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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终于想起那个中午了。
一切都始于那个中午，这个中午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它一下击中了我的胸口，咣当一下。
那天我到得很早，我的自行车在最里面。我到开会的地方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每次我都这样。那次人到得特别多，会议室全都塞满了，大家紧挨着，毛衣连着毛衣，白的灰的红的黑的连成一片。我坐在毛衣的后面，领导看不见我，我感到安全。总结的声音在人头和毛衣间滑动，这是一种有重量的声音，它把人的脑袋向下压低，使毛衣隐隐晃动，但也有少数专注的脑袋和挺直的毛衣，他们是中层干部、中坚力量、特殊的人。他们需要特殊地听，听到声音之外的声音，并且牢牢记住，要在今后的日子里做出不同的反应，他们体力和精力的消耗要比别人更大。后来我看到毛衣在松动，下沉的脑袋陆续伸直了，我听到领导说某某在过去的一年中成绩突出，发给奖金1000元，某某部门被评为先进集体，等等，表彰的声音是另一种声音，它像一种无形的线，把人的脑袋上提，使我想到慢镜头的电视广告中，绿色的水珠滴落，皱巴巴的花草立即宽舒。奖金是力量中的力量，光芒之中的光芒，它闪闪发光地从领导的嘴里一滴一滴地滴落，圆润、饱满，丁冬作响地回荡在会议室里。同时这种声音更像炮仗，它一下一下地爆响，准确地唤起兴奋和骚动，切实地增加着室内的热量。
然后我听见宣布调整之后的今年新的各部门主任的名单，主持者提醒大家认真听，因为今年将由各部主任聘用编辑人员，双向选择，但大家务必主动找主任谈，不要坐失良机。我伸长了耳朵，在一系列的名字过去之后，听到副刊主任仍是大弯。
我马上就放心了。大弯虽然有时脾气不好，但他总的来说还算一个厚道的人，我想大弯不会不要我。
散了会，回到办公室，大家纷纷找碗去打饭，我惦记着领导说的话，就去找大弯。我看见大弯在厕所的方向晃了一下，于是就到路上等他。我知道这事应该避开些别人。
我在院子里徘徊，假装晒太阳。那是3月份，天气还有些冷，丁香花没有开，我看看天，看看地，看看各个部门的棉门帘与窗玻璃，看看自家办公室门口的丁香树和垃圾桶。
然后大弯就走过来了。
在院子的正中我拦住了他。我说大弯，聘任的事，我想跟你谈。你什么时候能排出时间来？
我十分认真，弄得大弯也严肃起来，他紧皱眉头认真地想了一下，然后说下午一点钟他还有一个会。
我想这下午一点的会肯定是社领导召集他们这批新聘任的主任开中层干部会。
大弯没说什么时间谈。我只好问：那开完会呢？
大弯没说话。
我自己接上来说：今天是周末了，看来只好等下星期一了。下周一你有时间吗？
大弯立即说：下星期一吧。
我又盯着问：那上午还是下午呢？
大弯说：上午吧。
我立即又放了心。大弯没有回办公室，我轻松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收拾我的信件放进我的包里，我说我先走了，大李正在抽屉里乱翻饭票，咪咪往饭盒里倒洗洁净，他们一时都停住了手上的事，咪咪说一会儿就开会了，你到哪去？我说我回家吃午饭，下午约好了到一个作者家取稿子。大李说：下午一点就开会了，大弯没通知你吗？
我一下就意识到了。
后来我反复想大弯所说的下午还有个会，原来就是这个应聘人员的会，我以这种方式被宣告解聘却自己一点不知道，还巴巴地找人家谈，希望得到聘用。实在是可笑之极。
我僵立在乱糟糟的办公室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像到处都在嗡嗡响，我觉得一下就被推得很远了，只有我一个人，孤立无援，没有同伴，所有的人都被聘用了，没有任何问题，心里踏实有数，身体健康，他们大家都是安全的，他们都在岸上或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掉下去了。
大李和咪咪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我一下子就不抱任何幻想了，一下就完全相信了。我听见咪咪说她是昨天下午得到的通知，大李说大弯昨晚打电话到他家里通知的。
大李说不可能，不会的，肯定是疏忽了。我想这又不是一般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疏忽的。大李拿起电话就拨，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把大弯找着了。我在绝望中神经高度紧张地听着大李的只言片语，看到这个事实很快地被证明。
事实就是千真万确不可更改的铁一样的东西，冰冷、坚硬，任何东西碰上去都会出血（如果这些东西是有血的话），我以前不知道事实是如此重要的一种存在，它劈头盖脑就砸下来，即使你粉身碎骨它也仍然完整，并且落地生根，长得比原来更粗壮，生出密密麻麻的枝干，把天都罩住。这些枝干像刺一样刺过来，这无数的刺中有饭钱、医疗费、女儿的入托费、房租水电费，等等。
一切。
会不会发疯？二
刚开始的时候我担心自己会发疯，第一件事是离婚，我不得不提出来，第二件事是解聘，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甚至觉得不会是真的。
它们间距是那么短，猝不及防。
两次我都以为自己要疯了，在我的家族史上疯子的身影重重叠叠，她们（他们）从年深日久的家族史中走出来，一直到达我的眼前，这种情景有点像某幅关于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国画，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故而穿着各个不同的服饰，色调暗淡，排着参差的直列。我的疯子祖先们也是这样，但她们目光散乱，神情恍惚。她们的眼睛看不见这个世界，她们的身体也就不再为这个世界负责，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哭或者笑，这一切与任何人无关。
那样一件四面都是洞（它的边缘和形状使我们想起剪刀，快意的破坏，隐秘的愿望，剪刀穿过布的声音，锐利而不可阻挡，一旦剪断就不可能原样接上）的衣服在我的等待中空空荡荡地飘来，贴地而起的小风使它鼓起，它胸前的两个洞越来越触目，祖先的乳房从那里裸露出来，就像两只奇怪的眼睛。我知道，这件四面是洞的衣服空着，它飘到了我的眼前。
扣扣
在最混乱的时候我每次都会看见我的扣扣，她一岁、两岁、三岁、四岁，她圆嘟嘟的小脸像最新鲜的水果，鼻子经常流鼻涕，嘴角有时候流出清澈明亮的口水，她的额头比别的地方要黑些，上面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旋，在阳光的照耀下，她安静地睡着的时候，就会看到她额头上细小的金色茸毛旋成的小窝，那是一个隐秘的印记，是我的孩子特殊的痕迹，想到在这个广大渺茫的世界里有一个自己的孩子，马上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的女儿成为了我那些混乱而绝望的日子里温暖的阳光。她的小身体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气，脸、脖子、胳肢窝、背、肚子、小屁股，到处都香。每当夜晚我长时间地闻着她领窝散发的香气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动。我想我任何时候都不能疯，我怎么能疯呢？扣扣除了我谁都没有，我除了她也谁都没有，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孩子，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她养大。
关于南红五
南红的头发每天都在长。有一天她就出门修了个半秃的时髦发式。然后她回到家里对我说：我不能停止对男人的爱，没有办法。
各式耳环垂饰犹如听到召唤，一下布满了那张油迹斑斑的三屉桌，它们大多数是那类廉价的、装饰性的，骨质、木质、各种不知名的透明半透明的石头，稀奇古怪地组合在一起，这很符合南红的风格，如果长得既不像贵妇人，也不像白领丽人，就只能往艺术家上打扮。
南红说短发必须戴耳环，不然太男性化，她不喜欢自己太男性化。
两只骨做的耳环在她的耳边晃荡，妩媚的光彩重新回到她的脸上，也开始渗透到了这间寡情乏味的屋子里，就像一种隐约的光，分布在房间，我们感觉不到，但天花板上的阴影就在这点微不足道的光中消失了，南红一定不会再从那上面看到那个小小的人儿，在水龙头里、在炖汤的汤里、在衣服的皱褶上，那个小小的灵魂消失了，或者是南红不想看到它，对于不想看到的东西我们都会慢慢看不到。老歪的脸也不再出现在她的上方，甚至老c，这个南红仇恨的对象，在赤尾村的房子里是一片比老歪更为浓重的乌云，我一直没有提到他。
c无端地使我想到草绿色的军服和红色的五角星，就是那种传统的几十年一贯制尚未改革之前的解放军的形象，一个六七十年代的军人和化着浓妆半秃着头佩戴着稀奇古怪耳环的南红站在深圳的背景下，让我不能不想到“政治波普”这个词。这个虚拟的画面在我奇怪的凝视中活动起来，但一切又是那样的不和谐、不伦不类，两个人站在一起不和谐，干什么都不会谐调，吃饭、相拥，一个人流泪，另一个人忏悔等等，全都怪模怪样，不合常规，而这种怪诞亦不像哈哈镜里的表面变形，而有着一种更为深入的气质。
事实上c并不是一名军人，至少不是现役军人，至少在南红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离开军队多年。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情况，也不知道我脑子里的那幅荒唐的政治波普画面从何而来。
现在我想起来，南红说过c的父母家在军区，一切关于军服与帽徽的想象大概就来源于军区大院。南红对我叙述的男友关系过于复杂和混乱，当她说到c的时候我常常神色茫然，她有时就补一句：就是家在军区的那个。所以在我同样混乱的脑子里常常把c等同于军区。
现在我决定要让c清楚一点。这个念头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我决意换掉c这个代码，我忽然觉得以字母代表人物不够真实，犹如一个骨架行走在大街上，空洞而奇怪，反过来如果对一个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如果我们不得不叫他c的话，也会立马有一种真相被掩盖的迟疑。
史红星这个名字就这样出现了，它使c从南红模糊一片的叙述中凸现出来，成为一个三十多岁，理着小平头的男人，他在军区大院的红砖楼房里对着老婆手中的敌敌畏瓶子面色苍白，在南红的宿舍里神情沮丧。史红星，这个永远不如意的男人，被老婆牢牢地掌握在手心的男人，他与南红的故事像鲜血喷涌而出。
鲜血跟南红去上环有关。南红说史红星做ài不戴安全套，她指责他，他就很沮丧地说：我知道南红的孩子不会姓史。他怕老婆怕得要命，同时又异想天开地想让南红给他生个儿子。南红说她真是又恨他又可怜他，他是一个窝囊废，老婆周六周日不让他出门，平日上班早上出门时口袋是空的，经常绝望赌博（赌博的钱从哪里来呢？南红没有说）。南红说有一次史红星非要送给她200块钱，她坚决不要。她还说深圳的女孩跟人同居都是有条件的，或是养起来，或是给钱，她跟史红星什么都没有。
关于同居与钱，养不养起来的话实在是俗气得很，俗气而且粗鄙，根本不用搞清楚前因后果，光这几句话就能把好端端一个女孩给毁了。它犹如沼泽，这个女孩一脚就踩了下去，腐烂的草根挤压着她，气泡一串串地一路冒上来，兴奋而且凶猛，有谁知道气泡也是凶猛的呢？一个女孩在下沉，她明白沉下去她就完蛋了，她伸出手来乱抓，气泡密集地呼呼上升，如同被触怒的蜂群，她大口大口吸进身体里的全是这些重浊的气体，它们像一些石头连接不断地打在她挣扎着的身体里，正常的空气近在咫尺，但她没法呼吸，沼气的气泡在她沦陷的周围形成密不透风的包围圈，它们的声音像夏天的蝉声铺天盖地，由于密集而变成一种啸叫，声如电钻，用电的力量穿透坚硬的水泥板，水泥粉屑纷纷扬扬。这个沼泽地的景象与现代都市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它们重叠的身影是另一种无所不在的气泡，弥漫在都市的上空。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弥天的气泡像喷泉一样被一种不知什么力量冲挤出来，密布在一个女孩的头顶，这是一种肉眼看不见但密度很高的乌云，它像一个盖子，越来越低，使她在真正沉没之前就没了顶。如果有一根点着的火柴碰到这层沼气的乌云，我们顷刻就会看到蓝色的火焰腾空而起，既美丽又狰狞，它像沼泽一样同样致人于死地。
许森
许森不能算是我的情人，但他是我在这座城市里联系最多的一位男性。我在半年的时间里到他家去过几次，我跟许森算是一种工作关系，组稿。跟工作没有关系的地方我就去得很少了，有孩子的女人都这样。
许森没有家人，独住一套一居室，我总觉得称为房间比称为家更合适。许森看起来也是四十上下的人了，我不知道他的老婆孩子在哪里，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悬念，这个悬念挂在他的单人床上，他的门厅只是一个狭窄的过道，只够放下一台电冰箱和一个书架，这样他唯一的房间就兼着卧室、书房、客厅的功用，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来到这个城市之后就习惯了一进门就看见床，并且常常落座在别人的床上（隔着床罩，使主客两方都觉得没有直接坐在床上，床罩同时是床和心的屏障），但许森的床使我心惊胆战，我本能地感到这上面曾经仰卧过不同的女人，我自己是否在将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
暧昧的想象使我心跳不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象，是不是因为离婚？还是他的房间性场（姑且这样说）特别强？一个结过婚的独身男子的居室，总比在婚姻之中的男人的房间有更浓厚的女性气息，后者房间中的女性物品总是摆在明处，是光明正大的，乳罩晾在阳台上，有一点风它们就会飘来荡去，在房间里一眼就会看到... -->>
现在我终于想起那个中午了。
一切都始于那个中午，这个中午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它一下击中了我的胸口，咣当一下。
那天我到得很早，我的自行车在最里面。我到开会的地方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每次我都这样。那次人到得特别多，会议室全都塞满了，大家紧挨着，毛衣连着毛衣，白的灰的红的黑的连成一片。我坐在毛衣的后面，领导看不见我，我感到安全。总结的声音在人头和毛衣间滑动，这是一种有重量的声音，它把人的脑袋向下压低，使毛衣隐隐晃动，但也有少数专注的脑袋和挺直的毛衣，他们是中层干部、中坚力量、特殊的人。他们需要特殊地听，听到声音之外的声音，并且牢牢记住，要在今后的日子里做出不同的反应，他们体力和精力的消耗要比别人更大。后来我看到毛衣在松动，下沉的脑袋陆续伸直了，我听到领导说某某在过去的一年中成绩突出，发给奖金1000元，某某部门被评为先进集体，等等，表彰的声音是另一种声音，它像一种无形的线，把人的脑袋上提，使我想到慢镜头的电视广告中，绿色的水珠滴落，皱巴巴的花草立即宽舒。奖金是力量中的力量，光芒之中的光芒，它闪闪发光地从领导的嘴里一滴一滴地滴落，圆润、饱满，丁冬作响地回荡在会议室里。同时这种声音更像炮仗，它一下一下地爆响，准确地唤起兴奋和骚动，切实地增加着室内的热量。
然后我听见宣布调整之后的今年新的各部门主任的名单，主持者提醒大家认真听，因为今年将由各部主任聘用编辑人员，双向选择，但大家务必主动找主任谈，不要坐失良机。我伸长了耳朵，在一系列的名字过去之后，听到副刊主任仍是大弯。
我马上就放心了。大弯虽然有时脾气不好，但他总的来说还算一个厚道的人，我想大弯不会不要我。
散了会，回到办公室，大家纷纷找碗去打饭，我惦记着领导说的话，就去找大弯。我看见大弯在厕所的方向晃了一下，于是就到路上等他。我知道这事应该避开些别人。
我在院子里徘徊，假装晒太阳。那是3月份，天气还有些冷，丁香花没有开，我看看天，看看地，看看各个部门的棉门帘与窗玻璃，看看自家办公室门口的丁香树和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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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子的正中我拦住了他。我说大弯，聘任的事，我想跟你谈。你什么时候能排出时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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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弯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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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的时候我担心自己会发疯，第一件事是离婚，我不得不提出来，第二件事是解聘，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甚至觉得不会是真的。
它们间距是那么短，猝不及防。
两次我都以为自己要疯了，在我的家族史上疯子的身影重重叠叠，她们（他们）从年深日久的家族史中走出来，一直到达我的眼前，这种情景有点像某幅关于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国画，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故而穿着各个不同的服饰，色调暗淡，排着参差的直列。我的疯子祖先们也是这样，但她们目光散乱，神情恍惚。她们的眼睛看不见这个世界，她们的身体也就不再为这个世界负责，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哭或者笑，这一切与任何人无关。
那样一件四面都是洞（它的边缘和形状使我们想起剪刀，快意的破坏，隐秘的愿望，剪刀穿过布的声音，锐利而不可阻挡，一旦剪断就不可能原样接上）的衣服在我的等待中空空荡荡地飘来，贴地而起的小风使它鼓起，它胸前的两个洞越来越触目，祖先的乳房从那里裸露出来，就像两只奇怪的眼睛。我知道，这件四面是洞的衣服空着，它飘到了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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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混乱的时候我每次都会看见我的扣扣，她一岁、两岁、三岁、四岁，她圆嘟嘟的小脸像最新鲜的水果，鼻子经常流鼻涕，嘴角有时候流出清澈明亮的口水，她的额头比别的地方要黑些，上面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旋，在阳光的照耀下，她安静地睡着的时候，就会看到她额头上细小的金色茸毛旋成的小窝，那是一个隐秘的印记，是我的孩子特殊的痕迹，想到在这个广大渺茫的世界里有一个自己的孩子，马上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的女儿成为了我那些混乱而绝望的日子里温暖的阳光。她的小身体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气，脸、脖子、胳肢窝、背、肚子、小屁股，到处都香。每当夜晚我长时间地闻着她领窝散发的香气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动。我想我任何时候都不能疯，我怎么能疯呢？扣扣除了我谁都没有，我除了她也谁都没有，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孩子，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她养大。
关于南红五
南红的头发每天都在长。有一天她就出门修了个半秃的时髦发式。然后她回到家里对我说：我不能停止对男人的爱，没有办法。
各式耳环垂饰犹如听到召唤，一下布满了那张油迹斑斑的三屉桌，它们大多数是那类廉价的、装饰性的，骨质、木质、各种不知名的透明半透明的石头，稀奇古怪地组合在一起，这很符合南红的风格，如果长得既不像贵妇人，也不像白领丽人，就只能往艺术家上打扮。
南红说短发必须戴耳环，不然太男性化，她不喜欢自己太男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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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c并不是一名军人，至少不是现役军人，至少在南红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离开军队多年。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情况，也不知道我脑子里的那幅荒唐的政治波普画面从何而来。
现在我想起来，南红说过c的父母家在军区，一切关于军服与帽徽的想象大概就来源于军区大院。南红对我叙述的男友关系过于复杂和混乱，当她说到c的时候我常常神色茫然，她有时就补一句：就是家在军区的那个。所以在我同样混乱的脑子里常常把c等同于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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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红星这个名字就这样出现了，它使c从南红模糊一片的叙述中凸现出来，成为一个三十多岁，理着小平头的男人，他在军区大院的红砖楼房里对着老婆手中的敌敌畏瓶子面色苍白，在南红的宿舍里神情沮丧。史红星，这个永远不如意的男人，被老婆牢牢地掌握在手心的男人，他与南红的故事像鲜血喷涌而出。
鲜血跟南红去上环有关。南红说史红星做ài不戴安全套，她指责他，他就很沮丧地说：我知道南红的孩子不会姓史。他怕老婆怕得要命，同时又异想天开地想让南红给他生个儿子。南红说她真是又恨他又可怜他，他是一个窝囊废，老婆周六周日不让他出门，平日上班早上出门时口袋是空的，经常绝望赌博（赌博的钱从哪里来呢？南红没有说）。南红说有一次史红星非要送给她200块钱，她坚决不要。她还说深圳的女孩跟人同居都是有条件的，或是养起来，或是给钱，她跟史红星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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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森
许森不能算是我的情人，但他是我在这座城市里联系最多的一位男性。我在半年的时间里到他家去过几次，我跟许森算是一种工作关系，组稿。跟工作没有关系的地方我就去得很少了，有孩子的女人都这样。
许森没有家人，独住一套一居室，我总觉得称为房间比称为家更合适。许森看起来也是四十上下的人了，我不知道他的老婆孩子在哪里，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悬念，这个悬念挂在他的单人床上，他的门厅只是一个狭窄的过道，只够放下一台电冰箱和一个书架，这样他唯一的房间就兼着卧室、书房、客厅的功用，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来到这个城市之后就习惯了一进门就看见床，并且常常落座在别人的床上（隔着床罩，使主客两方都觉得没有直接坐在床上，床罩同时是床和心的屏障），但许森的床使我心惊胆战，我本能地感到这上面曾经仰卧过不同的女人，我自己是否在将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
暧昧的想象使我心跳不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象，是不是因为离婚？还是他的房间性场（姑且这样说）特别强？一个结过婚的独身男子的居室，总比在婚姻之中的男人的房间有更浓厚的女性气息，后者房间中的女性物品总是摆在明处，是光明正大的，乳罩晾在阳台上，有一点风它们就会飘来荡去，在房间里一眼就会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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