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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毛巾沾湿了稍稍擦把脸，带着行李走向大门。
{汤谷温泉}
很多年后站在东京繁华的地铁广场里，拿着刚刚在可供上网的咖啡挈茶店里搜索来的十几个电话号码。因为意料外的变故，预定的行程被迫中断，如果不能立刻找到落脚的地点，也许就要露宿街头。最初我在书店里翻阅着各种旅行书刊，希望能够记住里面登记的一两个饭店号码，后来发觉更智慧的方法应该寄托网络。
由帘子遮掩的小单间，键盘和电脑界面都是日语。身边没有笔，向老板借来一支，要找纸，只有之前在书店里发放的一页广告宣传。
密密麻麻记录了十四个号码在上面。
然后换来大把零钱。一百元硬币，把它们堆满在话机上，逐个朝对方拨去号码。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住宿问题。”
“一个人的话”
“就是这个周末，还有空房吗”
直到有家位于汤谷温泉的旅店老板在那边温和地说“可以入住”
总是在一场通宵后坐上飞机，半梦半醒间挣扎着吃午餐，面前的液晶小屏幕里播放着电影，却由于时间限制永远无法在飞机降落前看完结局。而转向小小的圆形窗户，身下是一整片海洋。蔚蓝的，圆弧的水面与天空交接。
坐车抵达旅馆，三十出头的老板背着自家的小孩一边引我去往房间，拥有窗下就是溪流的极佳朝向，清澈得几近透明的水。
对岸碧绿的树林送来某种气息。
泡了温泉，室内的与露天的，整个头晕晕乎乎。晚饭时被住在隔壁的一对老夫妇招呼了与他们一起。
睡前躺在地上仰看着灯光。之前的啤酒从毛孔散发，又留下更多在血液里。
我在这里。每天都会用电话卡往家拨去国际长途。而总是唠叨又亲切的母亲每次都能说上十几分钟，离开这几天，家里怎样，她怎样，父亲怎样，宠物怎样，昨天下雨了，今天又放晴，明天应该还是晴天吧。
好在有与她互补的父亲，接过电话后他问：“今天去了哪里，怎么样？累吗？”
{电话}
回到第二次离家。
二〇〇〇年冬天的火车站候车大厅，返乡的人群如同塞满篮子的黄豆，迅速地流向每一片刚刚疏空的地方。
把巨大的行李箱挡在面前，我拨通了家里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母亲。
第二次的彻底的出走。不辞而别将近三星期后，她接起我打去的电话。在小年夜里。
追着一个影子，不停地，不停地跑。
跳上断墙残垣，翻过灌木，只容一人通过的河岸，最后是铁皮的楼梯。踏上去嘎嘎作响，而一步步往前，空间愈加狭窄，光线黯淡。从浅黄到深灰，最后是浓黑。
等到回头时，出口是尽头一个犹如针孔般微弱的亮点。
那就把自己继续埋身于黑暗，赌注下在总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重新破土而出。
只是在那之前——
她说“喂”
我回答“是我啊”
很快的停顿后，她说“是你啊”
“嗯。”“你现在在哪？”
“哦我在北京了。”虽然实际并非如此，但当时这么说了。是为了断绝他们找我回家的念头吗。
母亲则很简单地相信了，她说：“噢。我和你爸爸猜你应该也已经去了北京。”
“嗯。”“你爸爸现在不在。”
“哦是嘛。”
“明天除夕，他出去买东西了。”
“哦”“那我让他回来后打给你。”
“哦，好。”
非常平静的，没有哭喊、争执和沉默的电话，被淹没在人群密度最高的候车大厅里。
坐在对面座椅上的一家三口分着一袋面包。也有人把报纸盖在头上睡觉。
挂了电话，用脚尖踢着地面上的瓜子壳，把它们聚拢到一起。
{门}
屏住呼吸后，脚步也放到最轻。
但你知道走在木头地板上，总会发出无法控制的偶尔的嘎吱声。以及自己的骨头与骨头，它们相互蹭压的声响。
离家时的凌晨4点，屏住呼吸地开门。
当时家里安装着厚重的安全铁门。带有两个锁。时间久了，偶尔故障甚至会失灵，在门的这边或那边满头大汗地转着钥匙或锁纽，直到父亲带着神奇的缝纫机机油赶来解决问题。
他们睡在几米外的卧室里。
所以寂静的夜晚，要把两副锁，在最小的动静里打开。
用心跳擂出胸腔的力气屏住呼吸。
第一把锁钮，小心地回转它。
“咯哒”“咯哒”“咯哒”不可避免。
第二把锁体积上也略大。是要将把手整个按到下面的开关。
一定会发出不小的声音。
满脸通红。身在一片燥热的黑暗中。
终于在咔嚓声后两副锁全都改变了位置。整扇铁门随之小小震动着朝外松开一隙。
我的整个身体都在紧张中凝固。无法动作，只能僵硬地站在原地。
如果身后响起询问：“你在干嘛？”
如果响起这个声音。
如果被发现。
如果往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假设总是最没有意义的怜惜。
关门是与开门时同样巨大的工程。不得不又一次屏息凝神地，手按在门沿上，极轻极轻，非常轻地将它推回原位。用每根高度紧绷的神经去放大锁孔契合时发出的声响。
——啪。从门的这边走到门的那边，花了十分钟。额头满是细汗。楼道里的黑暗失去刚才的裂口，一瞬恢复完整。我以轻微的夜盲症站在原地，无论睁眼闭眼，眼前却几乎没有差别，分辨不出什么东西。
比害怕的心更加沉重。
摸索出了楼道，冬天时节，4点时屋外没有人影。橘黄色的路灯稀稀落落。
终究。朝前走吧。
“——总会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拿毛巾沾湿了稍稍擦把脸，带着行李走向大门。
{汤谷温泉}
很多年后站在东京繁华的地铁广场里，拿着刚刚在可供上网的咖啡挈茶店里搜索来的十几个电话号码。因为意料外的变故，预定的行程被迫中断，如果不能立刻找到落脚的地点，也许就要露宿街头。最初我在书店里翻阅着各种旅行书刊，希望能够记住里面登记的一两个饭店号码，后来发觉更智慧的方法应该寄托网络。
由帘子遮掩的小单间，键盘和电脑界面都是日语。身边没有笔，向老板借来一支，要找纸，只有之前在书店里发放的一页广告宣传。
密密麻麻记录了十四个号码在上面。
然后换来大把零钱。一百元硬币，把它们堆满在话机上，逐个朝对方拨去号码。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住宿问题。”
“一个人的话”
“就是这个周末，还有空房吗”
直到有家位于汤谷温泉的旅店老板在那边温和地说“可以入住”
总是在一场通宵后坐上飞机，半梦半醒间挣扎着吃午餐，面前的液晶小屏幕里播放着电影，却由于时间限制永远无法在飞机降落前看完结局。而转向小小的圆形窗户，身下是一整片海洋。蔚蓝的，圆弧的水面与天空交接。
坐车抵达旅馆，三十出头的老板背着自家的小孩一边引我去往房间，拥有窗下就是溪流的极佳朝向，清澈得几近透明的水。
对岸碧绿的树林送来某种气息。
泡了温泉，室内的与露天的，整个头晕晕乎乎。晚饭时被住在隔壁的一对老夫妇招呼了与他们一起。
睡前躺在地上仰看着灯光。之前的啤酒从毛孔散发，又留下更多在血液里。
我在这里。每天都会用电话卡往家拨去国际长途。而总是唠叨又亲切的母亲每次都能说上十几分钟，离开这几天，家里怎样，她怎样，父亲怎样，宠物怎样，昨天下雨了，今天又放晴，明天应该还是晴天吧。
好在有与她互补的父亲，接过电话后他问：“今天去了哪里，怎么样？累吗？”
{电话}
回到第二次离家。
二〇〇〇年冬天的火车站候车大厅，返乡的人群如同塞满篮子的黄豆，迅速地流向每一片刚刚疏空的地方。
把巨大的行李箱挡在面前，我拨通了家里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母亲。
第二次的彻底的出走。不辞而别将近三星期后，她接起我打去的电话。在小年夜里。
追着一个影子，不停地，不停地跑。
跳上断墙残垣，翻过灌木，只容一人通过的河岸，最后是铁皮的楼梯。踏上去嘎嘎作响，而一步步往前，空间愈加狭窄，光线黯淡。从浅黄到深灰，最后是浓黑。
等到回头时，出口是尽头一个犹如针孔般微弱的亮点。
那就把自己继续埋身于黑暗，赌注下在总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重新破土而出。
只是在那之前——
她说“喂”
我回答“是我啊”
很快的停顿后，她说“是你啊”
“嗯。”“你现在在哪？”
“哦我在北京了。”虽然实际并非如此，但当时这么说了。是为了断绝他们找我回家的念头吗。
母亲则很简单地相信了，她说：“噢。我和你爸爸猜你应该也已经去了北京。”
“嗯。”“你爸爸现在不在。”
“哦是嘛。”
“明天除夕，他出去买东西了。”
“哦”“那我让他回来后打给你。”
“哦，好。”
非常平静的，没有哭喊、争执和沉默的电话，被淹没在人群密度最高的候车大厅里。
坐在对面座椅上的一家三口分着一袋面包。也有人把报纸盖在头上睡觉。
挂了电话，用脚尖踢着地面上的瓜子壳，把它们聚拢到一起。
{门}
屏住呼吸后，脚步也放到最轻。
但你知道走在木头地板上，总会发出无法控制的偶尔的嘎吱声。以及自己的骨头与骨头，它们相互蹭压的声响。
离家时的凌晨4点，屏住呼吸地开门。
当时家里安装着厚重的安全铁门。带有两个锁。时间久了，偶尔故障甚至会失灵，在门的这边或那边满头大汗地转着钥匙或锁纽，直到父亲带着神奇的缝纫机机油赶来解决问题。
他们睡在几米外的卧室里。
所以寂静的夜晚，要把两副锁，在最小的动静里打开。
用心跳擂出胸腔的力气屏住呼吸。
第一把锁钮，小心地回转它。
“咯哒”“咯哒”“咯哒”不可避免。
第二把锁体积上也略大。是要将把手整个按到下面的开关。
一定会发出不小的声音。
满脸通红。身在一片燥热的黑暗中。
终于在咔嚓声后两副锁全都改变了位置。整扇铁门随之小小震动着朝外松开一隙。
我的整个身体都在紧张中凝固。无法动作，只能僵硬地站在原地。
如果身后响起询问：“你在干嘛？”
如果响起这个声音。
如果被发现。
如果往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假设总是最没有意义的怜惜。
关门是与开门时同样巨大的工程。不得不又一次屏息凝神地，手按在门沿上，极轻极轻，非常轻地将它推回原位。用每根高度紧绷的神经去放大锁孔契合时发出的声响。
——啪。从门的这边走到门的那边，花了十分钟。额头满是细汗。楼道里的黑暗失去刚才的裂口，一瞬恢复完整。我以轻微的夜盲症站在原地，无论睁眼闭眼，眼前却几乎没有差别，分辨不出什么东西。
比害怕的心更加沉重。
摸索出了楼道，冬天时节，4点时屋外没有人影。橘黄色的路灯稀稀落落。
终究。朝前走吧。
“——总会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