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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时候对玉熹说："叫人家笑话我们，连个媳妇都娶不起？还是我恶名出去了，人家不肯给？"我不要，他也是受够了，实在怕了，
只要虚位以待，冬梅要是上头上脸起来，随时可以扬言托人做媒，不怕掐不住她。她现在还不敢，不过又大着肚子挺胸凸肚走出走进，那副神气看着很不顺眼，她又不傻，当然也知道孩子越多，娶填房越难。差不多的人家，听见说房里有人已经不愿意，何况有一大窝孩子，将来家私分下来有限，图他们什么？
孩子多了，银娣嫌吵，让他们搬到楼下去又便宜了他们，自成一家。一天到晚在跟前，有时候又眉来眼去的，叫人看不惯。玉熹其实不大理她，不过日子久了，总像他们是夫妻俩。
他还算有出息的。虽然不爱说话，很够机灵，有两次做押款，因为田上收不到租，就是他接洽的。找了人来在楼下，她没下去，东西让他经手，他这一点还靠得住，因为他要她相信他。东西到了他自己手里能保留多久，那就不知道了。她只希望他到了那时候懂事些。
她最大的满足还是亲戚们。前两年大爷出了事，拖到现在还没了，隔些时又在报上登一段，自从有了国民政府还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亲戚们本来提起大爷已经够尴尬的，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据说是同事害他，咬他贪污盗窃公款，什么都推在他头上。他被免职拘捕，托病进了医院，总算没进监牢。被她在旁边看着，实在是报应，当初分家的时候那么狠心，恨不得一个人独占，出去搂钱可没有这么容易。
他家只有他一个人吃这颗禁果，落到这样下场。向来都说姚家子孙只有他是个人才，他会不知道那句老话，"朝中无人莫做官"。
官司拖了几年，背了无数的债。大奶奶去求九老太爷夫妇，也只安慰了几句，分文无着。结果判下来还是着令归还一部分公款。他本来肝肾有病，恢复自由以后，出院不久又入院，就死在医院里。大奶奶搬到北京去住，北边生活比较便宜。那边还有好些亲戚，对他们倒还是一样，北边始终又是个局面。他们来了还有一番热闹。大家都说北京天气好，干爽，风土人情又好，又客气又厚道。北边好。不犯着迎头赶上去，给人讲着又不是好话。"
这两年好几家都搬走了。生活程度太高，尤其是鸦片烟。
在上海越搬越小，下不了这面子，搬到内地去仍旧可以排场相当大。有时索性搬到田上去住，做起乡绅来，格外威风。明知乡下不平定，吃烟的人更担惊受怕。祖上替他们在上海买房子，总算想得周到，这时候住到土匪窝里去。"
在上海的人都相信上海，在她是又还加上土著的自傲。风声一紧，像要跟日本打起来了，那家新乡绅吓得又搬回来了，花了好些钱顶房子，叫她见笑。上海虽然也打，没打到租界。
她哥哥家里从城里逃难出来，投奔她，她后来帮他们搬到杭州去，有个侄子在杭州做事。也去了个话柄。
上海成了孤岛以后，不过就是东西越来越贵。这些人里还就是三爷，孵豆芽也要在上海，这一点不能不说他还有见识。有一个时期听说大爷每月贴他两百块，那时候大爷是场面上的人，嘴里说不管他的事，不免怕他穷急了闹出事来，于官声有碍。三奶奶那里也每月送一百块，大爷向来是这派头，到处派月敬，月费。世交，老太爷手里用的人，退休了的姨太太，以及她们收的干儿子干女儿，往往都有份。大爷一倒下来，她最担心的就是三爷怎么了，没有月费可拿了。好久没有消息，后来听见说他两个姨奶奶搬到一起住了。现在想必过得真省。两个住在一块儿倒不吵？人家三爷会调停。我们三爷有本事。他现在靠什么？他姨奶奶有钱。哪一个呢？她也养活她？我们三爷有本事嘛。他也不容易，年纪也不小了。他那个小少爷脾气。
这都是揣测之词。大家都好些年没看见他。他用的人又是一帮，不是朋友荐的就是"生意浪"带来的，与亲戚家的佣人不通消息，所以他们这三个人的小家庭是个什么情形，亲戚间一点也不知道。年数多了，空白越来越大，大家渐渐对他有几分敬意。在他们这圈子里现在有一种默契，任何人能靠自己混口饭吃，哪怕男盗女娼，只要他不倒过来又靠上家里或是亲戚，大家都暗暗佩服。说是现在从来不出去。楼都不下。
她记得他曾经笑着对她说："老了，不受欢迎了。"其实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不过没有钱了，当然没有从前出风头。
他这人就是还知趣。他热闹惯了的人，难道年纪大了两岁，就不怕冷清了？他一辈子除此以外，根本没有别的生活。
人家说他不冷清，有人陪着，而且左拥右抱，两个都是他自己拣的。他爱的是海——两瓢不新鲜的海水，能到哪里？他不过是钻到一个角落里，尽可能使自己舒服点，想法子有点掩蔽，不让别人窥视，好有个安静的下场。这一点倒跟她差不多。她近年来借着有病，也更销声匿迹，只求这些人不讲起她。他那边的寂静仿佛是个回声。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年数隔得越久，那点事迹也跟着增加。她对他有一种奇特的了解，像夫妻间的，像有些妻子对丈夫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仍旧能够懂得他。他至少这点硬气，不靠亲威，家里给娶的女人他不要了，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是最受不了寂寞的人，亏他这些年闷在家里，倒还是那样，她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变了个人——穷极无聊倒也没来找她。这些年不见，也甚至于想着可以借两个钱。他知道没用。他就是还识相。
她看着他跟她差不多情形，也许是带着一厢情愿的成份。
但是事实是处境与她相仿的人越来越多。自从日本人进入租界，凡是生活没有问题的人都坐在家里不出去做事，韬光养晦。所以不光是她的亲戚们，所有洁身自好的市民都成了像她那样，在家里守节。现在她可以名正言顺地节省起来，大家都省。她叫冬梅自己做煤球，蹲在后天井里和泥，格子布罩袍后襟高高撩起，搭在一方大屁股上，用一把汤匙捏弄着煤屑，她做得比佣人圆。
不过她还是不会过日子，银娣火起来自己下厨房，教女佣炒菜，省油，用一只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玉熹吃不惯，要另外添小锅菜，她也怕传出去又是个话柄，不久就又推病不管了。家里外表也仍旧维持从前的规模，除了辞掉厨子，改用女佣做饭，现在许多人家都这样。不像卜家现在就是卜二奶奶自己下灶。卜家人多，一向闹穷，老太爷老太太都还在。娇滴滴的卜二奶奶，老爱吃吃笑着，从前跟她们妯娌们一见面就大家取笑的，现在总是上菜上了一半的时候进来，热得脸红红的，剪短了的头发湿粘粘的，掠在耳朵背后，穿着件线呢夹袍子，像个小母鸡，站在一边，仿佛事不关己，希望不引起注意。人家让她上桌，称赞今天菜好，她只帮着夹菜，喃喃地说声："哦，虾球还可以吧？这两天虾仁买不到。"卜二奶奶真有本事，会做全桌酒席，炒鸡蛋炒得又匀又碎，鱼鳞似的，筷子都搛不起来。"
在沦陷的上海，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当自警团。家里没有男佣人的，都是花钱论钟头雇人。他们是卜二爷自己去站岗。
玉熹亲眼看见，回来告诉她，卜二表叔瘦高个子，戴着黑边大眼镜，扛着肩膀，扬着脸似笑非笑的，带着讽刺的神气，肩上套着根绳子，斜吊着根警棍，拖在袍襟上。他们人多，少出来见人。
现在一提起她家总是说："他们现在还是那冬姑娘？"憎恶地皱着眉笑着，扮个鬼脸。"就是她一个？也没有再娶？
几个孩子了？"
她没给儿子娶填房，比逼死媳妇更叫人批评。虐待媳妇是常事，年纪轻轻死了老婆不续弦，倒没听说过。
她听见了又生气，这些人反正总有的说，他们的语气与脸上的神气她都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有句话吹到她耳朵里，马上从头到尾如在目前。她就是这点不载福，不会像别的老太太们装聋作哑，她自己承认。... -->>
她有时候对玉熹说："叫人家笑话我们，连个媳妇都娶不起？还是我恶名出去了，人家不肯给？"我不要，他也是受够了，实在怕了，
只要虚位以待，冬梅要是上头上脸起来，随时可以扬言托人做媒，不怕掐不住她。她现在还不敢，不过又大着肚子挺胸凸肚走出走进，那副神气看着很不顺眼，她又不傻，当然也知道孩子越多，娶填房越难。差不多的人家，听见说房里有人已经不愿意，何况有一大窝孩子，将来家私分下来有限，图他们什么？
孩子多了，银娣嫌吵，让他们搬到楼下去又便宜了他们，自成一家。一天到晚在跟前，有时候又眉来眼去的，叫人看不惯。玉熹其实不大理她，不过日子久了，总像他们是夫妻俩。
他还算有出息的。虽然不爱说话，很够机灵，有两次做押款，因为田上收不到租，就是他接洽的。找了人来在楼下，她没下去，东西让他经手，他这一点还靠得住，因为他要她相信他。东西到了他自己手里能保留多久，那就不知道了。她只希望他到了那时候懂事些。
她最大的满足还是亲戚们。前两年大爷出了事，拖到现在还没了，隔些时又在报上登一段，自从有了国民政府还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亲戚们本来提起大爷已经够尴尬的，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据说是同事害他，咬他贪污盗窃公款，什么都推在他头上。他被免职拘捕，托病进了医院，总算没进监牢。被她在旁边看着，实在是报应，当初分家的时候那么狠心，恨不得一个人独占，出去搂钱可没有这么容易。
他家只有他一个人吃这颗禁果，落到这样下场。向来都说姚家子孙只有他是个人才，他会不知道那句老话，"朝中无人莫做官"。
官司拖了几年，背了无数的债。大奶奶去求九老太爷夫妇，也只安慰了几句，分文无着。结果判下来还是着令归还一部分公款。他本来肝肾有病，恢复自由以后，出院不久又入院，就死在医院里。大奶奶搬到北京去住，北边生活比较便宜。那边还有好些亲戚，对他们倒还是一样，北边始终又是个局面。他们来了还有一番热闹。大家都说北京天气好，干爽，风土人情又好，又客气又厚道。北边好。不犯着迎头赶上去，给人讲着又不是好话。"
这两年好几家都搬走了。生活程度太高，尤其是鸦片烟。
在上海越搬越小，下不了这面子，搬到内地去仍旧可以排场相当大。有时索性搬到田上去住，做起乡绅来，格外威风。明知乡下不平定，吃烟的人更担惊受怕。祖上替他们在上海买房子，总算想得周到，这时候住到土匪窝里去。"
在上海的人都相信上海，在她是又还加上土著的自傲。风声一紧，像要跟日本打起来了，那家新乡绅吓得又搬回来了，花了好些钱顶房子，叫她见笑。上海虽然也打，没打到租界。
她哥哥家里从城里逃难出来，投奔她，她后来帮他们搬到杭州去，有个侄子在杭州做事。也去了个话柄。
上海成了孤岛以后，不过就是东西越来越贵。这些人里还就是三爷，孵豆芽也要在上海，这一点不能不说他还有见识。有一个时期听说大爷每月贴他两百块，那时候大爷是场面上的人，嘴里说不管他的事，不免怕他穷急了闹出事来，于官声有碍。三奶奶那里也每月送一百块，大爷向来是这派头，到处派月敬，月费。世交，老太爷手里用的人，退休了的姨太太，以及她们收的干儿子干女儿，往往都有份。大爷一倒下来，她最担心的就是三爷怎么了，没有月费可拿了。好久没有消息，后来听见说他两个姨奶奶搬到一起住了。现在想必过得真省。两个住在一块儿倒不吵？人家三爷会调停。我们三爷有本事。他现在靠什么？他姨奶奶有钱。哪一个呢？她也养活她？我们三爷有本事嘛。他也不容易，年纪也不小了。他那个小少爷脾气。
这都是揣测之词。大家都好些年没看见他。他用的人又是一帮，不是朋友荐的就是"生意浪"带来的，与亲戚家的佣人不通消息，所以他们这三个人的小家庭是个什么情形，亲戚间一点也不知道。年数多了，空白越来越大，大家渐渐对他有几分敬意。在他们这圈子里现在有一种默契，任何人能靠自己混口饭吃，哪怕男盗女娼，只要他不倒过来又靠上家里或是亲戚，大家都暗暗佩服。说是现在从来不出去。楼都不下。
她记得他曾经笑着对她说："老了，不受欢迎了。"其实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不过没有钱了，当然没有从前出风头。
他这人就是还知趣。他热闹惯了的人，难道年纪大了两岁，就不怕冷清了？他一辈子除此以外，根本没有别的生活。
人家说他不冷清，有人陪着，而且左拥右抱，两个都是他自己拣的。他爱的是海——两瓢不新鲜的海水，能到哪里？他不过是钻到一个角落里，尽可能使自己舒服点，想法子有点掩蔽，不让别人窥视，好有个安静的下场。这一点倒跟她差不多。她近年来借着有病，也更销声匿迹，只求这些人不讲起她。他那边的寂静仿佛是个回声。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年数隔得越久，那点事迹也跟着增加。她对他有一种奇特的了解，像夫妻间的，像有些妻子对丈夫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仍旧能够懂得他。他至少这点硬气，不靠亲威，家里给娶的女人他不要了，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是最受不了寂寞的人，亏他这些年闷在家里，倒还是那样，她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变了个人——穷极无聊倒也没来找她。这些年不见，也甚至于想着可以借两个钱。他知道没用。他就是还识相。
她看着他跟她差不多情形，也许是带着一厢情愿的成份。
但是事实是处境与她相仿的人越来越多。自从日本人进入租界，凡是生活没有问题的人都坐在家里不出去做事，韬光养晦。所以不光是她的亲戚们，所有洁身自好的市民都成了像她那样，在家里守节。现在她可以名正言顺地节省起来，大家都省。她叫冬梅自己做煤球，蹲在后天井里和泥，格子布罩袍后襟高高撩起，搭在一方大屁股上，用一把汤匙捏弄着煤屑，她做得比佣人圆。
不过她还是不会过日子，银娣火起来自己下厨房，教女佣炒菜，省油，用一只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玉熹吃不惯，要另外添小锅菜，她也怕传出去又是个话柄，不久就又推病不管了。家里外表也仍旧维持从前的规模，除了辞掉厨子，改用女佣做饭，现在许多人家都这样。不像卜家现在就是卜二奶奶自己下灶。卜家人多，一向闹穷，老太爷老太太都还在。娇滴滴的卜二奶奶，老爱吃吃笑着，从前跟她们妯娌们一见面就大家取笑的，现在总是上菜上了一半的时候进来，热得脸红红的，剪短了的头发湿粘粘的，掠在耳朵背后，穿着件线呢夹袍子，像个小母鸡，站在一边，仿佛事不关己，希望不引起注意。人家让她上桌，称赞今天菜好，她只帮着夹菜，喃喃地说声："哦，虾球还可以吧？这两天虾仁买不到。"卜二奶奶真有本事，会做全桌酒席，炒鸡蛋炒得又匀又碎，鱼鳞似的，筷子都搛不起来。"
在沦陷的上海，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当自警团。家里没有男佣人的，都是花钱论钟头雇人。他们是卜二爷自己去站岗。
玉熹亲眼看见，回来告诉她，卜二表叔瘦高个子，戴着黑边大眼镜，扛着肩膀，扬着脸似笑非笑的，带着讽刺的神气，肩上套着根绳子，斜吊着根警棍，拖在袍襟上。他们人多，少出来见人。
现在一提起她家总是说："他们现在还是那冬姑娘？"憎恶地皱着眉笑着，扮个鬼脸。"就是她一个？也没有再娶？
几个孩子了？"
她没给儿子娶填房，比逼死媳妇更叫人批评。虐待媳妇是常事，年纪轻轻死了老婆不续弦，倒没听说过。
她听见了又生气，这些人反正总有的说，他们的语气与脸上的神气她都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有句话吹到她耳朵里，马上从头到尾如在目前。她就是这点不载福，不会像别的老太太们装聋作哑，她自己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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