
抗争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曾经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文革”一时“人妖颠倒是非淆”许多人因受不了突如其来的人身凌辱而争相选择了自杀这条解脱之路，黄泉路上大有摩肩接踵般的势头，比较有名的有文坛老舍、邓拓的自杀，体坛容国团、傅其芳的自杀，军界罗瑞卿大将的自杀未遂，政界自杀的就更多了。他们的自杀似乎都是在印证“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条古训，也似乎都是在作拼死一搏的以死抗争。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自杀者并非都不谙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并非对党和国家都已丧失了信心，他们在自杀前头脑应当说都是相当清醒的。这里不妨举邓拓和田家英为例。据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回忆，邓拓在被打成“三家村”所谓反党集团之首后给党组织写的诀别书中，以铁铮铮的一件件事实揭露了阴谋家和野心家的两面派嘴脸，批驳了他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还满怀深情地用生命的最后一息高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遭迫害时也很悲愤但很清醒地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一个坚信自己所信仰的主义会万岁，一个坚信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他们却不愿意耐着性子等这一天的到来，硬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杀。对邓拓和田家英二人的为人和才华我一向是极其钦佩的，但对他们选择这样的死法我却一直不敢苟同。他们的自杀看似死得壮烈，实际上还是性格里存在有脆弱缺少点坚韧的一面的。
厌世型。这些年来不断听到一些名人的自杀消息，前些年有顾城，他写得一手好诗，却不知为什么竟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还捎带将自己的夫人也与之陪死。就凭这既自私又残忍的一点，我发誓再不看他生前所写死后出版的书。后来有三毛，她是我一位中学同学的小姨，是与琼瑶类似的一位才女。她的自杀一直是一个谜，有的说是为情，有的说是为病，总之是感到这个世界“无可恋”了。现在又有张国荣，本来歌唱得好好的，戏也演得好好的，也不知为什么原因想不通竟从十几层高的楼上跳下去了。这些人的自杀难道都是因为功成名就后看破红尘了么？还是因为心灵受到无可弥合的创伤而干脆以一死来寻求解脱么？没有人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真实答案。但有一点我却敢肯定，他们的选择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都是对这个世界感到厌倦了。他们这样的自杀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是只能使人为之掬泪而不足使人对之效法的。
糊涂型。我之所以想到还有必要单列一种这样的自杀类型，是因为这大千世界上的确还有这样一批糊里糊涂自杀的人们。前些年报刊上曾报道过某些国家存在的邪教组织，裹挟其所在组织的数百信徒集体自杀的事例，那种场面是很有点惊心动魄和惨不忍睹的。你想，不是几个人、十几个人，而是数百人，他们并不是因生活所迫活不下去，也没有谁对他们施以死亡的威胁，却在一个所谓教主的蛊惑号召下，为了一个本来就属虚幻的邪教信仰，就这样自觉自愿地群体自杀了。可以说他们活着时糊里糊涂，死时照样也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这大概也应算得人生悲哀之极致了。
鼎算是白白丢了一条命。本来为国家推荐人才是一件好事情，采不采纳也犯不上非要去死的。子鱼和王鼎的尸谏属于一种消极的不可取的规劝方法，想必现代的人不会再像他们这样犯傻了吧。
绝望型。因感到对时局和前途绝望而自杀的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头脸的典型人物当推蒋介石当年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陈布雷虽原是一介布衣书生，却在二十多年中一直是蒋介石政府幕后最有权威的操纵人，是蒋介石在文事方面的左右手，主要为蒋介石策划政事，草拟文告。他毕生忠于蒋介石，从来对蒋介石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不是不敢，而是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闪”念头。他对蒋介石的忠诚与对蒋介石的信赖都是虔心的，他自认为自己是在辅佐蒋介石做着定国安邦的大事，从来不会也不愿想到蒋介石有一天会垮台。但是，当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蒋政权面临不可挽回的颓势时，他是真正地感到痛心更感到绝望了，由绝望而产生自杀的念头。或许他是想以自杀来唤起国民党的警醒，给行将垮台的蒋介石政权注射一针强心剂，但事实证明，他的自杀没有也不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无非是为蒋政权作了无谓的陪葬而已。
抗争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曾经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文革”一时“人妖颠倒是非淆”许多人因受不了突如其来的人身凌辱而争相选择了自杀这条解脱之路，黄泉路上大有摩肩接踵般的势头，比较有名的有文坛老舍、邓拓的自杀，体坛容国团、傅其芳的自杀，军界罗瑞卿大将的自杀未遂，政界自杀的就更多了。他们的自杀似乎都是在印证“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条古训，也似乎都是在作拼死一搏的以死抗争。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自杀者并非都不谙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并非对党和国家都已丧失了信心，他们在自杀前头脑应当说都是相当清醒的。这里不妨举邓拓和田家英为例。据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回忆，邓拓在被打成“三家村”所谓反党集团之首后给党组织写的诀别书中，以铁铮铮的一件件事实揭露了阴谋家和野心家的两面派嘴脸，批驳了他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还满怀深情地用生命的最后一息高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遭迫害时也很悲愤但很清醒地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一个坚信自己所信仰的主义会万岁，一个坚信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他们却不愿意耐着性子等这一天的到来，硬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杀。对邓拓和田家英二人的为人和才华我一向是极其钦佩的，但对他们选择这样的死法我却一直不敢苟同。他们的自杀看似死得壮烈，实际上还是性格里存在有脆弱缺少点坚韧的一面的。
厌世型。这些年来不断听到一些名人的自杀消息，前些年有顾城，他写得一手好诗，却不知为什么竟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还捎带将自己的夫人也与之陪死。就凭这既自私又残忍的一点，我发誓再不看他生前所写死后出版的书。后来有三毛，她是我一位中学同学的小姨，是与琼瑶类似的一位才女。她的自杀一直是一个谜，有的说是为情，有的说是为病，总之是感到这个世界“无可恋”了。现在又有张国荣，本来歌唱得好好的，戏也演得好好的，也不知为什么原因想不通竟从十几层高的楼上跳下去了。这些人的自杀难道都是因为功成名就后看破红尘了么？还是因为心灵受到无可弥合的创伤而干脆以一死来寻求解脱么？没有人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真实答案。但有一点我却敢肯定，他们的选择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都是对这个世界感到厌倦了。他们这样的自杀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是只能使人为之掬泪而不足使人对之效法的。
糊涂型。我之所以想到还有必要单列一种这样的自杀类型，是因为这大千世界上的确还有这样一批糊里糊涂自杀的人们。前些年报刊上曾报道过某些国家存在的邪教组织，裹挟其所在组织的数百信徒集体自杀的事例，那种场面是很有点惊心动魄和惨不忍睹的。你想，不是几个人、十几个人，而是数百人，他们并不是因生活所迫活不下去，也没有谁对他们施以死亡的威胁，却在一个所谓教主的蛊惑号召下，为了一个本来就属虚幻的邪教信仰，就这样自觉自愿地群体自杀了。可以说他们活着时糊里糊涂，死时照样也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这大概也应算得人生悲哀之极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