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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個死去已經一千年的人，並不困難。試想，通常要了解與我們同住在一個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長的生活，實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個古人，不是有時反倒容易嗎？姑就一端而論，現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結，一旦遇有危機來臨，誰也不知道他會如何行動。醉漢會戒酒自新，教會中的聖人會墮落，牧師會和唱詩班的少女私奔。活著的人總會有好多可能的改變。還有，活著的人總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會洩露出來。這就是何以評論與我們自己同時代的人是一件難事，因為他的生活離我們太近了。論一個已然去世的詩人如蘇東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讀過他的劄記，他的七百首詩，還有他的八百通私人書簡。所以知道一個人，或是不知道一個人，與他是否為同代人與否，沒有關係。主要的倒是是否對他有同情的了解。歸根結底，我們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們只能完全了解我們真正喜愛的人。我認為我完全知道蘇東坡，因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為我喜愛他。喜愛哪個詩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種癖好。我想李白更為崇高，而杜甫更為偉大——在他偉大的詩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憫人的情感方面更為偉大。但是不必表示什麼歉意，恕我直言，我偏愛的詩人是蘇東坡。
在今天看來，我覺得蘇東坡偉大的人格，比中國其他文人的人格，更為鮮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裏，顯露的越發充分。在我頭腦裏，蘇東坡的意象之特別清楚明顯，其理由有二。第一，是由于蘇東坡本人心智上才華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寫的每一行詩上，正如我所看見的他那兩幅墨竹上那烏黑的寶墨之光，時至今日，依然閃耀照人，就猶如他蘸筆揮毫是在頃刻之前一樣。這是天地間一大奇跡，在莎士比亞的創作上，亦複如此。莎翁詩句的遒健，是來自詩人敏感的天性與開闊豁達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縱然有后代學者的鑽研考證，我們對莎士比亞的生活所知者仍極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后，由于他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們卻知道了他的心靈深處。
第二個理由是，蘇東坡的生活資料較為完全，遠非其他中國詩人可比。有關他漫長的一生中，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那些資料，存在各種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詩文都計算在內，接近百萬言，他的劄記、他的遺墨、他的私人書信，在當代把他視為最可敬愛的文人而寫的大量的閒話漫談，都流傳到現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內，沒有一本傳記類的書不曾提到這位詩人的。宋儒都長于寫日記，尤以司馬光、王安石、劉摯、曾布為著名；勤奮的傳記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溫。由于王安石的國家資本新法引起的糾紛，和一直綿延到蘇東坡一生的政壇風波的擾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時代的資料，其中包括對話錄，為量甚大。蘇東坡並不記日記。他不是記日記那一類型的人，記日記對他恐怕過于失之規律嚴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寫劄記，遇有遊山玩水、思想、人物、處所、事件，他都筆之于書，有的記有日期，有的不記日期。而別人則忙于把他的言行記載下來。愛慕他的人都把他寫的書簡題跋等精心保存。當時他以傑出的書法家出名，隨時有人懇求墨寶，他習慣上是隨時題詩，或是書寫雜感評論，酒飯之后，都隨手贈與友人。此等小簡偶記，人皆珍藏，傳之子孫后代，有時也以高價賣出。這些偶記題跋中，往往有蘇東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書簡約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蹟題跋約六百件。實際上，是由于蘇東坡受到廣泛的喜愛，后來才有搜集別的名人書劄題跋文字印行的時尚，如黃山谷便是其一。當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蘇東坡去世之后，立即開始搜集蘇東坡的墨蹟書簡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賣，供人做臨摹書法之用。有一次，蘇東坡因對時事有感而作的詩，立刻有人抄寫流傳，境內多少文人爭相背誦。蘇東坡雖然發乎純良真摯之情，但內容是對政策表示異議，當時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國都之際，當權者之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勢嚴重，蘇東坡幾乎險遭不測。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貶滴期間，對不夠親密的朋友他說是已然后悔，但是對莫逆之交，他說並無悔意，並且說，倘遇飯中有蠅，仍須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當時高士之首而自傷，在與心地狹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掙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國域外的蠻荒瓊崖海島，他以坦蕩蕩之胸懷處之，有幾分相信是命運使然。
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為文人竊竊私語的話柄，尊重景仰的話題，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與西方相似之人比較，李白，一個文壇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間壯觀驚人的閃耀之后，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近。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論，頗像英國的小說家賽克瑞（thackeray）；在政壇上的活動與詩名，則像法國的雨果；他具有的動人的特點，又仿佛英國的約翰生。不知為什麼，我們對約翰生的中風，現在還覺得不安，而對彌爾頓的失明則不然。倘若彌爾頓同時是像英國畫家根茲博羅，也同時像以詩歌批評英國時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國飽受折磨的諷刺文學家綏福特，而沒有他日漸增強的尖酸，那我們便找到一個像蘇東坡的英國人了。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趨溫和厚道，並沒變成尖酸刻薄。今天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也是因為他飽受了人生之苦的緣故。
中國有一句諺語，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人生如夢，一出戲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不過有這種區別——人生是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裏，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只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鑽研完畢之后，並且了解了為什麼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麼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中國的星象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卜未來，那麼清楚，那麼明確，事故是那麼在命難逃。中國的星象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摺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傳記家的馬后課卻總比星象家的馬前課可靠。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一生各階段的吉凶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生了，應驗了。
蘇東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一0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o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間長大，在一個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間做官，在一個十八歲的呆子（哲宗）榮登王位之時遭受貶滴。研究蘇東坡傳記，同時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黨之爭而衰微，終于導致國力耗竭，小人當政。凡是讀水淋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政治腐敗，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稅吏貪官，相繼身入綠林而落草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漢了。
在蘇東坡的青年時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賢臣。到北宋將亡之際，此等賢臣已悉數凋零，或是丟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禦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于小人取而代之，此時至少尚有二十餘位純良儒臣，宁願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棄忠貞正義。等到第二次黨爭禍起，在愚癡的童子帝王統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經死亡，其餘則在流謫中棄世。宋朝國力之消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藉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一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身為詩人哲人之蘇東坡，拼命將自己個人之平實常識，向經濟學家王安石的邏輯對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還沒有弄個清楚。
王安石在熱衷于自己那套社會改革新法之下，自然為目的而不擇手段，自然會將倡異議之人不惜全予罷黜，一項神聖不可侵犯的主張，永遠是為害甚大的。因為在一項主張成為不可侵犯之時，要實現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難免于殘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當時情況如此，自然逃不出蘇東坡的慧眼，而且茲事體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輕鬆詼諧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衝突決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蘇東坡和王安石，誰也沒活到親眼看見他們相爭的后果，也沒看到北方異族之征服中國，不過蘇東坡還活到親眼看見那廣事宣傳的新政的惡果。他看見了王安石那麼深愛的農民必須逃離鄉裏，並不是在饑謹旱澇的年月，而是在五穀豐登的年月，因為他們沒能清還硬逼他們向官家借的款項與利息，因此若膽敢還鄉，官吏定要捕之入獄的。蘇東坡只能為他們呼天求救，但是卻無法一施援手。察訪民情的官員，奸偽卑劣，以為對此新政新貴之缺點，最好裝聾做啞，一字不提，因為當權諸公並非不知；而對新政之優點，乃予以粉飾誇張，錦上添花。說漫天之謊而成功（倘若那些謊言漫天大，而且又說個不停），並不是現代人的新發明。那些太監也得弄錢謀生。在這種情形之下，玩法弄權毫不負責之輩，就以國運為兒戲，仿佛國破家亡的后果他們是可以逃脫的。蘇東坡勉強潔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無可奈何了。皇帝雖有求治的真誠願望，但聽而不聰，誤信人言，終非明主，焉能辭其咎？因為在國家大事上，他所見不明，他每每犯錯，而蘇東坡則料事無誤。在實行新政神聖不可侵犯的名義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壓政治之下輾轉呻吟。在瘋狂的爭權奪利之中，黨派的狂熱，竟淩駕乎國家的利益之上。國家的道德力量、經濟力量一大為削弱。正如蘇東坡所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很容易被來自西伯利亞的敵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當北方強鄰的傀儡，名為區域獨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無怪乎朝廷滅亡，中國不得不遷往江南了。宋室官室在北方鐵蹄之下化為灰燼之后。歷史家在一片焦瓦廢墟中漫步之時，不禁放目觀望，胸頭沉思，以歷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國家百姓遭此劫難的原因，但是時過境遷，為時已遲了。
蘇東坡去世一年，在當權的群小尚未把長江以北拱手奉送與來自窮沙大漠的他們那異國的君王，一件歷史上的大事發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黨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黨之爭的一個總結。元佑是宋哲宗的年號（一0八六——一0九三），在這些年間，蘇東坡的蜀黨當權。元佑黨人碑是哲宗元佑年間當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單，以蘇東坡為首。碑上有奉聖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孫永遠不得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與此名單上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經訂婚，也要奉旨取消。與此同樣的石碑要分別在全國各縣樹立；直到今天，中國有些山頂上還留有此種石碑。這是將反對黨一網打盡，斬盡殺絕的辦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對黨人千年萬載永受羞辱的辦法。自從中國因王安石變法使社會衰亂，朝綱敗壞，把中國北方拱手讓與金人之后，元佑黨人碑給人的觀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為不同了。隨后一百多年... -->>
要了解一個死去已經一千年的人，並不困難。試想，通常要了解與我們同住在一個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長的生活，實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個古人，不是有時反倒容易嗎？姑就一端而論，現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結，一旦遇有危機來臨，誰也不知道他會如何行動。醉漢會戒酒自新，教會中的聖人會墮落，牧師會和唱詩班的少女私奔。活著的人總會有好多可能的改變。還有，活著的人總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會洩露出來。這就是何以評論與我們自己同時代的人是一件難事，因為他的生活離我們太近了。論一個已然去世的詩人如蘇東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讀過他的劄記，他的七百首詩，還有他的八百通私人書簡。所以知道一個人，或是不知道一個人，與他是否為同代人與否，沒有關係。主要的倒是是否對他有同情的了解。歸根結底，我們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們只能完全了解我們真正喜愛的人。我認為我完全知道蘇東坡，因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為我喜愛他。喜愛哪個詩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種癖好。我想李白更為崇高，而杜甫更為偉大——在他偉大的詩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憫人的情感方面更為偉大。但是不必表示什麼歉意，恕我直言，我偏愛的詩人是蘇東坡。
在今天看來，我覺得蘇東坡偉大的人格，比中國其他文人的人格，更為鮮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裏，顯露的越發充分。在我頭腦裏，蘇東坡的意象之特別清楚明顯，其理由有二。第一，是由于蘇東坡本人心智上才華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寫的每一行詩上，正如我所看見的他那兩幅墨竹上那烏黑的寶墨之光，時至今日，依然閃耀照人，就猶如他蘸筆揮毫是在頃刻之前一樣。這是天地間一大奇跡，在莎士比亞的創作上，亦複如此。莎翁詩句的遒健，是來自詩人敏感的天性與開闊豁達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縱然有后代學者的鑽研考證，我們對莎士比亞的生活所知者仍極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后，由于他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們卻知道了他的心靈深處。
第二個理由是，蘇東坡的生活資料較為完全，遠非其他中國詩人可比。有關他漫長的一生中，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那些資料，存在各種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詩文都計算在內，接近百萬言，他的劄記、他的遺墨、他的私人書信，在當代把他視為最可敬愛的文人而寫的大量的閒話漫談，都流傳到現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內，沒有一本傳記類的書不曾提到這位詩人的。宋儒都長于寫日記，尤以司馬光、王安石、劉摯、曾布為著名；勤奮的傳記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溫。由于王安石的國家資本新法引起的糾紛，和一直綿延到蘇東坡一生的政壇風波的擾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時代的資料，其中包括對話錄，為量甚大。蘇東坡並不記日記。他不是記日記那一類型的人，記日記對他恐怕過于失之規律嚴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寫劄記，遇有遊山玩水、思想、人物、處所、事件，他都筆之于書，有的記有日期，有的不記日期。而別人則忙于把他的言行記載下來。愛慕他的人都把他寫的書簡題跋等精心保存。當時他以傑出的書法家出名，隨時有人懇求墨寶，他習慣上是隨時題詩，或是書寫雜感評論，酒飯之后，都隨手贈與友人。此等小簡偶記，人皆珍藏，傳之子孫后代，有時也以高價賣出。這些偶記題跋中，往往有蘇東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書簡約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蹟題跋約六百件。實際上，是由于蘇東坡受到廣泛的喜愛，后來才有搜集別的名人書劄題跋文字印行的時尚，如黃山谷便是其一。當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蘇東坡去世之后，立即開始搜集蘇東坡的墨蹟書簡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賣，供人做臨摹書法之用。有一次，蘇東坡因對時事有感而作的詩，立刻有人抄寫流傳，境內多少文人爭相背誦。蘇東坡雖然發乎純良真摯之情，但內容是對政策表示異議，當時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國都之際，當權者之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勢嚴重，蘇東坡幾乎險遭不測。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貶滴期間，對不夠親密的朋友他說是已然后悔，但是對莫逆之交，他說並無悔意，並且說，倘遇飯中有蠅，仍須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當時高士之首而自傷，在與心地狹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掙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國域外的蠻荒瓊崖海島，他以坦蕩蕩之胸懷處之，有幾分相信是命運使然。
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為文人竊竊私語的話柄，尊重景仰的話題，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與西方相似之人比較，李白，一個文壇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間壯觀驚人的閃耀之后，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近。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論，頗像英國的小說家賽克瑞（thackeray）；在政壇上的活動與詩名，則像法國的雨果；他具有的動人的特點，又仿佛英國的約翰生。不知為什麼，我們對約翰生的中風，現在還覺得不安，而對彌爾頓的失明則不然。倘若彌爾頓同時是像英國畫家根茲博羅，也同時像以詩歌批評英國時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國飽受折磨的諷刺文學家綏福特，而沒有他日漸增強的尖酸，那我們便找到一個像蘇東坡的英國人了。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趨溫和厚道，並沒變成尖酸刻薄。今天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也是因為他飽受了人生之苦的緣故。
中國有一句諺語，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人生如夢，一出戲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不過有這種區別——人生是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裏，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只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鑽研完畢之后，並且了解了為什麼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麼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中國的星象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卜未來，那麼清楚，那麼明確，事故是那麼在命難逃。中國的星象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摺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傳記家的馬后課卻總比星象家的馬前課可靠。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一生各階段的吉凶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生了，應驗了。
蘇東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一0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o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間長大，在一個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間做官，在一個十八歲的呆子（哲宗）榮登王位之時遭受貶滴。研究蘇東坡傳記，同時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黨之爭而衰微，終于導致國力耗竭，小人當政。凡是讀水淋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政治腐敗，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稅吏貪官，相繼身入綠林而落草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漢了。
在蘇東坡的青年時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賢臣。到北宋將亡之際，此等賢臣已悉數凋零，或是丟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禦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于小人取而代之，此時至少尚有二十餘位純良儒臣，宁願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棄忠貞正義。等到第二次黨爭禍起，在愚癡的童子帝王統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經死亡，其餘則在流謫中棄世。宋朝國力之消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藉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一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身為詩人哲人之蘇東坡，拼命將自己個人之平實常識，向經濟學家王安石的邏輯對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還沒有弄個清楚。
王安石在熱衷于自己那套社會改革新法之下，自然為目的而不擇手段，自然會將倡異議之人不惜全予罷黜，一項神聖不可侵犯的主張，永遠是為害甚大的。因為在一項主張成為不可侵犯之時，要實現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難免于殘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當時情況如此，自然逃不出蘇東坡的慧眼，而且茲事體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輕鬆詼諧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衝突決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蘇東坡和王安石，誰也沒活到親眼看見他們相爭的后果，也沒看到北方異族之征服中國，不過蘇東坡還活到親眼看見那廣事宣傳的新政的惡果。他看見了王安石那麼深愛的農民必須逃離鄉裏，並不是在饑謹旱澇的年月，而是在五穀豐登的年月，因為他們沒能清還硬逼他們向官家借的款項與利息，因此若膽敢還鄉，官吏定要捕之入獄的。蘇東坡只能為他們呼天求救，但是卻無法一施援手。察訪民情的官員，奸偽卑劣，以為對此新政新貴之缺點，最好裝聾做啞，一字不提，因為當權諸公並非不知；而對新政之優點，乃予以粉飾誇張，錦上添花。說漫天之謊而成功（倘若那些謊言漫天大，而且又說個不停），並不是現代人的新發明。那些太監也得弄錢謀生。在這種情形之下，玩法弄權毫不負責之輩，就以國運為兒戲，仿佛國破家亡的后果他們是可以逃脫的。蘇東坡勉強潔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無可奈何了。皇帝雖有求治的真誠願望，但聽而不聰，誤信人言，終非明主，焉能辭其咎？因為在國家大事上，他所見不明，他每每犯錯，而蘇東坡則料事無誤。在實行新政神聖不可侵犯的名義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壓政治之下輾轉呻吟。在瘋狂的爭權奪利之中，黨派的狂熱，竟淩駕乎國家的利益之上。國家的道德力量、經濟力量一大為削弱。正如蘇東坡所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很容易被來自西伯利亞的敵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當北方強鄰的傀儡，名為區域獨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無怪乎朝廷滅亡，中國不得不遷往江南了。宋室官室在北方鐵蹄之下化為灰燼之后。歷史家在一片焦瓦廢墟中漫步之時，不禁放目觀望，胸頭沉思，以歷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國家百姓遭此劫難的原因，但是時過境遷，為時已遲了。
蘇東坡去世一年，在當權的群小尚未把長江以北拱手奉送與來自窮沙大漠的他們那異國的君王，一件歷史上的大事發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黨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黨之爭的一個總結。元佑是宋哲宗的年號（一0八六——一0九三），在這些年間，蘇東坡的蜀黨當權。元佑黨人碑是哲宗元佑年間當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單，以蘇東坡為首。碑上有奉聖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孫永遠不得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與此名單上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經訂婚，也要奉旨取消。與此同樣的石碑要分別在全國各縣樹立；直到今天，中國有些山頂上還留有此種石碑。這是將反對黨一網打盡，斬盡殺絕的辦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對黨人千年萬載永受羞辱的辦法。自從中國因王安石變法使社會衰亂，朝綱敗壞，把中國北方拱手讓與金人之后，元佑黨人碑給人的觀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為不同了。隨后一百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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