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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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身上。
亲爱的读者,总有那么一天,有人也可能这样注视您。您可能在我们这个世纪不大拘谨的环境中发觉这种注视。那些急不可待的观察者甚至不等您睡着就盯上您。这肯定会引起您的不快,您会觉得那是一种按捺不住的**的表示它表示极想对您有所了解,而您却不喜欢一个陌生人用这样的方式了解您。根据我的经验,只有从事某一种职业的人才用那样特别的目光注视人,目光中奇奇怪怪地混杂着探寻、严厉、讥讽和恳求:
我可以利用你吗?
我怎样来处理你这样一个人物?
我总是想,唯独万能的神灵如果确实存在着神灵这种荒谬东西的话才会有这种目光。这种目光并非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其实它在道德品质方面是非常低劣、是值得人们怀疑的。我在那张长满胡须、正注视着查尔斯的脸上看清了这种本质。我对这张脸真是太熟悉了。此时,我不必再装模作样,实话说,那个长着大胡子的人就是我作者本人。
这里是作者想象回到了一百年以前,跟查尔斯同坐一列火车。
当我注视着查尔斯的当儿,我要提出的问题却与上述两个问题无关。我应该怎样写下去呢?我曾想过,就在此时此地结束查尔斯的故事,在他去伦敦的路上我们就永远离开他。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模式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容许开放式的、无结论的结尾。我前面已经宣扬过,必须给人物以自由。我的问题很简单查尔斯所需要的东西是清楚的吗?非常清楚。可是女主人公所需要的东西却不那么清楚,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她身居何处。当然,要是这两方面的需要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我根据想象臆造的东西,这个问题显然是难以处理的:一种需要跟另一种需要相冲突,最后实际上一种需要可能战胜另一种需要,也可能失败。小说总是要假装与现实相一致:作家把两种相互冲突的需要安排在一个圈子里,然后就描写这种冲突可是实际上他安排好了这场冲突,最后让他所赞赏的一方获得胜利。我们在评判小说家时,既根据他们安排冲突的技巧(或者说,根据这样的技巧能够使我们看不出他们安排过这场冲突),也根据他们在这场冲突中站在哪一方:善良的,悲惨的,邪恶的或滑稽的,等等。
但在冲突的安排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要向读者表明作者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见解不论作者是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或者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者。我已假装回到了一八六七年。当然,那一年是一个世纪以前。我觉得不管我对那时的社会表示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或者任何别的什么态度,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自那以后发生了什么。
于是,我继续注视着查尔斯,觉得这一次完全没有必要安排他即将投入的冲突了。这样我就有了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我可以让冲突自行发展,自己只是起一个记录员的作用;或者,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对冲突的发展和记录都进行干预。我注视着那张似乎软弱无能但也并非毫无作为的面孔。我们快要到达伦敦时,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说,原来我认为难以处理的那个问题是并不困难的。在这场冲突中我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提供两种可能性,两种描述。采取这一办法,对我来说只剩下一个问题:我不可能同时提供两种描述,总要有先有后。不论第二种描述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是最后一章,是“真正”的描述,其效果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包,取出一枚银币。我把它放在右手拇指的指甲上,把它弹起两英尺高。它在空中旋转着。我用左手接住了它。
就这样做了决定。这时,我突然发现查尔斯已睁开眼睛,正望着我。从他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出,这当儿他对我已经不仅仅是不喜欢了。他以为我要么是个赌徒,要么是个精神病患者。我还了他一眼,表示轻蔑,接着把银币放回钱包。他拿起睡觉时放在一边的帽子,掸了掸灰尘(根本就没有灰尘,他这一动作是表示对我厌恶),戴到了头上。
我们在帕丁敦车站下了车,站台的屋顶是用巨大的铁梁支撑着的。我们总算到了伦敦。他迈步上了站台,向一个挑夫招了招手。不一会儿,他向挑夫交待完毕,转过身来,却发现那个大胡子已经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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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身上。
亲爱的读者,总有那么一天,有人也可能这样注视您。您可能在我们这个世纪不大拘谨的环境中发觉这种注视。那些急不可待的观察者甚至不等您睡着就盯上您。这肯定会引起您的不快,您会觉得那是一种按捺不住的**的表示它表示极想对您有所了解,而您却不喜欢一个陌生人用这样的方式了解您。根据我的经验,只有从事某一种职业的人才用那样特别的目光注视人,目光中奇奇怪怪地混杂着探寻、严厉、讥讽和恳求:
我可以利用你吗?
我怎样来处理你这样一个人物?
我总是想,唯独万能的神灵如果确实存在着神灵这种荒谬东西的话才会有这种目光。这种目光并非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其实它在道德品质方面是非常低劣、是值得人们怀疑的。我在那张长满胡须、正注视着查尔斯的脸上看清了这种本质。我对这张脸真是太熟悉了。此时,我不必再装模作样,实话说,那个长着大胡子的人就是我作者本人。
这里是作者想象回到了一百年以前,跟查尔斯同坐一列火车。
当我注视着查尔斯的当儿,我要提出的问题却与上述两个问题无关。我应该怎样写下去呢?我曾想过,就在此时此地结束查尔斯的故事,在他去伦敦的路上我们就永远离开他。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模式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容许开放式的、无结论的结尾。我前面已经宣扬过,必须给人物以自由。我的问题很简单查尔斯所需要的东西是清楚的吗?非常清楚。可是女主人公所需要的东西却不那么清楚,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她身居何处。当然,要是这两方面的需要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我根据想象臆造的东西,这个问题显然是难以处理的:一种需要跟另一种需要相冲突,最后实际上一种需要可能战胜另一种需要,也可能失败。小说总是要假装与现实相一致:作家把两种相互冲突的需要安排在一个圈子里,然后就描写这种冲突可是实际上他安排好了这场冲突,最后让他所赞赏的一方获得胜利。我们在评判小说家时,既根据他们安排冲突的技巧(或者说,根据这样的技巧能够使我们看不出他们安排过这场冲突),也根据他们在这场冲突中站在哪一方:善良的,悲惨的,邪恶的或滑稽的,等等。
但在冲突的安排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要向读者表明作者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见解不论作者是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或者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者。我已假装回到了一八六七年。当然,那一年是一个世纪以前。我觉得不管我对那时的社会表示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或者任何别的什么态度,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自那以后发生了什么。
于是,我继续注视着查尔斯,觉得这一次完全没有必要安排他即将投入的冲突了。这样我就有了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我可以让冲突自行发展,自己只是起一个记录员的作用;或者,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对冲突的发展和记录都进行干预。我注视着那张似乎软弱无能但也并非毫无作为的面孔。我们快要到达伦敦时,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说,原来我认为难以处理的那个问题是并不困难的。在这场冲突中我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提供两种可能性,两种描述。采取这一办法,对我来说只剩下一个问题:我不可能同时提供两种描述,总要有先有后。不论第二种描述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是最后一章,是“真正”的描述,其效果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包,取出一枚银币。我把它放在右手拇指的指甲上,把它弹起两英尺高。它在空中旋转着。我用左手接住了它。
就这样做了决定。这时,我突然发现查尔斯已睁开眼睛,正望着我。从他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出,这当儿他对我已经不仅仅是不喜欢了。他以为我要么是个赌徒,要么是个精神病患者。我还了他一眼,表示轻蔑,接着把银币放回钱包。他拿起睡觉时放在一边的帽子,掸了掸灰尘(根本就没有灰尘,他这一动作是表示对我厌恶),戴到了头上。
我们在帕丁敦车站下了车,站台的屋顶是用巨大的铁梁支撑着的。我们总算到了伦敦。他迈步上了站台,向一个挑夫招了招手。不一会儿,他向挑夫交待完毕,转过身来,却发现那个大胡子已经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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