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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不是因为我成绩不好，也不是因为我表现不行，是生产队不推荐我。不推荐我的理由很简单，就因为我是一个孤儿，吃队上的粮食。其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心里也不至于很难过。加上我年纪还小，不懂得读书的道理，读不读书无所谓。
新学期开学，当我发现我们村和我一同初中毕业的五个同学中仅有我一人没上高中，在队上出工时，心里渐渐萌发一种对学校的依恋。我开始了悲伤，白天还好一些，到了晚上，独自一人躺在床上，辛酸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往外淌，流到嘴边时是那样的咸，那样的涩！我真是命苦，满腔的悲痛连个诉说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往自己的肚里慢慢咽下，我还是想起了父亲，要是他老人家在世该多好啊！可怜！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听母亲说，我刚出生六个月，我父亲就去世了，死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原因也很简单，我父亲是个大学毕业生，在省城工作，爱好写作，经常有些文章在湖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反右那年，有人说我父亲发表的文章中有反对“三面红旗”的嫌疑，对他加以批判和迫害。由于父亲承受不了那样巨大的心理压力，就含冤离开了人世，去世时，才三十六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节。
面对现实，这又有什么用呢？我只得求救于母亲。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三年后，遭遇了许多的无奈才改嫁的，离开我时，不知掉落了多少伤心的泪水。
一个雨天，我趁队上没有出工，花了大半天时间，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来到了母亲的住处。当我把我没有读书的情况告诉母亲时，母亲很纳闷，只是反复说道，这么小的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随便吃了些饭，母亲就送我回到了家。其实我没有家，借居在一个堂姐夫的厢房里——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又矮又黑的屋子。
以后的日子，我们母子俩就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母亲和我先找生产队，大队，要我的父老乡亲可怜我，让我还读点书。经母亲一游说，队上的贫下中农竟然同意我继续读书。然后找学校，学校的老师待我们很亲切，但他们无力解决问题，找校长，校长很和蔼，告诉母亲：“你儿子成绩挺不错的，大队没推荐他上学，但我还是搭信要你儿子来读书，信是搭给你表兄的，可是老不见你来，甚是惋惜。现在迟了，没办法了。”校长的话，我们特别相信。但我至今也不明白，表舅为什么不让我去读书。母亲又找了她一个在我们公社当妇女主任的排行姐妹，得到的是安慰，也是失望。
不知什么原因，得到的失望一多，我却越来越想读书了。人啊！总是在失去“什么”的时候，才感觉到她的珍贵。哪怕是最平常的东西。
就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个叫秋菊的女孩子给我带来了一个喜讯，她愿把大队给她到区中学读高中农机班的一个指标让给我。母亲很感动“那你为什么不去读了呢？”母亲问。那个女孩说：“反正我人也大了，我的学业成绩本来不很突出，又有一年没有读书了，所学知识忘得差不多了，读也是白读。”“那你爸爸妈妈同意吗？”“他们都赞成。”母亲真诚地感谢了她。
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总算又有了一次读书的机会。母亲把我送到了区中学，慎重将我交到了农机班的班主任手里，并嘱咐我要珍惜这学习机会。我点头称是。
想来，我也算有幸。在农机班读了一年书，也算高中吧！尽管多半时间是在工厂里实践，我还是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明白了许多道理，因此，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年，忘不了母亲带我求学的那份情，还有那个叫秋菊的女孩。
那一年，我十五岁。
那一年，我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不是因为我成绩不好，也不是因为我表现不行，是生产队不推荐我。不推荐我的理由很简单，就因为我是一个孤儿，吃队上的粮食。其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心里也不至于很难过。加上我年纪还小，不懂得读书的道理，读不读书无所谓。
新学期开学，当我发现我们村和我一同初中毕业的五个同学中仅有我一人没上高中，在队上出工时，心里渐渐萌发一种对学校的依恋。我开始了悲伤，白天还好一些，到了晚上，独自一人躺在床上，辛酸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往外淌，流到嘴边时是那样的咸，那样的涩！我真是命苦，满腔的悲痛连个诉说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往自己的肚里慢慢咽下，我还是想起了父亲，要是他老人家在世该多好啊！可怜！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听母亲说，我刚出生六个月，我父亲就去世了，死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原因也很简单，我父亲是个大学毕业生，在省城工作，爱好写作，经常有些文章在湖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反右那年，有人说我父亲发表的文章中有反对“三面红旗”的嫌疑，对他加以批判和迫害。由于父亲承受不了那样巨大的心理压力，就含冤离开了人世，去世时，才三十六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节。
面对现实，这又有什么用呢？我只得求救于母亲。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三年后，遭遇了许多的无奈才改嫁的，离开我时，不知掉落了多少伤心的泪水。
一个雨天，我趁队上没有出工，花了大半天时间，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来到了母亲的住处。当我把我没有读书的情况告诉母亲时，母亲很纳闷，只是反复说道，这么小的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随便吃了些饭，母亲就送我回到了家。其实我没有家，借居在一个堂姐夫的厢房里——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又矮又黑的屋子。
以后的日子，我们母子俩就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母亲和我先找生产队，大队，要我的父老乡亲可怜我，让我还读点书。经母亲一游说，队上的贫下中农竟然同意我继续读书。然后找学校，学校的老师待我们很亲切，但他们无力解决问题，找校长，校长很和蔼，告诉母亲：“你儿子成绩挺不错的，大队没推荐他上学，但我还是搭信要你儿子来读书，信是搭给你表兄的，可是老不见你来，甚是惋惜。现在迟了，没办法了。”校长的话，我们特别相信。但我至今也不明白，表舅为什么不让我去读书。母亲又找了她一个在我们公社当妇女主任的排行姐妹，得到的是安慰，也是失望。
不知什么原因，得到的失望一多，我却越来越想读书了。人啊！总是在失去“什么”的时候，才感觉到她的珍贵。哪怕是最平常的东西。
就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个叫秋菊的女孩子给我带来了一个喜讯，她愿把大队给她到区中学读高中农机班的一个指标让给我。母亲很感动“那你为什么不去读了呢？”母亲问。那个女孩说：“反正我人也大了，我的学业成绩本来不很突出，又有一年没有读书了，所学知识忘得差不多了，读也是白读。”“那你爸爸妈妈同意吗？”“他们都赞成。”母亲真诚地感谢了她。
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总算又有了一次读书的机会。母亲把我送到了区中学，慎重将我交到了农机班的班主任手里，并嘱咐我要珍惜这学习机会。我点头称是。
想来，我也算有幸。在农机班读了一年书，也算高中吧！尽管多半时间是在工厂里实践，我还是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明白了许多道理，因此，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年，忘不了母亲带我求学的那份情，还有那个叫秋菊的女孩。
那一年，我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