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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在日本专攻医学，偶然看到一部报道日俄战争的记录影片里有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围观者皆中国人，麻木之状可掬，自此弃医从文。在他当时的心目中，似乎文学才是富国强民之道。这则轶事文化界尽人皆知，不必饶舌。
最近因纪念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电影电视里又看到许多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且都是当时的真实记录，有的是外国传教士和医生偷拍的，有的是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藏的，还有的更是“大日本皇军’，自己留下的“赫赫战果”不知鲁迅先生那时在银幕上看到的是怎样情景，但可以断定，日俄战争中日本兵杀中国人的头与鲁迅先生逝世后日本兵的作为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机械化时代，日本兵不再是－个个地杀中国人而是成批成批地杀，成千上万地杀；杀中国人的方式已大大进步，机枪加大炮再加毒气弹，用著名的日本军刀把中国人头手工处理掉，已经成为一种娱乐，就像放着整套的电气煮具不用，非要用符合“茶道”的规则来浅斟慢饮相似。亲自用手操作有用手操作的乐趣；机械作业其实是最沉闷最无趣的，手工作业才能显出个人风格，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展开竞赛，机械化批量生产中国人头，不能算人的本事。
日本兵比赛杀中国人取乐还嫌不足，对中国妇女好像是先奸后杀更为开心，于是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许多中国女性的解剖照。这类珍贵的照片和记录片，鲁迅先生都无缘见识，不知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我们这一代人看了后是怎样的心情，我没调查也就不便发言。仅就我个人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看了后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一般。
当然我还不至于愚昧到看了这些照片就憎恨起日本人，从此心怀报复，发誓要跑到日本去杀他些日本人的程度。一，这都是5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干的事情与现在日本老百姓毫不相干；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重新发表这些历史材料，正是为了让全世界、让整个人类都牢记血的教训，防止历史在今后重演，决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会挑起仇恨。以上两点已是人所共知的一般性常识，区区者如在下，也还是明白的，况且战犯已在东京法庭受到惩罚，时过境迁，今天的中日关系也正常化了。
但现在，中国人倒是宽容大度地原谅了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干的兽行，而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当权者（其中不乏日本军人的后代）却不承认他们前辈做的事情；我们无心让后代人还前代人的欠债，而后代人却不领情，压根儿要赖这笔帐，这就很难叫我心平气和了。
据报载，受现代日本教育成长的一代日本人，大多数对50年前的中日战争的认识是：“一，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战争；二，我们打败了；三，我们赔偿了。”不能怨这一代日本人无知，因为他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如果我们的教师按这样的教科书教育我们说：“日本人侵略过中国不止一次，日本能够成为现代化国家全靠‘马关条约’的战争赔款，他们在我们身上发了财又来打我们，所以日本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将来也是我们的敌人。”全体中国人不磨拳擦掌才怪，中日友好便无从谈起，两个大国之间会一直敌对下去，世界也就永无宁日了。也是据报载，日本战败五十年后，终于有一位政府首长出来代表日本政府公开承认，过去日本“进出”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对亚洲赤裸裸的“侵略”而已誓言“日本将不会重犯这些错误”然而就在首相“反省与道歉”的同一天，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倒有半数成员，即十名内阁部长，跑到放置被国际法庭绞死的战犯东条英机灵位的“靖国神社”拜祭所谓“为国捐躯”的“英灵”其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往年。日本政府大概忘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东方人，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这葫芦里的药只能骗骗“老外”骗中国人真可谓班门弄斧了。
我在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可以说我一出生就领教了日本人的招数。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湖北路狮子桥，祖父给它取名“梅溪山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座园林。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发生“西安事变”
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日本军队也就加紧了侵略步伐，1937年11月“大日本皇军”兵临南京城下，我们举家成为“难民”逃往四川。今日想来，其惨状肯定比“波黑战争”中的难民有过之而无不及（“波黑战争”的难民还有国际救济）。我母亲后来回忆说，在从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个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闹个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来，才发现我脚上的鞋袜都掉了，裸露的小脚在严寒中冻了一路。自此以后，我有个与别人不同的习惯，就是总穿着袜子睡觉，夏天也必须如此，因为我的脚非要严密包裹起来才能焐暖。我不能说这个毛病绝对是日本人给我造成的，也许有其它原因，但谁叫日本人曾逼着我非逃难不可呢？如不逃难，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万烈士中的一个而享受祭奠了。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况下，每晚脚冷得睡不着时，我不想日本人想谁？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经从婴儿长成为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不可能去前线，而即使身在重庆，也可说是日本人的炸弹燃烧弹伴随着我成长的：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也亲眼见识过“大隧道惨案”我想这点也应感谢日本军国主义，它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培养成坚强无畏的性格。对老宅我毫无印象，但据长辈说庭园已面目全非。小时喜欢玩耍，老宅的庭园比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大得多，足够我自由驰骋，而我所见的已是满目荒凉，破落不堪。名曰“梅溪山庄”其实既无梅也无溪了，假山倾圯，杂草丛生，宅院里所有的房门全改成日本式的纸糊拉门，地板上铺着“塌塌米”邻居告诉长辈说，我家曾被日本军队当过“宪兵司令部”此说确实与否存疑。不过有一次我曾玩到一个地下室，确实看见过墙上有血迹，阴森的地下室里摆着几张莫明其妙的长板凳，屋顶上吊著铁链，少不更事的我感觉到有点恐怖兮兮的，后来我再没去那里玩耍。大了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老虎凳”吧，这也应该感谢日本人绘我的知识。kk老宅院落里还有一间大房子，说是日本人原先的仓库。我去玩的时候，里面还存放着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横七竖八地摞着，已经变质，硬的跟岩石一样。留在南京的邻居告诉我，日本人爱吃甜食，煮鸡也要放糖（？），他们到处搜刮糖，所以仓库里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糖带不走。大了，知道吃甜食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习惯，邻居逗我玩罢了。可是，虽然我小时没见过一个日本人，却对日本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一，和血与恐怖有关；二，爱吃甜的。不知怎么，这种印象在我脑海里可说根深蒂固。如今我当然不能说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仅此而已。可是细细捉摸起来，这种印象好似真有点象征意味哩：鲜血与白糖！
再后来，众所周知，在中国，好像是“阶级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锐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更时刻准备着去解放世界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我以为这一历史阶段虽然荒谬，却也使中国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世界人民一体化的教育，中国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狭隘，把“非我族类”视为非人异类，即使是带有极左色彩的国际主义，也大大消除了中国老百姓一贯怀有的盲目排外情绪；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观念的变化奠定了今日开放和与世界各国正常交流的基础。kk我当然不再简单地把日本人和血与糖联系在一起了，更没有一点点敌对情绪。平反后，随着我的小说被译成日文，也结交... -->>
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在日本专攻医学，偶然看到一部报道日俄战争的记录影片里有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围观者皆中国人，麻木之状可掬，自此弃医从文。在他当时的心目中，似乎文学才是富国强民之道。这则轶事文化界尽人皆知，不必饶舌。
最近因纪念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电影电视里又看到许多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且都是当时的真实记录，有的是外国传教士和医生偷拍的，有的是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藏的，还有的更是“大日本皇军’，自己留下的“赫赫战果”不知鲁迅先生那时在银幕上看到的是怎样情景，但可以断定，日俄战争中日本兵杀中国人的头与鲁迅先生逝世后日本兵的作为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机械化时代，日本兵不再是－个个地杀中国人而是成批成批地杀，成千上万地杀；杀中国人的方式已大大进步，机枪加大炮再加毒气弹，用著名的日本军刀把中国人头手工处理掉，已经成为一种娱乐，就像放着整套的电气煮具不用，非要用符合“茶道”的规则来浅斟慢饮相似。亲自用手操作有用手操作的乐趣；机械作业其实是最沉闷最无趣的，手工作业才能显出个人风格，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展开竞赛，机械化批量生产中国人头，不能算人的本事。
日本兵比赛杀中国人取乐还嫌不足，对中国妇女好像是先奸后杀更为开心，于是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许多中国女性的解剖照。这类珍贵的照片和记录片，鲁迅先生都无缘见识，不知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我们这一代人看了后是怎样的心情，我没调查也就不便发言。仅就我个人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看了后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一般。
当然我还不至于愚昧到看了这些照片就憎恨起日本人，从此心怀报复，发誓要跑到日本去杀他些日本人的程度。一，这都是5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干的事情与现在日本老百姓毫不相干；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重新发表这些历史材料，正是为了让全世界、让整个人类都牢记血的教训，防止历史在今后重演，决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会挑起仇恨。以上两点已是人所共知的一般性常识，区区者如在下，也还是明白的，况且战犯已在东京法庭受到惩罚，时过境迁，今天的中日关系也正常化了。
但现在，中国人倒是宽容大度地原谅了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干的兽行，而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当权者（其中不乏日本军人的后代）却不承认他们前辈做的事情；我们无心让后代人还前代人的欠债，而后代人却不领情，压根儿要赖这笔帐，这就很难叫我心平气和了。
据报载，受现代日本教育成长的一代日本人，大多数对50年前的中日战争的认识是：“一，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战争；二，我们打败了；三，我们赔偿了。”不能怨这一代日本人无知，因为他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如果我们的教师按这样的教科书教育我们说：“日本人侵略过中国不止一次，日本能够成为现代化国家全靠‘马关条约’的战争赔款，他们在我们身上发了财又来打我们，所以日本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将来也是我们的敌人。”全体中国人不磨拳擦掌才怪，中日友好便无从谈起，两个大国之间会一直敌对下去，世界也就永无宁日了。也是据报载，日本战败五十年后，终于有一位政府首长出来代表日本政府公开承认，过去日本“进出”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对亚洲赤裸裸的“侵略”而已誓言“日本将不会重犯这些错误”然而就在首相“反省与道歉”的同一天，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倒有半数成员，即十名内阁部长，跑到放置被国际法庭绞死的战犯东条英机灵位的“靖国神社”拜祭所谓“为国捐躯”的“英灵”其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往年。日本政府大概忘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东方人，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这葫芦里的药只能骗骗“老外”骗中国人真可谓班门弄斧了。
我在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可以说我一出生就领教了日本人的招数。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湖北路狮子桥，祖父给它取名“梅溪山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座园林。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发生“西安事变”
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日本军队也就加紧了侵略步伐，1937年11月“大日本皇军”兵临南京城下，我们举家成为“难民”逃往四川。今日想来，其惨状肯定比“波黑战争”中的难民有过之而无不及（“波黑战争”的难民还有国际救济）。我母亲后来回忆说，在从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个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闹个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来，才发现我脚上的鞋袜都掉了，裸露的小脚在严寒中冻了一路。自此以后，我有个与别人不同的习惯，就是总穿着袜子睡觉，夏天也必须如此，因为我的脚非要严密包裹起来才能焐暖。我不能说这个毛病绝对是日本人给我造成的，也许有其它原因，但谁叫日本人曾逼着我非逃难不可呢？如不逃难，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万烈士中的一个而享受祭奠了。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况下，每晚脚冷得睡不着时，我不想日本人想谁？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经从婴儿长成为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不可能去前线，而即使身在重庆，也可说是日本人的炸弹燃烧弹伴随着我成长的：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也亲眼见识过“大隧道惨案”我想这点也应感谢日本军国主义，它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培养成坚强无畏的性格。对老宅我毫无印象，但据长辈说庭园已面目全非。小时喜欢玩耍，老宅的庭园比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大得多，足够我自由驰骋，而我所见的已是满目荒凉，破落不堪。名曰“梅溪山庄”其实既无梅也无溪了，假山倾圯，杂草丛生，宅院里所有的房门全改成日本式的纸糊拉门，地板上铺着“塌塌米”邻居告诉长辈说，我家曾被日本军队当过“宪兵司令部”此说确实与否存疑。不过有一次我曾玩到一个地下室，确实看见过墙上有血迹，阴森的地下室里摆着几张莫明其妙的长板凳，屋顶上吊著铁链，少不更事的我感觉到有点恐怖兮兮的，后来我再没去那里玩耍。大了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老虎凳”吧，这也应该感谢日本人绘我的知识。kk老宅院落里还有一间大房子，说是日本人原先的仓库。我去玩的时候，里面还存放着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横七竖八地摞着，已经变质，硬的跟岩石一样。留在南京的邻居告诉我，日本人爱吃甜食，煮鸡也要放糖（？），他们到处搜刮糖，所以仓库里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糖带不走。大了，知道吃甜食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习惯，邻居逗我玩罢了。可是，虽然我小时没见过一个日本人，却对日本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一，和血与恐怖有关；二，爱吃甜的。不知怎么，这种印象在我脑海里可说根深蒂固。如今我当然不能说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仅此而已。可是细细捉摸起来，这种印象好似真有点象征意味哩：鲜血与白糖！
再后来，众所周知，在中国，好像是“阶级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锐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更时刻准备着去解放世界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我以为这一历史阶段虽然荒谬，却也使中国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世界人民一体化的教育，中国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狭隘，把“非我族类”视为非人异类，即使是带有极左色彩的国际主义，也大大消除了中国老百姓一贯怀有的盲目排外情绪；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观念的变化奠定了今日开放和与世界各国正常交流的基础。kk我当然不再简单地把日本人和血与糖联系在一起了，更没有一点点敌对情绪。平反后，随着我的小说被译成日文，也结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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