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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出来，便去了？兹府。”
“唔！”父亲回想起来了，忙道歉说：“那日，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也许是怕父亲误解自己和罗隆基有过密的联系，储安平解释道：“老罗和我有一层师生关系。不过，因为他有点架子，所以那天还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登门，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报社的事。当然，我还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文汇’的情况。”
章罗的矛盾在民盟几乎是公开的，身为老盟员的储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详谈和罗隆基谈话的内容，只是提到了罗隆基建议将陈新桂调到‘光明’，以加强理论力量。
父亲表示不同意，说：“陈新桂在民盟是专职干部。况且民盟中央机关里的理论人才本来就少。”
因储安平要求调人，父亲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个帮手，便关切地问：“你在报社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储安平摇了摇头。
父亲说：“你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中国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光明日报要以此为重点，多报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的社会党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党派活动。”
自打储安平来到“光明”从父亲这里得到的都是鼓励和支持。所以，他的点子就更多，干劲就更足了。他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中共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
他还告诉父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
父亲点头称道，且一再欣赏他的“就是和新华社不一样”的雄心与魄力。后又问：“报社的改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答：“我刚来不久，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父亲连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谈话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一件喜事来，对储安平兴冲冲地说：“去年，我跟周公（恩来）反映的光明日报建新址的事情，统战部说有了初步结果。社址选在虎坊桥，要盖座和交通部差不多的那样一座大楼。”
两人的心情极好，一起出了家门。父亲用车把他送到报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开会。在车上，父亲告诉他：“现在学校的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
储安平问：“打算请哪几个人呢？”
“听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吧。”
父亲的话启发了储安平，他决定在6号这一天也开一个会，邀请八个民主党派宣传部的副部长，专门座谈一下社论的问题。
（1957年）6月6日上午，章（伯钧）储（安平）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和光明日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在政治风云与报业生涯中的绝唱。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高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费孝通说：“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斗错，听了令人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曾昭抡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过去以运动方式对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以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
黄药眠说：“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执行起来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听者激动，大家热血沸腾。父亲在深感形势之紧张的同时，倍感肩头责任之重大。他认为：形势的紧张是规律。此刻，民主党派应该大力发展组织，提高地位，发挥作用；而中共则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
最后，父亲讲了话。他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在国际共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两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想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
与此同时，储安平在邀集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报社社论问题的看法。他说：“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真正的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得到各民主党派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务委员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总之，这些“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书生，要负戈前驱，披肝沥胆，与中共携手共度难关。其实，激荡浩淼之风华襟抱，汪洋恣肆之才情学识，已无一例外地被厄运笼罩。在他们的身后，也已是枪弹飞越，飕然有声。
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
父亲捏着报纸，读之再三。他也在想：这是为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父亲想再说上几句，电话已挂断。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
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
“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父亲执意要送至大门。烈日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别。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父亲归来，已近深夜。人刚睡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寂静之中，尤觉急促刺耳。接过电话，方知是浦熙修打来。
她的第一句话是问父亲：“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真的吗？伯钧，你的态度怎么样？”
父亲答：“辞职是真的，但权不在我。将来要由社务委员会议论决定。”
浦熙修说：“文汇报的情况要比‘光明’好些。因此，还想约你写一篇关于联合政府的文章。”
父亲说：“我不能写了。”
“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人？”
“我一时想不出来。总之，要请对中国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10]那样的。”
接着，浦熙修在电话里向父亲传递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说，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见到了周扬和夏衍。在大厅问他们二人当前的形势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搞鸣放？他们两个人都说，现在仍然是鸣放，政策没有变。另一则消息是讲她看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后，立即给陆定一打了个电话，不客气地问现在是继续“放”？还是“收”？陆的回答也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浦熙修在电话中的讲话，语言虽简练，情绪却激动。彼此都有不祥的预感。父亲非常理解，她关心“光明”是因为“文汇”与“光明”血脉相通，都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她关心老储，是由于她和储安平命运相连，都是报社的主编。然而，父亲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打击的目标乃是浦熙修身边的罗隆基、储安平背后的自己，和章罗所代表的中国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政党。
6月10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6月11日一大早，父亲为商谈庆祝光明日报建社八周年的事情，驱车来到储安平的家。这是座落于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去之前，母亲的侄女婿、供职于“光明”副刊的作家巴波告诉父亲：储安平的家，不大好找。听人家说它的对面，是个“正兴石油商店”找到石油店，便可寻到他的住所。
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父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中共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靠教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但国家内部党与政，党员与官员之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这么一种关系，的确少见。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告密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恶风扑面，惊雷炸顶。整个形势在这样一群书生眼前，变得狰狞恐怖。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身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卢郁文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报检讨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他又批评父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随即，光明日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父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中央斗得很苦的事情，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先后发言者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九三领导人的许德珩、孙承佩“光明”的负责人常芝青，还有九三学社里的知名科学家，如茅以升、严济慈、裴文中、薛公绰等也纷纷表态、亮相。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汹。可以说九三的这个会，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党天下”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党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他的检讨，条理清晰，轮廓分明；不像父亲那样大包大揽，全部吃进咽下。他的检讨，不推卸责任，不拉扯别人；不像罗隆基那样东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认错，尽管达到中共要求的高度，但态度适中，分寸得当，不像黄琪翔那样自责不已，痛哭流涕。
11月12日，父亲和储安平同时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父亲扳起手指一算：储安平在“光明”总计工作68天。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中央。
那时，我正痴迷于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
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荡荡舞台充满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起落之间没有圆滑，没有缓冲与下坡，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父亲和储安平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中国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进入了大饥荒。一日，也是右派夫妻的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来家闲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吃喝来。父亲说，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猪肉，二斤鸡蛋；母亲说，她每月配有一斤白糖，二斤黄豆。
一口四川话的邓季惺告诉父母：“你们两个晓不晓得？按现在的说法，配肉蛋者被称作肉蛋干部，配糖豆者叫糖豆干部。”并指着父亲说：“你是右派当中唯一的肉蛋类。李大姐（即母亲）、我和铭德都在‘糖豆’之列。”
她的话，让父亲听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阵，父亲大概觉得陈邓二人对新闻界有所了解，便问邓季惺：“你可知道储安平的近况？”
邓季惺说：“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说：“许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边，不出百米。你如问他，定知详情。若自己不便出面，来个迂回，让李大姐去问劳君展（许德珩夫人），不也可以了吗？”
父亲摇摇头。在我的记忆中，章、许两家似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但我至今也不知内中有什么原因。邓季惺答应父亲，再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储安平的近况。等了数日，没有回音。
一天清早，父亲又提起储安平，对母亲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近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母亲立刻去地安门食品店偷偷买了些高级糖果、饼干。因怕洪秘书看见后密告，便藏在父亲的书柜内，和明版书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储安平的家已从阜内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父亲一直在客厅呆坐，连书都看不进，等着母亲带回消息。母亲回来，父亲见她一脸的平静，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母亲去卫生间洗脸洗手，父亲眼巴巴地跟在后面，问：“你看到人了吗？情况怎么样？”
母亲去卧室更衣，父亲还是紧巴巴地尾随于后，忙不迭问：“他怎么样了？家里的人还好吧？”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母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安稳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才说端详：“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惦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他说，谢谢伯老的关心，自戴上帽子以来，与民盟的人、和‘光明’的人，再无联系。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脸。”
“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日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了。谈起日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母的。”
说到这里，父亲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望着窗外，不禁叹道：“共产党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共产党给你事情做了吗？”母亲反问了一句，
父亲的情绪猛地激烈起来。他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着：“我是老头子了，可安平还不到50岁！”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没过几天，储安平自己来了，算是回访吧。他登门的时间很早，是提着一个橄榄绿、腰子型的铝质高筒饭盒进来的。
“老储，你好吗？”父亲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一面请母亲赶快拿个牛奶锅来，一面对父亲说：“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
父亲见储安平气色不错，双眼仍有光泽闪动。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父亲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
父亲笑着说：“好。这样可以‘养吾浩然之气’呀。”
“伯老，你现在不也有条件养浩然之气吗？”
“不，养浩然之气，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时间，这个，我有。二是需要悠闲的心境，这个，我大概是不会有了。”
“为什么？”储安平问。
“我的心境是无法平复的。反右之于我，决非是一点人生失意、进退无路的遗憾，而是从此有二十万个右派（那时父亲以为右派有二十余万）的身家性命，压在了我的心上。”
储安平劝慰道：“伯老，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哇。谁都明白，事情的责任在中共。你自己的身体要紧。”
母亲端上热腾腾的羊奶。这奶色极好，随着腾腾热气飘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嫩草青芽、山岚白露和晨光熹微。为了助兴，母亲还烤了两片义利白脱面包。
父亲连喝了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父亲的赞美，令储安平非常欣慰。母亲也说好喝。
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举动一如他在三十年前，从西湖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徐志摩。实在是太有诗意了。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兴奋不已。
父亲忙摆手，道：“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问：“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说着，父亲用右手做了个戴帽动作。
储安平会意地点点头。
父亲突然笑了，说：“老储，你猜，现在和我往来最密切的人是谁？”
储安平闪动着那对灵活而有侠气的眼珠，说：“你的社交范围广，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吗？”
储安平大笑，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父亲说：“过去，说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现在是实事求是了。用叶笃义的话来说：‘自章伯钧因储安平的发言稿，向罗隆基道歉[11]后，如今两人是水乳交融般的亲密。’不过，我们谈起具体问题，还是联盟不起来。”
“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高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老第三党成员，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12]的关系，成了历史反革命。有了这个身份，在农工（即农工民主党）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解放后，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不大干净的人。九三中央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党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阳，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母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般。羊羔一旦跑远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母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中国医史，金匮，黄帝内经，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戏剧，周贻白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旧警察局长，比我们现在的公安部长、局长的文化修养都要高。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强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江小菜，像罗卜干炒毛豆。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潮湿，他还教我练气功，说这叫以内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身体了。”
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父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是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储安平说：“孙承佩当上了秘书长，成为九三的实权人物。学习会上常点我的名，批判‘党天下。’”
父亲听罢，笑了。说：“这和我们民盟的胡愈之，一个样子了。他两个都是中共党员。所不同的是，胡愈之原来的地位就高些，故能一步登天，当上副主席。孙承佩只好先当一阵子秘书长。他只要听中共的话，当副主席是迟早的事情。”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三，别看还是民主党派的那块牌子，但内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干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跃进，公共食堂，这哪里是共产党说的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父亲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老毛欣赏秦始皇，而秦始皇是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文人士大夫的独裁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兀自站在冷风里，好象储安平从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
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奶。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牛奶吗？”
“不，好像是羊奶。”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奶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子，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婚姻。”
母亲不说则罢，经她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13]。’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老毛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
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党的降将。（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特赦的消息发布，就引来他的满腹牢骚。说毛泽东对现实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搞得战犯比文人香，屠夫比书生好。而此刻，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时降临储安平的身上。政治上被剥夺的人，外部世界充满的危险、敌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为什么继政治遗弃之后，再须经历一次生活的遗弃？在社会丧失之后，还要再来一次家庭丧失？
父亲说：“在中国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后，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母亲又讲，储安平见父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日，父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里，人却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日下午，家里来了一个衣著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里，即可断定是江浙人。
母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
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储安平——这个报人、作家，依旧每日放羊、喂羊，每月到九三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头脑，但社会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国家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政权不要他施展。
父亲激愤无比：“对我们的处分，哪里是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面临的是毁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策划发动下，似烈火在整个国土上熊熊燃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一篇篇社论，有如一把把干柴，把火越烧越旺。
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
学医的母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东西是能砸烂的，都砸烂；能拿走的，都拿走。人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当父母被关在小屋，吃着甩在地上的窝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听朋友的情况。黄绍竑自缢身亡，章乃器惨遭毒打，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关入秦城监狱等消息，一件件传来。其中惟独没有储安平的下落，父亲焦忧万分。
后来，只是听说他一遍遍地挨打，家里抄来抄去，破败不堪，更无人相扶相助。他实在受不了了，便逃到九三中央，请求组织收留。获此消息，父亲大感不妙，因为农工党中央对收留的右派，就有半夜毒打的事情发生。父亲估计九三对储安平，也绝无仁慈可言。
大约是9月上旬的一天拂晓，晨星尚未隐去。忽然，有人轻轻地按了两下电铃。父母从这有礼貌、且带着胆怯的铃声中揣测，来者可能是朋友，而不是进驻家中，夜间外出鬼混拂晓回来的红卫兵。母亲开门，来者是李如苍，且神色慌张。
李如苍见到父母铺在地上的被褥和凌乱的杂物，眼圈有些潮湿。
父亲急问：“如苍，红卫兵也去你家了？”
他来不及回答，便说：“伯老，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小屋的气氛，骤然紧张。
父亲用试探的口气，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储出了事？”
李如苍点点头，说：“我每天五点多钟起床，必出门，沿着什刹海转一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我刚要开门，便发现脚跟前有一张纸条。好像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说罢，遂从白衬衫的口袋里，掏出咖啡色漆皮小本递给父亲。小本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发给每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手册。父亲把小手册打开，抽出夹在当中的一张小纸条。
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父亲双手打开字条，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用钢笔写的，未署日期，字不潦草。
李如苍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父亲把字条还给李如苍，痴立于窗口。
以巾拭泪的母亲，哽咽道：“我们在这里挂念，他却不知飘零何所？听说溥雪斋离家出走时，身上还带了十斤粮票，七块钱。他带了什么？”
屋外，一片浅粉红色的马樱花，开始败落。偶有小鸟飞来飞去。而屋里的人，个个心如秋千，摆荡不止。我想：以一个字条和朋友告别的储安平，此时或许会在天边咏唱他的自语诗。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父亲真的是“一万分的失神”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条是什么意思？”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缝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父亲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父亲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父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民主党派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共产党，你不要它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父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父亲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内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共产党制造的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父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父母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14]。绝世的庄严，是在权力加暴力的双重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毛主席万岁”的字条，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任何愿望都带着这个愿望的反面，当这个愿望本身消失了的时候，它的反面可能还活着。光明日报不再属于民主党派。可父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父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日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父亲的这桩心愿。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一边看，一边说：“怎么比人民日报还难看了。”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座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即指我母）。”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母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母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色漆皮全国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2002年1月于守愚斋
/>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出来，便去了？兹府。”
“唔！”父亲回想起来了，忙道歉说：“那日，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也许是怕父亲误解自己和罗隆基有过密的联系，储安平解释道：“老罗和我有一层师生关系。不过，因为他有点架子，所以那天还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登门，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报社的事。当然，我还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文汇’的情况。”
章罗的矛盾在民盟几乎是公开的，身为老盟员的储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详谈和罗隆基谈话的内容，只是提到了罗隆基建议将陈新桂调到‘光明’，以加强理论力量。
父亲表示不同意，说：“陈新桂在民盟是专职干部。况且民盟中央机关里的理论人才本来就少。”
因储安平要求调人，父亲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个帮手，便关切地问：“你在报社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储安平摇了摇头。
父亲说：“你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中国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光明日报要以此为重点，多报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的社会党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党派活动。”
自打储安平来到“光明”从父亲这里得到的都是鼓励和支持。所以，他的点子就更多，干劲就更足了。他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中共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
他还告诉父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
父亲点头称道，且一再欣赏他的“就是和新华社不一样”的雄心与魄力。后又问：“报社的改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答：“我刚来不久，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父亲连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谈话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一件喜事来，对储安平兴冲冲地说：“去年，我跟周公（恩来）反映的光明日报建新址的事情，统战部说有了初步结果。社址选在虎坊桥，要盖座和交通部差不多的那样一座大楼。”
两人的心情极好，一起出了家门。父亲用车把他送到报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开会。在车上，父亲告诉他：“现在学校的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
储安平问：“打算请哪几个人呢？”
“听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吧。”
父亲的话启发了储安平，他决定在6号这一天也开一个会，邀请八个民主党派宣传部的副部长，专门座谈一下社论的问题。
（1957年）6月6日上午，章（伯钧）储（安平）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和光明日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在政治风云与报业生涯中的绝唱。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高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费孝通说：“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斗错，听了令人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曾昭抡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过去以运动方式对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以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
黄药眠说：“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执行起来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听者激动，大家热血沸腾。父亲在深感形势之紧张的同时，倍感肩头责任之重大。他认为：形势的紧张是规律。此刻，民主党派应该大力发展组织，提高地位，发挥作用；而中共则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
最后，父亲讲了话。他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在国际共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两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想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
与此同时，储安平在邀集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报社社论问题的看法。他说：“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真正的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得到各民主党派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务委员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总之，这些“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书生，要负戈前驱，披肝沥胆，与中共携手共度难关。其实，激荡浩淼之风华襟抱，汪洋恣肆之才情学识，已无一例外地被厄运笼罩。在他们的身后，也已是枪弹飞越，飕然有声。
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
父亲捏着报纸，读之再三。他也在想：这是为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父亲想再说上几句，电话已挂断。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
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
“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父亲执意要送至大门。烈日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别。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父亲归来，已近深夜。人刚睡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寂静之中，尤觉急促刺耳。接过电话，方知是浦熙修打来。
她的第一句话是问父亲：“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真的吗？伯钧，你的态度怎么样？”
父亲答：“辞职是真的，但权不在我。将来要由社务委员会议论决定。”
浦熙修说：“文汇报的情况要比‘光明’好些。因此，还想约你写一篇关于联合政府的文章。”
父亲说：“我不能写了。”
“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人？”
“我一时想不出来。总之，要请对中国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10]那样的。”
接着，浦熙修在电话里向父亲传递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说，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见到了周扬和夏衍。在大厅问他们二人当前的形势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搞鸣放？他们两个人都说，现在仍然是鸣放，政策没有变。另一则消息是讲她看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后，立即给陆定一打了个电话，不客气地问现在是继续“放”？还是“收”？陆的回答也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浦熙修在电话中的讲话，语言虽简练，情绪却激动。彼此都有不祥的预感。父亲非常理解，她关心“光明”是因为“文汇”与“光明”血脉相通，都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她关心老储，是由于她和储安平命运相连，都是报社的主编。然而，父亲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打击的目标乃是浦熙修身边的罗隆基、储安平背后的自己，和章罗所代表的中国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政党。
6月10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6月11日一大早，父亲为商谈庆祝光明日报建社八周年的事情，驱车来到储安平的家。这是座落于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去之前，母亲的侄女婿、供职于“光明”副刊的作家巴波告诉父亲：储安平的家，不大好找。听人家说它的对面，是个“正兴石油商店”找到石油店，便可寻到他的住所。
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父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中共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靠教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但国家内部党与政，党员与官员之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这么一种关系，的确少见。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告密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恶风扑面，惊雷炸顶。整个形势在这样一群书生眼前，变得狰狞恐怖。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身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卢郁文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报检讨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他又批评父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随即，光明日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父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中央斗得很苦的事情，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先后发言者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九三领导人的许德珩、孙承佩“光明”的负责人常芝青，还有九三学社里的知名科学家，如茅以升、严济慈、裴文中、薛公绰等也纷纷表态、亮相。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汹。可以说九三的这个会，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党天下”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党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他的检讨，条理清晰，轮廓分明；不像父亲那样大包大揽，全部吃进咽下。他的检讨，不推卸责任，不拉扯别人；不像罗隆基那样东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认错，尽管达到中共要求的高度，但态度适中，分寸得当，不像黄琪翔那样自责不已，痛哭流涕。
11月12日，父亲和储安平同时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父亲扳起手指一算：储安平在“光明”总计工作68天。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中央。
那时，我正痴迷于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
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荡荡舞台充满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起落之间没有圆滑，没有缓冲与下坡，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父亲和储安平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中国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进入了大饥荒。一日，也是右派夫妻的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来家闲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吃喝来。父亲说，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猪肉，二斤鸡蛋；母亲说，她每月配有一斤白糖，二斤黄豆。
一口四川话的邓季惺告诉父母：“你们两个晓不晓得？按现在的说法，配肉蛋者被称作肉蛋干部，配糖豆者叫糖豆干部。”并指着父亲说：“你是右派当中唯一的肉蛋类。李大姐（即母亲）、我和铭德都在‘糖豆’之列。”
她的话，让父亲听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阵，父亲大概觉得陈邓二人对新闻界有所了解，便问邓季惺：“你可知道储安平的近况？”
邓季惺说：“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说：“许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边，不出百米。你如问他，定知详情。若自己不便出面，来个迂回，让李大姐去问劳君展（许德珩夫人），不也可以了吗？”
父亲摇摇头。在我的记忆中，章、许两家似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但我至今也不知内中有什么原因。邓季惺答应父亲，再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储安平的近况。等了数日，没有回音。
一天清早，父亲又提起储安平，对母亲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近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母亲立刻去地安门食品店偷偷买了些高级糖果、饼干。因怕洪秘书看见后密告，便藏在父亲的书柜内，和明版书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储安平的家已从阜内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父亲一直在客厅呆坐，连书都看不进，等着母亲带回消息。母亲回来，父亲见她一脸的平静，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母亲去卫生间洗脸洗手，父亲眼巴巴地跟在后面，问：“你看到人了吗？情况怎么样？”
母亲去卧室更衣，父亲还是紧巴巴地尾随于后，忙不迭问：“他怎么样了？家里的人还好吧？”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母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安稳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才说端详：“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惦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他说，谢谢伯老的关心，自戴上帽子以来，与民盟的人、和‘光明’的人，再无联系。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脸。”
“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日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了。谈起日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母的。”
说到这里，父亲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望着窗外，不禁叹道：“共产党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共产党给你事情做了吗？”母亲反问了一句，
父亲的情绪猛地激烈起来。他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着：“我是老头子了，可安平还不到50岁！”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没过几天，储安平自己来了，算是回访吧。他登门的时间很早，是提着一个橄榄绿、腰子型的铝质高筒饭盒进来的。
“老储，你好吗？”父亲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一面请母亲赶快拿个牛奶锅来，一面对父亲说：“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
父亲见储安平气色不错，双眼仍有光泽闪动。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父亲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
父亲笑着说：“好。这样可以‘养吾浩然之气’呀。”
“伯老，你现在不也有条件养浩然之气吗？”
“不，养浩然之气，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时间，这个，我有。二是需要悠闲的心境，这个，我大概是不会有了。”
“为什么？”储安平问。
“我的心境是无法平复的。反右之于我，决非是一点人生失意、进退无路的遗憾，而是从此有二十万个右派（那时父亲以为右派有二十余万）的身家性命，压在了我的心上。”
储安平劝慰道：“伯老，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哇。谁都明白，事情的责任在中共。你自己的身体要紧。”
母亲端上热腾腾的羊奶。这奶色极好，随着腾腾热气飘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嫩草青芽、山岚白露和晨光熹微。为了助兴，母亲还烤了两片义利白脱面包。
父亲连喝了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父亲的赞美，令储安平非常欣慰。母亲也说好喝。
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举动一如他在三十年前，从西湖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徐志摩。实在是太有诗意了。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兴奋不已。
父亲忙摆手，道：“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问：“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说着，父亲用右手做了个戴帽动作。
储安平会意地点点头。
父亲突然笑了，说：“老储，你猜，现在和我往来最密切的人是谁？”
储安平闪动着那对灵活而有侠气的眼珠，说：“你的社交范围广，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吗？”
储安平大笑，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父亲说：“过去，说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现在是实事求是了。用叶笃义的话来说：‘自章伯钧因储安平的发言稿，向罗隆基道歉[11]后，如今两人是水乳交融般的亲密。’不过，我们谈起具体问题，还是联盟不起来。”
“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高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老第三党成员，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12]的关系，成了历史反革命。有了这个身份，在农工（即农工民主党）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解放后，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不大干净的人。九三中央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党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阳，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母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般。羊羔一旦跑远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母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中国医史，金匮，黄帝内经，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戏剧，周贻白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旧警察局长，比我们现在的公安部长、局长的文化修养都要高。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强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江小菜，像罗卜干炒毛豆。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潮湿，他还教我练气功，说这叫以内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身体了。”
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父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是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储安平说：“孙承佩当上了秘书长，成为九三的实权人物。学习会上常点我的名，批判‘党天下。’”
父亲听罢，笑了。说：“这和我们民盟的胡愈之，一个样子了。他两个都是中共党员。所不同的是，胡愈之原来的地位就高些，故能一步登天，当上副主席。孙承佩只好先当一阵子秘书长。他只要听中共的话，当副主席是迟早的事情。”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三，别看还是民主党派的那块牌子，但内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干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跃进，公共食堂，这哪里是共产党说的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父亲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老毛欣赏秦始皇，而秦始皇是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文人士大夫的独裁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兀自站在冷风里，好象储安平从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
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奶。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牛奶吗？”
“不，好像是羊奶。”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奶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子，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婚姻。”
母亲不说则罢，经她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13]。’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老毛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
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党的降将。（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特赦的消息发布，就引来他的满腹牢骚。说毛泽东对现实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搞得战犯比文人香，屠夫比书生好。而此刻，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时降临储安平的身上。政治上被剥夺的人，外部世界充满的危险、敌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为什么继政治遗弃之后，再须经历一次生活的遗弃？在社会丧失之后，还要再来一次家庭丧失？
父亲说：“在中国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后，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母亲又讲，储安平见父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日，父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里，人却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日下午，家里来了一个衣著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里，即可断定是江浙人。
母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
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储安平——这个报人、作家，依旧每日放羊、喂羊，每月到九三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头脑，但社会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国家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政权不要他施展。
父亲激愤无比：“对我们的处分，哪里是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面临的是毁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策划发动下，似烈火在整个国土上熊熊燃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一篇篇社论，有如一把把干柴，把火越烧越旺。
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
学医的母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东西是能砸烂的，都砸烂；能拿走的，都拿走。人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当父母被关在小屋，吃着甩在地上的窝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听朋友的情况。黄绍竑自缢身亡，章乃器惨遭毒打，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关入秦城监狱等消息，一件件传来。其中惟独没有储安平的下落，父亲焦忧万分。
后来，只是听说他一遍遍地挨打，家里抄来抄去，破败不堪，更无人相扶相助。他实在受不了了，便逃到九三中央，请求组织收留。获此消息，父亲大感不妙，因为农工党中央对收留的右派，就有半夜毒打的事情发生。父亲估计九三对储安平，也绝无仁慈可言。
大约是9月上旬的一天拂晓，晨星尚未隐去。忽然，有人轻轻地按了两下电铃。父母从这有礼貌、且带着胆怯的铃声中揣测，来者可能是朋友，而不是进驻家中，夜间外出鬼混拂晓回来的红卫兵。母亲开门，来者是李如苍，且神色慌张。
李如苍见到父母铺在地上的被褥和凌乱的杂物，眼圈有些潮湿。
父亲急问：“如苍，红卫兵也去你家了？”
他来不及回答，便说：“伯老，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小屋的气氛，骤然紧张。
父亲用试探的口气，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储出了事？”
李如苍点点头，说：“我每天五点多钟起床，必出门，沿着什刹海转一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我刚要开门，便发现脚跟前有一张纸条。好像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说罢，遂从白衬衫的口袋里，掏出咖啡色漆皮小本递给父亲。小本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发给每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手册。父亲把小手册打开，抽出夹在当中的一张小纸条。
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父亲双手打开字条，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用钢笔写的，未署日期，字不潦草。
李如苍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父亲把字条还给李如苍，痴立于窗口。
以巾拭泪的母亲，哽咽道：“我们在这里挂念，他却不知飘零何所？听说溥雪斋离家出走时，身上还带了十斤粮票，七块钱。他带了什么？”
屋外，一片浅粉红色的马樱花，开始败落。偶有小鸟飞来飞去。而屋里的人，个个心如秋千，摆荡不止。我想：以一个字条和朋友告别的储安平，此时或许会在天边咏唱他的自语诗。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父亲真的是“一万分的失神”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条是什么意思？”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缝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父亲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父亲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父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民主党派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共产党，你不要它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父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父亲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内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共产党制造的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父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父母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14]。绝世的庄严，是在权力加暴力的双重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毛主席万岁”的字条，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任何愿望都带着这个愿望的反面，当这个愿望本身消失了的时候，它的反面可能还活着。光明日报不再属于民主党派。可父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父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日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父亲的这桩心愿。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一边看，一边说：“怎么比人民日报还难看了。”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座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即指我母）。”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母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母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色漆皮全国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2002年1月于守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