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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的，回想那次醒来对我是一次震动，床上空空如野，仿佛一场大梦。她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如此行事？她应该叫醒我，我不是老人也不是病人，为什么走得悄无声息？留下几个字也好，纸笔就在桌上，可是没有。不是说我难以适应她走后的空旷，而是她的行为方式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我们可以一同到达天堂，甚至可以在天堂飞翔，但我们似乎无法像通常那样行走。我没有她的电话，没有联络方式，甚至没有给她写信的地址。
三天来我被子没叠，漱口杯未动，只是把床上地下的卫生纸放进了字纸篓，那上面有她和我的痕迹，我们生命的印迹。我基本保留了她走后的一切痕迹，睡我们一起盖过新被子，还能嗅到一点她留下的气味。我说不上那是一种什么味道，总之是一种清凉的类似一种树香。这种香与寺庙的香不同，但又使我想到寺庙，或许是印度的寺庙？我去了一次单位，在单位呆了一整天，回来一切照旧，好像房子不是我的也不是她的，房子变得陌生，像空无一人。我打开冰箱，冰箱里那天晚上的剩菜还在，那盘吃剩的蛇还在——我好像没吃过一口。她吃蛇肉，我不知道是否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吃一次，我给她留着。我把蛇段放入冰室冷冻，这样可以无限期保存下来。蛇证明着她曾经存在，蛇是一种生命，煮熟后仍有生命，说不定有一天她会从冰箱里出来。还有字纸篓，我掀开字纸篓，找到那天的卫生纸，非常白，比没用过的纸还白，已经完全浆硬，似乎仍有生命。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收藏这些纸，它们是有价值的，至少比梦有价值。我想她应该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了她单位的电话，在单位我一整天都在等她电话。我们不坐班，一周去两次两个半天就可以，我不知道是否还去单位，这是我们唯一可能联系上的方式。
连续在地下室呆了几天，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由于地下室条件不好大家尽量在家办公，我频繁的到来引起发行广告科人的好奇，他们总是占着过道的电话，一有电话总是他们先冲过去，我无法抢过他们，他们像随时呆在洞口的老鼠，说得好听一点算是守株待兔争夺可能的广告权。不过从他们速度来来看，我真不认为他们是愚蠢的猎人，他们就是老鼠。很可能是我的电话他们也推掉了，说我不在。我向他们大声宣布：有我的电话叫我！整个报社只有两部电话，领导占了一部，剩下的就是过道的公用电话。不能怪唐漓，电话打进来不容易。我们是周一刊，我的劳动大大超过一个周报的容量，编的稿子小山似的。星期六报社通常没什么人来了，电话也不多，我对此抱有相当的希望。我想无论如何今天唐漓应该打来一个电话，我等到了下午四点钟，报社早已空无一人，仍没她的电话。
快下班时忽然想到也许周末她直接去了我那儿，这对唐漓很有可能，我恍然大悟似地从地下室钻出来，自行车骑得飞快，我几乎看见她在胡同口等我的身影。到南长街口我就开始四处张望，怕她在街上或哪棵树下，我想得如此细致，所有可能我都想到了。进了院子我的心狂跳起来，梦想邻居大妈说唐漓来过刚走之类，结果没人告诉我，我还响亮地叫了一声魏大妈和王姨。
唐漓消失了，晚上没有来，第二天星期天也没来。
星期一去单位发稿子，星期二又去了。我如此狂热等她电话已经不是思念，而是她那天的消失太过突然，之后每天都存在着可能性，又毫无消息，这让我受不了，难以理解。我可以不想她吗？可以，但一切都要等再见到她之后。我会轻拿轻放，再不会承担每天的可能性，每时每刻的可能性。但是现在不行，这么多天我已经这么过来了，那就彻底的直到她出现。
星期三接到了她的电话，广告科的人像祝贺节日那样的大喊：李慢，电话！他们知道我已经快疯了，电话铃响我跑得有几次比他们还快，常常三五个人一下冒出头来，我当仁不让，像在足球场上。真的是她，我气喘嘘嘘，半天说不出话，她说现在在南长街上，已经去过我那儿了，以为我会在家。你以为我天天都在等你吗！我差点叫出来。她说她现在有时间，声音平静，没有丝毫抱欠之情。我大声责怪她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为什么这么多天一个电话也不打，她到哪去了之类。没有回答。显然她不想在电话里多说，我喂了几声她才出声，并没回答我的责问，只是说她现在等我，问我何时下班，那时不过下午两点。我本想说刚上班，我确实对她十分不满，但我无力反抗，事实上我是专为等她电话才上班的。我马上到，二十分钟，我大声说。电话挂了，非常坚决，毫不犹豫。我忽然觉得她是否有什么事，不然她怎么换了个人似的？难道她全忘了我们那天无尚的幸福？
一定有什么事。从公主坟骑到了南长街，风驰电掣，满头大汗。她一袭黑呢衣一条白围巾站在公共汽车站边上，看上去像等公共汽车，又像是要出远门同一个人告别的样子。她看见了我，向胡同口走来，肩上挎了一只我从未见过的长腰皮包。
“出了什么事？”我问她，掠着满头的大汗。
“没事呀，你还挺快的。”
“我以为你有什么事，电话里也不愿多说话。”
“这电话都不该打，”她说。
“为什么，连电话都不能打？你在街上打又不是在单位。”
“别责怪我，行吗？”
“不是责怪你，实在是不理解，星期天你干嘛去了，也不休息？”
“别这样问我，行吗？”她站住了。
我像个女人，的确问的太多了，我没这个权利。
“对不起，”沉了一下我说“我太想你了。”
“我来过你这里。”
“是吗？什么时候？”
“是顺路。”
“对了，给你钥匙，”我掏出钥匙“专门为你配的，好几天了。”
“你不在家我要钥匙干吗？”
“你可以进来歇歇，这也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她摇摇头。
午后的小院十分寂静，树已沉默了一个冬天，现在包含阳光，可能已在秘密生发，只是看上去纹丝不动。二月仍是寒冷的季节，但阳光已稍有不同，房间的感觉也一样，炉火不用敞开已感到冬天已是尾声。
我们拥抱了很久，两个人无言，心既远又近。即使心灵相隔，拥抱依然美好，越无言越美好，我不再怪她，不说思恋，不说等待，什么都不用说，甚至没有接吻，但身体在相亲相爱，享受这午后寂静的时光。这是恰当的，我刚才的抱怨是多么愚蠢，我应该懂得她，她已经来过，现在又来了，我还要什么？
没有放音乐，现在放音乐也不适当，只有拥抱。
“你很忙，是吗。”
“是。”
“很想你。”
“让你等了。”
“没关系。”
“我知道你想我。”
离去的，回想那次醒来对我是一次震动，床上空空如野，仿佛一场大梦。她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如此行事？她应该叫醒我，我不是老人也不是病人，为什么走得悄无声息？留下几个字也好，纸笔就在桌上，可是没有。不是说我难以适应她走后的空旷，而是她的行为方式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我们可以一同到达天堂，甚至可以在天堂飞翔，但我们似乎无法像通常那样行走。我没有她的电话，没有联络方式，甚至没有给她写信的地址。
三天来我被子没叠，漱口杯未动，只是把床上地下的卫生纸放进了字纸篓，那上面有她和我的痕迹，我们生命的印迹。我基本保留了她走后的一切痕迹，睡我们一起盖过新被子，还能嗅到一点她留下的气味。我说不上那是一种什么味道，总之是一种清凉的类似一种树香。这种香与寺庙的香不同，但又使我想到寺庙，或许是印度的寺庙？我去了一次单位，在单位呆了一整天，回来一切照旧，好像房子不是我的也不是她的，房子变得陌生，像空无一人。我打开冰箱，冰箱里那天晚上的剩菜还在，那盘吃剩的蛇还在——我好像没吃过一口。她吃蛇肉，我不知道是否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吃一次，我给她留着。我把蛇段放入冰室冷冻，这样可以无限期保存下来。蛇证明着她曾经存在，蛇是一种生命，煮熟后仍有生命，说不定有一天她会从冰箱里出来。还有字纸篓，我掀开字纸篓，找到那天的卫生纸，非常白，比没用过的纸还白，已经完全浆硬，似乎仍有生命。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收藏这些纸，它们是有价值的，至少比梦有价值。我想她应该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了她单位的电话，在单位我一整天都在等她电话。我们不坐班，一周去两次两个半天就可以，我不知道是否还去单位，这是我们唯一可能联系上的方式。
连续在地下室呆了几天，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由于地下室条件不好大家尽量在家办公，我频繁的到来引起发行广告科人的好奇，他们总是占着过道的电话，一有电话总是他们先冲过去，我无法抢过他们，他们像随时呆在洞口的老鼠，说得好听一点算是守株待兔争夺可能的广告权。不过从他们速度来来看，我真不认为他们是愚蠢的猎人，他们就是老鼠。很可能是我的电话他们也推掉了，说我不在。我向他们大声宣布：有我的电话叫我！整个报社只有两部电话，领导占了一部，剩下的就是过道的公用电话。不能怪唐漓，电话打进来不容易。我们是周一刊，我的劳动大大超过一个周报的容量，编的稿子小山似的。星期六报社通常没什么人来了，电话也不多，我对此抱有相当的希望。我想无论如何今天唐漓应该打来一个电话，我等到了下午四点钟，报社早已空无一人，仍没她的电话。
快下班时忽然想到也许周末她直接去了我那儿，这对唐漓很有可能，我恍然大悟似地从地下室钻出来，自行车骑得飞快，我几乎看见她在胡同口等我的身影。到南长街口我就开始四处张望，怕她在街上或哪棵树下，我想得如此细致，所有可能我都想到了。进了院子我的心狂跳起来，梦想邻居大妈说唐漓来过刚走之类，结果没人告诉我，我还响亮地叫了一声魏大妈和王姨。
唐漓消失了，晚上没有来，第二天星期天也没来。
星期一去单位发稿子，星期二又去了。我如此狂热等她电话已经不是思念，而是她那天的消失太过突然，之后每天都存在着可能性，又毫无消息，这让我受不了，难以理解。我可以不想她吗？可以，但一切都要等再见到她之后。我会轻拿轻放，再不会承担每天的可能性，每时每刻的可能性。但是现在不行，这么多天我已经这么过来了，那就彻底的直到她出现。
星期三接到了她的电话，广告科的人像祝贺节日那样的大喊：李慢，电话！他们知道我已经快疯了，电话铃响我跑得有几次比他们还快，常常三五个人一下冒出头来，我当仁不让，像在足球场上。真的是她，我气喘嘘嘘，半天说不出话，她说现在在南长街上，已经去过我那儿了，以为我会在家。你以为我天天都在等你吗！我差点叫出来。她说她现在有时间，声音平静，没有丝毫抱欠之情。我大声责怪她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为什么这么多天一个电话也不打，她到哪去了之类。没有回答。显然她不想在电话里多说，我喂了几声她才出声，并没回答我的责问，只是说她现在等我，问我何时下班，那时不过下午两点。我本想说刚上班，我确实对她十分不满，但我无力反抗，事实上我是专为等她电话才上班的。我马上到，二十分钟，我大声说。电话挂了，非常坚决，毫不犹豫。我忽然觉得她是否有什么事，不然她怎么换了个人似的？难道她全忘了我们那天无尚的幸福？
一定有什么事。从公主坟骑到了南长街，风驰电掣，满头大汗。她一袭黑呢衣一条白围巾站在公共汽车站边上，看上去像等公共汽车，又像是要出远门同一个人告别的样子。她看见了我，向胡同口走来，肩上挎了一只我从未见过的长腰皮包。
“出了什么事？”我问她，掠着满头的大汗。
“没事呀，你还挺快的。”
“我以为你有什么事，电话里也不愿多说话。”
“这电话都不该打，”她说。
“为什么，连电话都不能打？你在街上打又不是在单位。”
“别责怪我，行吗？”
“不是责怪你，实在是不理解，星期天你干嘛去了，也不休息？”
“别这样问我，行吗？”她站住了。
我像个女人，的确问的太多了，我没这个权利。
“对不起，”沉了一下我说“我太想你了。”
“我来过你这里。”
“是吗？什么时候？”
“是顺路。”
“对了，给你钥匙，”我掏出钥匙“专门为你配的，好几天了。”
“你不在家我要钥匙干吗？”
“你可以进来歇歇，这也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她摇摇头。
午后的小院十分寂静，树已沉默了一个冬天，现在包含阳光，可能已在秘密生发，只是看上去纹丝不动。二月仍是寒冷的季节，但阳光已稍有不同，房间的感觉也一样，炉火不用敞开已感到冬天已是尾声。
我们拥抱了很久，两个人无言，心既远又近。即使心灵相隔，拥抱依然美好，越无言越美好，我不再怪她，不说思恋，不说等待，什么都不用说，甚至没有接吻，但身体在相亲相爱，享受这午后寂静的时光。这是恰当的，我刚才的抱怨是多么愚蠢，我应该懂得她，她已经来过，现在又来了，我还要什么？
没有放音乐，现在放音乐也不适当，只有拥抱。
“你很忙，是吗。”
“是。”
“很想你。”
“让你等了。”
“没关系。”
“我知道你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