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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游荡在时间的永巷里，紧追着张爱玲的脚步，她穿一件锦绣长袍，踏着软底绣花鞋，轻灵地走在前面，走在曲曲折折的楼廊间，仿佛引路，同我结一场镜花水月的华丽缘。我想借一盏银灯，将脚下的路照得清楚，然而只是一低头，已经不见了她的踪影，只有隐微的哭声来自隔壁的老房子。老房子是有记忆的。如果墙壁会说话，他们会絮絮不止成宵整夜地告诉我们曾经发生在这房子里的每一桩琐事。即便住在房里的人都做了古，然而房子是不老的，它全都记得。
将手按在老房子的墙壁上，会感觉到温度、皮肤的质感、甚至心跳——即使那墙壁是湿濡而冰冷的，也是一段抑郁的往事。
一代代的人在这里死去，一代代的人在这里出生，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唇，然而一年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那最后的一点气息便被吸入老房子的墙壁里去，怯生生的眼睛看着新的生命降临，与那新的明亮的眼睛相对视。明亮的眼睛新崭崭的，可是什么也看不见；老了钝了的眼睛藏在墙壁里，却把一切都看得通透。
我的灵魂追着那幽咽委屈的哭泣声飘进上海淮安路313号的老房子里，看到年少的爱玲在哭泣。我心如刀绞，可是无能为力。一个灵魂，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想，可是不能做成任何一件事。这是1937年。1937年的这房子已经成了监狱，房主人张廷重成了监狱长。1937年对于整个中国都是一场大悲剧，对于上海尤其如此。“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攻闸北，国民党部队从上海连夜撤退，上海沦陷了，成为“孤岛”
苏州河一带炮声彻夜不断，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每天就好像睡在战壕里一样。
然而这些对于张爱玲来说仍然不是最悲惨，最切肤相关的。她有她自己的悲剧。
这一年，张爱玲中学毕业了，她在校刊毕业生留言栏里写着：“什么都可以‘忘了’，只别连我也‘忘了’。”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然而谁又会忘记她呢？她以她的奇采异文给整个华人世界都留下了那么深刻隽美的印象，然而她自己，却难得快乐。
母亲黄逸梵为了女儿的学业特地回了一次国，建议她可以去国外留学。经年不见，母女的阔别重逢对于张爱玲来说，无异于过年一样的大事。她那种喜气洋洋不由自主地在眉梢眼角里流淌出来，即使自己不觉得，父亲张廷重却是察觉了，未免愤愤——这么些年来，是他拿出钱来供她吃穿读书的，怎么这女儿不领情，仍只是向着她母亲？
因此黄逸梵托人找他谈关于张爱玲留学的事情时，他故意避而不见。于是只得由张爱玲自己来提。当她站在父亲的烟榻前吃吃艾艾地说出学费的请求，他立即便发作起来，骂女儿崇洋媚外，听外人的挑唆。
后母孙用蕃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地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这样刻薄的声气，倒又不像明媒正娶大家千金的凤姐了，倒有些像平丫头扶了正——平儿也还体面些，应该是恃宠而骄的秋桐向尤二发威。
张爱玲在那唇枪舌剑前只有望风而逃。正好张爱玲的舅舅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爱玲的母亲也住在那里，于是张爱玲便借口炮声终夜不断睡不着觉，和父亲商量要到姑姑那里住些日子。张廷重明知所谓去姑姑处其实便是去妈妈处，然而也无可无不可地点了头。
不料张爱玲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遇见后母，孙用蕃劈面便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爱玲呆着脸说：“跟父亲说过了。”
孙用蕃冷笑一声，扬起声音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刷地便打了爱玲一个嘴巴。
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孙用蕃已经利落地一转身，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几乎是转眼间的事，张廷重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地冲下来，不由分说，抓住爱玲便拳打脚踢起来，紧着问：“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一脚接一脚，把多年的不如意以及对前妻的恨全报在这个眼里只有娘没有爹的女儿身上。
爱玲心里悲哀到极点，无心分辩，只求速死，咬紧了牙关，连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她还记得妈妈叮嘱过她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原来，妈妈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妈妈啊，我快被他们打死了，快来救救我我啊！
混乱中，她只觉自己的头一会偏到这一边，一会又偏到那一边，耳朵也震聋了。先还满地滚着，后来便不动了，但仍然大睁着眼睛，仇恨地看着这屋子，那些摆设从来没有如此明晰过——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墙壁上挂着陆小曼的油画这间屋子充实到拥挤的地步，塞满了金的银的镶珠嵌玉的物事，可是独独没有亲情！
她恨！
穿着各色绣花鞋黑布鞋牛皮鞋的脚在面前杂沓往来，满屋子都是人，可没有人味儿！她恨！她恨！她恨！
如果眼睛里可以喷出火来，她希望烧掉这屋子，也烧掉她自己，可是最终她只是无力地闭上眼睛，再也不能动弹。
何干早吓得傻了。这是亲爹亲闺女呀，如何动起手来竟像前世仇人一般。她扎撒着手，拉不开也拉着，劝着，求着，眼看小姐已经躺着不动了，老爷还不停脚地踢着，这是想要小姐的命啊！别的人也都看着实在不像话了，都拥上来劝着，终于拉开了，张廷重犹喘着粗气说：“把她关起来，没我的话，谁也不许放她出来！谁敢私放了她，我扒她的皮！”
爱玲慢吞吞地爬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到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却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爱玲扑上去，叫闹踢门，希望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终是不行。反把张廷重惹得更加火冒三丈，抄起一只硕大的白瓷花瓶便砸过来——幸好没砸到，摔在墙上爆炸开来，把满屋子的人吓了一跳，更把何干惊得魂飞魄散，只怕又要再打一顿，忙忙拉了小姐进房，哭着：“你怎么会弄到这样呢？”
爱玲忍到这会儿，这才抱住奶妈放声大哭起来。2怎能想到，父女反目成仇，竟可以漠视骨肉情，做到这般决绝——这一次争执，使张爱玲陷入幽禁生活长达大半年之久。
房间在一楼，原本就暗，窗外又种满了树，一年年长大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努力挤过树叶的间隙漏出来的，不是光，只是影，每一次蹿动都是一场鬼魂的魇舞。阳台上有木的栏杆，栏杆外秋冬的淡青的天上有飞机掠过的白线，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
不眠之夜，当她撒目四望，只觉黑沉沉的屋子里到处都潜伏着静静杀机，随时要将她吞噬。
死，第一次离得这样近，仿佛一只咻咻的小兽，磨磨蹭蹭地挨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得到那小兽伸长了舌头的贪婪的热气。“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张爱玲：私语）
阴暗的屋子，阴暗的心境，张爱玲得了痢疾病倒了。上吐下泻，浑身无力，一日更比一日虚弱，像一盏纸灯笼，风一吹就要灭了。
何干心急如焚，只是想不出办法来。早在小姐挨打的当天，她已经偷偷打了电话给她舅舅。第二天一早，舅舅约了姑姑张茂渊一起上门来替爱玲求情，再次提起让爱玲出国读书的事。然而张廷重板着一张脸什么也听不进去，孙用蕃又在一边冷嘲热讽，说张茂渊“是来捉鸦片的么？”三言两语调唆得兄妹俩动起手来，张廷重故伎重施地抓起支烟枪便扔过去，把张茂渊的眼镜也打碎了，脸上的皮都被擦破了，流了好多血，还是舅老爷使劲拉开的。
临走，张茂渊赌咒发誓地说：“我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后来听说上医院缝了六针，没有报警，到底还是怕丢人。然而她果然也就不再登张家的门了。
张廷重父女、兄妹反目，得意了孙用蕃，愁坏了何干。眼看着小姐命悬一线，竟是连个可求救的人也没有，万般无奈，只得斗起胆子来，躲开孙用蕃的耳目拼着挨骂偷偷找老爷哭诉了几次，苦劝：“小姐毕竟是老爷的亲生女儿，养得这么大了，又正是好年龄，难不成就看她这样死了吗？亲戚听着也不像，以为老爷心狠，害死自己亲闺女。改天要是有人问起小姐得的什么病，是怎么死的，可叫大家怎么说呢？”
张廷重听了，也觉堪忧，可是到底不愿张锣打鼓地送医诊治，只含糊说：“你先下去吧，这个我自会想办法。”
隔了一天，狱长便查监来了。张爱玲躺在床上，已经只剩下半条命，蜡黄的脸，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可是努力睁大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父亲，那样清澈凄冷的两道目光，仿佛要一直照进他的灵魂深处去。
张廷重看着，心下也未免不忍——他的心，已经被鸦片灯一点一点地烧尽了，烧成了灰，风一吹就会散去。可是灰吊子，却还悬悬地荡在空中，让他有气无力地续着这无妄的生命。想起两父女讨论学问，为女儿亲拟摩登红楼梦章回题目的往事，他也觉得无限感慨，女儿并不是贾宝玉，又没有“逼死母婢”又不是“勾引戏子”何至于弄到如此地步，竟然演出一幕“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来？不禁叹了口气：“你要是但能听话一点，也不会变成这样”亲自替女儿打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
这样注射了几次后，爱玲的病情似乎得到些控制，可仍是时好时坏，眼看着可以起床走动了，一个早晨醒来就又忽然翻天覆地吐起来，直要把心肝肺都吐出来似的。
她浑身灼热，面色赤红，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身在地狱了，四周有火舌吞吐，将她吞噬。可是她不愿意就这样死，她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未了，阎王在收魂之前也要问一问那将死的人有什么最后心愿的吧？她扶着何干的胳膊，仍是打听出逃的路线。
何干一边替她清理一边哭着，却仍是劝：“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啊！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因为太过爱惜，她不禁要替她胆小，替她恐惧，变得冷漠起来。然而终究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太太（指黄逸梵）传话来，要你仔细想清楚，跟你父亲呢，自然是有钱的，跟她，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又透露了两个警卫换班的时间。
这一场病，叫张爱玲早下了决心——她生在这屋子里，总不能死在这屋子里。
她决定出逃，想过许多方案，好像三剑客、基督山伯爵，或是简单一点，像九尾龟里垂了绳子从窗户溜出去，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有个王子可以骑着白马，在公主的阁楼下接应。
可她终究不是白雪公主，虽然遇到了童话里的恶后母，却未能得到那拔剑来救的白马王子。
没有人救她，只除了她自己。
那一年，爱玲18岁。“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的高兴我还没忘了怎么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张爱玲：私语）这一次的命运重合，我比她晚了四年，以22岁的“高龄”离家出走，也算是一种滑稽了——1992年7月3日的晚上，我被妈妈揪着一头长发摔倒在地毯上，她说：你就是我的累赘。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好了。我跪在地上哭了许久，听到所有的人都睡熟了，想到这一切周而复始永无止尽，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去。一路走到车站，才想起身上没有一分钱，于是在灯火辉煌下同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问他可不可以送我到目的地，我找到朋友借到钱再给他。他答应了。在夜风里，我坐在摩托车上风驰电掣，心里想如果今夜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便与他同归于尽了也罢——好在没有。
我去求助的是大学时交往最密的一位好同学，敲开门简单地说：我离开家了，欠摩托车十块钱，你能不能帮我拿下去给他。她愣了一下，说：你那个家，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取了十块钱便陪我下了楼。
后来也是她帮我租房子、介绍家教，我离开大连去广州，也是她来送行——当时她出差在外地，听说我要走，连夜赶回大连，直奔机场，楼上楼下跑了几个来回才找到我。她抱着我，说：答应我，不论发生什么事，你不可以堕落。我说：你放心，除非我死。
那年以后，我便把7月3日当做了我的生日。3
终于和母亲在一起了。母亲住的爱丁顿公寓和父亲的家多么不同呀——那是后来使胡兰成觉得“兵气纵横”、“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带刺激性”、“华贵到使我不安”的房间——明净敞亮的客厅，精致温馨的卧室，清爽典雅的书房，镶着瓷砖棚顶的洗手间，点着煤气炉子的厨房，还有宽大的阳台和阳台上的玻璃门，每一样都让爱玲为之喜悦，觉得新鲜而愉快。
记忆的长绳被时间的锯子割断了又重新接起来，住在爱丁顿公寓的张爱玲仿佛回到八岁那年，妈妈第一次回国的时候，牵着她的手在花园里漫步，指点她行走坐立的姿势，取笑她英语发音的蹩脚，教训她说话不要直瞪着人看，走路时两腿不可分得太开，衣服是葱绿配桃红的好，艳不要紧，但不能俗，搭配是首要学问
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上海的变化多大呀——不要说这十年，单是去年一年，上海发生了多少大事呢。这动荡不安的1938呀，在这一年里，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电影红星周璇与第一任丈夫严华结婚了，同年加入国华影业公司；上海影后胡蝶却在与潘有声新婚不久，双双迁往香港躲避战乱；主演过花好月圆、柳暗花明等影片的黎明晖在主演凤求凰后退出影坛；张爱玲喜爱的电影明星谈瑛主演的夜奔在长达半年的审查删剪后终于公映，同时上映的还有蔡楚生导演的王老五；在这一年里，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巴金写完春，爱情三部曲合刊出版，同年十月与萧珊赴桂林，与夏衍等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赵朴初接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萧红与萧军得到邀请去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于此第一次遇见丁玲，同年夏天萧红与萧军分手，怀着萧军之子与端木蕻良回了武汉；在这一年里，宋庆龄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抗日，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
这些个热闹，张爱玲都没有赶上，只是待在她父亲的家里忙着生病，也忙着生气，忙着想出逃的办法。然而现在好了，现在她又可以回到上海的怀抱了，可以耳闻目睹地与这个城市手牵手，心贴心，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亲切跃动，活色生香的。
爱丁顿公寓所在的静安寺路，是电车的始发站。电车向东穿过繁华的南京路，一路商店、酒楼、书肆、咖啡厅、股票交易会所、跳舞厅一直驶到终点站广东路外滩。张爱玲一直都喜欢听电车“克林克赖”的行驶声，仿佛枕在铁轨上睡觉——电车后来成了她小说里的重要道具。
除了电车声，还有静安寺的敲钟声，斜对过平安电影院的打铃声，后身百乐门舞厅里尖细嗓子的唱歌声，以及楼下卖馄饨的梆子声，都会在静夜里凌风度月而来，让她即使在梦中也会安心地记得：我是在妈妈的家里了，终于和妈妈在一起了。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上海，是繁华的极致。
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中，破坏中，并且即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然而乱世里的一点点安宁，格外珍稀可贵。
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太宝贵了。此后张爱玲写了许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公寓生活，但凡与母亲有关的文字，总是写得无比温柔。她在文章里说自己有个怪癖，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其实我想是因为电车声使她想起母亲，觉得仍和母亲同居一室，如此才会安稳睡着。和母亲在一起的公寓生活是她少女时代最快乐的时光，因此即使是衣食这样的琐事，也都新奇而有趣，称得上色香味俱全的。“在上海我跟我母亲住的一个时期，每天到对街我舅舅家去吃饭，带一碗菜去。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乎乎的苋菜香。”
“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而又是最软性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白吵醒了人，像恼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这位芳邻，实在是一种骚扰。”
“我母亲从前有亲戚带蛤蟆酥给她，总是非常高兴。那是一种半空心的脆饼，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状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绿底子上，绿阴阴的正是一只青蛙的印象派画像。那绿绒倒就是海藻粉。想必总是沿海省份的土产，也没有包装，拿来装在空饼干筒里。我从来没在别处听见说有这样东西。”（张爱玲：谈吃与画饼充饥）
在父亲家里时，她从没做过家务，也没搭过公车，现在，这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洗衣、煮饭、买菜、搭公车、还有省钱她有一种奇怪的挂角归田的感觉。从前对田园的理解就是，逢年过节，田上的人就会往家里送麦米来，就像红楼梦里的乌进孝送年货，或是刘姥姥送蔬果。
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吃了回茄子，硬是没吃出茄子味儿来；张爱玲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却在菜场上看到了“野趣”——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除了茄子，还有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以及饱满如婴儿脸的胡萝卜。
有一天她们买了萝卜煨肉汤。姑姑张茂渊说：“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李菊耦）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 -->>
我的灵魂游荡在时间的永巷里，紧追着张爱玲的脚步，她穿一件锦绣长袍，踏着软底绣花鞋，轻灵地走在前面，走在曲曲折折的楼廊间，仿佛引路，同我结一场镜花水月的华丽缘。我想借一盏银灯，将脚下的路照得清楚，然而只是一低头，已经不见了她的踪影，只有隐微的哭声来自隔壁的老房子。老房子是有记忆的。如果墙壁会说话，他们会絮絮不止成宵整夜地告诉我们曾经发生在这房子里的每一桩琐事。即便住在房里的人都做了古，然而房子是不老的，它全都记得。
将手按在老房子的墙壁上，会感觉到温度、皮肤的质感、甚至心跳——即使那墙壁是湿濡而冰冷的，也是一段抑郁的往事。
一代代的人在这里死去，一代代的人在这里出生，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唇，然而一年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那最后的一点气息便被吸入老房子的墙壁里去，怯生生的眼睛看着新的生命降临，与那新的明亮的眼睛相对视。明亮的眼睛新崭崭的，可是什么也看不见；老了钝了的眼睛藏在墙壁里，却把一切都看得通透。
我的灵魂追着那幽咽委屈的哭泣声飘进上海淮安路313号的老房子里，看到年少的爱玲在哭泣。我心如刀绞，可是无能为力。一个灵魂，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想，可是不能做成任何一件事。这是1937年。1937年的这房子已经成了监狱，房主人张廷重成了监狱长。1937年对于整个中国都是一场大悲剧，对于上海尤其如此。“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攻闸北，国民党部队从上海连夜撤退，上海沦陷了，成为“孤岛”
苏州河一带炮声彻夜不断，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每天就好像睡在战壕里一样。
然而这些对于张爱玲来说仍然不是最悲惨，最切肤相关的。她有她自己的悲剧。
这一年，张爱玲中学毕业了，她在校刊毕业生留言栏里写着：“什么都可以‘忘了’，只别连我也‘忘了’。”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然而谁又会忘记她呢？她以她的奇采异文给整个华人世界都留下了那么深刻隽美的印象，然而她自己，却难得快乐。
母亲黄逸梵为了女儿的学业特地回了一次国，建议她可以去国外留学。经年不见，母女的阔别重逢对于张爱玲来说，无异于过年一样的大事。她那种喜气洋洋不由自主地在眉梢眼角里流淌出来，即使自己不觉得，父亲张廷重却是察觉了，未免愤愤——这么些年来，是他拿出钱来供她吃穿读书的，怎么这女儿不领情，仍只是向着她母亲？
因此黄逸梵托人找他谈关于张爱玲留学的事情时，他故意避而不见。于是只得由张爱玲自己来提。当她站在父亲的烟榻前吃吃艾艾地说出学费的请求，他立即便发作起来，骂女儿崇洋媚外，听外人的挑唆。
后母孙用蕃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地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这样刻薄的声气，倒又不像明媒正娶大家千金的凤姐了，倒有些像平丫头扶了正——平儿也还体面些，应该是恃宠而骄的秋桐向尤二发威。
张爱玲在那唇枪舌剑前只有望风而逃。正好张爱玲的舅舅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爱玲的母亲也住在那里，于是张爱玲便借口炮声终夜不断睡不着觉，和父亲商量要到姑姑那里住些日子。张廷重明知所谓去姑姑处其实便是去妈妈处，然而也无可无不可地点了头。
不料张爱玲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遇见后母，孙用蕃劈面便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爱玲呆着脸说：“跟父亲说过了。”
孙用蕃冷笑一声，扬起声音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刷地便打了爱玲一个嘴巴。
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孙用蕃已经利落地一转身，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几乎是转眼间的事，张廷重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地冲下来，不由分说，抓住爱玲便拳打脚踢起来，紧着问：“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一脚接一脚，把多年的不如意以及对前妻的恨全报在这个眼里只有娘没有爹的女儿身上。
爱玲心里悲哀到极点，无心分辩，只求速死，咬紧了牙关，连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她还记得妈妈叮嘱过她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原来，妈妈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妈妈啊，我快被他们打死了，快来救救我我啊！
混乱中，她只觉自己的头一会偏到这一边，一会又偏到那一边，耳朵也震聋了。先还满地滚着，后来便不动了，但仍然大睁着眼睛，仇恨地看着这屋子，那些摆设从来没有如此明晰过——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墙壁上挂着陆小曼的油画这间屋子充实到拥挤的地步，塞满了金的银的镶珠嵌玉的物事，可是独独没有亲情！
她恨！
穿着各色绣花鞋黑布鞋牛皮鞋的脚在面前杂沓往来，满屋子都是人，可没有人味儿！她恨！她恨！她恨！
如果眼睛里可以喷出火来，她希望烧掉这屋子，也烧掉她自己，可是最终她只是无力地闭上眼睛，再也不能动弹。
何干早吓得傻了。这是亲爹亲闺女呀，如何动起手来竟像前世仇人一般。她扎撒着手，拉不开也拉着，劝着，求着，眼看小姐已经躺着不动了，老爷还不停脚地踢着，这是想要小姐的命啊！别的人也都看着实在不像话了，都拥上来劝着，终于拉开了，张廷重犹喘着粗气说：“把她关起来，没我的话，谁也不许放她出来！谁敢私放了她，我扒她的皮！”
爱玲慢吞吞地爬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到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却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爱玲扑上去，叫闹踢门，希望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终是不行。反把张廷重惹得更加火冒三丈，抄起一只硕大的白瓷花瓶便砸过来——幸好没砸到，摔在墙上爆炸开来，把满屋子的人吓了一跳，更把何干惊得魂飞魄散，只怕又要再打一顿，忙忙拉了小姐进房，哭着：“你怎么会弄到这样呢？”
爱玲忍到这会儿，这才抱住奶妈放声大哭起来。2怎能想到，父女反目成仇，竟可以漠视骨肉情，做到这般决绝——这一次争执，使张爱玲陷入幽禁生活长达大半年之久。
房间在一楼，原本就暗，窗外又种满了树，一年年长大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努力挤过树叶的间隙漏出来的，不是光，只是影，每一次蹿动都是一场鬼魂的魇舞。阳台上有木的栏杆，栏杆外秋冬的淡青的天上有飞机掠过的白线，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
不眠之夜，当她撒目四望，只觉黑沉沉的屋子里到处都潜伏着静静杀机，随时要将她吞噬。
死，第一次离得这样近，仿佛一只咻咻的小兽，磨磨蹭蹭地挨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得到那小兽伸长了舌头的贪婪的热气。“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张爱玲：私语）
阴暗的屋子，阴暗的心境，张爱玲得了痢疾病倒了。上吐下泻，浑身无力，一日更比一日虚弱，像一盏纸灯笼，风一吹就要灭了。
何干心急如焚，只是想不出办法来。早在小姐挨打的当天，她已经偷偷打了电话给她舅舅。第二天一早，舅舅约了姑姑张茂渊一起上门来替爱玲求情，再次提起让爱玲出国读书的事。然而张廷重板着一张脸什么也听不进去，孙用蕃又在一边冷嘲热讽，说张茂渊“是来捉鸦片的么？”三言两语调唆得兄妹俩动起手来，张廷重故伎重施地抓起支烟枪便扔过去，把张茂渊的眼镜也打碎了，脸上的皮都被擦破了，流了好多血，还是舅老爷使劲拉开的。
临走，张茂渊赌咒发誓地说：“我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后来听说上医院缝了六针，没有报警，到底还是怕丢人。然而她果然也就不再登张家的门了。
张廷重父女、兄妹反目，得意了孙用蕃，愁坏了何干。眼看着小姐命悬一线，竟是连个可求救的人也没有，万般无奈，只得斗起胆子来，躲开孙用蕃的耳目拼着挨骂偷偷找老爷哭诉了几次，苦劝：“小姐毕竟是老爷的亲生女儿，养得这么大了，又正是好年龄，难不成就看她这样死了吗？亲戚听着也不像，以为老爷心狠，害死自己亲闺女。改天要是有人问起小姐得的什么病，是怎么死的，可叫大家怎么说呢？”
张廷重听了，也觉堪忧，可是到底不愿张锣打鼓地送医诊治，只含糊说：“你先下去吧，这个我自会想办法。”
隔了一天，狱长便查监来了。张爱玲躺在床上，已经只剩下半条命，蜡黄的脸，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可是努力睁大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父亲，那样清澈凄冷的两道目光，仿佛要一直照进他的灵魂深处去。
张廷重看着，心下也未免不忍——他的心，已经被鸦片灯一点一点地烧尽了，烧成了灰，风一吹就会散去。可是灰吊子，却还悬悬地荡在空中，让他有气无力地续着这无妄的生命。想起两父女讨论学问，为女儿亲拟摩登红楼梦章回题目的往事，他也觉得无限感慨，女儿并不是贾宝玉，又没有“逼死母婢”又不是“勾引戏子”何至于弄到如此地步，竟然演出一幕“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来？不禁叹了口气：“你要是但能听话一点，也不会变成这样”亲自替女儿打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
这样注射了几次后，爱玲的病情似乎得到些控制，可仍是时好时坏，眼看着可以起床走动了，一个早晨醒来就又忽然翻天覆地吐起来，直要把心肝肺都吐出来似的。
她浑身灼热，面色赤红，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身在地狱了，四周有火舌吞吐，将她吞噬。可是她不愿意就这样死，她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未了，阎王在收魂之前也要问一问那将死的人有什么最后心愿的吧？她扶着何干的胳膊，仍是打听出逃的路线。
何干一边替她清理一边哭着，却仍是劝：“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啊！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因为太过爱惜，她不禁要替她胆小，替她恐惧，变得冷漠起来。然而终究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太太（指黄逸梵）传话来，要你仔细想清楚，跟你父亲呢，自然是有钱的，跟她，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又透露了两个警卫换班的时间。
这一场病，叫张爱玲早下了决心——她生在这屋子里，总不能死在这屋子里。
她决定出逃，想过许多方案，好像三剑客、基督山伯爵，或是简单一点，像九尾龟里垂了绳子从窗户溜出去，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有个王子可以骑着白马，在公主的阁楼下接应。
可她终究不是白雪公主，虽然遇到了童话里的恶后母，却未能得到那拔剑来救的白马王子。
没有人救她，只除了她自己。
那一年，爱玲18岁。“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的高兴我还没忘了怎么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张爱玲：私语）这一次的命运重合，我比她晚了四年，以22岁的“高龄”离家出走，也算是一种滑稽了——1992年7月3日的晚上，我被妈妈揪着一头长发摔倒在地毯上，她说：你就是我的累赘。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好了。我跪在地上哭了许久，听到所有的人都睡熟了，想到这一切周而复始永无止尽，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去。一路走到车站，才想起身上没有一分钱，于是在灯火辉煌下同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问他可不可以送我到目的地，我找到朋友借到钱再给他。他答应了。在夜风里，我坐在摩托车上风驰电掣，心里想如果今夜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便与他同归于尽了也罢——好在没有。
我去求助的是大学时交往最密的一位好同学，敲开门简单地说：我离开家了，欠摩托车十块钱，你能不能帮我拿下去给他。她愣了一下，说：你那个家，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取了十块钱便陪我下了楼。
后来也是她帮我租房子、介绍家教，我离开大连去广州，也是她来送行——当时她出差在外地，听说我要走，连夜赶回大连，直奔机场，楼上楼下跑了几个来回才找到我。她抱着我，说：答应我，不论发生什么事，你不可以堕落。我说：你放心，除非我死。
那年以后，我便把7月3日当做了我的生日。3
终于和母亲在一起了。母亲住的爱丁顿公寓和父亲的家多么不同呀——那是后来使胡兰成觉得“兵气纵横”、“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带刺激性”、“华贵到使我不安”的房间——明净敞亮的客厅，精致温馨的卧室，清爽典雅的书房，镶着瓷砖棚顶的洗手间，点着煤气炉子的厨房，还有宽大的阳台和阳台上的玻璃门，每一样都让爱玲为之喜悦，觉得新鲜而愉快。
记忆的长绳被时间的锯子割断了又重新接起来，住在爱丁顿公寓的张爱玲仿佛回到八岁那年，妈妈第一次回国的时候，牵着她的手在花园里漫步，指点她行走坐立的姿势，取笑她英语发音的蹩脚，教训她说话不要直瞪着人看，走路时两腿不可分得太开，衣服是葱绿配桃红的好，艳不要紧，但不能俗，搭配是首要学问
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上海的变化多大呀——不要说这十年，单是去年一年，上海发生了多少大事呢。这动荡不安的1938呀，在这一年里，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电影红星周璇与第一任丈夫严华结婚了，同年加入国华影业公司；上海影后胡蝶却在与潘有声新婚不久，双双迁往香港躲避战乱；主演过花好月圆、柳暗花明等影片的黎明晖在主演凤求凰后退出影坛；张爱玲喜爱的电影明星谈瑛主演的夜奔在长达半年的审查删剪后终于公映，同时上映的还有蔡楚生导演的王老五；在这一年里，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巴金写完春，爱情三部曲合刊出版，同年十月与萧珊赴桂林，与夏衍等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赵朴初接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萧红与萧军得到邀请去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于此第一次遇见丁玲，同年夏天萧红与萧军分手，怀着萧军之子与端木蕻良回了武汉；在这一年里，宋庆龄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抗日，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
这些个热闹，张爱玲都没有赶上，只是待在她父亲的家里忙着生病，也忙着生气，忙着想出逃的办法。然而现在好了，现在她又可以回到上海的怀抱了，可以耳闻目睹地与这个城市手牵手，心贴心，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亲切跃动，活色生香的。
爱丁顿公寓所在的静安寺路，是电车的始发站。电车向东穿过繁华的南京路，一路商店、酒楼、书肆、咖啡厅、股票交易会所、跳舞厅一直驶到终点站广东路外滩。张爱玲一直都喜欢听电车“克林克赖”的行驶声，仿佛枕在铁轨上睡觉——电车后来成了她小说里的重要道具。
除了电车声，还有静安寺的敲钟声，斜对过平安电影院的打铃声，后身百乐门舞厅里尖细嗓子的唱歌声，以及楼下卖馄饨的梆子声，都会在静夜里凌风度月而来，让她即使在梦中也会安心地记得：我是在妈妈的家里了，终于和妈妈在一起了。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上海，是繁华的极致。
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中，破坏中，并且即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然而乱世里的一点点安宁，格外珍稀可贵。
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太宝贵了。此后张爱玲写了许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公寓生活，但凡与母亲有关的文字，总是写得无比温柔。她在文章里说自己有个怪癖，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其实我想是因为电车声使她想起母亲，觉得仍和母亲同居一室，如此才会安稳睡着。和母亲在一起的公寓生活是她少女时代最快乐的时光，因此即使是衣食这样的琐事，也都新奇而有趣，称得上色香味俱全的。“在上海我跟我母亲住的一个时期，每天到对街我舅舅家去吃饭，带一碗菜去。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乎乎的苋菜香。”
“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而又是最软性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白吵醒了人，像恼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这位芳邻，实在是一种骚扰。”
“我母亲从前有亲戚带蛤蟆酥给她，总是非常高兴。那是一种半空心的脆饼，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状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绿底子上，绿阴阴的正是一只青蛙的印象派画像。那绿绒倒就是海藻粉。想必总是沿海省份的土产，也没有包装，拿来装在空饼干筒里。我从来没在别处听见说有这样东西。”（张爱玲：谈吃与画饼充饥）
在父亲家里时，她从没做过家务，也没搭过公车，现在，这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洗衣、煮饭、买菜、搭公车、还有省钱她有一种奇怪的挂角归田的感觉。从前对田园的理解就是，逢年过节，田上的人就会往家里送麦米来，就像红楼梦里的乌进孝送年货，或是刘姥姥送蔬果。
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吃了回茄子，硬是没吃出茄子味儿来；张爱玲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却在菜场上看到了“野趣”——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除了茄子，还有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以及饱满如婴儿脸的胡萝卜。
有一天她们买了萝卜煨肉汤。姑姑张茂渊说：“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李菊耦）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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