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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警察走上来拉他，刘荃本能地就扳开了黄绢的手，很快地走了出去。他不愿意在她面前被这些人横拖直曳。
警察又把他押回原来那间黑暗的房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他想。
挨着他坐着的一个人悄悄地问：“哪里来的？”
他起初没有回答。然后他说了声“我是刘荃。”
那人惊异起来。“我还当是个新来的。”他仿佛有点难为情似的。“怎么？没有怎么样？”
“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坦白是生路，”播音器又鬼气森森地轻声念诵着：“抗拒是死路”
大概接近午夜的时候，突然灯光通明。看守人打开房门，分给他们每人一份纸笔，限他们在天明以前把坦白书写好。
刘荃很用心地写了他的坦白书，但是他知道他等于交了白卷。
天亮的时候，把坦白书收了去。他们的政策向来是一张一弛，玩弄着对方的神经。经过那样紧张的一夜，第二天竟是极平淡地度过。陆续又新添了几个人，都是别的房间里调来的。屋子里已经坐不下了，一部份人只好站着，大家换班。
刘荃一直等到第三天上午，仍旧毫无动静。直到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模样，忽然把他叫了出去，带到楼下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穿黄色制服的同志坐在一张小条桌前面。这比较像“验明正身”的场面了。
“你是刘荃？”那人翻阅着厚厚的一叠文件。
“是的。”
“现在经过调查研究，你和赵楚的关系相当密切，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反人民罪行你决不会一无所知，很有互相包庇隐瞒的嫌疑。无论如何是警惕性不够高，立场不够坚定。但是人民政府特别宽大，还是要争取你。你现在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工作，但是暂时还是在群众的管制下，让群众监视考察你的行动。乱说乱动，马上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明白不明白？”
刘荃一点也不明白，被他这一席话说得如堕五里雾中。难道就这样把他放了出去？
一个警察又领他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入狱的时候口袋里抄出来的几样零星对象交还给他，然后把他送出了大门。那铁门在他后面豁朗一声关上了。他茫然地站在街沿上淡淡的阳光中，一边一个站岗的黄衣卫兵，无表情地扶着步-望着他。
他到了电车上才稍微心定一点，觉得他逐渐离开了危险地带。总像是他们随时可以反悔，再抓他回去。
电车过了桥。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那年轻的车夫似乎还带几分孩子气，在他的扶手棍上栓着个红红绿绿的小纸风车，迎着风团团转。刘荃不由得微笑了。到底是春天了，他想。
他摸了摸他的头发和下颔，决定先到理发店去一趟，免得像这样囚首垢面，跑到哪里人家都用骇异的眼光望着他。还应当去洗个操，但是他等不及要去找黄绢，有那么些话要问她。他以为她知道那天见面是永诀，那当然是他神经过敏。那天见面，也不怪她要伤心。
他赶到文汇报馆。三反期间一切国营机构里都有一种特殊的空气，冷清清地仿佛门可罗雀，而同时又是紧张紊乱，大家都心不在焉。黄绢不在那里，报馆里的人说她两天没来了，是否生病也不知道，有没有请假也不知道。
他想她一定是病了，立刻到她的宿舍里去。
“黄同志搬走了，”女佣告诉他：“你来晚了一天，昨天刚搬的。”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心直往下沉。
“不知道，没听见说。”
他要求见宿舍的管理员。管理员是一个中年妇人，上身穿着件蓝布棉制服，下面却不伦不类地系着一条黑布单裤。她的平板的长方脸像一块黄肥皂。
她告诉他的也还是那两句话，不过比那女佣脾气坏些，也更多疑，直查问“你是哪一个单位的？”“你是她什么人？”
末了她说：“你上报馆去打听吧，我们不知道。”
刘荃从那宿舍里走了出来，觉得他要疯了。一定是他刚从监狱里出来，神经不大正常。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失踪了呢？
他决定再到报馆去一趟，坚持要找他们的负责人谈话，总可以问出一点端倪来。再问不出什么来，那只有等到晚上，等这宿舍里寄宿的女干部都回来了，再来向她们一个个地打听，总有一两个和黄绢比较接近的，会知道她现在的地址。
他第二次到报馆里去，半路上忽然想起来，黄绢不是说这次的事，戈珊非常帮忙吗？听上去她这一向和戈珊很多接触，她搬家戈珊一定也有点知道。她这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一定有理由的。
他走过一家店铺，看了看里面的钟。他自己的手表在出狱的时候还了他，但是早已停了。他也来不及拨表，就又匆匆地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戈珊向来到报馆去得很晚，这时候也许还在家里。
他在暮色苍茫中赶到戈珊那里，她正锁了门走出来。她看见他似乎并不怎样惊异。
“啊，你出来了，恭喜恭喜！”她笑着说：“进来坐。”
她把皮手套脱下来，拿钥匙开门。初春的天气，入夜还是严寒。
“什么时候出来的？”她问。
“今天下午。”
“一出来就来看我？不敢当不敢当，”她半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我听见黄绢说你非常热心帮忙，我真是感激到极点。”刘荃很快地明来意，表示他仅是来道谢的。
“那没有什么，我的力量也有限得很。”
“黄绢怎么从她的宿舍里搬出去了？”刘荃忍不住马上接下去就问：“报馆里也有两天没去了。”
戈珊坐在那里，拿着她的一只皮手套嗒嗒地抽打着桌子的边缘。“怎么，她没跟你说吗？她前天不是去看你的吗？”她很平淡地说。
“她什么也没说。”刘荃望着她，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惧。这恐惧其实一直在那里的，只等待证实。
戈珊略微顿了一顿。她不一定要告诉他实话，但是他早晚会知道的，不告诉他，他也不死心。“她跟申凯夫同居了，我听见她说。交换条件是要他替你想办法。不然你想，有这么简单就放出来了？本来你的情形非常危险。”
“申凯夫？”刘荃低声说。仿佛在开会的时候看见过这人的，见过不止一次了，但是这时候一点地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轰轰作声。
“申凯夫很有一点潜势力的。有人说他每天晚上和毛主席通一次电话，也不知这话有根据没有。”
刘荃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她突然怜悯他起来。她走过去在五斗橱上拿起一瓶酒，找了两只玻璃杯，把残茶泼了，倒上两杯酒，递了一杯过来。“来，干杯！你出来还不值得庆祝么？”
他机械地接了酒，但是并没有喝。
“你别这么着，”戈珊说：“看开点吧。你也不用替她难受，申凯夫这次倒真是认真得很。当然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老申的爱人是个有地位的老党员，在全国妇联里坐第二三把交椅的，他要离婚，党不会批准的。”
“他把黄绢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刘荃突然问。
“谁知道。反正你不用想再跟她见面了，除非有一天申凯夫垮了台。”
“或是共产党垮了台，”刘荃说。
“怎么，你有变天思想？”戈珊笑着问。
刘荃摇了摇头。“我没有那么大胆。有那么一天，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也看不见了。”他举起玻璃杯来，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是一种劣质的白兰地。
“你这种话少说两句吧，可别喝醉了上别处去乱说。醉了就在这儿躺一会。”
“我没醉。喝完这杯就走了。”
他有一点眩晕。室内比外面暖和，玻璃窗上罩着一层水蒸气，完全不透明了。对街的霓虹灯从那蒸气里隐隐透过来，成为惨红与惨绿的昏雾。窗帘杆上挂着一只衣架，正映在那雾蒙蒙的背景上。衣架上陈着一条淡红色的丝质三角裤。在戈珊的房间里，这似乎是一种肉欲的旗帜，高高地挂在那里。
他想着黄绢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和申凯夫在一起。他想到她的流泪，她的冰冷的惨白的脸，想到另一个男子的贪婪的嘴唇与手加到她身上，他心里像火烧似的，恨不得马上死掉。他的生命是她给他的，但是生命对于他成为一个负担。
“是你介绍申凯夫给她的是不是？所以她说你非常帮忙。”他把玻璃杯沉重地搁在桌上。“你不用赖。──不然她怎么认识他的。”
“我赖干什么？”戈珊微笑着说：“是我介绍约又怎么样？不也是为了救你！你恨我吗？”
刘荃静静地向她看着。那奇异的静止似乎是强暴的序曲！她有点害怕起来，但是这对于她也有一种刺激性。
“恨我怎么不杀了我？”她格格地笑着纠缠着他，想把他的手搁在她喉咙上。“叉死我得了，你怕什么，反正你现在有人撑腰了！”那柔艳的眼睛瞟着他笑。“唔？恨我不恨？”她喃喃地说。
“我恨不恨你，我自己也不知道，”刘荃说：“可是我讨厌你，我想连你也该知道。”
这种话一出口，就像是打碎了一样东西，砸得粉碎。刘荃原意是要它这样的，但是说出口来，心里也未尝不难受。
“下次知道了，”戈珊说：“让你枪毙去，谁再救你不是人！”她端起她的一杯酒，一仰脖子全喝了，但是淋淋漓漓泼了一身。
“对不起，我喝醉了，”刘荃微笑着站起来说：“我这酒量真不行，不该给我酒喝的。”
他自己开了门走出去。外面非常寒冷，乌蓝的天空里略有几点星。
他不想回宿舍去，在马路上乱走，走了许多路。糊里胡涂倒已经走到国际饭店附近了。那高楼的顶巅上插着一面红旗，旗杆下大概安着几盏强光的电灯，往上照着，把那红旗照亮了。它在那暗蓝的夜空里招展着，红艳得令人惊异，像一个小小的奇迹。
他仰着脸，久久望着那明亮的小红旗。它像天上的一颗星，甚想把它射落下来。
”两个警察走上来拉他，刘荃本能地就扳开了黄绢的手，很快地走了出去。他不愿意在她面前被这些人横拖直曳。
警察又把他押回原来那间黑暗的房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他想。
挨着他坐着的一个人悄悄地问：“哪里来的？”
他起初没有回答。然后他说了声“我是刘荃。”
那人惊异起来。“我还当是个新来的。”他仿佛有点难为情似的。“怎么？没有怎么样？”
“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坦白是生路，”播音器又鬼气森森地轻声念诵着：“抗拒是死路”
大概接近午夜的时候，突然灯光通明。看守人打开房门，分给他们每人一份纸笔，限他们在天明以前把坦白书写好。
刘荃很用心地写了他的坦白书，但是他知道他等于交了白卷。
天亮的时候，把坦白书收了去。他们的政策向来是一张一弛，玩弄着对方的神经。经过那样紧张的一夜，第二天竟是极平淡地度过。陆续又新添了几个人，都是别的房间里调来的。屋子里已经坐不下了，一部份人只好站着，大家换班。
刘荃一直等到第三天上午，仍旧毫无动静。直到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模样，忽然把他叫了出去，带到楼下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穿黄色制服的同志坐在一张小条桌前面。这比较像“验明正身”的场面了。
“你是刘荃？”那人翻阅着厚厚的一叠文件。
“是的。”
“现在经过调查研究，你和赵楚的关系相当密切，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反人民罪行你决不会一无所知，很有互相包庇隐瞒的嫌疑。无论如何是警惕性不够高，立场不够坚定。但是人民政府特别宽大，还是要争取你。你现在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工作，但是暂时还是在群众的管制下，让群众监视考察你的行动。乱说乱动，马上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明白不明白？”
刘荃一点也不明白，被他这一席话说得如堕五里雾中。难道就这样把他放了出去？
一个警察又领他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入狱的时候口袋里抄出来的几样零星对象交还给他，然后把他送出了大门。那铁门在他后面豁朗一声关上了。他茫然地站在街沿上淡淡的阳光中，一边一个站岗的黄衣卫兵，无表情地扶着步-望着他。
他到了电车上才稍微心定一点，觉得他逐渐离开了危险地带。总像是他们随时可以反悔，再抓他回去。
电车过了桥。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那年轻的车夫似乎还带几分孩子气，在他的扶手棍上栓着个红红绿绿的小纸风车，迎着风团团转。刘荃不由得微笑了。到底是春天了，他想。
他摸了摸他的头发和下颔，决定先到理发店去一趟，免得像这样囚首垢面，跑到哪里人家都用骇异的眼光望着他。还应当去洗个操，但是他等不及要去找黄绢，有那么些话要问她。他以为她知道那天见面是永诀，那当然是他神经过敏。那天见面，也不怪她要伤心。
他赶到文汇报馆。三反期间一切国营机构里都有一种特殊的空气，冷清清地仿佛门可罗雀，而同时又是紧张紊乱，大家都心不在焉。黄绢不在那里，报馆里的人说她两天没来了，是否生病也不知道，有没有请假也不知道。
他想她一定是病了，立刻到她的宿舍里去。
“黄同志搬走了，”女佣告诉他：“你来晚了一天，昨天刚搬的。”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心直往下沉。
“不知道，没听见说。”
他要求见宿舍的管理员。管理员是一个中年妇人，上身穿着件蓝布棉制服，下面却不伦不类地系着一条黑布单裤。她的平板的长方脸像一块黄肥皂。
她告诉他的也还是那两句话，不过比那女佣脾气坏些，也更多疑，直查问“你是哪一个单位的？”“你是她什么人？”
末了她说：“你上报馆去打听吧，我们不知道。”
刘荃从那宿舍里走了出来，觉得他要疯了。一定是他刚从监狱里出来，神经不大正常。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失踪了呢？
他决定再到报馆去一趟，坚持要找他们的负责人谈话，总可以问出一点端倪来。再问不出什么来，那只有等到晚上，等这宿舍里寄宿的女干部都回来了，再来向她们一个个地打听，总有一两个和黄绢比较接近的，会知道她现在的地址。
他第二次到报馆里去，半路上忽然想起来，黄绢不是说这次的事，戈珊非常帮忙吗？听上去她这一向和戈珊很多接触，她搬家戈珊一定也有点知道。她这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一定有理由的。
他走过一家店铺，看了看里面的钟。他自己的手表在出狱的时候还了他，但是早已停了。他也来不及拨表，就又匆匆地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戈珊向来到报馆去得很晚，这时候也许还在家里。
他在暮色苍茫中赶到戈珊那里，她正锁了门走出来。她看见他似乎并不怎样惊异。
“啊，你出来了，恭喜恭喜！”她笑着说：“进来坐。”
她把皮手套脱下来，拿钥匙开门。初春的天气，入夜还是严寒。
“什么时候出来的？”她问。
“今天下午。”
“一出来就来看我？不敢当不敢当，”她半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我听见黄绢说你非常热心帮忙，我真是感激到极点。”刘荃很快地明来意，表示他仅是来道谢的。
“那没有什么，我的力量也有限得很。”
“黄绢怎么从她的宿舍里搬出去了？”刘荃忍不住马上接下去就问：“报馆里也有两天没去了。”
戈珊坐在那里，拿着她的一只皮手套嗒嗒地抽打着桌子的边缘。“怎么，她没跟你说吗？她前天不是去看你的吗？”她很平淡地说。
“她什么也没说。”刘荃望着她，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惧。这恐惧其实一直在那里的，只等待证实。
戈珊略微顿了一顿。她不一定要告诉他实话，但是他早晚会知道的，不告诉他，他也不死心。“她跟申凯夫同居了，我听见她说。交换条件是要他替你想办法。不然你想，有这么简单就放出来了？本来你的情形非常危险。”
“申凯夫？”刘荃低声说。仿佛在开会的时候看见过这人的，见过不止一次了，但是这时候一点地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轰轰作声。
“申凯夫很有一点潜势力的。有人说他每天晚上和毛主席通一次电话，也不知这话有根据没有。”
刘荃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她突然怜悯他起来。她走过去在五斗橱上拿起一瓶酒，找了两只玻璃杯，把残茶泼了，倒上两杯酒，递了一杯过来。“来，干杯！你出来还不值得庆祝么？”
他机械地接了酒，但是并没有喝。
“你别这么着，”戈珊说：“看开点吧。你也不用替她难受，申凯夫这次倒真是认真得很。当然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老申的爱人是个有地位的老党员，在全国妇联里坐第二三把交椅的，他要离婚，党不会批准的。”
“他把黄绢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刘荃突然问。
“谁知道。反正你不用想再跟她见面了，除非有一天申凯夫垮了台。”
“或是共产党垮了台，”刘荃说。
“怎么，你有变天思想？”戈珊笑着问。
刘荃摇了摇头。“我没有那么大胆。有那么一天，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也看不见了。”他举起玻璃杯来，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是一种劣质的白兰地。
“你这种话少说两句吧，可别喝醉了上别处去乱说。醉了就在这儿躺一会。”
“我没醉。喝完这杯就走了。”
他有一点眩晕。室内比外面暖和，玻璃窗上罩着一层水蒸气，完全不透明了。对街的霓虹灯从那蒸气里隐隐透过来，成为惨红与惨绿的昏雾。窗帘杆上挂着一只衣架，正映在那雾蒙蒙的背景上。衣架上陈着一条淡红色的丝质三角裤。在戈珊的房间里，这似乎是一种肉欲的旗帜，高高地挂在那里。
他想着黄绢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和申凯夫在一起。他想到她的流泪，她的冰冷的惨白的脸，想到另一个男子的贪婪的嘴唇与手加到她身上，他心里像火烧似的，恨不得马上死掉。他的生命是她给他的，但是生命对于他成为一个负担。
“是你介绍申凯夫给她的是不是？所以她说你非常帮忙。”他把玻璃杯沉重地搁在桌上。“你不用赖。──不然她怎么认识他的。”
“我赖干什么？”戈珊微笑着说：“是我介绍约又怎么样？不也是为了救你！你恨我吗？”
刘荃静静地向她看着。那奇异的静止似乎是强暴的序曲！她有点害怕起来，但是这对于她也有一种刺激性。
“恨我怎么不杀了我？”她格格地笑着纠缠着他，想把他的手搁在她喉咙上。“叉死我得了，你怕什么，反正你现在有人撑腰了！”那柔艳的眼睛瞟着他笑。“唔？恨我不恨？”她喃喃地说。
“我恨不恨你，我自己也不知道，”刘荃说：“可是我讨厌你，我想连你也该知道。”
这种话一出口，就像是打碎了一样东西，砸得粉碎。刘荃原意是要它这样的，但是说出口来，心里也未尝不难受。
“下次知道了，”戈珊说：“让你枪毙去，谁再救你不是人！”她端起她的一杯酒，一仰脖子全喝了，但是淋淋漓漓泼了一身。
“对不起，我喝醉了，”刘荃微笑着站起来说：“我这酒量真不行，不该给我酒喝的。”
他自己开了门走出去。外面非常寒冷，乌蓝的天空里略有几点星。
他不想回宿舍去，在马路上乱走，走了许多路。糊里胡涂倒已经走到国际饭店附近了。那高楼的顶巅上插着一面红旗，旗杆下大概安着几盏强光的电灯，往上照着，把那红旗照亮了。它在那暗蓝的夜空里招展着，红艳得令人惊异，像一个小小的奇迹。
他仰着脸，久久望着那明亮的小红旗。它像天上的一颗星，甚想把它射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