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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父亲非常不服气，常常把“老头子要是还活着”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是口号喊了几十年，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一件旧军大衣之外，并没有喊出更多的实惠来。庞士伟比父亲庞进贤实际，知道喊得再多也没用，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从台湾回来探亲，县长亲自陪着，比接待过去从北京回来的老将军还殷勤，这时候再说“我爷爷要是不死”有什么用？
庞士伟认定关键要自强，有钱了，不需要扛爷爷的牌子，不仅自己在岳父面前硬气，就是娃崽，在学校里老师都客气些，于是，庞士伟暗下决心，一定要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自己盖楼房，为村里修水泥路，再给学校赞助几台电风扇，让娃崽在学校当班长，不仅让老婆在娘家有脸面，还可以把自己祖上的面子都争回来。庞士伟首先发动全家人上山扒松针。他们这里靠山，天龙山上虽然没有矿石，但是却有马尾松。马尾松的叶子不像叶子，像针，所以他们就叫它松针。松针长在树上是青的，掉到地上是紫色，像干枯的树皮，别的用没有，扒到一起当麦秸烧火做饭还可以。庞士伟发动全家上山扒松针的目的就是拿到家里当麦秸烧，然后用省下的麦秸打成草帘子，挑到窑厂上卖，卖给窑厂盖砖坯。砖坯必须用草帘子盖着阴干，否则就会晒干裂，成为废品。
所以，窑厂收购麦秸帘子。这样，庞士伟就间接地把松针变成了钱。自家麦秸用完了，又拿从山上扒来的松针跟邻居换麦秸，再把换来的麦秸打成帘子，再挑着麦秸帘子卖给窑厂盖砖坯。其实草帘子根本值不了几个钱，但是这活凭的是力气，除了出点力气，没有其他成本，积少成多，到年底，再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卖了，两项进账合起来好歹买成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当时庞士伟卖牛的时候，全家反对，说牛是全家的命根子，庄稼人，少了牛怎么耕田耙地？
不仅家里人反对，就是邻居也看不惯，背后悄悄地议论庞士伟不务正业，像个败家子，庄稼人，不到万不得已谁家卖耕牛？在他们那里，耕牛是家庭成员，而且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冬天没有青草的时候，宁可人饿肚子，也要把省下的黄豆用水泡发起来，裹在干麦秸里喂给牛吃。所以，当初庞士伟卖耕牛买拖拉机的时候，除了他老婆段诗芬之外，几乎全村人都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后来据村里一些喜欢分析的人士判断，买手扶拖拉机本来就是段诗芬的主意，庞士伟表面上硬，暗地里怕老婆怕得要死，他的坚决态度只不过是执行婆娘的意思罢了。但不管是谁的意思，后来的发展证明，庞士伟卖耕牛买手扶拖拉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庞士伟把手扶拖拉机开回村里的时候，是冬天，还没有赶上春耕，他就开着手扶拖拉机帮窑厂拉砖运瓦。
那时候砖瓦便宜，拉砖运瓦自然也赚了多少钱，但拖拉机拉得多，一趟顶平板车四趟，而且跑得快，况且这家伙傻，没有思想，不知道累，可以来回不停地跑，一天下来，一台拖拉机挣的运输费比十架平板车多。
春节前后，窑厂歇工了，庄户人家也忙着过年，走亲访友操办喜事，但庞士伟却没有歇，他的拖拉机更没有歇。庞士伟让老婆段诗芬把手扶拖拉机洗干净，他自己动手用木工活安装一个松木架子，再让老婆用装化肥编织袋缝制成一个临时顶棚，罩在木架子上，车厢两边则用麦秸编织的草蒲垫子铺成座位，干起了拉脚的生意。从村里到乡里，七八里地，要是靠两条腿走，来回就是一上午，还走得筋疲力尽肚子乱叫眼睛发花，花五毛钱，坐上庞士伟的小手扶，一路嘟嘟嘟，一刻钟就到。
从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十五，庞士伟的小手扶一天也没有歇过，天天客满。正月初二和正月十五，还应乡亲们的强烈要求，专门加开直达县城的“专拖”一人两块钱，为抢位置差点引起两个小伙子打架。那一年过春节，村里家家往外花钱，只有庞士伟和老婆段诗芬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数钱。一毛两毛，五块十块，数得两个人心潮彭拜，激情沸腾，春意盎然，连夫妻生活的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开春之后，庞士伟家虽然没有耕牛，但是把手扶拖拉机的拖斗卸掉，换上耕具，耕起田来比牛好使。
主要是拖拉机没有思维，连畜生的思维都没有，因此好统治，比牛还好统治。手扶拖拉机听话，不需要人做它的思想工作，甚至连欺骗式的思想工作都不需要做，也不需要用鞭子打，一天到晚自觉地忙个不停也不嫌累。晚上歇机了，往院子里一丢，还不用人伺候。庞士伟家里人服气了，邻居服气了，全村人都服气了。不用说，庞士伟赚到了第一桶金，成了当时全村最富的人。还一度把生意做到汉口和郑州。
庞士伟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计划。庞士伟首先为自己家盖起了全村惟一的楼房。上梁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当然，帮忙是象征性的，不但看热闹，中午还能混一大碗大白菜烧肉的盖浇饭。菜是老婆段诗芬烧的，有城里饭馆的味道，起码看上去象。主要诀窍是加了酱油味精和芡粉，芡粉的作用是使菜看上去油汪汪的，不象农家菜，象县城馆子里面的菜了。由于菜好，所以来的人多，声势大，事情惊动了乡里。乡长和书记一商量，决定把他树立为带头致富的好典型，号召全乡老百姓向庞士伟学习，新闻稿发到了鄂东日报上，庞士伟还被请到县里做报告。第二件事情是他一下子为儿子的学校捐献了10电风扇。不仅给四个教室每间安装了两台，连老师的办公室也都装了两个吊扇。这下，儿子长进了，立刻了当班长。老师对待庞士伟儿子比对村长的儿子还宽容。庞士伟的第三个计划是为村里修一条水泥路。
从村里一直修到乡里。条件都已经谈好了。他出钱买水泥，村里出人工。石头不用买，直接从山上拣，捡完了就去挖，全村每家每户按人头出工出石头。等到石头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眼看着就要动工了，乡里头突然来干预。说眼下乡里都没有通水泥路，你们村就把水泥路通到乡政府，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呢还是要向乡里示威呢？乡长这话不是对庞士伟说的，而是对村长说的。村长平时对老百姓嗓门大，可一见到乡领导，嗓子就象参加红白喜事的时候吃鱼吃卡了刺一样，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勉强说出来的话，不是哑音就是磕巴。
最后，还是乡长说话。乡长说：要修水泥路可以，干脆你们把乡里街面上的水泥路一起修上。村长回来找庞士伟商量。庞士伟一开始态度硬，不答应，说凭什么我要帮乡里修街道？为村里修路，大家乡里乡亲的沾亲带故，肥水没流外人田，还图个人缘，再说自己家进出也方便，为乡里修街道，知道的是给他们压的，不修不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拍马屁呢。“不行，”庞士伟说“我们庞家自古就没有出过拍马屁的。”乡长苦着脸，说：“你姓庞，我也姓庞，一笔写不出两个庞。
论辈分，我还喊你叔。叔，你想想，如果不听乡长的，我这个村长就当不成了。我们姓庞的不当村长，肯定要姓龙的当。我自己当不当这个村长无所谓，可我们姓庞的就都要受窝囊气了。”村长当时是上门求庞士伟的，所以这话是在庞士伟家里说的。因此，当时庞士伟的老父亲庞进贤和他老婆段诗芬也在场。老父亲老了，现在已经不怎么说话了，但是，那天听村长说到这里，立刻拿眼睛瞪着儿子。老婆段诗芬懂规矩，关起房门和庞士伟两个人在屋里的时候，主意一点也不比庞士伟少，开了房门在堂屋里，当着村长和公公的面，低眉顺眼，不随便插话，但她母亲姓龙，这事情村长不清楚，庞士伟清楚。
庞士伟将心比心，知道村长这话段诗芬听起来肯定不舒服，所以他不想接这个话题。“那好吧，”庞士伟说“可是话要讲清楚，我只出水泥，别的一概不管。”“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村长拿出对待乡长的态度对待庞士伟，一边说着，一边把头点得像鸡啄米。村长以为只要庞士伟同意，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他没想到，村民们不答应。龙掌村的村民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如今的乡长吗？所以，他们不但不答应，还有人放出难听话，说你庞士伟要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干脆你自己包工包料，也不要为村里修路了，先拍乡里的马屁，把乡里的街面修好，再把从乡里到县里的水泥路也修好，修好了你就调到乡里上班了，当乡长了。这样的话庞士伟怎么受得了？不仅庞士伟受不了，连他老婆段诗芬听了也受不了，关起房门之后对庞士伟说，做好事也要后个分寸，如果不掌握分寸，好事情也成了坏事情。庞士伟一想，也是，最后，修路的事情当然就这么拉倒了。
除了落得一声骂之外，没有落下任何好处。这件事情对庞士伟打击很大，同时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的落后。不仅是经济上落后，而且思想上落后。不仅是群众思想落后，干部思想也落后。他虽然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没能力改变村民的思想，更没能力去改变干部的思想。庞士伟有些灰心意冷，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况且，自从他致富之后，村里很多人效仿，不少人家响应乡政府的号召，向他学习，而且是真学，比学雷峰认真，一时间，竟然很多人家把自家唯一的耕牛卖了，全部买回来手扶拖拉机，但无论是村里还是乡里，手扶拖拉机能派上用场的活就那么多，手扶拖拉机多了，庞士伟的活就少了。庞士伟不愿意跟他们搞恶性竞争。
于是，和老婆段诗芬商量，到更广阔的大市场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老婆本来就是半个城里人，而且真正嫁给庞士伟之后，才深切地体味到作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以及作为半个城里人和真正农村认得差别，所以，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现在庞士伟打算走出山村到城市发展，虽然走出的只是身体，并没有改变作为农村人的身份，但也比完全窝在山村好，当然是绝对支持。于是，庞士伟在那一年的春天走出了山村，走出了红安。
年父亲非常不服气，常常把“老头子要是还活着”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是口号喊了几十年，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一件旧军大衣之外，并没有喊出更多的实惠来。庞士伟比父亲庞进贤实际，知道喊得再多也没用，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从台湾回来探亲，县长亲自陪着，比接待过去从北京回来的老将军还殷勤，这时候再说“我爷爷要是不死”有什么用？
庞士伟认定关键要自强，有钱了，不需要扛爷爷的牌子，不仅自己在岳父面前硬气，就是娃崽，在学校里老师都客气些，于是，庞士伟暗下决心，一定要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自己盖楼房，为村里修水泥路，再给学校赞助几台电风扇，让娃崽在学校当班长，不仅让老婆在娘家有脸面，还可以把自己祖上的面子都争回来。庞士伟首先发动全家人上山扒松针。他们这里靠山，天龙山上虽然没有矿石，但是却有马尾松。马尾松的叶子不像叶子，像针，所以他们就叫它松针。松针长在树上是青的，掉到地上是紫色，像干枯的树皮，别的用没有，扒到一起当麦秸烧火做饭还可以。庞士伟发动全家上山扒松针的目的就是拿到家里当麦秸烧，然后用省下的麦秸打成草帘子，挑到窑厂上卖，卖给窑厂盖砖坯。砖坯必须用草帘子盖着阴干，否则就会晒干裂，成为废品。
所以，窑厂收购麦秸帘子。这样，庞士伟就间接地把松针变成了钱。自家麦秸用完了，又拿从山上扒来的松针跟邻居换麦秸，再把换来的麦秸打成帘子，再挑着麦秸帘子卖给窑厂盖砖坯。其实草帘子根本值不了几个钱，但是这活凭的是力气，除了出点力气，没有其他成本，积少成多，到年底，再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卖了，两项进账合起来好歹买成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当时庞士伟卖牛的时候，全家反对，说牛是全家的命根子，庄稼人，少了牛怎么耕田耙地？
不仅家里人反对，就是邻居也看不惯，背后悄悄地议论庞士伟不务正业，像个败家子，庄稼人，不到万不得已谁家卖耕牛？在他们那里，耕牛是家庭成员，而且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冬天没有青草的时候，宁可人饿肚子，也要把省下的黄豆用水泡发起来，裹在干麦秸里喂给牛吃。所以，当初庞士伟卖耕牛买拖拉机的时候，除了他老婆段诗芬之外，几乎全村人都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后来据村里一些喜欢分析的人士判断，买手扶拖拉机本来就是段诗芬的主意，庞士伟表面上硬，暗地里怕老婆怕得要死，他的坚决态度只不过是执行婆娘的意思罢了。但不管是谁的意思，后来的发展证明，庞士伟卖耕牛买手扶拖拉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庞士伟把手扶拖拉机开回村里的时候，是冬天，还没有赶上春耕，他就开着手扶拖拉机帮窑厂拉砖运瓦。
那时候砖瓦便宜，拉砖运瓦自然也赚了多少钱，但拖拉机拉得多，一趟顶平板车四趟，而且跑得快，况且这家伙傻，没有思想，不知道累，可以来回不停地跑，一天下来，一台拖拉机挣的运输费比十架平板车多。
春节前后，窑厂歇工了，庄户人家也忙着过年，走亲访友操办喜事，但庞士伟却没有歇，他的拖拉机更没有歇。庞士伟让老婆段诗芬把手扶拖拉机洗干净，他自己动手用木工活安装一个松木架子，再让老婆用装化肥编织袋缝制成一个临时顶棚，罩在木架子上，车厢两边则用麦秸编织的草蒲垫子铺成座位，干起了拉脚的生意。从村里到乡里，七八里地，要是靠两条腿走，来回就是一上午，还走得筋疲力尽肚子乱叫眼睛发花，花五毛钱，坐上庞士伟的小手扶，一路嘟嘟嘟，一刻钟就到。
从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十五，庞士伟的小手扶一天也没有歇过，天天客满。正月初二和正月十五，还应乡亲们的强烈要求，专门加开直达县城的“专拖”一人两块钱，为抢位置差点引起两个小伙子打架。那一年过春节，村里家家往外花钱，只有庞士伟和老婆段诗芬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数钱。一毛两毛，五块十块，数得两个人心潮彭拜，激情沸腾，春意盎然，连夫妻生活的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开春之后，庞士伟家虽然没有耕牛，但是把手扶拖拉机的拖斗卸掉，换上耕具，耕起田来比牛好使。
主要是拖拉机没有思维，连畜生的思维都没有，因此好统治，比牛还好统治。手扶拖拉机听话，不需要人做它的思想工作，甚至连欺骗式的思想工作都不需要做，也不需要用鞭子打，一天到晚自觉地忙个不停也不嫌累。晚上歇机了，往院子里一丢，还不用人伺候。庞士伟家里人服气了，邻居服气了，全村人都服气了。不用说，庞士伟赚到了第一桶金，成了当时全村最富的人。还一度把生意做到汉口和郑州。
庞士伟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计划。庞士伟首先为自己家盖起了全村惟一的楼房。上梁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当然，帮忙是象征性的，不但看热闹，中午还能混一大碗大白菜烧肉的盖浇饭。菜是老婆段诗芬烧的，有城里饭馆的味道，起码看上去象。主要诀窍是加了酱油味精和芡粉，芡粉的作用是使菜看上去油汪汪的，不象农家菜，象县城馆子里面的菜了。由于菜好，所以来的人多，声势大，事情惊动了乡里。乡长和书记一商量，决定把他树立为带头致富的好典型，号召全乡老百姓向庞士伟学习，新闻稿发到了鄂东日报上，庞士伟还被请到县里做报告。第二件事情是他一下子为儿子的学校捐献了10电风扇。不仅给四个教室每间安装了两台，连老师的办公室也都装了两个吊扇。这下，儿子长进了，立刻了当班长。老师对待庞士伟儿子比对村长的儿子还宽容。庞士伟的第三个计划是为村里修一条水泥路。
从村里一直修到乡里。条件都已经谈好了。他出钱买水泥，村里出人工。石头不用买，直接从山上拣，捡完了就去挖，全村每家每户按人头出工出石头。等到石头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眼看着就要动工了，乡里头突然来干预。说眼下乡里都没有通水泥路，你们村就把水泥路通到乡政府，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呢还是要向乡里示威呢？乡长这话不是对庞士伟说的，而是对村长说的。村长平时对老百姓嗓门大，可一见到乡领导，嗓子就象参加红白喜事的时候吃鱼吃卡了刺一样，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勉强说出来的话，不是哑音就是磕巴。
最后，还是乡长说话。乡长说：要修水泥路可以，干脆你们把乡里街面上的水泥路一起修上。村长回来找庞士伟商量。庞士伟一开始态度硬，不答应，说凭什么我要帮乡里修街道？为村里修路，大家乡里乡亲的沾亲带故，肥水没流外人田，还图个人缘，再说自己家进出也方便，为乡里修街道，知道的是给他们压的，不修不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拍马屁呢。“不行，”庞士伟说“我们庞家自古就没有出过拍马屁的。”乡长苦着脸，说：“你姓庞，我也姓庞，一笔写不出两个庞。
论辈分，我还喊你叔。叔，你想想，如果不听乡长的，我这个村长就当不成了。我们姓庞的不当村长，肯定要姓龙的当。我自己当不当这个村长无所谓，可我们姓庞的就都要受窝囊气了。”村长当时是上门求庞士伟的，所以这话是在庞士伟家里说的。因此，当时庞士伟的老父亲庞进贤和他老婆段诗芬也在场。老父亲老了，现在已经不怎么说话了，但是，那天听村长说到这里，立刻拿眼睛瞪着儿子。老婆段诗芬懂规矩，关起房门和庞士伟两个人在屋里的时候，主意一点也不比庞士伟少，开了房门在堂屋里，当着村长和公公的面，低眉顺眼，不随便插话，但她母亲姓龙，这事情村长不清楚，庞士伟清楚。
庞士伟将心比心，知道村长这话段诗芬听起来肯定不舒服，所以他不想接这个话题。“那好吧，”庞士伟说“可是话要讲清楚，我只出水泥，别的一概不管。”“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村长拿出对待乡长的态度对待庞士伟，一边说着，一边把头点得像鸡啄米。村长以为只要庞士伟同意，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他没想到，村民们不答应。龙掌村的村民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如今的乡长吗？所以，他们不但不答应，还有人放出难听话，说你庞士伟要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干脆你自己包工包料，也不要为村里修路了，先拍乡里的马屁，把乡里的街面修好，再把从乡里到县里的水泥路也修好，修好了你就调到乡里上班了，当乡长了。这样的话庞士伟怎么受得了？不仅庞士伟受不了，连他老婆段诗芬听了也受不了，关起房门之后对庞士伟说，做好事也要后个分寸，如果不掌握分寸，好事情也成了坏事情。庞士伟一想，也是，最后，修路的事情当然就这么拉倒了。
除了落得一声骂之外，没有落下任何好处。这件事情对庞士伟打击很大，同时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的落后。不仅是经济上落后，而且思想上落后。不仅是群众思想落后，干部思想也落后。他虽然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没能力改变村民的思想，更没能力去改变干部的思想。庞士伟有些灰心意冷，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况且，自从他致富之后，村里很多人效仿，不少人家响应乡政府的号召，向他学习，而且是真学，比学雷峰认真，一时间，竟然很多人家把自家唯一的耕牛卖了，全部买回来手扶拖拉机，但无论是村里还是乡里，手扶拖拉机能派上用场的活就那么多，手扶拖拉机多了，庞士伟的活就少了。庞士伟不愿意跟他们搞恶性竞争。
于是，和老婆段诗芬商量，到更广阔的大市场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老婆本来就是半个城里人，而且真正嫁给庞士伟之后，才深切地体味到作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以及作为半个城里人和真正农村认得差别，所以，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现在庞士伟打算走出山村到城市发展，虽然走出的只是身体，并没有改变作为农村人的身份，但也比完全窝在山村好，当然是绝对支持。于是，庞士伟在那一年的春天走出了山村，走出了红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