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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行走在爱情的荆棘路上，孤独地行走着，举步维艰，寻找一条不受伤的捷径。我没有找到，张爱玲也没有找到；我更没有替张爱玲寻到那捷径；我的灵魂在哭泣。
张爱玲不哭。她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决定面对荆棘。她是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并且早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为自己写下了爱的预言：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这样透，惟独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却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两个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里，她的世故全写在脸上了。然而她的心底无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脸上则充溢着过分的热烈，那刻意制造的返璞归真恰恰是一种矫饰和伪装。
而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东方上，有一篇胡兰成的评论文章皂隶、清客与来者，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封锁，这是他与她的第一次公开“牵手”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是一种预言——
“张爱玲先生的封锁，是非常洗练的作品。在被封锁的停着的电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银行职员，向一个教会派的平凡而拘谨的未嫁的女教员调情，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女的呢，也恋爱着了，这种恋爱，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为人，缺乏着一种特色。但这仍然是恋爱，她也仍然是女人。她为男性所诱惑，为更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作者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写的一篇诗。
我喜欢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
封锁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相见的“媒妁之言”而胡兰成在这篇文章里对封锁的解读，则太像是一篇比拟二人关系的寓言：一个过着甲虫生活的男人在封锁时期吃吃豆腐消遣时光，而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人被这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然而一旦封锁解除，电车照开，两人分道扬镳，这一段爱情插曲也便无疾而终。
冰雪聪明的张爱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她看了这篇文章，不会毫无所感的吧？
后人公推傅雷在万象五月号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有关张爱玲评论文章的第一篇，并认为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是对傅雷的回应，这主要是由于柯灵的遥寄张爱玲的误导：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隶、清客与来者叫我们知道，胡兰成评张爱玲，还在傅雷之前，早了两个月。而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与其说是回应“迅雨”的评论，毋宁说是对胡兰成说“不”且看：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这里特地将“时代的纪念碑”标了双引号，因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兰成的字眼并予以反驳，并非对准傅雷，也没有“不很礼貌”的意思，更非“远兜远转”依我说倒是颇为“直截了当”、“理直气壮”的。
而且这篇文章发表于新东方1944年5月，从时间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东方胡兰成的皂隶、清客与来者做出的反应。如果是回复傅雷，大可在万象上予以回复，总不成柯灵不给她说话吧？
至于题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为柯灵所说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苏青开的一个玩笑，因为苏青早在1943年10月已于风雨谈第六期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张爱玲的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苏青的题目，游戏笔墨的意味占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间的一个文字游戏。
苏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介绍人，他们俩的交往瞒着全世界，却不瞒苏青与炎樱。胡兰成在杂志上评论爱玲，她或许拿着那杂志又笑又骂地同苏青议论过，又借了苏青的一个标题写了篇回复文章——这三个人之间常相往来，以文会友，戏谑无拘，把报刊当自家客厅斗斗嘴取取乐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将胡兰成的谈谈苏青和张爱玲的我看苏青比并着看就知道了。
苏青曾在天地创刊号上写了论言语不通，而胡兰成接着在第二期里写了“言语不通”之故；第六期里张爱玲和苏青各写了一篇谈女人，彼此应和，这就像张爱玲和胡兰成曾经各写过一篇中国人的宗教一样，是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张爱玲的双声，是她与炎樱的谈话记录，但是仿佛怕对不起苏青似的，同期又发了我看苏青
还有一个辅证，是新东方五月号在发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同时，还发了一篇胡兰成的短文瓜子壳。在这篇文章里，他一改平时犀利理性纵论天下的文风，竭尽调侃之能事，写了篇极轻巧精细的小文章：“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是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一再说自己的作文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仿佛在吃张爱玲的唾沫水，从这篇“习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这是他刚认识张爱玲三个月写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学习“张爱玲的风气”连立意也是张爱玲给的——因同月万象上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里，刚好有一句：“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胡兰成大概很为这句隽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开来，写了瓜子壳自娱，同时也是“曲曲表达”：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静中有喜悦，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他们之间，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文中且说：“一次和一位朋友说：你的那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文章我读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深刻的不愉快。”——这“朋友”是谁，呼之欲出。
一面学习着张爱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对张爱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评析——是对迅雨的回应，还是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所以要闻鸡起舞，让众人明晓她的好？
杂志5、6月分期连载了他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评张爱玲，文中说：
“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却不作答。
柯灵在1978年9月的怀傅雷和1984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文革”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1984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了一场“传奇集评茶会”席中有人问张爱玲：“对万象上所刊的批评（迅雨文章）和杂志上所刊的批评（胡兰成文章），以为哪一篇适当？”
张爱玲答：“关于这，我的答复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东方上。”
为了这句话，后人便都以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复迅雨的了，然而综合当时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这明显是耍花枪，不想正面解释，因怕越描越黑。
——她总不能明说：不关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兰成对话呢！
倒是在我看苏青里，她借苏青之口把自己要说的话给说出来了：“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
我看苏青发表于天地杂志1945年4月号。但我以为，这篇文章应该写在一年前，是回应胡兰成1944年8月发表的谈谈苏青的。可是由于一连串的笔墨官司，加之她在这个月已与胡兰成秘密结婚，而小报记者对她的韵事亦有所风闻，不住旁敲侧击，她不得不处处小心，于是把发表时间推迟了一年，免得又被人拿来做文章。
从1944年1月起，张爱玲在万象杂志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六期后忽然“腰斩”这原因与傅雷的批评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是张爱玲自己在后来的解释是因为写得差“写了半天还没写到最初给我印象很深的电影院的一小场戏，已经写不下去，只好自动腰斩。同一时期又有一篇创世纪写我的祖姨母，只记得比连环套更坏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斩了”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张爱玲的创作全盛期，警句妙语简直像银河落九天那样飞溅出来，有种跳跃可喜的生命力，诸如：
“她今年三十一岁，略有点显老了，然而就因为老相变粗糙了些，反而增加了刺激性。身上脸上添了些肉，流烁的精神极力地想摆脱那点多余的肉，因而眼睛分外的活，嘴唇分外的红。”
“她伸直了两条胳膊，无限制地伸下去，两条肉黄色的满溢的河，汤汤流进未来的年月里。她还是美丽的，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窗子大开着，听见海上轮船放气。清冷的汽笛声沿着胳膊笔直流下去。”（张爱玲：连环套）
“道上走着的，一个个也弯腰曲背，上身伸出老远，只有潆珠，她觉得她自己是屹然站着，有一种凛凛的美。她靠在电线杆上，风吹着她长长的卷发，吹得它更长，更长，她脸上有一层粉红的绒光。爱是热，被爱是光。”
“旁边的茶几上有一盆梅花正在开，香得云雾沌沌，因为开得烂漫，红得从心里发了白。老爹爹坐在那里像一座山，品蓝摹本缎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马褂，阔大臃肿，肩膀都圆了。”（张爱玲：创世纪）
——看着这些句子，人物早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简直连眉毛胡须都根根可数。花承节鼓，月落歌扇，这些句子仿佛不是写出来，而是从钢琴键子上弹出来的，一个个音符节韵都伶俐脆落，粒粒清圆。
然而也就是因为写得太顺了，又因是连载，赶得太急，疏于推敲，也就有了许多硬伤，其中陈腔滥调是最大的弊病。比如连环套里霓喜侍候雅赫雅洗脚一段，问了句：“今儿个直忙到上灯？”雅赫雅道：“还说呢！”完全是贾琏向王熙凤抱怨她兄弟王仁的口吻；说着说着吵起来，雅赫雅“水淋淋的就出了盆，赶着霓喜踢了几脚”又成呆霸王追打香菱了——身份原也有几分像，都是买来的妾；霓喜哭闹着，跳脚撒泼，冷笑道：“我索性都替你说了罢：贼奴才小妇，才来时节，少吃没穿的”倒又转入金瓶梅的调调儿了。
张爱玲显然是对红楼梦和金瓶梅都熟烂得太过，随手拈来，顺流而下，简直避都避不开。胡兰成在这前后有两篇短文讨论读书感想，说“看红楼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来忽又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为什么会忽然想要重读呢，八成是因为和张爱玲常常谈论，又多半敌不过张的娴熟，遂发奋图强，欲“温故而知新”吧。而随着他的重看，张爱玲想必也跟着温习了一遍，即便不会完整地再看一遍，讨论之际也少不得找出几段精彩的来重新诵读。浸淫其中，便不经意地流淌在文字中，作就了连环套的“红楼遗风”（创世纪是隔了一年才写的，这风气已经洗去许多，却也腰斩了，我以为原因大抵是“影射”之故，该不是红楼梦惹的祸。）
重复前人是郁闷的，写上两三万字过过瘾还可以，久... -->>
我的灵魂行走在爱情的荆棘路上，孤独地行走着，举步维艰，寻找一条不受伤的捷径。我没有找到，张爱玲也没有找到；我更没有替张爱玲寻到那捷径；我的灵魂在哭泣。
张爱玲不哭。她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决定面对荆棘。她是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并且早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为自己写下了爱的预言：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这样透，惟独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却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两个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里，她的世故全写在脸上了。然而她的心底无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脸上则充溢着过分的热烈，那刻意制造的返璞归真恰恰是一种矫饰和伪装。
而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东方上，有一篇胡兰成的评论文章皂隶、清客与来者，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封锁，这是他与她的第一次公开“牵手”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是一种预言——
“张爱玲先生的封锁，是非常洗练的作品。在被封锁的停着的电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银行职员，向一个教会派的平凡而拘谨的未嫁的女教员调情，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女的呢，也恋爱着了，这种恋爱，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为人，缺乏着一种特色。但这仍然是恋爱，她也仍然是女人。她为男性所诱惑，为更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作者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写的一篇诗。
我喜欢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
封锁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相见的“媒妁之言”而胡兰成在这篇文章里对封锁的解读，则太像是一篇比拟二人关系的寓言：一个过着甲虫生活的男人在封锁时期吃吃豆腐消遣时光，而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人被这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然而一旦封锁解除，电车照开，两人分道扬镳，这一段爱情插曲也便无疾而终。
冰雪聪明的张爱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她看了这篇文章，不会毫无所感的吧？
后人公推傅雷在万象五月号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有关张爱玲评论文章的第一篇，并认为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是对傅雷的回应，这主要是由于柯灵的遥寄张爱玲的误导：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隶、清客与来者叫我们知道，胡兰成评张爱玲，还在傅雷之前，早了两个月。而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与其说是回应“迅雨”的评论，毋宁说是对胡兰成说“不”且看：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这里特地将“时代的纪念碑”标了双引号，因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兰成的字眼并予以反驳，并非对准傅雷，也没有“不很礼貌”的意思，更非“远兜远转”依我说倒是颇为“直截了当”、“理直气壮”的。
而且这篇文章发表于新东方1944年5月，从时间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东方胡兰成的皂隶、清客与来者做出的反应。如果是回复傅雷，大可在万象上予以回复，总不成柯灵不给她说话吧？
至于题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为柯灵所说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苏青开的一个玩笑，因为苏青早在1943年10月已于风雨谈第六期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张爱玲的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苏青的题目，游戏笔墨的意味占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间的一个文字游戏。
苏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介绍人，他们俩的交往瞒着全世界，却不瞒苏青与炎樱。胡兰成在杂志上评论爱玲，她或许拿着那杂志又笑又骂地同苏青议论过，又借了苏青的一个标题写了篇回复文章——这三个人之间常相往来，以文会友，戏谑无拘，把报刊当自家客厅斗斗嘴取取乐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将胡兰成的谈谈苏青和张爱玲的我看苏青比并着看就知道了。
苏青曾在天地创刊号上写了论言语不通，而胡兰成接着在第二期里写了“言语不通”之故；第六期里张爱玲和苏青各写了一篇谈女人，彼此应和，这就像张爱玲和胡兰成曾经各写过一篇中国人的宗教一样，是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张爱玲的双声，是她与炎樱的谈话记录，但是仿佛怕对不起苏青似的，同期又发了我看苏青
还有一个辅证，是新东方五月号在发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同时，还发了一篇胡兰成的短文瓜子壳。在这篇文章里，他一改平时犀利理性纵论天下的文风，竭尽调侃之能事，写了篇极轻巧精细的小文章：“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是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一再说自己的作文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仿佛在吃张爱玲的唾沫水，从这篇“习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这是他刚认识张爱玲三个月写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学习“张爱玲的风气”连立意也是张爱玲给的——因同月万象上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里，刚好有一句：“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胡兰成大概很为这句隽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开来，写了瓜子壳自娱，同时也是“曲曲表达”：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静中有喜悦，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他们之间，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文中且说：“一次和一位朋友说：你的那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文章我读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深刻的不愉快。”——这“朋友”是谁，呼之欲出。
一面学习着张爱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对张爱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评析——是对迅雨的回应，还是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所以要闻鸡起舞，让众人明晓她的好？
杂志5、6月分期连载了他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评张爱玲，文中说：
“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却不作答。
柯灵在1978年9月的怀傅雷和1984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文革”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1984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了一场“传奇集评茶会”席中有人问张爱玲：“对万象上所刊的批评（迅雨文章）和杂志上所刊的批评（胡兰成文章），以为哪一篇适当？”
张爱玲答：“关于这，我的答复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东方上。”
为了这句话，后人便都以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复迅雨的了，然而综合当时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这明显是耍花枪，不想正面解释，因怕越描越黑。
——她总不能明说：不关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兰成对话呢！
倒是在我看苏青里，她借苏青之口把自己要说的话给说出来了：“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
我看苏青发表于天地杂志1945年4月号。但我以为，这篇文章应该写在一年前，是回应胡兰成1944年8月发表的谈谈苏青的。可是由于一连串的笔墨官司，加之她在这个月已与胡兰成秘密结婚，而小报记者对她的韵事亦有所风闻，不住旁敲侧击，她不得不处处小心，于是把发表时间推迟了一年，免得又被人拿来做文章。
从1944年1月起，张爱玲在万象杂志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六期后忽然“腰斩”这原因与傅雷的批评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是张爱玲自己在后来的解释是因为写得差“写了半天还没写到最初给我印象很深的电影院的一小场戏，已经写不下去，只好自动腰斩。同一时期又有一篇创世纪写我的祖姨母，只记得比连环套更坏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斩了”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张爱玲的创作全盛期，警句妙语简直像银河落九天那样飞溅出来，有种跳跃可喜的生命力，诸如：
“她今年三十一岁，略有点显老了，然而就因为老相变粗糙了些，反而增加了刺激性。身上脸上添了些肉，流烁的精神极力地想摆脱那点多余的肉，因而眼睛分外的活，嘴唇分外的红。”
“她伸直了两条胳膊，无限制地伸下去，两条肉黄色的满溢的河，汤汤流进未来的年月里。她还是美丽的，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窗子大开着，听见海上轮船放气。清冷的汽笛声沿着胳膊笔直流下去。”（张爱玲：连环套）
“道上走着的，一个个也弯腰曲背，上身伸出老远，只有潆珠，她觉得她自己是屹然站着，有一种凛凛的美。她靠在电线杆上，风吹着她长长的卷发，吹得它更长，更长，她脸上有一层粉红的绒光。爱是热，被爱是光。”
“旁边的茶几上有一盆梅花正在开，香得云雾沌沌，因为开得烂漫，红得从心里发了白。老爹爹坐在那里像一座山，品蓝摹本缎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马褂，阔大臃肿，肩膀都圆了。”（张爱玲：创世纪）
——看着这些句子，人物早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简直连眉毛胡须都根根可数。花承节鼓，月落歌扇，这些句子仿佛不是写出来，而是从钢琴键子上弹出来的，一个个音符节韵都伶俐脆落，粒粒清圆。
然而也就是因为写得太顺了，又因是连载，赶得太急，疏于推敲，也就有了许多硬伤，其中陈腔滥调是最大的弊病。比如连环套里霓喜侍候雅赫雅洗脚一段，问了句：“今儿个直忙到上灯？”雅赫雅道：“还说呢！”完全是贾琏向王熙凤抱怨她兄弟王仁的口吻；说着说着吵起来，雅赫雅“水淋淋的就出了盆，赶着霓喜踢了几脚”又成呆霸王追打香菱了——身份原也有几分像，都是买来的妾；霓喜哭闹着，跳脚撒泼，冷笑道：“我索性都替你说了罢：贼奴才小妇，才来时节，少吃没穿的”倒又转入金瓶梅的调调儿了。
张爱玲显然是对红楼梦和金瓶梅都熟烂得太过，随手拈来，顺流而下，简直避都避不开。胡兰成在这前后有两篇短文讨论读书感想，说“看红楼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来忽又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为什么会忽然想要重读呢，八成是因为和张爱玲常常谈论，又多半敌不过张的娴熟，遂发奋图强，欲“温故而知新”吧。而随着他的重看，张爱玲想必也跟着温习了一遍，即便不会完整地再看一遍，讨论之际也少不得找出几段精彩的来重新诵读。浸淫其中，便不经意地流淌在文字中，作就了连环套的“红楼遗风”（创世纪是隔了一年才写的，这风气已经洗去许多，却也腰斩了，我以为原因大抵是“影射”之故，该不是红楼梦惹的祸。）
重复前人是郁闷的，写上两三万字过过瘾还可以，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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