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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葬在一座无名的小山包上
这个倔强的老头，每次
我都看见他阴沉地坐在八仙桌后面，喝着小酒
一小口一小口，把嘴抿成一条线
他从不多说一句话，吐出的
永远是一个个单词
就算二十年后来参加我的婚礼，也只是看，看
对我老妈的热情，还是保持着他中山装般的严肃
仿佛他对这个右派的女儿依旧有他的批判
仿佛他对当年掀起的家庭批斗和暴力
并没有一丝歉疚和羞愧
爷爷葬在一座无名的小山包上
有一年清明节，老爸拖我一起去上坟
老爸臃肿的身体在土坟上滚上滚下，除草培土
我看着他碑文上的名字，还有灰蒙蒙的天空
仿佛他那卑微而狭小的历史，在那笔划后面，隐藏着他
当年上海工人的骄傲和那阶级冷酷的自信
——他自始自终都没有说一声对不起，哪怕只是行动
也许，他们积聚了太多的恶气需要发泄
也许，最底层的生活缝隙里已经没有了人类的爱
当这一天爆发，历史的轮回再次启动
打碎的不仅仅是锁链，还有他们做为人的心灵
2006-10-17
外婆一家
他们住在月湖旁边，沿街的百年
店铺上二楼，还有后面自己搭建的砖屋
解放前，他们住在本城最穷困的江北
和码头工人、妓女、小贩，杂住在低矮的草棚里
台风季节，江水漫过江堤，深入到床上
半夜起来，垒砖堵门槛，点着煤油灯向外勺水
那时，外公给一家私人铺子管帐
外婆是一个家庭妇女，为人缝补破衣烂裤
直到公私合营前，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
响应国家号召，生儿育女，保家卫国
南方的革命是温柔的。等到外婆第一次
走出一大群孩子的包围，去工厂上班
第一次成为劳动模范；外公也第一次为工人兄弟们管帐
他们才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和大口呼吸的日子
多年来，我反复倾听了他们这些感恩般的陈述
反复看了他们泛黄退色的老照片，外婆抱着的四舅
还含着手指，大舅已经英俊挺拔，带着时代的傻气
它们都流淌在我的心里，就象姚江的水拍打着江岸
时而开阔，时而削瘦，但总是绵绵不绝
外婆一生，养了七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
我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度过艰苦的五、六十年代
吃糠咽菜，草根树皮，成了他们共同的回忆
我母亲15岁到工厂上班，17岁下乡插队
在郊区的水稻田里，如同一株倔强的裨草在风中摇曳
三舅十六岁顶着大舅的名额，去吉林支边
直到十五年后，他带着满脸黑森林般的胡须钻进家门
一身酗酒和打架的习气，为伤病折磨，恶梦挥拳
那时，我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挤住在外婆家楼梯下的
黑屋子里，等待分配，已经一年零六个月了
我读书的时候，始终觉得他们是新中国
最幸福的一代，他们昂首挺胸手捧语录，走遍神州
在理想的边缘，尽情挥洒他们的青春和笑容
但是，后来他们告诉我那只是一张宣传年画
今天，我站在高大整洁的写字楼里人模狗样
从不把回忆和生活的信念带到不断追逐的生意中
似乎，过去的一切早已经被庞大汹涌的人群所总结
我已经很少再去外婆家，他们已经被楼群分割
外婆一个人白发苍苍，整天对着电视机和外公的照片
只有孙儿孙女带来的重孙，才能撬开她简单的话语
结束，很快就要到来，新的开始也已经出发
所有的痛的纠结，似乎早已经在风中解开
那年，外公成了“右派”革命的风向
在南方变质得更快。可怕的不是革命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陷害和剥夺
在争夺生存资源的同时，人无法保持爱和宽容
一场申诉经过了十五年。在外公的第5个死亡纪念日
终于等到了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这似乎和
共和国的主席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外公，只是一个普通人
2006-10-21
2006-11-14修改
2007-1-27再改
刘文裕
他来自台湾，死在上海
早年跑过船，后应聘到大陆
做合资企业外方总经理
第一次见到他，就感觉他鼻青脸肿
时常有小手指缠着创口贴，嘴角瘀青一块
说是昨夜酒醉没有感觉，晨起方知
他喜欢带着业务人员逐家拜访客户
出差到外地，最高记录是一天跑八家
每天西装领带，早出晚归，嗜酒如命
经常泡k房，穷吼哭唱，夜不思蜀
不会拍马屁，不会利用下属
只会对着财务报表苦思冥想下一季度的业绩
他所做过的最有创意的一件事情
是新年上班发红包，上至副总下到清洁阿姨
一人一个，每人二十元人民币
说是他自己掏腰包，借了人民币发的
一年以后，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
只有清洁阿姨在楼梯的拐角，为他的忌日烧纸
他出事的那天晚上，我在宁波，梦见
他的办公室，办公桌已经撤去，只有一张病床
他黑瘦的长脸面无表情，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
第二天传来噩耗，酒后脑溢血，发现已经晚了
多年后想起这个人，我还能清晰地听到
他春节时的嘶吼：“死bob，也不来看我！”
2006-10-28
中方总经理
说实话，谁也没想到他
集团公司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来出任
合资企业的第一把手。传说他之前的任务
主要是跑跑北京的关系，帮领导递递话
他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换办公楼
他的办公室，可以放得下两张乒乓桌
他来自革命家庭，常常有人帮他提起
解放战争，他老爹是某某战役的英雄团团长>
爷爷葬在一座无名的小山包上
这个倔强的老头，每次
我都看见他阴沉地坐在八仙桌后面，喝着小酒
一小口一小口，把嘴抿成一条线
他从不多说一句话，吐出的
永远是一个个单词
就算二十年后来参加我的婚礼，也只是看，看
对我老妈的热情，还是保持着他中山装般的严肃
仿佛他对这个右派的女儿依旧有他的批判
仿佛他对当年掀起的家庭批斗和暴力
并没有一丝歉疚和羞愧
爷爷葬在一座无名的小山包上
有一年清明节，老爸拖我一起去上坟
老爸臃肿的身体在土坟上滚上滚下，除草培土
我看着他碑文上的名字，还有灰蒙蒙的天空
仿佛他那卑微而狭小的历史，在那笔划后面，隐藏着他
当年上海工人的骄傲和那阶级冷酷的自信
——他自始自终都没有说一声对不起，哪怕只是行动
也许，他们积聚了太多的恶气需要发泄
也许，最底层的生活缝隙里已经没有了人类的爱
当这一天爆发，历史的轮回再次启动
打碎的不仅仅是锁链，还有他们做为人的心灵
2006-10-17
外婆一家
他们住在月湖旁边，沿街的百年
店铺上二楼，还有后面自己搭建的砖屋
解放前，他们住在本城最穷困的江北
和码头工人、妓女、小贩，杂住在低矮的草棚里
台风季节，江水漫过江堤，深入到床上
半夜起来，垒砖堵门槛，点着煤油灯向外勺水
那时，外公给一家私人铺子管帐
外婆是一个家庭妇女，为人缝补破衣烂裤
直到公私合营前，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
响应国家号召，生儿育女，保家卫国
南方的革命是温柔的。等到外婆第一次
走出一大群孩子的包围，去工厂上班
第一次成为劳动模范；外公也第一次为工人兄弟们管帐
他们才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和大口呼吸的日子
多年来，我反复倾听了他们这些感恩般的陈述
反复看了他们泛黄退色的老照片，外婆抱着的四舅
还含着手指，大舅已经英俊挺拔，带着时代的傻气
它们都流淌在我的心里，就象姚江的水拍打着江岸
时而开阔，时而削瘦，但总是绵绵不绝
外婆一生，养了七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
我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度过艰苦的五、六十年代
吃糠咽菜，草根树皮，成了他们共同的回忆
我母亲15岁到工厂上班，17岁下乡插队
在郊区的水稻田里，如同一株倔强的裨草在风中摇曳
三舅十六岁顶着大舅的名额，去吉林支边
直到十五年后，他带着满脸黑森林般的胡须钻进家门
一身酗酒和打架的习气，为伤病折磨，恶梦挥拳
那时，我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挤住在外婆家楼梯下的
黑屋子里，等待分配，已经一年零六个月了
我读书的时候，始终觉得他们是新中国
最幸福的一代，他们昂首挺胸手捧语录，走遍神州
在理想的边缘，尽情挥洒他们的青春和笑容
但是，后来他们告诉我那只是一张宣传年画
今天，我站在高大整洁的写字楼里人模狗样
从不把回忆和生活的信念带到不断追逐的生意中
似乎，过去的一切早已经被庞大汹涌的人群所总结
我已经很少再去外婆家，他们已经被楼群分割
外婆一个人白发苍苍，整天对着电视机和外公的照片
只有孙儿孙女带来的重孙，才能撬开她简单的话语
结束，很快就要到来，新的开始也已经出发
所有的痛的纠结，似乎早已经在风中解开
那年，外公成了“右派”革命的风向
在南方变质得更快。可怕的不是革命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陷害和剥夺
在争夺生存资源的同时，人无法保持爱和宽容
一场申诉经过了十五年。在外公的第5个死亡纪念日
终于等到了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这似乎和
共和国的主席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外公，只是一个普通人
2006-10-21
2006-11-14修改
2007-1-27再改
刘文裕
他来自台湾，死在上海
早年跑过船，后应聘到大陆
做合资企业外方总经理
第一次见到他，就感觉他鼻青脸肿
时常有小手指缠着创口贴，嘴角瘀青一块
说是昨夜酒醉没有感觉，晨起方知
他喜欢带着业务人员逐家拜访客户
出差到外地，最高记录是一天跑八家
每天西装领带，早出晚归，嗜酒如命
经常泡k房，穷吼哭唱，夜不思蜀
不会拍马屁，不会利用下属
只会对着财务报表苦思冥想下一季度的业绩
他所做过的最有创意的一件事情
是新年上班发红包，上至副总下到清洁阿姨
一人一个，每人二十元人民币
说是他自己掏腰包，借了人民币发的
一年以后，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
只有清洁阿姨在楼梯的拐角，为他的忌日烧纸
他出事的那天晚上，我在宁波，梦见
他的办公室，办公桌已经撤去，只有一张病床
他黑瘦的长脸面无表情，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
第二天传来噩耗，酒后脑溢血，发现已经晚了
多年后想起这个人，我还能清晰地听到
他春节时的嘶吼：“死bob，也不来看我！”
2006-10-28
中方总经理
说实话，谁也没想到他
集团公司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来出任
合资企业的第一把手。传说他之前的任务
主要是跑跑北京的关系，帮领导递递话
他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换办公楼
他的办公室，可以放得下两张乒乓桌
他来自革命家庭，常常有人帮他提起
解放战争，他老爹是某某战役的英雄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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