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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右架着一个人往门外直拉，正是刚才的喊冤者，披在背上的破麻袋上的冤字格外显眼。蓝鸟已经开了过去，杨登科又忍不住往反视镜里瞧了瞧，当时就吃了一惊，喊冤人竟有点像是自己的战友猴子。杨登科当然不敢肯定那就是猴子，因为反视镜上沾了不少雨水，有些模糊。而且车上又坐着董志良，杨登科不便擅自停车，方向盘一打，出了传达室。
也许是喊冤人跟猴子有些相似吧，从此喊冤人背上的破麻袋就深深地嵌进了杨登科的大脑。尤其是麻袋上那个十分显眼的冤字，仿佛一只怪兽，常在杨登科眼前张牙舞爪的，欲挥之而不去。第二天杨登科抽空去了一趟市政府，想打听昨天的喊冤人，市政府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上政府喊冤的人太多，一天要来好几起。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董志良在局里主持局务会，杨登科趁机去了一趟侯家村。猴子家没人，堂前屋后蛛网密布，青苔暗生，一片破落迹象。找到邻居一问，说猴子家半年没住人了，猴子一直在外上访。杨登科想，那天在市政府看到的披着破麻袋喊冤的人一定就是猴子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杨登科去了侯村长家。侯村长也没在，说是乡政府的人把他喊走了。杨登科只好找其他人打听猴子的情况。原来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被村里要回去划给了园艺场，可园艺场跟芬芳公司建设的芬芳山庄已经投入使用了，猴子交给村里的五万元承包款却依然没有拿到手。为此他在侯村长屁股后面追讨了一年多，开始侯村长说他的承包款村里已经用光了，要猴子等两三个月，有了钱就还给他。三个月后，猴子又去找侯村长，侯村长说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要交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乡国土管理所和地方税务所已在村里的提留返还款里抵扣了五万多元，早超过了猴子的承包款，村里已经不再欠猴子的钱了。猴子自然不服，他的药材基地才铺开摊子，一分钱都没赚到就被村里收回去卖给了园艺场，自己的损失没得到任何补偿，哪还有倒过来要自己出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的道理？猴子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在破麻袋上写上一个老大的冤字，披到背上，层层上访，先是乡里，接着是区里，都没有人理睬他，于是又到了市里。
杨登科不免要联想到何场长送给自己和董志良的那三十万元钱，何场长说是从芬芳公司多拨给村里的地皮款里返还的，当初村里怎么不从里面拿出五万元还了猴子那笔承包款呢？但杨登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了。以芬芳公司为轴心，环绕周围的何场长董志良包括侯村长和他杨登科，可说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的权钱交易也好，钱钱交易也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延续以后的合作，以继续获利。至于猴子，跟这个利益共同体没有关系，谁有义务操心一个乡下普通农民的承包款？
不过猴子究竟是杨登科最要好的战友，杨登科心里怎么也放心不下他。何况他的遭遇跟这个芬芳山庄有关，如果芬芳山庄和何场长没通过侯村长买下猴子的药材基地，让猴子能经营下去，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而芬芳山庄的始作俑者便是董志良，杨登科不仅天天跟董志良在一起，还得了那十五万元的好处，自己能不愧对猴子么？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又去了市政府。他已经想好了，如果碰得着猴子，无论如何要把他劝回去，就是从自己那十五万元里拿出五万元，以村上的名义偿还猴子的承包款，自己也乐意，反正那钱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他杨登科的。杨登科有一个预感，猴子再这么一路上访下去，事情如果闹大了，迟早会把自己和董志良一起牵出来的。而且那十五万元现金老是跟向校长的诗集一起堆在煤屋里，也不是个办法。为此杨登科心里一直是悬着的，总想着转移到更妥当的地方，却一直没能兑现。
可政府里的人说，猴子自那天被保安赶出大门后，再也没到政府去过。杨登科只好去了市委，市委里的人对几天前披着破麻袋在办公大楼前跪了半天的喊冤人有些印象，说那天被信访办的人扯走后就再也没见他的影子。杨登科有些着急，政府市委都找不到猴子，他又不在侯家村，到底去了哪里呢？会不会有人把他做掉了？杨登科摇摇头，否认了这个猜测，不就是五万元钱么？还不会有人蠢到为这么点钱去谋一条命吧？
晚上回到家里，杨登科跟聂小菊提到猴子，聂小菊也是无限感慨，说好多人都在芬芳山庄那里得到了该自己得到和不该自己得到的东西，却让猴子这样的弱者吃了这么大的亏。还说猴子也是没有什么背景，不然五万元钱的事早就摆平了。
论及猴子的去向，聂小菊提醒杨登科，猴子是不是到省里上访去了。杨登科就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也不知猴子能否在省里上访出名堂。杨登科心里很矛盾，他希望猴子能上访出名堂来，这样他也许还能要回那五万元承包款子；又希望猴子上访无果，因为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还不知道会引出什么后果来呢。
杨登科和聂小菊的猜测没有错，猴子果然跑到省里上访去了。这是杨登科一位在市委信访办开车的熟人亲口告诉他的，说省委有关领导已经对贵都市提出了严厉批评，竟然让猴子这样倔强的上访者冲进了省委大院，同时责令市委立即去人把猴子接回来，然后将处理结果向省委领导和省信访部门作出专题汇报。
杨登科特意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董志良，他好像并不怎么在乎，杨登科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过了三四天，杨登科又去了趟市委，听说猴子已被人从省里接了回来，并遣送回了侯家村。不过市里不再对猴子的事不管不问，已按照省领导的指示精神，安排专人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杨登科深感不安，总觉得猴子的事跟何场长送给他和董志良的钱有什么联系。
杨登科也许是做贼心虚，预感到这两天要出什么事，所以弄得坐卧不宁，下午又开着车出了九中。赶到侯家村，还是没见到猴子。村里人说，猴子是被小车送回去的，可小车开走没多久，又来了几个人把猴子悄悄带走了。
那么猴子被带到哪去了呢？村里人不得而知。杨登科在村里村外转了许久，又打听了不少人，还是没打听到猴子的去向。后来杨登科到猴子屋后去看了看，猴子承包过的那块药材基地早已被圈入芬芳山庄的高墙内，旧迹无觅。
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杨登科也没心思回家，走进一个小店子，喝了半宵闷酒。半醉半醒回到九中，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上了楼，正要拿钥匙开门，手机突然响起来。一看是何场长的司机小马的手机号子，杨登科顿时感到不妙，酒一下子全醒了。揿下绿键，小马那急促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你是杨科吧？”杨登科说：“我是，小马你有事吗？”
小马像是娘改了嫁似的，带着哭腔说道：“何场长和侯村长被人弄走了。”
杨登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小马说：“什么时候了，我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杨登科说：“被谁弄走的？”小马说：“被检察院弄走的，可能跟芬芳山庄拨给园艺场和侯家村的地皮款子有关。”杨登科说：“两个人一起弄走的？”小马说：“侯村长昨天就被人悄悄带走了，可能跟猴子的事有关。据说侯村长进去后经不起敲打，很快将何场长供了出来。看来是惹上大麻烦了。”
杨登科努力镇定着自己，说：“小马你别急，我跟董局长和袁总他们联系一下，也许他们有办法。”小马说：“我给他们打了好多电话，他们的手机都不在服务区，一直没联系上。”
杨登科想，该出的事终于还是出了。
放下电话后，杨登科感觉全身散了架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干脆坐到了地上，喘息了好一阵。心绪慢慢稳定了些，才掏出手机去拨董志良的号子。却如小马所说，不在服务区。再打他家里的电话，里面传来脆脆的女人的声音说你要拨打的电话暂不想接听。
又轮番打了几次董志良的手机和家里电话，结果依旧。
也不知过了多久，杨登科才缓缓爬起身，拿出钥匙，摸索着去开了门。家里人自然早已睡下，屋里静极。杨登科也不开灯，点了一支烟，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猛抽起来。他觉得脑袋里塞着一团乱麻，扯也扯不清。
只有那只燃烧着的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有一种梦幻般的神秘。
后来，杨登科脑袋里那团乱麻竟慢慢成了一只摇摆不定的大钟摆，在眼前晃荡起来，晃得他心烦意乱了。一晃一晃，这只钟摆又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杨登科兀地一惊，忽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仿佛一只受了惊吓的青蛙一样。
杨登科猛然想起，何场长送给他的那包大钱还搁在煤屋里呢。
本来杨登科是一直想着将那包钱转移个地方的，只是天天跟着董志良在外面跑动，近几天又被猴子上访的事揪着心，竟然将那包钱搁到了脑后。现在何场长和侯村长都出了事，那包钱弄不好就是一包炸药，不知什么时候会炸个惊天动地的。
杨登科也来不及细想，立即出门，噔噔噔下了楼。
杨登科进了自家煤屋。他这才发现这个夜晚没有月光，世界仿佛已陷入一个深深的黑洞。却不敢开灯，直到慢慢适应了屋里的黑暗后，才一步步向墙角靠了过去。
然而，当杨登科蹲下身来，双手哆哆嗦嗦探向堆着向校长的诗集和那包钱的墙角时，那里却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复存在。
杨登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身上大汗淋漓了。他虚脱得不行，仿佛顿时成了一具没有知觉的干尸，散发着怪怪的腐味。夜色暗黑得涂了墨水一般，一种天空即将塌下来的恐惧笼罩着整个世界。其实天真能塌下来，那就好了，便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拖着艰难的步履回到家里，把熟睡中的聂小菊摇醒来，问那堆诗集到哪里去了，聂小菊却还懵在鼓里，不知这么个时候了，杨登科为什么会去关心那么一堆破诗集。
当然聂小菊还是把那些诗集的去向告诉了杨登科。这个时候聂小菊还不知道那堆诗集里有一包十五万元的大钱。
这是十几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当时聂小菊正在搞卫生，楼下来了收破烂的。收破烂的天天走街串巷，知道一到星期天，学校的老师学生就会打扫卫生，容易收到破铜烂铁和废报旧书，于是在门卫那里打通关节，进得校园，大呼小叫起来。
收破烂的在楼下吊嗓子的时候，聂小菊正好搞完家里的卫生，忽然想起煤屋墙角那堆搁置了近两年的诗集，恐怕都快长绿毛了，何不趁收破烂的在楼下，搬出去卖几个小钱？于是来到楼下，跟收破烂的说好价钱，让他过了秤，一肩挑走了。
不想收破烂的兴高采烈来到传达室，刚塞给门卫三元好处费，准备开溜，向校长从外面回来了。学校是订了门卫制度的，外面闲杂人等不许随便进大门，今天收破烂的却在门卫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挑着破烂进进出出，向校长气不打一处出，就点着门卫的鼻子骂了两句粗话，要他把收破烂的拦住。门卫没法，只好把收破烂的喊进了传达室，装模作样训了几句。
不想向校长还不肯放手，要门卫好好检查检查收破烂的担子。门卫在破烂担上一翻，就翻出了旧报纸下的那一捆捆诗集。
诗是向校长一生的追求，他曾经把自己的诗歌创作看得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何况这些诗集都是向校长本人亲手包装好，托杨登科寄给所谓的读者的，虽然快两年了，当它们重新出现时，向校长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向校长眼睛立即就睁大了。他两下把门卫扒开，趴到挑担前，捧了一捆诗集，左瞄瞄右瞧瞧，又撕开一角，从里面抽出一本，果然不出所料，正是自己的残缺的寂寞。
向校长捧着自己的诗集，足足愣了有两分钟之久。
向校长怎么也没起到，这些诗集当初杨登科竟然一本也没寄出去。都说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被向校长视若宝贝的诗集在人家煤屋里睡了两年大觉，如今又被当作破烂卖掉了，作者本人会是什么滋味，这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向校长有些弄不懂，杨登科留下他的诗集没寄走，难道仅仅为了当破烂卖几个小钱？按说杨登科再缺钱，也不至于这么缺德吧？何况他并不缺这几个小钱。这里面看来有什么隐情。
向校长不甘心这些诗集就这样被人当作破烂挑走，于是朝门卫要了一个纸箱，将它们装到里面，背了回去。到了家里，守着纸箱里的诗集又出了一会神，然后又背着去了校长办公室。向校长是个有心人，他感激那些喜欢他诗集的读者，当初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收到一笔邮局汇来的购书款，就要郑重其事地把读者的地址邮编什么的写到小本子里，有空的时候拿出本子来温习温习，心头就会生出一份特殊的幸福感。只是向校长感到有些奇怪，他曾经按照自己留下的地址给读者写过几封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的字样。后来又通过114查到一些读者单位电话，照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人也说没有这么一个人。向校长疑虑重重，本想问问杨登科，可为两笔小汇款动这样大的心事，还不让人家小瞧了？所以最后还是犹豫着放弃了这个想法。
现在向校长打开了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了那个记着读者地址的小本子。小本子已经有些发黄，但读者的名字和地址依然很清晰。
向校长究竟是写诗的，最不缺乏的就是想象力，他忽然就明白过来了，这些所谓的读者一定是杨登科杜撰的，因此他收到的每一笔不大的汇款也就是杨登科冒名寄给自己的了。现在想来，杨登科这么做其实也并不奇怪，他通过这个手段，先让聂小菊当上了董少云班上的班主任，从而跟董志良搭上了红线，做了他的专车司机，最后如愿以偿转了干，进了步。
不过不管怎么样，躺在纸箱里的诗集究竟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它们已经在杨登科那里受到了委屈，现在既然物归原主，再不能亏待它们了。向校长就腾出一个文件柜，然后开始拆包，要把这些经历特殊的诗集放里面保存起来。
然而向校长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拆出一大包亮花花的百元钞票。
向校长顿时就傻了，接着身上的血液沸腾起来。不是说向校长见钱眼开，任何人陡然碰上这么一笔意外大财，能不为之心动吗？中国有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今人说得也绝，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财和命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凡夫俗子也好，英雄豪杰也好，栽进钱眼里出不来的多着呢。
向校长当即返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还打了倒锁。再回到原地，数起地上的钱来。开始一双手有些打颤，怎么用力也捏不开那粘在一起的钞票，半天没数几张。好不容易稳住自己，手指才慢慢变得听话起来，数得有些章法了。数到一百张，向校长便没了耐心，觉得这么厚的一堆钞票也不知得数到什么时候，就拿数好的那一百张跟没数的去量，加起来好像有十五个一百张的样子，也就是说是十五万元了。
不过等到把钱量完，向校长不再像刚才那样头脑发热了。他眼睛在钱上盯着，心里却暗忖，这么一大笔钱，当事人不存到银行里去，却跟几捆诗集堆在一起，此中一定有什么蹊跷吧？向校长已不是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了，隐约意识到留下这样的钱并不见得就是好事。
不过向校长一时还是下不了决心。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目光从那堆磁铁一样的大钱上挪开来。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向校长发了好一会儿呆，接着又在屋子中间徘徊起来。最后咬咬牙，重新将那叠厚厚的大钱包好，捆扎实，提着出了九中。
同时他在心里狠狠咒着：杨登科你这小子，我姓向的是那么好戏弄的么？
一右架着一个人往门外直拉，正是刚才的喊冤者，披在背上的破麻袋上的冤字格外显眼。蓝鸟已经开了过去，杨登科又忍不住往反视镜里瞧了瞧，当时就吃了一惊，喊冤人竟有点像是自己的战友猴子。杨登科当然不敢肯定那就是猴子，因为反视镜上沾了不少雨水，有些模糊。而且车上又坐着董志良，杨登科不便擅自停车，方向盘一打，出了传达室。
也许是喊冤人跟猴子有些相似吧，从此喊冤人背上的破麻袋就深深地嵌进了杨登科的大脑。尤其是麻袋上那个十分显眼的冤字，仿佛一只怪兽，常在杨登科眼前张牙舞爪的，欲挥之而不去。第二天杨登科抽空去了一趟市政府，想打听昨天的喊冤人，市政府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上政府喊冤的人太多，一天要来好几起。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董志良在局里主持局务会，杨登科趁机去了一趟侯家村。猴子家没人，堂前屋后蛛网密布，青苔暗生，一片破落迹象。找到邻居一问，说猴子家半年没住人了，猴子一直在外上访。杨登科想，那天在市政府看到的披着破麻袋喊冤的人一定就是猴子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杨登科去了侯村长家。侯村长也没在，说是乡政府的人把他喊走了。杨登科只好找其他人打听猴子的情况。原来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被村里要回去划给了园艺场，可园艺场跟芬芳公司建设的芬芳山庄已经投入使用了，猴子交给村里的五万元承包款却依然没有拿到手。为此他在侯村长屁股后面追讨了一年多，开始侯村长说他的承包款村里已经用光了，要猴子等两三个月，有了钱就还给他。三个月后，猴子又去找侯村长，侯村长说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要交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乡国土管理所和地方税务所已在村里的提留返还款里抵扣了五万多元，早超过了猴子的承包款，村里已经不再欠猴子的钱了。猴子自然不服，他的药材基地才铺开摊子，一分钱都没赚到就被村里收回去卖给了园艺场，自己的损失没得到任何补偿，哪还有倒过来要自己出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的道理？猴子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在破麻袋上写上一个老大的冤字，披到背上，层层上访，先是乡里，接着是区里，都没有人理睬他，于是又到了市里。
杨登科不免要联想到何场长送给自己和董志良的那三十万元钱，何场长说是从芬芳公司多拨给村里的地皮款里返还的，当初村里怎么不从里面拿出五万元还了猴子那笔承包款呢？但杨登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了。以芬芳公司为轴心，环绕周围的何场长董志良包括侯村长和他杨登科，可说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的权钱交易也好，钱钱交易也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延续以后的合作，以继续获利。至于猴子，跟这个利益共同体没有关系，谁有义务操心一个乡下普通农民的承包款？
不过猴子究竟是杨登科最要好的战友，杨登科心里怎么也放心不下他。何况他的遭遇跟这个芬芳山庄有关，如果芬芳山庄和何场长没通过侯村长买下猴子的药材基地，让猴子能经营下去，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而芬芳山庄的始作俑者便是董志良，杨登科不仅天天跟董志良在一起，还得了那十五万元的好处，自己能不愧对猴子么？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又去了市政府。他已经想好了，如果碰得着猴子，无论如何要把他劝回去，就是从自己那十五万元里拿出五万元，以村上的名义偿还猴子的承包款，自己也乐意，反正那钱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他杨登科的。杨登科有一个预感，猴子再这么一路上访下去，事情如果闹大了，迟早会把自己和董志良一起牵出来的。而且那十五万元现金老是跟向校长的诗集一起堆在煤屋里，也不是个办法。为此杨登科心里一直是悬着的，总想着转移到更妥当的地方，却一直没能兑现。
可政府里的人说，猴子自那天被保安赶出大门后，再也没到政府去过。杨登科只好去了市委，市委里的人对几天前披着破麻袋在办公大楼前跪了半天的喊冤人有些印象，说那天被信访办的人扯走后就再也没见他的影子。杨登科有些着急，政府市委都找不到猴子，他又不在侯家村，到底去了哪里呢？会不会有人把他做掉了？杨登科摇摇头，否认了这个猜测，不就是五万元钱么？还不会有人蠢到为这么点钱去谋一条命吧？
晚上回到家里，杨登科跟聂小菊提到猴子，聂小菊也是无限感慨，说好多人都在芬芳山庄那里得到了该自己得到和不该自己得到的东西，却让猴子这样的弱者吃了这么大的亏。还说猴子也是没有什么背景，不然五万元钱的事早就摆平了。
论及猴子的去向，聂小菊提醒杨登科，猴子是不是到省里上访去了。杨登科就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也不知猴子能否在省里上访出名堂。杨登科心里很矛盾，他希望猴子能上访出名堂来，这样他也许还能要回那五万元承包款子；又希望猴子上访无果，因为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还不知道会引出什么后果来呢。
杨登科和聂小菊的猜测没有错，猴子果然跑到省里上访去了。这是杨登科一位在市委信访办开车的熟人亲口告诉他的，说省委有关领导已经对贵都市提出了严厉批评，竟然让猴子这样倔强的上访者冲进了省委大院，同时责令市委立即去人把猴子接回来，然后将处理结果向省委领导和省信访部门作出专题汇报。
杨登科特意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董志良，他好像并不怎么在乎，杨登科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过了三四天，杨登科又去了趟市委，听说猴子已被人从省里接了回来，并遣送回了侯家村。不过市里不再对猴子的事不管不问，已按照省领导的指示精神，安排专人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杨登科深感不安，总觉得猴子的事跟何场长送给他和董志良的钱有什么联系。
杨登科也许是做贼心虚，预感到这两天要出什么事，所以弄得坐卧不宁，下午又开着车出了九中。赶到侯家村，还是没见到猴子。村里人说，猴子是被小车送回去的，可小车开走没多久，又来了几个人把猴子悄悄带走了。
那么猴子被带到哪去了呢？村里人不得而知。杨登科在村里村外转了许久，又打听了不少人，还是没打听到猴子的去向。后来杨登科到猴子屋后去看了看，猴子承包过的那块药材基地早已被圈入芬芳山庄的高墙内，旧迹无觅。
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杨登科也没心思回家，走进一个小店子，喝了半宵闷酒。半醉半醒回到九中，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上了楼，正要拿钥匙开门，手机突然响起来。一看是何场长的司机小马的手机号子，杨登科顿时感到不妙，酒一下子全醒了。揿下绿键，小马那急促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你是杨科吧？”杨登科说：“我是，小马你有事吗？”
小马像是娘改了嫁似的，带着哭腔说道：“何场长和侯村长被人弄走了。”
杨登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小马说：“什么时候了，我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杨登科说：“被谁弄走的？”小马说：“被检察院弄走的，可能跟芬芳山庄拨给园艺场和侯家村的地皮款子有关。”杨登科说：“两个人一起弄走的？”小马说：“侯村长昨天就被人悄悄带走了，可能跟猴子的事有关。据说侯村长进去后经不起敲打，很快将何场长供了出来。看来是惹上大麻烦了。”
杨登科努力镇定着自己，说：“小马你别急，我跟董局长和袁总他们联系一下，也许他们有办法。”小马说：“我给他们打了好多电话，他们的手机都不在服务区，一直没联系上。”
杨登科想，该出的事终于还是出了。
放下电话后，杨登科感觉全身散了架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干脆坐到了地上，喘息了好一阵。心绪慢慢稳定了些，才掏出手机去拨董志良的号子。却如小马所说，不在服务区。再打他家里的电话，里面传来脆脆的女人的声音说你要拨打的电话暂不想接听。
又轮番打了几次董志良的手机和家里电话，结果依旧。
也不知过了多久，杨登科才缓缓爬起身，拿出钥匙，摸索着去开了门。家里人自然早已睡下，屋里静极。杨登科也不开灯，点了一支烟，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猛抽起来。他觉得脑袋里塞着一团乱麻，扯也扯不清。
只有那只燃烧着的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有一种梦幻般的神秘。
后来，杨登科脑袋里那团乱麻竟慢慢成了一只摇摆不定的大钟摆，在眼前晃荡起来，晃得他心烦意乱了。一晃一晃，这只钟摆又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杨登科兀地一惊，忽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仿佛一只受了惊吓的青蛙一样。
杨登科猛然想起，何场长送给他的那包大钱还搁在煤屋里呢。
本来杨登科是一直想着将那包钱转移个地方的，只是天天跟着董志良在外面跑动，近几天又被猴子上访的事揪着心，竟然将那包钱搁到了脑后。现在何场长和侯村长都出了事，那包钱弄不好就是一包炸药，不知什么时候会炸个惊天动地的。
杨登科也来不及细想，立即出门，噔噔噔下了楼。
杨登科进了自家煤屋。他这才发现这个夜晚没有月光，世界仿佛已陷入一个深深的黑洞。却不敢开灯，直到慢慢适应了屋里的黑暗后，才一步步向墙角靠了过去。
然而，当杨登科蹲下身来，双手哆哆嗦嗦探向堆着向校长的诗集和那包钱的墙角时，那里却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复存在。
杨登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身上大汗淋漓了。他虚脱得不行，仿佛顿时成了一具没有知觉的干尸，散发着怪怪的腐味。夜色暗黑得涂了墨水一般，一种天空即将塌下来的恐惧笼罩着整个世界。其实天真能塌下来，那就好了，便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拖着艰难的步履回到家里，把熟睡中的聂小菊摇醒来，问那堆诗集到哪里去了，聂小菊却还懵在鼓里，不知这么个时候了，杨登科为什么会去关心那么一堆破诗集。
当然聂小菊还是把那些诗集的去向告诉了杨登科。这个时候聂小菊还不知道那堆诗集里有一包十五万元的大钱。
这是十几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当时聂小菊正在搞卫生，楼下来了收破烂的。收破烂的天天走街串巷，知道一到星期天，学校的老师学生就会打扫卫生，容易收到破铜烂铁和废报旧书，于是在门卫那里打通关节，进得校园，大呼小叫起来。
收破烂的在楼下吊嗓子的时候，聂小菊正好搞完家里的卫生，忽然想起煤屋墙角那堆搁置了近两年的诗集，恐怕都快长绿毛了，何不趁收破烂的在楼下，搬出去卖几个小钱？于是来到楼下，跟收破烂的说好价钱，让他过了秤，一肩挑走了。
不想收破烂的兴高采烈来到传达室，刚塞给门卫三元好处费，准备开溜，向校长从外面回来了。学校是订了门卫制度的，外面闲杂人等不许随便进大门，今天收破烂的却在门卫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挑着破烂进进出出，向校长气不打一处出，就点着门卫的鼻子骂了两句粗话，要他把收破烂的拦住。门卫没法，只好把收破烂的喊进了传达室，装模作样训了几句。
不想向校长还不肯放手，要门卫好好检查检查收破烂的担子。门卫在破烂担上一翻，就翻出了旧报纸下的那一捆捆诗集。
诗是向校长一生的追求，他曾经把自己的诗歌创作看得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何况这些诗集都是向校长本人亲手包装好，托杨登科寄给所谓的读者的，虽然快两年了，当它们重新出现时，向校长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向校长眼睛立即就睁大了。他两下把门卫扒开，趴到挑担前，捧了一捆诗集，左瞄瞄右瞧瞧，又撕开一角，从里面抽出一本，果然不出所料，正是自己的残缺的寂寞。
向校长捧着自己的诗集，足足愣了有两分钟之久。
向校长怎么也没起到，这些诗集当初杨登科竟然一本也没寄出去。都说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被向校长视若宝贝的诗集在人家煤屋里睡了两年大觉，如今又被当作破烂卖掉了，作者本人会是什么滋味，这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向校长有些弄不懂，杨登科留下他的诗集没寄走，难道仅仅为了当破烂卖几个小钱？按说杨登科再缺钱，也不至于这么缺德吧？何况他并不缺这几个小钱。这里面看来有什么隐情。
向校长不甘心这些诗集就这样被人当作破烂挑走，于是朝门卫要了一个纸箱，将它们装到里面，背了回去。到了家里，守着纸箱里的诗集又出了一会神，然后又背着去了校长办公室。向校长是个有心人，他感激那些喜欢他诗集的读者，当初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收到一笔邮局汇来的购书款，就要郑重其事地把读者的地址邮编什么的写到小本子里，有空的时候拿出本子来温习温习，心头就会生出一份特殊的幸福感。只是向校长感到有些奇怪，他曾经按照自己留下的地址给读者写过几封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的字样。后来又通过114查到一些读者单位电话，照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人也说没有这么一个人。向校长疑虑重重，本想问问杨登科，可为两笔小汇款动这样大的心事，还不让人家小瞧了？所以最后还是犹豫着放弃了这个想法。
现在向校长打开了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了那个记着读者地址的小本子。小本子已经有些发黄，但读者的名字和地址依然很清晰。
向校长究竟是写诗的，最不缺乏的就是想象力，他忽然就明白过来了，这些所谓的读者一定是杨登科杜撰的，因此他收到的每一笔不大的汇款也就是杨登科冒名寄给自己的了。现在想来，杨登科这么做其实也并不奇怪，他通过这个手段，先让聂小菊当上了董少云班上的班主任，从而跟董志良搭上了红线，做了他的专车司机，最后如愿以偿转了干，进了步。
不过不管怎么样，躺在纸箱里的诗集究竟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它们已经在杨登科那里受到了委屈，现在既然物归原主，再不能亏待它们了。向校长就腾出一个文件柜，然后开始拆包，要把这些经历特殊的诗集放里面保存起来。
然而向校长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拆出一大包亮花花的百元钞票。
向校长顿时就傻了，接着身上的血液沸腾起来。不是说向校长见钱眼开，任何人陡然碰上这么一笔意外大财，能不为之心动吗？中国有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今人说得也绝，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财和命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凡夫俗子也好，英雄豪杰也好，栽进钱眼里出不来的多着呢。
向校长当即返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还打了倒锁。再回到原地，数起地上的钱来。开始一双手有些打颤，怎么用力也捏不开那粘在一起的钞票，半天没数几张。好不容易稳住自己，手指才慢慢变得听话起来，数得有些章法了。数到一百张，向校长便没了耐心，觉得这么厚的一堆钞票也不知得数到什么时候，就拿数好的那一百张跟没数的去量，加起来好像有十五个一百张的样子，也就是说是十五万元了。
不过等到把钱量完，向校长不再像刚才那样头脑发热了。他眼睛在钱上盯着，心里却暗忖，这么一大笔钱，当事人不存到银行里去，却跟几捆诗集堆在一起，此中一定有什么蹊跷吧？向校长已不是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了，隐约意识到留下这样的钱并不见得就是好事。
不过向校长一时还是下不了决心。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目光从那堆磁铁一样的大钱上挪开来。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向校长发了好一会儿呆，接着又在屋子中间徘徊起来。最后咬咬牙，重新将那叠厚厚的大钱包好，捆扎实，提着出了九中。
同时他在心里狠狠咒着：杨登科你这小子，我姓向的是那么好戏弄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