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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躲避烈日或暴风雨时，杨柳方才派上用场。当然，秋天，这两种树上的落叶也叫人头痛，因为简单地讲，那叫"真是太多了太多了"，多到清扫起来有说不出的麻烦。特别是杨树叶，特点是"大、薄、平"，贴在地上，再加上点秋雨，简直就像是用胶粘住了一样。小小的秋风是吹不动的，非要等到干得不行了，才会鼓起，被人们扫去，就地点烧，冒出呛人的浓烟，人们对于北京脏乱差的印象，我看多半与这两种植物大有干系。
北京人喜欢种杨柳的理由，我看主要是因为懒。因为这两种树易活，不需管理，虽然不美，也不能说它们难看。杨树挺拔硬朗，尤如男性激动时的性器，柳树摇曳多姿，尤如美好的女性长发，至于说到脏点乱点嘛，那是小节，大可不必计较，气势在就行了。当然，有些人会感叹说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树，并推及到北京人如北京树，那么对于这种偏颇观点，在下虽不敢完全苟同，但要我完全出自真心地反对，一句话，也很难。
北京在冬天显得很好看，西北风把街道吹得干干净净，阳光淡淡地挂在天际，人们被包得严严的，只露一张脸，看起来差别很小。
有一年冬天，我在海口写剧本，从秋天写起，一直写到冬天，心想总算可以逃避一下严寒了。呆到十二月底，发现一年中要是没有几个月的冷日子，还真是缺少变化，有一种单调的感觉。北京四季分明，可影响人的情绪与感觉。在冬天，人们特不爱出门，更愿意呆在温
暖的家中，可是，一出门，冷风一吹，便会叫人精神为之一振，觉得出门也挺有意思的。
北京的冬夜，我很熟悉，一切照旧，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人满为患，出租车几乎是在挪动。里面穿着夏装、外面罩着一件大衣的姑娘到处都是。即使到了深夜两点，许多夜不归宿的人也还在酒精中沉醉。而东直门一条饭馆街也灯火通明，尤其是火锅店生意兴旺，我曾有在凌晨四点的寒风中，在四川饭馆外排队等位的经历。
事实上，我喜欢北京的冬天，尤其是连续几天下雪的时候，四处黑白分明，再呆头呆脑的人，只要在外面晃上半小时，就有机会看到撞车，看到打不着车的人站在路边令人遗憾地挥舞着失望的手臂，还能看到青年男女嘴里冒着一小团儿白色的热气相互亲吻。树上挂着白雪，把枝条勾勒得很帅。在这个季节里，人与人之间，在肉体上的差别被服装遮住了，而生存环境被突出了，使人的注意力发出了一些小小的转移，这种转移是那么微妙，却能改变人的心境，真是有意思。
要真的谈论北京的冬天挺不容易的，因北京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地方。我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春节是在冬天过的，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寒冷之后，人们在白天，四处挂上红灯笼，在夜晚，点亮它，显得喜气洋洋，更烘托了节日的气氛，叫人走在街上，心里有莫名其妙的高兴，人们在冷风中进入暖融融的房间，聚在一起，感到说不出的温暖与亲切。
记得有一次，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一帮朋友在一个个饭馆与酒吧中参加聚会，最后都舍不得分开，于是有人提议，去位于王府井的教堂看一看。于是在寒风中，我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出发，来到教堂门口，刚一到，就有人宣布不想进去，只想在外面看一看，我的一个朋友，大概刚才是啤酒喝多了，趁此机会冲出出租车，在教堂外面小便。大概有点文化，对教堂存着某种心情，竟背对教堂小便，你要知道，他冲向的正是北京最繁华的街道——王府井大街——街上，灯火辉煌，而汽车和行人正川流不息。
想要过一过艺术生活吗？那理所当然，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北京。
我这里说的艺术生活，不是渗透在生活中的那种精致的趣味，而是一种与现存生活秩序相对立的生活——它不太尊重被传统社会所规定的生活，是有点反叛、有点无奈、有点希望、还有点热闹的生活。事实上，那是一种迷茫的，并且可被表达出来的生活，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讲，它是一种用处不大的生活。
在北京，夜生活要比白天的生活丰富一些。七点半，电影院当然不必说，各大剧院的演出开始了，古典或现代的音乐会、话剧、舞剧、歌剧、地方戏曲，然后是各种小剧场，这是正规演出。非正规的演出要更晚一些，每场演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观众，人们看完演出，一般都不直接回家，而是三三五五来到酒吧或茶馆，把看到的东西说一说。年轻人骂两句，中年人会从这场演出回忆另一场演出，若是真有兴趣谈论一下这些演出，还真不是很容易，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很多演出是很专业的，看懂那些演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相信，如果把北京的全部演出搬到香港或上海，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不会有那么多的观众，理所当然，观看这些演出的观众是日积月累的结果，那是传统啊。这种传统的背后，站着大量的从事艺术工作的专业人员，而这些专业人员的生活，便构成了北京的艺术生活。
到北京来，即使是一个人，晚上也不容易寂寞。如果你不愿意看电视或电影，觉得那些画面太虚幻，那么北京还有另一种演出，即面对面的演出，其水准虽然无法与美国的百老汇相比，但种类齐全，且遍布各处。你只要买上一张报纸，或是上网查一查，便能知晓当天晚上有何地方可去。
北京有三百支电子摇滚乐队，什么各种重金属、r&b、迷幻摇滚、崩克，数也数不过
来，其中一半以上具有很好的演出水准。如果你是个即兴乱转的散客，那么可以直接坐车去三里屯酒吧一条街，那里有一半以上的酒吧拥有自己的乐队，你可随便推开一扇门，买上杯啤酒，坐下来，听一听这些喧闹而原始的"地下音乐"。因为中国的电视台禁止播放这类形式的音乐，所以，它们只能在乱哄哄的娱乐场所得以生存。奇怪的是，凡是你能想到的现代音乐形式，基本上北京都有至少一支乐队的克隆版，不同的只是歌词使用中文演唱。当然，还有一些形式更加大杂烩的音乐，那也是北京的风格，即把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拼贴镶嵌起来，形成一种谁也弄不清是什么东西的风格，这时候，你用不着奇怪，听就是了，如果不满意，站起来，走出去，然后去推开另一扇门。
如果你本人更富艺术气息，那么北京还有一种叫做小剧场话剧的东西，当然像著名的人艺、实验话剧团的大型话剧每晚也有演出，且剧目并不单调。但生命力强、现场感好的还属小剧场，即实验话剧。事实上，小型话剧的演员都十分专业，虽说这些都是北京的拿国家薪水的专业艺术团体，而剧目却是五花八门，有的改编自畅销小说，有的改编自欧洲或美国剧作家的著名剧目，也有本土剧作家自创的剧目。演出场所一般可容纳一二百人，像人艺小剧场，舞美设备稍嫌简陋，但气氛较为随便及热烈，弄不好还能在那里认识一些热爱戏剧的发烧友。
最后，北京还有一些极专业的享受国家补贴的传统戏曲剧目，这些剧目像是一些过去时代的活化石，有京剧、昆曲，还有评弹、评书之类，前者有专门的剧场，比如长安大戏院，后者在一些著名茶馆演出，艺人来自专业学校或是戏曲世家，味道十分纯正。
说到那些遍及世界各地的准色情演出，在北京的各种大型夜总会里也有，运气好的话，像钢管艳舞之类的也能看到，不过达不到豪华的地步，水平一般而已。
专业演出一般在晚上七点半开始，十点钟左右结束，至于一般的小演出，那可就不受时间的限制了。
以前总抱怨，认为北京的书店不够多，并且，里面没什么好书可买，常常逛书店逛了半天也找不到一本叫自己想立刻买下一气读完的书。经常是出书店门才想，总得买几本吧，要不然岂不是白转了一圈儿，于是又翻回头去买上一摞等自己老了以后也许会看的书，那结果我估计是等老了大约也不会去看的。
不过，去了外地才知道，北京的书店还算是好的，外地书店里那简直不叫书店，里面除
了一些工具书、英语书、学生教材以外，就没什么可挑的了。这才想起北京是文化中心，书店再没意思，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北京的著名书店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几个，现在的西单图书城大概是最全的了，不过那个书店太大了，逛起来颇为吃力，楼上楼下地走起来极不方便。去之前往往得吃顿饱饭，深吸一口气，最好是在背包里带一瓶水，然后再冲进去逛到头昏脑涨为止。
最时髦的书店大概得算王府井外文书店，里面的英文读物最多最新。对于中国人来讲，用英文写成的东西往往里面会包含着一些新信息，而且，以前经常有一些了不起的影印书。二十世纪90年代西洋古典音乐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一本外国音乐词典被影印出来，发行量很少，很少人买到，但它所包含的信息最全，几乎所有的有名的音乐家或唱片里面都有介绍，无论淘到多偏的盗版cd，通过查这本字典，都能知道里面的内容。不过像这样的字典很快就成为发烧小圈子的读物，我曾买过一本，被别人借走不还，从此再也买不到。
顺便提一句，我认为，引领北京时髦的还真不是什么时尚之类的杂志，而是一些发烧小团伙。这些小团伙因为想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因此，专门精通于某一方面的信息，收集资料十分用心及专业。这类小团伙遍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所有北京流行观念的始作俑者，当他们不时髦的时候，就是一些偏门发烧友，有一天，他们喜欢的东西突然时髦起来，他们就成为专家。
叫我最有感情的书店是东单的三联书店，我习惯每个星期去一趟，那个书店有个比较公平的排行榜，书业的流行趋势往往就从排行榜中产生，很多做图书生意的外地书商来京都会去逛一逛，把排行榜中的书带到外地去。
三联书店有三层，地下一层偏重文化性图书，类别也很专业，文史哲理工样样有，一层是最新出版的读物，三层是美术摄影艺术设计之类的图书，后来添加了音乐及电影。三联书店以出售中外重要的学术书闻名，它的顾客名单大概就是北京知识分子的名单，一般来讲，在三联买不到的学术书，便可算做偏门学术书了，这样的书或者没有被翻译过来，或者得去图书馆查找。
在一九七六年左右，我父亲买了他的一生中第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是凭票供应，工作单位经过排队，先发一张自行车票，然后一家人存钱，约一年后，才能买得下来，那时的北京，是个自行车的海洋。
当时的名牌自行车有三个品牌："永久"牌的特点是坚固耐用，承重能力强，价钱最低；"飞鸽"牌中规中矩，价钱居中；"凤凰"牌最贵，但骑起来很轻。三个牌子中，每种一般只有
两个型号，"二八"型与"二六"型，前者是男式自行车，后者是女式自行车，且所有自行车间的差价也就在几十块钱左右，父亲买的便是"二八"式的飞鸽牌自行车。
有了一辆自行车，就能带着家人出去玩，我和我妹妹就坐过我爸的新车，一前一后，从城市的马路上，一直骑到郊区的土路上，我估计我妈也趁我们兄妹两人不备，单独坐过我爸骑的新车出去浪漫过，他们俩人直到现在感情还很好。
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是个单调的北京，人们的服装颜色一般只有深蓝、黑色、绿色与白色，面料也就那么几种，连小孩子都能说出来，式样就更别提了。若是有外国人来，他一定会奇怪，以为全国为每个公民订做了一身制服，且无论春夏秋冬都穿着，如果那个外国人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统一着装的国家，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
汽车的种类也很少，总之，无论什么东西，都只有有限的那么几种式样，所以，对于每一种式样，大家都惊人地熟悉。就拿自行车来说吧，我从八岁就会修理了，无论是补轮胎还是给轴承上油，或是调整辐条，样样都会。修车工具简单得离谱儿，一把扳手，一把改锥，一切就全搞定，若是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的工具，人们也发明出一个个巧妙的办法应付过去。比如：需要内六角时，人们便用一块破布垫着，用改锥顶着，再用一块砖头或是锤子慢慢砸，这样，内六角也会随之慢慢转动，松开或是拧紧。
记得当时人们相互发泄不满的主要方式，就是拔别人家自行车的气门芯儿，相当于把汽车轮胎的气儿给放了，但一辆自行车只需几秒钟便可把气儿放光，这一点，比放汽车的优越。轮胎没了气，这自行车就没法骑了，得推着，当时街边到处是打气的，打一次两分钱，你要是得罪人，就得成天去打气，有时，家长间相互交恶，就派小孩子去放别人家自行车的气。
因为全国人民都骑自行车，所以骑得相当好，街上双手离着把飞车的帅哥多得是，每天都能遇到。但说到骑着自行车上楼梯什么的，就没有人那么干了，因为毁车，当时的人们珍惜自行车的程度，比现在爱护汽车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到周日，院子里成排的男人带着小孩，在保养他们又实用又心爱的私人财产——自行车。
所谓中心，就是人们围绕其生活的那个地点。
在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强调其某些部分的重要性而忽略其余，而且，这种强调，往往随着年龄及人生经验的改变而改变。娇美的花朵必将枯萎，漂亮而合体的衣服总会过时，新鲜而深刻的爱情也会因缺乏持续的刺激而变得平平淡淡。通过努力及运气，人们战胜了贫穷，然而那匮乏的生活方式，有时竟也能成为人们愉快而温馨的回忆，曾经认为永恒而顽强的信
念，也会被一点点的怀疑而在一刹间倾颓。
我相信，有多少个北京人，北京便有多少个中心。
以我为例。
少年时期，北京看起来还像个古代市镇，十分落后，很多条马路竟还是土路，那时候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中心在家里。每天，从家里取得食物与父母的叮嘱，从这里出发，去学校上学，或去同学家玩，我们家住在右安门附近，那是北京的西南角，在我眼里，世界就是那么一丁点儿大。出了家门，向北走上三百米，便能看到绿色的护城河水，上面漂浮着油污，我记得竟有人从这水里钓鱼，我妈直接告诉我："不卫生，吃了会死。"而向南走，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青年时期，我的活动范围慢慢地扩大了，方式是逛商场、郊游以及一些看电影之类的娱乐活动。记得到了快二十岁，才对北京的方位大概有了个轮廓，知道了二环路以内是市区，而市区里二十层的高楼少得可怜，盖起一个饭店就是一件大事。老师曾带我们参观北京的所谓建国十大建筑，大会堂之类，记得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建筑师，他看过些外国的建筑书，眼界比我们开阔，他边走边悄悄地评头品足，告诉我："这些东西土得掉渣儿，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时候对北京开始有了所谓中心的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还真说不清楚。总之，我只记得一有什么事儿，爱凑热闹的北京人就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真是闻风而动，乘坐各种最简陋的交通工具，其中最流行的是自行车，多半为黑色，牌子还没有现在的汽车牌子多，且把这种交通工具利用得十分充分。我记得父亲就曾图侥幸，以一辆自行车带上我和妹妹，兴致勃勃地边骑边警惕地留心不要让警察抓到，就这样慢慢地来到天安广场。那时还有一些所谓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的外在反映便是人们从各个角落向天安门广场奔去，直至天安门广场成为人的海洋。我至今仍感到奇怪，当时天安门广场是如何接待那么多人的，因为周围公厕稀少，更缺少小食亭，而人们的热情大概是去看看别人吧。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人山人海这个词感到特别亲切，我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获得的体验。那时候的北京人除了盲目的热情以外，似乎就很难谈到别的。天安门广场让人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种满足，在那里，人们可凭直觉获得一种叫集体无意识的从众心理，并从其中获得兴奋以及力量，借以忘却生活中的沉闷压抑及精神物质方面的可怜与匮乏。事实上，现在看来，我认为用狂欢来比喻当时的北京人去天安门广场十分贴切，尽管并不是真的狂欢。但北京当代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时刻，天安门广场毫无例外地都要聚起一批人来，他们在那里不停地走动，说话，四下看来看去，有时也高呼口号，既像乌合之众，又像是身怀某种痛苦却又有所期盼的见证人。
接着，我进入中年，知道了北京城也不过是地球上一个极不重要的小角落，而地球在茫茫的宇宙中也极不起眼，很可能是完全地微不足道，对于北京这个城市也不像以前那样看重了。我只知我是个北京人，我熟悉这一城市，尽管这个城市十几年间大兴土木，形式上花样翻新。从外表上看，比以前更加干净更加热闹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被运进来，或就地制造。汽车渐渐地有代替自行车的趋势，外地人和外国人越来越多，富人占据好地方，获得很好的照顾，穷人被成批地迁出城外，生活也得到改善。文化在表面上进入多元。我认为，这个城市无论从地理上与心理上，都渐渐地没有中心这一概念了，一个个价格不等的住宅小区，把相近的人群封闭在一起，购物商场按照购买力把人们也分了档次，恒温写字楼里白领成堆，队伍空前地壮大，成为北京主要的生产和消费的力量。北京与中国别的城市差别仍会主要体现在娱乐业上，北京提供更丰富的娱乐层次，据说是什么都有，我认为这种有也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意思上，并无什么真正的实际内容。人们来到北京，居住在北京，怀着各种梦想，愿意把力气花在北京，愿意为未来而奋斗。有试图立业发迹的富人梦，也有出名成家的荣誉梦，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慰藉的感情梦。人们在无形之中积极进取，努力从各个方面建立更坚强更美好的自我，努力使我相信，自我中心便是北京未来的主旋律，无论人们在哪里聚集，无论他们喜欢谁以及什么地方，但终究他们会从各个方面回归自我。虽然很难说清这一中心的具体内容，我猜是个矛盾丛生的混沌之地，理智与情感，高兴与难过，迟钝与敏感，生与死，但人们只能奔向这个中心，我想情况就是如此。
的人们躲避烈日或暴风雨时，杨柳方才派上用场。当然，秋天，这两种树上的落叶也叫人头痛，因为简单地讲，那叫"真是太多了太多了"，多到清扫起来有说不出的麻烦。特别是杨树叶，特点是"大、薄、平"，贴在地上，再加上点秋雨，简直就像是用胶粘住了一样。小小的秋风是吹不动的，非要等到干得不行了，才会鼓起，被人们扫去，就地点烧，冒出呛人的浓烟，人们对于北京脏乱差的印象，我看多半与这两种植物大有干系。
北京人喜欢种杨柳的理由，我看主要是因为懒。因为这两种树易活，不需管理，虽然不美，也不能说它们难看。杨树挺拔硬朗，尤如男性激动时的性器，柳树摇曳多姿，尤如美好的女性长发，至于说到脏点乱点嘛，那是小节，大可不必计较，气势在就行了。当然，有些人会感叹说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树，并推及到北京人如北京树，那么对于这种偏颇观点，在下虽不敢完全苟同，但要我完全出自真心地反对，一句话，也很难。
北京在冬天显得很好看，西北风把街道吹得干干净净，阳光淡淡地挂在天际，人们被包得严严的，只露一张脸，看起来差别很小。
有一年冬天，我在海口写剧本，从秋天写起，一直写到冬天，心想总算可以逃避一下严寒了。呆到十二月底，发现一年中要是没有几个月的冷日子，还真是缺少变化，有一种单调的感觉。北京四季分明，可影响人的情绪与感觉。在冬天，人们特不爱出门，更愿意呆在温
暖的家中，可是，一出门，冷风一吹，便会叫人精神为之一振，觉得出门也挺有意思的。
北京的冬夜，我很熟悉，一切照旧，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人满为患，出租车几乎是在挪动。里面穿着夏装、外面罩着一件大衣的姑娘到处都是。即使到了深夜两点，许多夜不归宿的人也还在酒精中沉醉。而东直门一条饭馆街也灯火通明，尤其是火锅店生意兴旺，我曾有在凌晨四点的寒风中，在四川饭馆外排队等位的经历。
事实上，我喜欢北京的冬天，尤其是连续几天下雪的时候，四处黑白分明，再呆头呆脑的人，只要在外面晃上半小时，就有机会看到撞车，看到打不着车的人站在路边令人遗憾地挥舞着失望的手臂，还能看到青年男女嘴里冒着一小团儿白色的热气相互亲吻。树上挂着白雪，把枝条勾勒得很帅。在这个季节里，人与人之间，在肉体上的差别被服装遮住了，而生存环境被突出了，使人的注意力发出了一些小小的转移，这种转移是那么微妙，却能改变人的心境，真是有意思。
要真的谈论北京的冬天挺不容易的，因北京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地方。我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春节是在冬天过的，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寒冷之后，人们在白天，四处挂上红灯笼，在夜晚，点亮它，显得喜气洋洋，更烘托了节日的气氛，叫人走在街上，心里有莫名其妙的高兴，人们在冷风中进入暖融融的房间，聚在一起，感到说不出的温暖与亲切。
记得有一次，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一帮朋友在一个个饭馆与酒吧中参加聚会，最后都舍不得分开，于是有人提议，去位于王府井的教堂看一看。于是在寒风中，我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出发，来到教堂门口，刚一到，就有人宣布不想进去，只想在外面看一看，我的一个朋友，大概刚才是啤酒喝多了，趁此机会冲出出租车，在教堂外面小便。大概有点文化，对教堂存着某种心情，竟背对教堂小便，你要知道，他冲向的正是北京最繁华的街道——王府井大街——街上，灯火辉煌，而汽车和行人正川流不息。
想要过一过艺术生活吗？那理所当然，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北京。
我这里说的艺术生活，不是渗透在生活中的那种精致的趣味，而是一种与现存生活秩序相对立的生活——它不太尊重被传统社会所规定的生活，是有点反叛、有点无奈、有点希望、还有点热闹的生活。事实上，那是一种迷茫的，并且可被表达出来的生活，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讲，它是一种用处不大的生活。
在北京，夜生活要比白天的生活丰富一些。七点半，电影院当然不必说，各大剧院的演出开始了，古典或现代的音乐会、话剧、舞剧、歌剧、地方戏曲，然后是各种小剧场，这是正规演出。非正规的演出要更晚一些，每场演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观众，人们看完演出，一般都不直接回家，而是三三五五来到酒吧或茶馆，把看到的东西说一说。年轻人骂两句，中年人会从这场演出回忆另一场演出，若是真有兴趣谈论一下这些演出，还真不是很容易，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很多演出是很专业的，看懂那些演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相信，如果把北京的全部演出搬到香港或上海，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不会有那么多的观众，理所当然，观看这些演出的观众是日积月累的结果，那是传统啊。这种传统的背后，站着大量的从事艺术工作的专业人员，而这些专业人员的生活，便构成了北京的艺术生活。
到北京来，即使是一个人，晚上也不容易寂寞。如果你不愿意看电视或电影，觉得那些画面太虚幻，那么北京还有另一种演出，即面对面的演出，其水准虽然无法与美国的百老汇相比，但种类齐全，且遍布各处。你只要买上一张报纸，或是上网查一查，便能知晓当天晚上有何地方可去。
北京有三百支电子摇滚乐队，什么各种重金属、r&b、迷幻摇滚、崩克，数也数不过
来，其中一半以上具有很好的演出水准。如果你是个即兴乱转的散客，那么可以直接坐车去三里屯酒吧一条街，那里有一半以上的酒吧拥有自己的乐队，你可随便推开一扇门，买上杯啤酒，坐下来，听一听这些喧闹而原始的"地下音乐"。因为中国的电视台禁止播放这类形式的音乐，所以，它们只能在乱哄哄的娱乐场所得以生存。奇怪的是，凡是你能想到的现代音乐形式，基本上北京都有至少一支乐队的克隆版，不同的只是歌词使用中文演唱。当然，还有一些形式更加大杂烩的音乐，那也是北京的风格，即把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拼贴镶嵌起来，形成一种谁也弄不清是什么东西的风格，这时候，你用不着奇怪，听就是了，如果不满意，站起来，走出去，然后去推开另一扇门。
如果你本人更富艺术气息，那么北京还有一种叫做小剧场话剧的东西，当然像著名的人艺、实验话剧团的大型话剧每晚也有演出，且剧目并不单调。但生命力强、现场感好的还属小剧场，即实验话剧。事实上，小型话剧的演员都十分专业，虽说这些都是北京的拿国家薪水的专业艺术团体，而剧目却是五花八门，有的改编自畅销小说，有的改编自欧洲或美国剧作家的著名剧目，也有本土剧作家自创的剧目。演出场所一般可容纳一二百人，像人艺小剧场，舞美设备稍嫌简陋，但气氛较为随便及热烈，弄不好还能在那里认识一些热爱戏剧的发烧友。
最后，北京还有一些极专业的享受国家补贴的传统戏曲剧目，这些剧目像是一些过去时代的活化石，有京剧、昆曲，还有评弹、评书之类，前者有专门的剧场，比如长安大戏院，后者在一些著名茶馆演出，艺人来自专业学校或是戏曲世家，味道十分纯正。
说到那些遍及世界各地的准色情演出，在北京的各种大型夜总会里也有，运气好的话，像钢管艳舞之类的也能看到，不过达不到豪华的地步，水平一般而已。
专业演出一般在晚上七点半开始，十点钟左右结束，至于一般的小演出，那可就不受时间的限制了。
以前总抱怨，认为北京的书店不够多，并且，里面没什么好书可买，常常逛书店逛了半天也找不到一本叫自己想立刻买下一气读完的书。经常是出书店门才想，总得买几本吧，要不然岂不是白转了一圈儿，于是又翻回头去买上一摞等自己老了以后也许会看的书，那结果我估计是等老了大约也不会去看的。
不过，去了外地才知道，北京的书店还算是好的，外地书店里那简直不叫书店，里面除
了一些工具书、英语书、学生教材以外，就没什么可挑的了。这才想起北京是文化中心，书店再没意思，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北京的著名书店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几个，现在的西单图书城大概是最全的了，不过那个书店太大了，逛起来颇为吃力，楼上楼下地走起来极不方便。去之前往往得吃顿饱饭，深吸一口气，最好是在背包里带一瓶水，然后再冲进去逛到头昏脑涨为止。
最时髦的书店大概得算王府井外文书店，里面的英文读物最多最新。对于中国人来讲，用英文写成的东西往往里面会包含着一些新信息，而且，以前经常有一些了不起的影印书。二十世纪90年代西洋古典音乐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一本外国音乐词典被影印出来，发行量很少，很少人买到，但它所包含的信息最全，几乎所有的有名的音乐家或唱片里面都有介绍，无论淘到多偏的盗版cd，通过查这本字典，都能知道里面的内容。不过像这样的字典很快就成为发烧小圈子的读物，我曾买过一本，被别人借走不还，从此再也买不到。
顺便提一句，我认为，引领北京时髦的还真不是什么时尚之类的杂志，而是一些发烧小团伙。这些小团伙因为想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因此，专门精通于某一方面的信息，收集资料十分用心及专业。这类小团伙遍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所有北京流行观念的始作俑者，当他们不时髦的时候，就是一些偏门发烧友，有一天，他们喜欢的东西突然时髦起来，他们就成为专家。
叫我最有感情的书店是东单的三联书店，我习惯每个星期去一趟，那个书店有个比较公平的排行榜，书业的流行趋势往往就从排行榜中产生，很多做图书生意的外地书商来京都会去逛一逛，把排行榜中的书带到外地去。
三联书店有三层，地下一层偏重文化性图书，类别也很专业，文史哲理工样样有，一层是最新出版的读物，三层是美术摄影艺术设计之类的图书，后来添加了音乐及电影。三联书店以出售中外重要的学术书闻名，它的顾客名单大概就是北京知识分子的名单，一般来讲，在三联买不到的学术书，便可算做偏门学术书了，这样的书或者没有被翻译过来，或者得去图书馆查找。
在一九七六年左右，我父亲买了他的一生中第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是凭票供应，工作单位经过排队，先发一张自行车票，然后一家人存钱，约一年后，才能买得下来，那时的北京，是个自行车的海洋。
当时的名牌自行车有三个品牌："永久"牌的特点是坚固耐用，承重能力强，价钱最低；"飞鸽"牌中规中矩，价钱居中；"凤凰"牌最贵，但骑起来很轻。三个牌子中，每种一般只有
两个型号，"二八"型与"二六"型，前者是男式自行车，后者是女式自行车，且所有自行车间的差价也就在几十块钱左右，父亲买的便是"二八"式的飞鸽牌自行车。
有了一辆自行车，就能带着家人出去玩，我和我妹妹就坐过我爸的新车，一前一后，从城市的马路上，一直骑到郊区的土路上，我估计我妈也趁我们兄妹两人不备，单独坐过我爸骑的新车出去浪漫过，他们俩人直到现在感情还很好。
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是个单调的北京，人们的服装颜色一般只有深蓝、黑色、绿色与白色，面料也就那么几种，连小孩子都能说出来，式样就更别提了。若是有外国人来，他一定会奇怪，以为全国为每个公民订做了一身制服，且无论春夏秋冬都穿着，如果那个外国人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统一着装的国家，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
汽车的种类也很少，总之，无论什么东西，都只有有限的那么几种式样，所以，对于每一种式样，大家都惊人地熟悉。就拿自行车来说吧，我从八岁就会修理了，无论是补轮胎还是给轴承上油，或是调整辐条，样样都会。修车工具简单得离谱儿，一把扳手，一把改锥，一切就全搞定，若是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的工具，人们也发明出一个个巧妙的办法应付过去。比如：需要内六角时，人们便用一块破布垫着，用改锥顶着，再用一块砖头或是锤子慢慢砸，这样，内六角也会随之慢慢转动，松开或是拧紧。
记得当时人们相互发泄不满的主要方式，就是拔别人家自行车的气门芯儿，相当于把汽车轮胎的气儿给放了，但一辆自行车只需几秒钟便可把气儿放光，这一点，比放汽车的优越。轮胎没了气，这自行车就没法骑了，得推着，当时街边到处是打气的，打一次两分钱，你要是得罪人，就得成天去打气，有时，家长间相互交恶，就派小孩子去放别人家自行车的气。
因为全国人民都骑自行车，所以骑得相当好，街上双手离着把飞车的帅哥多得是，每天都能遇到。但说到骑着自行车上楼梯什么的，就没有人那么干了，因为毁车，当时的人们珍惜自行车的程度，比现在爱护汽车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到周日，院子里成排的男人带着小孩，在保养他们又实用又心爱的私人财产——自行车。
所谓中心，就是人们围绕其生活的那个地点。
在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强调其某些部分的重要性而忽略其余，而且，这种强调，往往随着年龄及人生经验的改变而改变。娇美的花朵必将枯萎，漂亮而合体的衣服总会过时，新鲜而深刻的爱情也会因缺乏持续的刺激而变得平平淡淡。通过努力及运气，人们战胜了贫穷，然而那匮乏的生活方式，有时竟也能成为人们愉快而温馨的回忆，曾经认为永恒而顽强的信
念，也会被一点点的怀疑而在一刹间倾颓。
我相信，有多少个北京人，北京便有多少个中心。
以我为例。
少年时期，北京看起来还像个古代市镇，十分落后，很多条马路竟还是土路，那时候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中心在家里。每天，从家里取得食物与父母的叮嘱，从这里出发，去学校上学，或去同学家玩，我们家住在右安门附近，那是北京的西南角，在我眼里，世界就是那么一丁点儿大。出了家门，向北走上三百米，便能看到绿色的护城河水，上面漂浮着油污，我记得竟有人从这水里钓鱼，我妈直接告诉我："不卫生，吃了会死。"而向南走，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青年时期，我的活动范围慢慢地扩大了，方式是逛商场、郊游以及一些看电影之类的娱乐活动。记得到了快二十岁，才对北京的方位大概有了个轮廓，知道了二环路以内是市区，而市区里二十层的高楼少得可怜，盖起一个饭店就是一件大事。老师曾带我们参观北京的所谓建国十大建筑，大会堂之类，记得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建筑师，他看过些外国的建筑书，眼界比我们开阔，他边走边悄悄地评头品足，告诉我："这些东西土得掉渣儿，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时候对北京开始有了所谓中心的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还真说不清楚。总之，我只记得一有什么事儿，爱凑热闹的北京人就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真是闻风而动，乘坐各种最简陋的交通工具，其中最流行的是自行车，多半为黑色，牌子还没有现在的汽车牌子多，且把这种交通工具利用得十分充分。我记得父亲就曾图侥幸，以一辆自行车带上我和妹妹，兴致勃勃地边骑边警惕地留心不要让警察抓到，就这样慢慢地来到天安广场。那时还有一些所谓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的外在反映便是人们从各个角落向天安门广场奔去，直至天安门广场成为人的海洋。我至今仍感到奇怪，当时天安门广场是如何接待那么多人的，因为周围公厕稀少，更缺少小食亭，而人们的热情大概是去看看别人吧。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人山人海这个词感到特别亲切，我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获得的体验。那时候的北京人除了盲目的热情以外，似乎就很难谈到别的。天安门广场让人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种满足，在那里，人们可凭直觉获得一种叫集体无意识的从众心理，并从其中获得兴奋以及力量，借以忘却生活中的沉闷压抑及精神物质方面的可怜与匮乏。事实上，现在看来，我认为用狂欢来比喻当时的北京人去天安门广场十分贴切，尽管并不是真的狂欢。但北京当代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时刻，天安门广场毫无例外地都要聚起一批人来，他们在那里不停地走动，说话，四下看来看去，有时也高呼口号，既像乌合之众，又像是身怀某种痛苦却又有所期盼的见证人。
接着，我进入中年，知道了北京城也不过是地球上一个极不重要的小角落，而地球在茫茫的宇宙中也极不起眼，很可能是完全地微不足道，对于北京这个城市也不像以前那样看重了。我只知我是个北京人，我熟悉这一城市，尽管这个城市十几年间大兴土木，形式上花样翻新。从外表上看，比以前更加干净更加热闹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被运进来，或就地制造。汽车渐渐地有代替自行车的趋势，外地人和外国人越来越多，富人占据好地方，获得很好的照顾，穷人被成批地迁出城外，生活也得到改善。文化在表面上进入多元。我认为，这个城市无论从地理上与心理上，都渐渐地没有中心这一概念了，一个个价格不等的住宅小区，把相近的人群封闭在一起，购物商场按照购买力把人们也分了档次，恒温写字楼里白领成堆，队伍空前地壮大，成为北京主要的生产和消费的力量。北京与中国别的城市差别仍会主要体现在娱乐业上，北京提供更丰富的娱乐层次，据说是什么都有，我认为这种有也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意思上，并无什么真正的实际内容。人们来到北京，居住在北京，怀着各种梦想，愿意把力气花在北京，愿意为未来而奋斗。有试图立业发迹的富人梦，也有出名成家的荣誉梦，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慰藉的感情梦。人们在无形之中积极进取，努力从各个方面建立更坚强更美好的自我，努力使我相信，自我中心便是北京未来的主旋律，无论人们在哪里聚集，无论他们喜欢谁以及什么地方，但终究他们会从各个方面回归自我。虽然很难说清这一中心的具体内容，我猜是个矛盾丛生的混沌之地，理智与情感，高兴与难过，迟钝与敏感，生与死，但人们只能奔向这个中心，我想情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