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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湖南有个肖作家，大小书店随处是他的破书，不知是驴是马，嘱牵出去遛遛，电话会打到我手机上。我本来自卑感就强，加上五短身材，尖嘴猴腮，是绝对拿不出手的，见了高人，卵先缩三寸，哪里还抬得起头来？又没什么量，喝酒如喝农药，两口啤酒入喉，都会发酒疯。也就不敢敬人，更怕人敬，酒杯还没上手，额头早渗出冷汗，像偷人老婆，被赤身裸体抓了现场似的。只得猛扒饭粒，俨然灾区来的饥民。急切之际，嘴巴张得天宽，满嘴暴牙暴露无遗，若恰逢停电，黑暗里有两排白色厉牙一开一合的，还会把人吓个半死。或是猛喝茶水，喝得吱吱乱响，以壮自己狗胆。茶水清热解表，下肚成尿，又有借口频频往厕所跑，以逃避喝酒重任。只是夜里回家要做企业（起夜）家，还得加班加点，生产氮肥。生产辛苦，难免影响睡眠，翌日出门，两眼血丝，别人又疑心你在哪里干了一夜坏事。
又想起人家不是专门请你来扒饭喝茶的，你总得维护维护领导威信。领导无不高明贤明加英明，否则也上不到那个位置。自然字字珠玑，句句真理，出口皆为指示精神。我天生愚钝，精神领会不够，生怕回去贯彻得不全面，落实得不到位，有违领导信任，惶恐不已。领导又是幽默的，说句什么笑话，讲个什么段子，肯定会乐得满座捧腹大笑，泪水鼻涕湿了一把又一把餐纸。惟你缺乏笑神经，愣愣的怎么也笑不出来，实在是不解风情。光听领导说话谈笑还不够，还得及时表扬表扬领导，或配合着说些笑话段子，逗领导和同志们开脸开心开胃。我本属草根民族，大半辈子破帽遮颜，没见过什么大人物，一到稍大点的场面，舌头就打结生涩，话不成句。出门前准备了一大箩恭维领导的美言，见着领导一激动，竟忘得干干净净，不知说什么好。平时倒也注意加强学习和提高，在报上网上见到可乐的笑话段子，立即抄到本子上，有事没事就背上两段，以备急时之需。瞅准空档，鼓足勇气，将背熟的段子讲给领导和同志们，讲得有板有眼，声情并茂，讲得眉飞色舞，慷慨激昂，讲得自己笑弯了腰，笑岔了气，可止住笑，竖起腰，顺过气，再抬眼去瞧领导和各位，才发现座中谁都没笑，一个个严肃认真地瞧着你这个说笑人，脸色僵硬，苦大仇深，且眼里全是怜悯。只好自掴嘴巴，手又抽风似的不听使唤，找不到嘴巴在哪儿。过后细想，领导和同志们讲笑话段子，你该笑不笑，你讲段子笑话，人家又有什么义务一定得笑给你看？你以为你是领导！
白吃白喝不能予人好处，喝酒没有酒量，领导说笑话讲段子不会跟着欢笑，自己的笑话段子又逗不乐人家，还丢人现眼，这吃饭革命的美事于我也就成为苦事，每次一上桌便如坐针毡，无异于大刑在身。受刑不免痛苦，从此碰上有人请吃饭革命，我也就条件反射，未曾革命先害怕得要命，像有人要掘祖坟似的，打死我都不干。只得很没出息地赖在家里，吃老婆做的粗茶淡饭，一瓢饮，一箪食，人不堪其忧，吾不改其乐。老婆不会下达指示精神，无需我贯彻落实。我老人家长相不雅，面目可憎，她也熟视无睹，跟没看见一样。不用喝酒敬酒，那点死工资勉强够买油盐购柴米，借钱打酒又没杜甫的面子，酒债寻常行处有，走到哪里都有借。更不用讲段子说笑话，天天守着自家河东狮，她脸上有几颗麻子，嘴里有几根獠牙，早数得一清二楚，自己身上的幽默细胞已然跑光，哪还开心得起来？这倒也肠胃安然，耳根清静，吃饭只是吃饭，不再是革命需要，仅仅是生理需要。吃饭回归其本来意义，也就不再是畏途，更不是饭刑了。
次说文刑。
我的观念老化，总觉得言为心声，写文章跟说话和放屁一样，皆因有话要说才说，有屁要放才放。话不说喉咙痒，屁不放屁眼痒，有什么想法不行诸于文，难免技痒手痒心痒，甚至食不甘味，寝不成眠。也就是说，写文章跟非革命性吃饭没啥区别，是一种生理和心理需要。原来人生在世，最管不住的是自己嘴巴，小民心里憋屈，也会说怪话发牢骚。最忍不过的是自己屁眼，皇帝也要放屁，不放难受，忍屁成疾。最放不下的是手中笔头，识得几个字就有写作愿望，不一定写道德文章，在厕所里书上我是张三爸爸，或我跟李四姐姐睡过觉，也是一种很过瘾的写作。想读中小学那阵，同学们最怕写作文，我写起作文来却毫无惧色，勇猛得很，视作文如纸老虎，跟美帝苏修一样，根本不可怕。偶尔谋得本无头无尾的旧书，在里面碰到几个不太常见的新语怪词或生僻古奥的字，当即默记于心，或抄到随身小本子里，再现买现卖写进作文，惊得语文老师杏眼圆睁，觉得我的学问和文才世间少有，常把我的大作当名著和范文，拿到课堂上朗读给同学听，要求同学们反复学习，认真领会，融会贯通，长大后好有足够的才华去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每次都乐得我尿湿裤裆，离校后又到处寻觅旧书老书，下次再如法炮制，哄骗老师，恐吓同学。
写作文写到这个份上，以后想放弃写作，恐怕没人做得到。我也就一辈子戒不掉舞文弄墨的恶习。不论在学校当老师，还是在政府修志书，有时间就躲起来写写划划，否则就像失了魂似的，神不守舍。后来凭此做上重要部门秘书，还当了副主任和主任，正好发狠往上走，却怎么也放不下手中笔头，除了正常上班时间，八小时之外和双休日、节假日都躲在家里，弄我的文章，弄得不知今日何夕，不知爹妈是谁，更不知领导就是爹妈。也不看看人家，眼里只有敬爱的领导，白天黑夜，寒来暑往，紧紧围绕在领导周围，领导一刻不见如隔三秋，以至茶饭不思，相思成疾。要说也不是不知道紧跟领导的好处，与领导走得近，领导高兴了，赏你个好位置，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写什么千古宏文神气得多。也清楚文章当不得饭，养不了家，立不了身，只能误事误身，害人害己。可就是戒不掉这个心瘾，仿佛吸多了白粉，不写点就会手脚抽筋，口吐白沫，生不如死。
这话说得略显夸张了点，可写作也能成瘾成癖，却是千真万确的，估计爱好写作的人都有体验。我是说写作也是件乐事，就如刚才所说吸毒一样，吸毒没乐子，不刺激，恐怕就不会有人上瘾了。可写作会成为苦事，也是事实。有时甚至苦不堪言，就像吊你半边珠似的。这当然不再是有话要说，有屁要放，而是没话要说出话来，没屁要放出屁来。更有甚者，肚子里没崽，要你生出崽崽来。没崽怎么生崽？先进行人工授精，用高效保胎药保住胎，胎熟后再打催生针，硬让你把崽生到地上。给领导代笔为文，便属没崽生崽性质。领导要做报告，先把初步想法透露给你，就是给你搞人工授精，借你腹怀他崽。初稿成型，领导一次一次审查，要你反复修改调整，充实加强，那是往你肚子里注射高效保胎药，以免稿子流产。领导要上台做报告了，稿子还定不了，领导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督促你，批评加鼓励，威逼加利诱，那是给你打催生针。稿子终于到了领导手上，被拿到主席台上抑扬顿挫大声念完，那是你所怀领导的崽顺利分娩，呱呱坠地。也有文章成稿后，领导还是不太满意，再让你修改已来不及，做报告时没念上几句便弃稿不用，想怎么说便怎么说，那不是授精卵出了问题，就是保胎药和催生针打得太猛，肚子里的崽发育畸形，鼻歪嘴斜，缺足少腿，领导不肯认你崽为他儿。还有反反复复弄上十天半月，一稿两稿，基础很好；三稿四稿，问题不少；五稿六稿，一枪毙了，最后稿子难产，连印都没有成印的机会，那是你怀了葡萄怪胎，落得胎死腹中的悲惨结局。
做过刀笔吏的人都有类似体会，这样的文章还能写出乐趣来，恐怕就真是天才怪才了。我不是天才怪才，才视此类写作为文刑。受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即使要动刀进行剖腹产，剖出的崽是我自己的，也是个莫大的安慰。过去我曾把代领导笔所写稿子归类整理，收进柜子，有事没事拿出来欣赏一番，陶醉一阵，觉得今生虽一事无成，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却也著作等身，且都通过领导的金嘴，灌输给了地方和部门领导，产生了应有的效果，也值得安慰。只是有一天稿子题目下领导的大名忽然引起我的注意，才意识到这些大著跟你本人其实关系不大，就像社会上那些代孕妈妈，你根本就没有做母亲的权力。仿佛被烧红的烙铁烙着一般，我又被上了一回刑。
还有一种文章的写作，也跟受刑差不多，那就是写表扬稿。表扬使人进步，批评使人落后，今人上进心强，表扬稿的需求量也就非常大。你是单位的笔杆子，不仅要给领导写报告，还要写作跟领导报告性质差不多的表扬稿，借媒体版面和黄金时段，表扬表扬领导和单位。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有表扬内容还好，如实写来就是，死不了你几个脑细胞。问题是领导和单位的工作平平，你得挖空心思，无中生有，没成绩编造出成绩来，没典型制造出典型来，这就有些麻烦了。像我这种死脑筋，一讲假话就面红耳赤，心里发虚，编起领导和单位虚假成绩来，就像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样，无地自容，写表扬稿实在遭罪。表扬稿被报纸和电视发表，想起自己编的假话到处散布，真如口吞苍蝇，不是滋味。我从事文秘工作十多年，领导报告不写得写，究竟在我工作职责范围之内，媒体上的表扬稿却上得极少，就是不太想吃苍蝇，败坏肠胃。
所幸四十岁之后，再不用写报告，也不必表扬领导和单位，终于减刑出狱。不想又有朋友找上门来，要我为其大著大作作序或弄评论。这当然是看得起我，否则也不会给我露脸的机会。作序和弄评论云云，说穿了也是写表扬稿。不是说朋友的大著大作不值得表扬，是我一表扬人家，心里就老大不自在。孩子自己的棒，文章自己的好，自己的好文章正愁没人表扬，或自我表扬时间都不够，又哪有心情去表扬人家？也怪我阴暗心理向来严重，老觉得表扬人家，是在间接否定自己。这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复杂，抬高人家，无异于贬低自己；大涨人家志气，肯定是在大灭自己威风。这样的亏本生意，我才不会去做呢。有时盛情难却，不得不表扬表扬人家，总是弄得自己痛苦不堪，像被人放过血一样。下次有人再请我作此类文章，索子套在脖子上，我都不答应，宁肯上绞刑，也不上文刑。
不肯表扬人家，自然也会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轻易不请人表扬我。我已出版小说十多种，大都由自己写序，自作多情，自我表扬，自吹自擂，自鸣得意，自己给自己上刑。唯一的例外是我的中篇小说集局长红人。成书前出版人让我找找王跃文，请他写几句话。当时国画出版不久，王跃文正红得发飙，能逼他写几句话，自然求之不得，至少多卖几本书绝对没问题，摊到谁还不做梦要笑出声来？却又考虑与王跃文也有些交情，请他写表扬稿，让他无辜上刑，于心不忍。见我不肯去找王跃文，出版人暴跳如雷，只差没跟我动手了。好在他们也出过王跃文的书，只好直接去找他。王跃文拉不下面子，咬牙切齿给局长红人作了序，后又将此序收入他的随笔集有人骗你，也不知能骗谁。王序使局长红人热销一时，我却觉得让王跃文平白受刑，很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以后每次碰到王跃文，总是耳热心跳，内疚不已，好像暗里给他捅了一刀，刀口至今没长拢来，还在淌血流脓。后来他调往省作协，害得我连理事会都怕去参加，不敢面对被害人王跃文。
如此畏惧表扬稿，主要是我的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总以为文章白纸黑字，好与不好，读者一看便知，干嘛非得有人金口玉牙给你表扬？唐宋八大家，加上我肖某人共九大家，其大著大作就不是谁表扬出来的，是读者读出来的。陶渊明似乎从没有请人表扬的兴趣。他一直不太习惯迎来送往那一套，接待水平老提不高，官才做到小小七品县团级便挂冠而去，长年躲在江州乡下，扶梨采菊，喂鸡放鸭。偶尔写几首打油诗，只是觉得好玩，又可消磨时光，并不想流芳百世，也没有振兴中国文学事业的雄心壮志，自然毫无请人写表扬稿的必要。何况也没亲戚在作协当主席，或在著名大学做文学教授，谁也不会把你的打油诗当回事，更别说弄个什么鲁迅文学奖或茅盾文学奖的，拿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痴心妄想，老鼠想吃天鹅肉。当时有个叫钟嵘的，估计是作协主席或文学研究所所长之类的人物，构思了好久，准备弄部诗品，给诗人们搞个排行榜。放话出去，家里门槛都被人踩烂，惟独不见老陶上门送书递红包，甚至电话都不肯打一个。你陶渊明不就写了几首打油诗么，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岂有此理。钟所长嘴巴一撇，仅将陶诗列为中品，视为不入流之作。老陶无所谓得很，反正诗品跟什么一级作家二级诗人三级枪手一样，又不跟工资挂钩，懒得理睬他姓钟的。谁知东晋以降，特别是到了唐宋，东晋文坛和钟嵘之类评论家大力表扬，煞有介事推为上品的东西，读者们全不买帐，却捧起被他们认为不入流的陶诗，读得津津有味。想当年老陶若天天带着红包礼品，去评论家和作协主席家里讨表扬稿，没写几首像样的诗作，千年后的我们又知道他老陶同志到底是哪根葱？
正因我这么害怕表扬稿，才特别佩服某些文坛或别的什么坛的领袖人物，谁发表了大作，出了大著，只要请他表扬，总是架式一摆，提笔就写。偶尔读到过这类表扬稿，发现文中所言，与原作原著根本搭不上界，才意识到领袖们压根就没看过人家的大作大著。没看原大作原大著，竟然也洋洋洒洒，高屋见瓴，写出那么有水平的表扬稿，足见领袖们功力之深之狠。领袖人物到底不是吾等笨人，绝对不会自找苦吃，自寻刑受。不吃苦，不受刑，人家受到了表扬，自己拿到了丰厚润笔费，各取所需，两全其美，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别的就不好多说了。
再说会刑。
不知谁这么智慧超群，发明了会议这么个好东西，实在让人敬佩。从小我就喜欢开会，尤其是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记得每次斗争会上，高音喇叭里总会播放那首声情并茂的不忘阶级苦。那是那个时代最最著名的流行歌曲，比起现在的情人双截棍、老鼠爱大米、你是我的玫瑰花来，会唱的人不知多了几万倍。旋律也优美得不得了，至今音犹在耳：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歌声中地主戴着高帽，帽上写着打了红叉的地主本人芳名，被隆重推到台前，跪在砖头上接受批斗。批斗到关键处，口号声浪翻波涌，此起彼伏，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一拨高过一拨。小将们和人民群众喊一声口号，地主就会应上一声：我罪该万死，我遗臭万年！高帽跟着往前一啄一啄的，滑稽得很。有时用力过猛，帽带系得不牢，高帽会脱离地主狗头，掉到高高的台下，逗得人民群众哈哈大笑。小将们也会大笑着带头高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恶狗地主狗头落地！
除了斗争大会，还有批判会。批判会要进行思想批判，那是大人们的事，我们人小没什么思想，批判也白批判了，这种会议还没资格参加。直到上中学，该有些思想了，才开始光荣地正式参加批判会。一般是在学校里批判老师。平时老师们凶神恶煞，教训起咱们革命学生来毫不留情，这下轮到我们反过来批判他们了，想想就乐。见老师们威风扫地，低着认罪的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我们就得意得不行，真想冲上前去，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只是咱们农村出身的孩子，学龄没到就被父辈摁着头拜过孔圣人，背过人之初性本善，上学起蒙又在父辈督促下，趴到地上跪过老师，说是活着的孔圣人。对老师们也就心存敬畏，口诛笔伐时难免有心理障碍。真要上前打翻老师，再踏上一只脚，脑袋里的孔圣人立马作起怪来，顿时勇气锐减。不过再怎么的，批判会太够刺激，有参加绝对不会落掉的，至少比关在教室里快活得多。
可惜中学还没毕业，就不再容易享受这么可乐的斗争会和批判会了。后来读师专，做上老师和国家干部，日思夜想还能碰上几次这样的会玩玩，也一直未能如愿。倒是要经常制造和参加些别的会议，诸如工作会，办公会，形势会，报告会，研讨会，见面会，碰头会，座谈会，协调会，代表会，不一而足，三天三夜别想数完。有个科学办法，就是可根据会议规模或与会人数，将种种会议简单分为大会中会小会。大会讲声势，万人千人参加，想没声势都做不到。中会讲规格，出席会议的主要领导级别越高，会议规格也就越高。小会讲内容，人事问题，经费问题，项目问题，都在小会上定夺，内容最重要。所以有人总结，会议越小越重要，越大越不重要。又说小会解决重大问题，中会解决一般问题，大会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能参加小会的是核心领导，参加中会的是重要领导，参加大会的已不是领导，是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比如一地的书记会和常委会绝对是小会性质，是要解决大问题和关键问题的，常委扩大会议和市委委员会议属于中会，只能解决一般问题和普遍问题，到了人数众多的副处以上干部大会，只不过宣布小会和中会决议，已没什么问题要解决了。部门的党组会和局长会是小会，要敲定局里的大事要事；党组扩大会和中层以上干部会是中会，讨论一般性的问题；干部职工会是大会，根本就不是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是让领导班子集体亮相，表明这是一个团结的班子，战斗的班子，能带领干部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有力的班子。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能参加大会，肯定没混出什么名堂。能参加中会，应该算是人物一个。若有资格参加小会，那就不仅是人物，已是人中之龙。我一辈子都梦想着做人中之龙，却怎么也做不上去，只能做做小人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必将自己混同于没混出什么名堂的普通老百姓。证据是我幸福而光荣地参加过单位的中会，比如中层以上干部会议，甚至局务会和党组扩大会议之类。那是有会议记录的，不信可去查记录，上面有我的大名。开始参加这种中会，我很是兴奋，觉得也是单位中层领导了，人前人后可人模狗样一回了。后来才发现参加这种会议不过给大领导打和声，什么决议人家早在小会上确定好了，叫你参加中会，是你有两只耳朵，不是你有一张嘴巴。慢慢我就对参加这种中会失去了耐心，眼睛敬仰地望着侃侃而谈的核心领导，思想却老开小差，思念几十年前的初恋情人，悄悄爱她爱了大半辈子，连她丰腴的小手都没摸过，我真他妈不是东西。偏偏当领导的格外热衷这种会议，一开数小时，也不管吾等陪会人腰椎突出，痔疮复发，痛楚难当，如受大刑。我的腰痛和痔疮就是那时落下的，每每发作，便被折磨得龇牙咧嘴，比没摸过初恋情人的手还悲痛万分。从此谁逼我去参加这类会议，我就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以上这些会议怎么也算务实会，确有实事要会要议。还有不少可开可不开，不开没事开过坏事的务虚会。比如老干座谈会，完全可更名为老干牢骚会。不开会老干们分散各处，各发各的牢骚，影响只那么大。一开会，老干们的牢骚集中一处，个个怒火中烧，骂娘拍桌子也就在所难免。骂娘骂得最有劲的，拍桌子拍得最响的，一般是原主要领导，从前天天在堡垒中战斗，根本战斗不过来，没法关心老干待遇，这会儿终于有时间与战友们团结起来，跟现任领导争老干待遇了。跟原领导过去的情况一样，现任领导也总是很忙，尤其是一把手，难得出面召开这种老干会，全权交给分管政工和老干工作的副手，老干们爱骂娘就骂他的娘去。不用说，被老干们骂得狗血淋头的分管领导，一定会比受刑还难受。受刑痛苦还可嗷嗷叫上几声，在老干们面前，再难受再痛苦，还得装出笑脸，好像你那么贱，没人咒你，你就不清爽，不快活。
还有一种务虚会，叫作品研讨会。画家出了本画集，书家出了本书法作品集，作家出了本散文或小说集，甚至搞通讯报道的出了本新闻作品集，都要喊一班人拢来研讨研讨。所谓研讨就是说好听的话，让作者舒服两个小时。说好话的人可以不翻你的集子，只翻你不薄的信封，也可说出几大筐好话来，好像你的东西好到天上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听不得这些美丽却空洞的吹捧，特别替作者惋惜，花钱买人口水，还不如买几瓶纯净水放家里，天热时可解渴。偏偏有作者受用，我更会为他感到难为情。尤其是轮到我发言了，不说几句好话，辜负作者期望，胡言乱语一阵，又觉得是在哄骗自己和作者，既自欺又欺人。我是木榆脑袋，不想自欺，也不愿欺人，不得不自欺欺人一回，人家没卵事，我却难堪难过难受不已，又相当受回大刑。为免遭刑罚，此类生产假话大话肉麻话的研讨会，我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不管信封有多大。
还有一种叫追悼会的会，能不参加我也不参加。倒不是兔死狐悲，人总有这么一天，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是追悼会的气氛不对，让人别扭。一些有身份的人死后，会弄个治丧委员会什么的，追悼会主持人得将治丧委员们的名字及身份挨个念上一遍，好像委员们的官位越高，死者就越有面子似的。只是我听去，却觉得不是治丧委员名单，而是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仿佛有意要气气死者：你不是为官帽奋斗了一辈子吗？听到没有？治丧委员们个个都官帽在顶，你却只能在名字后面加上曾任什么什么的字样，竟然没有一顶能戴着钻棺材。追悼会一项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做悼词。做悼词的人都是有份量的，一般是死者生前的同僚，彼此身份差不太多。比如死者是单位书记，做悼词的人往往会是局长。两人斗了大半辈子，这下书记死了，局长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却还要把悼词做得悲痛万分，紧要处甚至声泪俱下。略知底细的人明白这哪是悲痛，纯粹是在幸灾乐祸，那泪水更不可能是悲痛的泪水，明明是喜悦的泪花。盖棺论定，悼词绝对字字溢美，句句赞颂，好像死者比拿破仑更英明，比华盛顿更伟大。拿破仑和华盛顿这样的明主伟人到底不多，悼词难免有些让人生疑。说不准事实正好相反，只不过说着好玩儿的。当然人死为大，不会有谁跟死者过不去，较真去核实悼词里的内容。写悼词和做悼词的出发点肯定也是好的，一是通过歌颂死者，给后人树立光辉榜样，二也是逗死者开心，如果他还有听觉，说不定会突然站起来，抱拳感谢大家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悼词能让死者高兴，我这个旁人却觉得挺黑色幽默的，很替死者感到不安。死者真是贤人，善莫大焉，那么功德自在人心，还用得着在悼词里大吹大捧吗？若无德无能，没任何建树，这么瞎吹一气，岂不是正话反说，挖苦嘲讽死者？照我的肤浅理解，这可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也许是这个原因，每次参加追悼会，我都恐慌得不得了，害怕自己死后，也会被人这么戏耍娱乐一番。若真是这样，还不如开棺戮尸，那只是肉体上的摧残，不是精神上的打击。人死后尸体戮不戮总会腐烂的，精神一时半会儿还有可能不死，尤其是我这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写出惊世之品传世之作的伟大作家。所以我已庄严写下三不遗书，死后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不做又假又虚又肉麻的掉词，一把火烧掉完事。如果违背这三不遗嘱，硬把我弄到追悼会上去，供人挖苦嘲弄，开心取乐，惹出我的火性来，我可能会翻脸不认人，愤然从水晶棺里爬起来，撕毁治丧委员会名单，追打写悼词和做悼词的人，叫大家都没面子，下不了台。（本文选自领导也是人一书，作者：肖仁福。群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尴尬人
官场说白了就是一个权力场。官场中有两样东西永远围绕着权力转，这就是人和事。为驾驭好手中权力，当权者必须用好人，同时做几件像样的事。于是有人琢磨人，有人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人，不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有人既琢磨人，又琢磨事。琢磨人得人缘，琢磨事得事功，琢磨人又琢磨事得势。善于琢磨人的人是聪明人，把人琢磨透了，就找到了向上爬的梯子。善于琢磨事的人是能干人，事干好了是政绩，只是凡事往往跟利益有关，事干得多，容易惹出麻烦，事与愿违。善于琢磨人又善于琢磨事的人是魔鬼，可以通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什么都不琢磨的人，要么没人没事可让你琢磨，想琢磨也琢磨不上，要么则是官场混混，混一天算一天。
官场中聪明人和能干人不少，魔鬼也经常可以碰到。魔鬼到底不是常人，此处姑且不论。只说过去我在实职部门当差，难免要跟能干人打交道。这些能干人里有财政局长，也有管财政的政府领导。别看财政局长和管财政的政府领导财权在握，被奉为财神爷，白天有人求，晚上有人请，其实他们也自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是管家婆的角色，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为让辖区的干部职工拿到基本工资，吃得上饭，穿得上衣，做管家婆的必须付出超乎其他人的劳动和艰辛。比如政府常务副市长，要常务这常务那，别的人上天入地都难得找得到他，财政局这个地方却常常不请自来。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多如过江之鲫，常务副市长负责发放皇粮，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看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每年gdp增长水平都在两位数以上，可不知怎么的，政府还是入不敷出，经费永远都是短缺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县几级政府，领导们最发愁的就是干部职工的吃饭钱，连续数月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司空见惯。什么数字都可估计加统计，多拍几下脑袋就可拍出来，唯独干部职工的吃饭钱得一分一角落实到工资表上去，金库里缺钱，脑袋拍烂了都没用。被逼无奈，只好成立工资发放中心，把预算内外的钱统统集中拢来，先保障工资发放，有余力再做其他安排。各地工资报表往上级财政报送时，政府一把手还要在上面签字，得对工资发放的真实性负责。还有硬性规定，地方发不出工资，党政一把手必须到上级党委政府那里去说明原委，不得有丝毫含糊。
这好像有点耸人听闻，可事实确是如此。这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政府职能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机构越精减越大，人员越分流越多。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成本高，效益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只能在夹缝中尴尬度日。
我写过一部叫做裸体工资的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何铁夫就是这夹缝中的尴尬人。何铁夫自然是能干人，不能干也就做不了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工作压头，天天要琢磨事，不可能老去琢磨人，难免费力不讨好。何铁夫也知道自己处于利益格局的矛盾中心，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希望借主持政府工作的良机，过渡到正式的县长。想实现这个可怜的愿望，至少要能维持县里的局面，也就是说要养得活县里吃皇粮的干部职工，稳定县里大局，否则一切免谈。何铁夫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财政局长的配合下，将县里的细帐算了又算，亲自找有税源的企业讨税，想方设法打省财政厅主意，争取定额补助，以充实县里金库。何铁夫还真有一手，企业争取不来的定点生产指标被他争取到手，人家请不动的财神爷被他请到了县里，别的县领导平息不了的风波他一出面就能平息下来。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民本思想还留在他的骨子里，县里干部教师工作辛苦，连那几个可怜的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手，自己寝食难安。当然何铁夫也不是完人，迫于无奈，也得行贿，也得在比自己大的官员面前说些得体的奉承话。
不用说这些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县里干部教师那几个裸体工资。照理这样的角色升任正式县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何况何铁夫已在主持政府工作。可最后他还是栽了，在就要成为正式的县长的时候。栽的原因很简单，他违规动用了一笔不该动用的资金，给干部职工发了工资。这当然是事情的表面，深层原因还是何铁夫没琢磨透人，最后被自己最信任的合作伙伴使了花枪。不过为使何铁夫或者说为使作者我本人不至于太尴尬，我让何铁夫最后喝到了红颜知己左舒青给他斟的红葡萄酒，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安慰吧。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有不少不足，但我表达了官场尤其是市县几级官场的某些真实，再现了官场尴尬人的处境，同时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提出了质疑。这也许就是我塑造何铁夫这类官场尴尬人的意义之所在吧。（本文选自领导也是人一书，作者：肖仁福。群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说起湖南有个肖作家，大小书店随处是他的破书，不知是驴是马，嘱牵出去遛遛，电话会打到我手机上。我本来自卑感就强，加上五短身材，尖嘴猴腮，是绝对拿不出手的，见了高人，卵先缩三寸，哪里还抬得起头来？又没什么量，喝酒如喝农药，两口啤酒入喉，都会发酒疯。也就不敢敬人，更怕人敬，酒杯还没上手，额头早渗出冷汗，像偷人老婆，被赤身裸体抓了现场似的。只得猛扒饭粒，俨然灾区来的饥民。急切之际，嘴巴张得天宽，满嘴暴牙暴露无遗，若恰逢停电，黑暗里有两排白色厉牙一开一合的，还会把人吓个半死。或是猛喝茶水，喝得吱吱乱响，以壮自己狗胆。茶水清热解表，下肚成尿，又有借口频频往厕所跑，以逃避喝酒重任。只是夜里回家要做企业（起夜）家，还得加班加点，生产氮肥。生产辛苦，难免影响睡眠，翌日出门，两眼血丝，别人又疑心你在哪里干了一夜坏事。
又想起人家不是专门请你来扒饭喝茶的，你总得维护维护领导威信。领导无不高明贤明加英明，否则也上不到那个位置。自然字字珠玑，句句真理，出口皆为指示精神。我天生愚钝，精神领会不够，生怕回去贯彻得不全面，落实得不到位，有违领导信任，惶恐不已。领导又是幽默的，说句什么笑话，讲个什么段子，肯定会乐得满座捧腹大笑，泪水鼻涕湿了一把又一把餐纸。惟你缺乏笑神经，愣愣的怎么也笑不出来，实在是不解风情。光听领导说话谈笑还不够，还得及时表扬表扬领导，或配合着说些笑话段子，逗领导和同志们开脸开心开胃。我本属草根民族，大半辈子破帽遮颜，没见过什么大人物，一到稍大点的场面，舌头就打结生涩，话不成句。出门前准备了一大箩恭维领导的美言，见着领导一激动，竟忘得干干净净，不知说什么好。平时倒也注意加强学习和提高，在报上网上见到可乐的笑话段子，立即抄到本子上，有事没事就背上两段，以备急时之需。瞅准空档，鼓足勇气，将背熟的段子讲给领导和同志们，讲得有板有眼，声情并茂，讲得眉飞色舞，慷慨激昂，讲得自己笑弯了腰，笑岔了气，可止住笑，竖起腰，顺过气，再抬眼去瞧领导和各位，才发现座中谁都没笑，一个个严肃认真地瞧着你这个说笑人，脸色僵硬，苦大仇深，且眼里全是怜悯。只好自掴嘴巴，手又抽风似的不听使唤，找不到嘴巴在哪儿。过后细想，领导和同志们讲笑话段子，你该笑不笑，你讲段子笑话，人家又有什么义务一定得笑给你看？你以为你是领导！
白吃白喝不能予人好处，喝酒没有酒量，领导说笑话讲段子不会跟着欢笑，自己的笑话段子又逗不乐人家，还丢人现眼，这吃饭革命的美事于我也就成为苦事，每次一上桌便如坐针毡，无异于大刑在身。受刑不免痛苦，从此碰上有人请吃饭革命，我也就条件反射，未曾革命先害怕得要命，像有人要掘祖坟似的，打死我都不干。只得很没出息地赖在家里，吃老婆做的粗茶淡饭，一瓢饮，一箪食，人不堪其忧，吾不改其乐。老婆不会下达指示精神，无需我贯彻落实。我老人家长相不雅，面目可憎，她也熟视无睹，跟没看见一样。不用喝酒敬酒，那点死工资勉强够买油盐购柴米，借钱打酒又没杜甫的面子，酒债寻常行处有，走到哪里都有借。更不用讲段子说笑话，天天守着自家河东狮，她脸上有几颗麻子，嘴里有几根獠牙，早数得一清二楚，自己身上的幽默细胞已然跑光，哪还开心得起来？这倒也肠胃安然，耳根清静，吃饭只是吃饭，不再是革命需要，仅仅是生理需要。吃饭回归其本来意义，也就不再是畏途，更不是饭刑了。
次说文刑。
我的观念老化，总觉得言为心声，写文章跟说话和放屁一样，皆因有话要说才说，有屁要放才放。话不说喉咙痒，屁不放屁眼痒，有什么想法不行诸于文，难免技痒手痒心痒，甚至食不甘味，寝不成眠。也就是说，写文章跟非革命性吃饭没啥区别，是一种生理和心理需要。原来人生在世，最管不住的是自己嘴巴，小民心里憋屈，也会说怪话发牢骚。最忍不过的是自己屁眼，皇帝也要放屁，不放难受，忍屁成疾。最放不下的是手中笔头，识得几个字就有写作愿望，不一定写道德文章，在厕所里书上我是张三爸爸，或我跟李四姐姐睡过觉，也是一种很过瘾的写作。想读中小学那阵，同学们最怕写作文，我写起作文来却毫无惧色，勇猛得很，视作文如纸老虎，跟美帝苏修一样，根本不可怕。偶尔谋得本无头无尾的旧书，在里面碰到几个不太常见的新语怪词或生僻古奥的字，当即默记于心，或抄到随身小本子里，再现买现卖写进作文，惊得语文老师杏眼圆睁，觉得我的学问和文才世间少有，常把我的大作当名著和范文，拿到课堂上朗读给同学听，要求同学们反复学习，认真领会，融会贯通，长大后好有足够的才华去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每次都乐得我尿湿裤裆，离校后又到处寻觅旧书老书，下次再如法炮制，哄骗老师，恐吓同学。
写作文写到这个份上，以后想放弃写作，恐怕没人做得到。我也就一辈子戒不掉舞文弄墨的恶习。不论在学校当老师，还是在政府修志书，有时间就躲起来写写划划，否则就像失了魂似的，神不守舍。后来凭此做上重要部门秘书，还当了副主任和主任，正好发狠往上走，却怎么也放不下手中笔头，除了正常上班时间，八小时之外和双休日、节假日都躲在家里，弄我的文章，弄得不知今日何夕，不知爹妈是谁，更不知领导就是爹妈。也不看看人家，眼里只有敬爱的领导，白天黑夜，寒来暑往，紧紧围绕在领导周围，领导一刻不见如隔三秋，以至茶饭不思，相思成疾。要说也不是不知道紧跟领导的好处，与领导走得近，领导高兴了，赏你个好位置，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写什么千古宏文神气得多。也清楚文章当不得饭，养不了家，立不了身，只能误事误身，害人害己。可就是戒不掉这个心瘾，仿佛吸多了白粉，不写点就会手脚抽筋，口吐白沫，生不如死。
这话说得略显夸张了点，可写作也能成瘾成癖，却是千真万确的，估计爱好写作的人都有体验。我是说写作也是件乐事，就如刚才所说吸毒一样，吸毒没乐子，不刺激，恐怕就不会有人上瘾了。可写作会成为苦事，也是事实。有时甚至苦不堪言，就像吊你半边珠似的。这当然不再是有话要说，有屁要放，而是没话要说出话来，没屁要放出屁来。更有甚者，肚子里没崽，要你生出崽崽来。没崽怎么生崽？先进行人工授精，用高效保胎药保住胎，胎熟后再打催生针，硬让你把崽生到地上。给领导代笔为文，便属没崽生崽性质。领导要做报告，先把初步想法透露给你，就是给你搞人工授精，借你腹怀他崽。初稿成型，领导一次一次审查，要你反复修改调整，充实加强，那是往你肚子里注射高效保胎药，以免稿子流产。领导要上台做报告了，稿子还定不了，领导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督促你，批评加鼓励，威逼加利诱，那是给你打催生针。稿子终于到了领导手上，被拿到主席台上抑扬顿挫大声念完，那是你所怀领导的崽顺利分娩，呱呱坠地。也有文章成稿后，领导还是不太满意，再让你修改已来不及，做报告时没念上几句便弃稿不用，想怎么说便怎么说，那不是授精卵出了问题，就是保胎药和催生针打得太猛，肚子里的崽发育畸形，鼻歪嘴斜，缺足少腿，领导不肯认你崽为他儿。还有反反复复弄上十天半月，一稿两稿，基础很好；三稿四稿，问题不少；五稿六稿，一枪毙了，最后稿子难产，连印都没有成印的机会，那是你怀了葡萄怪胎，落得胎死腹中的悲惨结局。
做过刀笔吏的人都有类似体会，这样的文章还能写出乐趣来，恐怕就真是天才怪才了。我不是天才怪才，才视此类写作为文刑。受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即使要动刀进行剖腹产，剖出的崽是我自己的，也是个莫大的安慰。过去我曾把代领导笔所写稿子归类整理，收进柜子，有事没事拿出来欣赏一番，陶醉一阵，觉得今生虽一事无成，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却也著作等身，且都通过领导的金嘴，灌输给了地方和部门领导，产生了应有的效果，也值得安慰。只是有一天稿子题目下领导的大名忽然引起我的注意，才意识到这些大著跟你本人其实关系不大，就像社会上那些代孕妈妈，你根本就没有做母亲的权力。仿佛被烧红的烙铁烙着一般，我又被上了一回刑。
还有一种文章的写作，也跟受刑差不多，那就是写表扬稿。表扬使人进步，批评使人落后，今人上进心强，表扬稿的需求量也就非常大。你是单位的笔杆子，不仅要给领导写报告，还要写作跟领导报告性质差不多的表扬稿，借媒体版面和黄金时段，表扬表扬领导和单位。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有表扬内容还好，如实写来就是，死不了你几个脑细胞。问题是领导和单位的工作平平，你得挖空心思，无中生有，没成绩编造出成绩来，没典型制造出典型来，这就有些麻烦了。像我这种死脑筋，一讲假话就面红耳赤，心里发虚，编起领导和单位虚假成绩来，就像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样，无地自容，写表扬稿实在遭罪。表扬稿被报纸和电视发表，想起自己编的假话到处散布，真如口吞苍蝇，不是滋味。我从事文秘工作十多年，领导报告不写得写，究竟在我工作职责范围之内，媒体上的表扬稿却上得极少，就是不太想吃苍蝇，败坏肠胃。
所幸四十岁之后，再不用写报告，也不必表扬领导和单位，终于减刑出狱。不想又有朋友找上门来，要我为其大著大作作序或弄评论。这当然是看得起我，否则也不会给我露脸的机会。作序和弄评论云云，说穿了也是写表扬稿。不是说朋友的大著大作不值得表扬，是我一表扬人家，心里就老大不自在。孩子自己的棒，文章自己的好，自己的好文章正愁没人表扬，或自我表扬时间都不够，又哪有心情去表扬人家？也怪我阴暗心理向来严重，老觉得表扬人家，是在间接否定自己。这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复杂，抬高人家，无异于贬低自己；大涨人家志气，肯定是在大灭自己威风。这样的亏本生意，我才不会去做呢。有时盛情难却，不得不表扬表扬人家，总是弄得自己痛苦不堪，像被人放过血一样。下次有人再请我作此类文章，索子套在脖子上，我都不答应，宁肯上绞刑，也不上文刑。
不肯表扬人家，自然也会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轻易不请人表扬我。我已出版小说十多种，大都由自己写序，自作多情，自我表扬，自吹自擂，自鸣得意，自己给自己上刑。唯一的例外是我的中篇小说集局长红人。成书前出版人让我找找王跃文，请他写几句话。当时国画出版不久，王跃文正红得发飙，能逼他写几句话，自然求之不得，至少多卖几本书绝对没问题，摊到谁还不做梦要笑出声来？却又考虑与王跃文也有些交情，请他写表扬稿，让他无辜上刑，于心不忍。见我不肯去找王跃文，出版人暴跳如雷，只差没跟我动手了。好在他们也出过王跃文的书，只好直接去找他。王跃文拉不下面子，咬牙切齿给局长红人作了序，后又将此序收入他的随笔集有人骗你，也不知能骗谁。王序使局长红人热销一时，我却觉得让王跃文平白受刑，很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以后每次碰到王跃文，总是耳热心跳，内疚不已，好像暗里给他捅了一刀，刀口至今没长拢来，还在淌血流脓。后来他调往省作协，害得我连理事会都怕去参加，不敢面对被害人王跃文。
如此畏惧表扬稿，主要是我的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总以为文章白纸黑字，好与不好，读者一看便知，干嘛非得有人金口玉牙给你表扬？唐宋八大家，加上我肖某人共九大家，其大著大作就不是谁表扬出来的，是读者读出来的。陶渊明似乎从没有请人表扬的兴趣。他一直不太习惯迎来送往那一套，接待水平老提不高，官才做到小小七品县团级便挂冠而去，长年躲在江州乡下，扶梨采菊，喂鸡放鸭。偶尔写几首打油诗，只是觉得好玩，又可消磨时光，并不想流芳百世，也没有振兴中国文学事业的雄心壮志，自然毫无请人写表扬稿的必要。何况也没亲戚在作协当主席，或在著名大学做文学教授，谁也不会把你的打油诗当回事，更别说弄个什么鲁迅文学奖或茅盾文学奖的，拿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痴心妄想，老鼠想吃天鹅肉。当时有个叫钟嵘的，估计是作协主席或文学研究所所长之类的人物，构思了好久，准备弄部诗品，给诗人们搞个排行榜。放话出去，家里门槛都被人踩烂，惟独不见老陶上门送书递红包，甚至电话都不肯打一个。你陶渊明不就写了几首打油诗么，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岂有此理。钟所长嘴巴一撇，仅将陶诗列为中品，视为不入流之作。老陶无所谓得很，反正诗品跟什么一级作家二级诗人三级枪手一样，又不跟工资挂钩，懒得理睬他姓钟的。谁知东晋以降，特别是到了唐宋，东晋文坛和钟嵘之类评论家大力表扬，煞有介事推为上品的东西，读者们全不买帐，却捧起被他们认为不入流的陶诗，读得津津有味。想当年老陶若天天带着红包礼品，去评论家和作协主席家里讨表扬稿，没写几首像样的诗作，千年后的我们又知道他老陶同志到底是哪根葱？
正因我这么害怕表扬稿，才特别佩服某些文坛或别的什么坛的领袖人物，谁发表了大作，出了大著，只要请他表扬，总是架式一摆，提笔就写。偶尔读到过这类表扬稿，发现文中所言，与原作原著根本搭不上界，才意识到领袖们压根就没看过人家的大作大著。没看原大作原大著，竟然也洋洋洒洒，高屋见瓴，写出那么有水平的表扬稿，足见领袖们功力之深之狠。领袖人物到底不是吾等笨人，绝对不会自找苦吃，自寻刑受。不吃苦，不受刑，人家受到了表扬，自己拿到了丰厚润笔费，各取所需，两全其美，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别的就不好多说了。
再说会刑。
不知谁这么智慧超群，发明了会议这么个好东西，实在让人敬佩。从小我就喜欢开会，尤其是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记得每次斗争会上，高音喇叭里总会播放那首声情并茂的不忘阶级苦。那是那个时代最最著名的流行歌曲，比起现在的情人双截棍、老鼠爱大米、你是我的玫瑰花来，会唱的人不知多了几万倍。旋律也优美得不得了，至今音犹在耳：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歌声中地主戴着高帽，帽上写着打了红叉的地主本人芳名，被隆重推到台前，跪在砖头上接受批斗。批斗到关键处，口号声浪翻波涌，此起彼伏，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一拨高过一拨。小将们和人民群众喊一声口号，地主就会应上一声：我罪该万死，我遗臭万年！高帽跟着往前一啄一啄的，滑稽得很。有时用力过猛，帽带系得不牢，高帽会脱离地主狗头，掉到高高的台下，逗得人民群众哈哈大笑。小将们也会大笑着带头高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恶狗地主狗头落地！
除了斗争大会，还有批判会。批判会要进行思想批判，那是大人们的事，我们人小没什么思想，批判也白批判了，这种会议还没资格参加。直到上中学，该有些思想了，才开始光荣地正式参加批判会。一般是在学校里批判老师。平时老师们凶神恶煞，教训起咱们革命学生来毫不留情，这下轮到我们反过来批判他们了，想想就乐。见老师们威风扫地，低着认罪的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我们就得意得不行，真想冲上前去，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只是咱们农村出身的孩子，学龄没到就被父辈摁着头拜过孔圣人，背过人之初性本善，上学起蒙又在父辈督促下，趴到地上跪过老师，说是活着的孔圣人。对老师们也就心存敬畏，口诛笔伐时难免有心理障碍。真要上前打翻老师，再踏上一只脚，脑袋里的孔圣人立马作起怪来，顿时勇气锐减。不过再怎么的，批判会太够刺激，有参加绝对不会落掉的，至少比关在教室里快活得多。
可惜中学还没毕业，就不再容易享受这么可乐的斗争会和批判会了。后来读师专，做上老师和国家干部，日思夜想还能碰上几次这样的会玩玩，也一直未能如愿。倒是要经常制造和参加些别的会议，诸如工作会，办公会，形势会，报告会，研讨会，见面会，碰头会，座谈会，协调会，代表会，不一而足，三天三夜别想数完。有个科学办法，就是可根据会议规模或与会人数，将种种会议简单分为大会中会小会。大会讲声势，万人千人参加，想没声势都做不到。中会讲规格，出席会议的主要领导级别越高，会议规格也就越高。小会讲内容，人事问题，经费问题，项目问题，都在小会上定夺，内容最重要。所以有人总结，会议越小越重要，越大越不重要。又说小会解决重大问题，中会解决一般问题，大会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能参加小会的是核心领导，参加中会的是重要领导，参加大会的已不是领导，是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比如一地的书记会和常委会绝对是小会性质，是要解决大问题和关键问题的，常委扩大会议和市委委员会议属于中会，只能解决一般问题和普遍问题，到了人数众多的副处以上干部大会，只不过宣布小会和中会决议，已没什么问题要解决了。部门的党组会和局长会是小会，要敲定局里的大事要事；党组扩大会和中层以上干部会是中会，讨论一般性的问题；干部职工会是大会，根本就不是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是让领导班子集体亮相，表明这是一个团结的班子，战斗的班子，能带领干部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有力的班子。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能参加大会，肯定没混出什么名堂。能参加中会，应该算是人物一个。若有资格参加小会，那就不仅是人物，已是人中之龙。我一辈子都梦想着做人中之龙，却怎么也做不上去，只能做做小人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必将自己混同于没混出什么名堂的普通老百姓。证据是我幸福而光荣地参加过单位的中会，比如中层以上干部会议，甚至局务会和党组扩大会议之类。那是有会议记录的，不信可去查记录，上面有我的大名。开始参加这种中会，我很是兴奋，觉得也是单位中层领导了，人前人后可人模狗样一回了。后来才发现参加这种会议不过给大领导打和声，什么决议人家早在小会上确定好了，叫你参加中会，是你有两只耳朵，不是你有一张嘴巴。慢慢我就对参加这种中会失去了耐心，眼睛敬仰地望着侃侃而谈的核心领导，思想却老开小差，思念几十年前的初恋情人，悄悄爱她爱了大半辈子，连她丰腴的小手都没摸过，我真他妈不是东西。偏偏当领导的格外热衷这种会议，一开数小时，也不管吾等陪会人腰椎突出，痔疮复发，痛楚难当，如受大刑。我的腰痛和痔疮就是那时落下的，每每发作，便被折磨得龇牙咧嘴，比没摸过初恋情人的手还悲痛万分。从此谁逼我去参加这类会议，我就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以上这些会议怎么也算务实会，确有实事要会要议。还有不少可开可不开，不开没事开过坏事的务虚会。比如老干座谈会，完全可更名为老干牢骚会。不开会老干们分散各处，各发各的牢骚，影响只那么大。一开会，老干们的牢骚集中一处，个个怒火中烧，骂娘拍桌子也就在所难免。骂娘骂得最有劲的，拍桌子拍得最响的，一般是原主要领导，从前天天在堡垒中战斗，根本战斗不过来，没法关心老干待遇，这会儿终于有时间与战友们团结起来，跟现任领导争老干待遇了。跟原领导过去的情况一样，现任领导也总是很忙，尤其是一把手，难得出面召开这种老干会，全权交给分管政工和老干工作的副手，老干们爱骂娘就骂他的娘去。不用说，被老干们骂得狗血淋头的分管领导，一定会比受刑还难受。受刑痛苦还可嗷嗷叫上几声，在老干们面前，再难受再痛苦，还得装出笑脸，好像你那么贱，没人咒你，你就不清爽，不快活。
还有一种务虚会，叫作品研讨会。画家出了本画集，书家出了本书法作品集，作家出了本散文或小说集，甚至搞通讯报道的出了本新闻作品集，都要喊一班人拢来研讨研讨。所谓研讨就是说好听的话，让作者舒服两个小时。说好话的人可以不翻你的集子，只翻你不薄的信封，也可说出几大筐好话来，好像你的东西好到天上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听不得这些美丽却空洞的吹捧，特别替作者惋惜，花钱买人口水，还不如买几瓶纯净水放家里，天热时可解渴。偏偏有作者受用，我更会为他感到难为情。尤其是轮到我发言了，不说几句好话，辜负作者期望，胡言乱语一阵，又觉得是在哄骗自己和作者，既自欺又欺人。我是木榆脑袋，不想自欺，也不愿欺人，不得不自欺欺人一回，人家没卵事，我却难堪难过难受不已，又相当受回大刑。为免遭刑罚，此类生产假话大话肉麻话的研讨会，我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不管信封有多大。
还有一种叫追悼会的会，能不参加我也不参加。倒不是兔死狐悲，人总有这么一天，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是追悼会的气氛不对，让人别扭。一些有身份的人死后，会弄个治丧委员会什么的，追悼会主持人得将治丧委员们的名字及身份挨个念上一遍，好像委员们的官位越高，死者就越有面子似的。只是我听去，却觉得不是治丧委员名单，而是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仿佛有意要气气死者：你不是为官帽奋斗了一辈子吗？听到没有？治丧委员们个个都官帽在顶，你却只能在名字后面加上曾任什么什么的字样，竟然没有一顶能戴着钻棺材。追悼会一项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做悼词。做悼词的人都是有份量的，一般是死者生前的同僚，彼此身份差不太多。比如死者是单位书记，做悼词的人往往会是局长。两人斗了大半辈子，这下书记死了，局长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却还要把悼词做得悲痛万分，紧要处甚至声泪俱下。略知底细的人明白这哪是悲痛，纯粹是在幸灾乐祸，那泪水更不可能是悲痛的泪水，明明是喜悦的泪花。盖棺论定，悼词绝对字字溢美，句句赞颂，好像死者比拿破仑更英明，比华盛顿更伟大。拿破仑和华盛顿这样的明主伟人到底不多，悼词难免有些让人生疑。说不准事实正好相反，只不过说着好玩儿的。当然人死为大，不会有谁跟死者过不去，较真去核实悼词里的内容。写悼词和做悼词的出发点肯定也是好的，一是通过歌颂死者，给后人树立光辉榜样，二也是逗死者开心，如果他还有听觉，说不定会突然站起来，抱拳感谢大家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悼词能让死者高兴，我这个旁人却觉得挺黑色幽默的，很替死者感到不安。死者真是贤人，善莫大焉，那么功德自在人心，还用得着在悼词里大吹大捧吗？若无德无能，没任何建树，这么瞎吹一气，岂不是正话反说，挖苦嘲讽死者？照我的肤浅理解，这可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也许是这个原因，每次参加追悼会，我都恐慌得不得了，害怕自己死后，也会被人这么戏耍娱乐一番。若真是这样，还不如开棺戮尸，那只是肉体上的摧残，不是精神上的打击。人死后尸体戮不戮总会腐烂的，精神一时半会儿还有可能不死，尤其是我这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写出惊世之品传世之作的伟大作家。所以我已庄严写下三不遗书，死后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不做又假又虚又肉麻的掉词，一把火烧掉完事。如果违背这三不遗嘱，硬把我弄到追悼会上去，供人挖苦嘲弄，开心取乐，惹出我的火性来，我可能会翻脸不认人，愤然从水晶棺里爬起来，撕毁治丧委员会名单，追打写悼词和做悼词的人，叫大家都没面子，下不了台。（本文选自领导也是人一书，作者：肖仁福。群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尴尬人
官场说白了就是一个权力场。官场中有两样东西永远围绕着权力转，这就是人和事。为驾驭好手中权力，当权者必须用好人，同时做几件像样的事。于是有人琢磨人，有人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人，不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有人既琢磨人，又琢磨事。琢磨人得人缘，琢磨事得事功，琢磨人又琢磨事得势。善于琢磨人的人是聪明人，把人琢磨透了，就找到了向上爬的梯子。善于琢磨事的人是能干人，事干好了是政绩，只是凡事往往跟利益有关，事干得多，容易惹出麻烦，事与愿违。善于琢磨人又善于琢磨事的人是魔鬼，可以通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什么都不琢磨的人，要么没人没事可让你琢磨，想琢磨也琢磨不上，要么则是官场混混，混一天算一天。
官场中聪明人和能干人不少，魔鬼也经常可以碰到。魔鬼到底不是常人，此处姑且不论。只说过去我在实职部门当差，难免要跟能干人打交道。这些能干人里有财政局长，也有管财政的政府领导。别看财政局长和管财政的政府领导财权在握，被奉为财神爷，白天有人求，晚上有人请，其实他们也自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是管家婆的角色，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为让辖区的干部职工拿到基本工资，吃得上饭，穿得上衣，做管家婆的必须付出超乎其他人的劳动和艰辛。比如政府常务副市长，要常务这常务那，别的人上天入地都难得找得到他，财政局这个地方却常常不请自来。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多如过江之鲫，常务副市长负责发放皇粮，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看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每年gdp增长水平都在两位数以上，可不知怎么的，政府还是入不敷出，经费永远都是短缺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县几级政府，领导们最发愁的就是干部职工的吃饭钱，连续数月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司空见惯。什么数字都可估计加统计，多拍几下脑袋就可拍出来，唯独干部职工的吃饭钱得一分一角落实到工资表上去，金库里缺钱，脑袋拍烂了都没用。被逼无奈，只好成立工资发放中心，把预算内外的钱统统集中拢来，先保障工资发放，有余力再做其他安排。各地工资报表往上级财政报送时，政府一把手还要在上面签字，得对工资发放的真实性负责。还有硬性规定，地方发不出工资，党政一把手必须到上级党委政府那里去说明原委，不得有丝毫含糊。
这好像有点耸人听闻，可事实确是如此。这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政府职能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机构越精减越大，人员越分流越多。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成本高，效益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只能在夹缝中尴尬度日。
我写过一部叫做裸体工资的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何铁夫就是这夹缝中的尴尬人。何铁夫自然是能干人，不能干也就做不了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工作压头，天天要琢磨事，不可能老去琢磨人，难免费力不讨好。何铁夫也知道自己处于利益格局的矛盾中心，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希望借主持政府工作的良机，过渡到正式的县长。想实现这个可怜的愿望，至少要能维持县里的局面，也就是说要养得活县里吃皇粮的干部职工，稳定县里大局，否则一切免谈。何铁夫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财政局长的配合下，将县里的细帐算了又算，亲自找有税源的企业讨税，想方设法打省财政厅主意，争取定额补助，以充实县里金库。何铁夫还真有一手，企业争取不来的定点生产指标被他争取到手，人家请不动的财神爷被他请到了县里，别的县领导平息不了的风波他一出面就能平息下来。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民本思想还留在他的骨子里，县里干部教师工作辛苦，连那几个可怜的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手，自己寝食难安。当然何铁夫也不是完人，迫于无奈，也得行贿，也得在比自己大的官员面前说些得体的奉承话。
不用说这些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县里干部教师那几个裸体工资。照理这样的角色升任正式县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何况何铁夫已在主持政府工作。可最后他还是栽了，在就要成为正式的县长的时候。栽的原因很简单，他违规动用了一笔不该动用的资金，给干部职工发了工资。这当然是事情的表面，深层原因还是何铁夫没琢磨透人，最后被自己最信任的合作伙伴使了花枪。不过为使何铁夫或者说为使作者我本人不至于太尴尬，我让何铁夫最后喝到了红颜知己左舒青给他斟的红葡萄酒，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安慰吧。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有不少不足，但我表达了官场尤其是市县几级官场的某些真实，再现了官场尴尬人的处境，同时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提出了质疑。这也许就是我塑造何铁夫这类官场尴尬人的意义之所在吧。（本文选自领导也是人一书，作者：肖仁福。群言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