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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老人看护等等。俏丽的中国女侍者，脸庞尖尖“打一整天的工，晚上回来还跑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聊，再回到家，吃安眠药睡觉，几个小时后起来，亢奋地进行又一天的活动。”因为超人的勤奋，她成了教授的“宠物”“我连着两年都是outstandingstudent。”她一定要这么强势，却说自己是“蔫儿强”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苛刻的学院生活，让她脱胎换骨，受益终身。这样强悍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第九个寡妇中。
她的前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也写小说。严歌苓有过长期的失眠，最长的时候竟然失眠30多天。“脑子浑浑噩噩的，看到人也是，‘嗖’一声忽然冲过来的样子。不能见光，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白天也要拉上窗帘，肌肉一直是抽紧的，很痛。现在一失眠还是浑身痛。更不能和别人讲话，别人说，你又没有睡？我就会马上哭出来，特委屈，好像天下人都抛弃了我一样。”有时李克威醒来，发现她还没有睡着，就给她念二十四史，或好言安慰。她却不忍心，与他分了房间。“我不活，他总要活吧？”
失眠是因为抑郁的痼疾。她的祖父是留美博士、教授和作家，人有些孤高，后来自杀了。“文革”期间，祖母决定烧掉家中的藏书。她趁着烧掉之前飞快地读，竟是读得生离死别。
年少时期有过一场爱情的高烧。15岁爱上军中30岁的军官，他却出卖了她，不肯担当责任。于是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众矢之的，被批斗，被唾骂。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恶。她想过死，却终于活下来。
1989年，夫妻都出了国，严歌苓去了美国，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我感到了孤独，一种很决然的孤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后来两人离异。
接着是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的出现，两人热恋。严歌苓是来自“****国家”当过13年兵，美国联邦调查局屡次对她进行盘查，甚至让她接受测谎。美国国务院的劳伦斯原本前途无量，即将被派往他最喜爱的城市罗马。热恋中的人是不顾一切的，他不能容忍对恋人的冒犯，竟然因此辞职。她便嫁了他。1992年，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就在那个时候，她创作力旺盛，要写“傲视天下”的小说“要让所有的委屈都得到安抚”写就少女小渔的剧本，她令人耳目一新。爱情成全了创作，并非她一个人的先例。
关于女人的爱，张爱玲有过叹息“在尘埃里要开出花来”；诗人翟永明有过歌咏的诗“我是最好的女人”；而严歌苓则说：“是的，我很会爱，我天性浪漫。”
好几年前，作家麦琪因为读着白蛇，惊为天人，她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她的作品不是大路货需假以时日，等候知音。”
如何评述、衡量才华？余秋雨进入福布斯，郭敬明进入福布斯，韩寒在博客上因为骂架大出风头。今年春天，安妮宝贝的莲花，号称起印50万，余华的兄弟，据说已经发行近百万册，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只起印了1万册，对比悬殊。
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
人物周刊：你在第九个寡妇中塑造了王葡萄这个人物，有的评论家从你的文字中读出了“地母”的形象，你自己在创作时是否有这个意识？
严歌苓：我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我在塑造一个什么形象，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的，立体的形象，越浑圆越好。我不在意别人看到了什么形象，张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但是她是一个独有的人物形象，她一定要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是天生浪漫、精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通常相当脆弱。
严歌苓：是的。所以我会羡慕王葡萄这样的人，她有同样的冲动，但是她不分析，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吧。
人物周刊：小说里，你是否有意提及那些政治事件？
严歌苓：我是有意识，但并非刻意。是想写出历史中颠覆又颠覆的一种状态。我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以后，所讲的动乱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动乱，是思想的动乱，是概念的动乱，我所描述的王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人，她面对任何历史事件都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女人“野蛮”的天性发挥了作用，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都是生命啊，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她有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关于天地人伦，但她自己是不能意识到的。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准备这部小说的素材的？
严歌苓：我在李准家呆了8年，他们不断在讲这些农村的事情。后来我还采访了李准的夫人，去了玉溪农村，第一次住了一个星期，第二次住了两个星期，听当地的村民介绍情况，他们带着我到各家去串门。我当时扎着个马尾巴在田间跑步锻炼身体。
人物周刊：你在90年代的创作灵感，是否得益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强行切换？
严歌苓：语言环境的变化会使得一个敏感的人变得更敏感。潜台词会一直在心中，一直在涌动，嘴巴表达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内心活动的极其丰富。既然口上说不完，那么心里就会停不下来。那时候，想象力真的在飞翔。
创造是一个极大的苦，极大的乐的事情，只有创作能唤起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又会对抑郁病影响很大，会很焦虑，没完没了地去想事情。
后来创作都变成了生理需求，一天不创作我都不舒服。
人物周刊：你写的人物会不会都融进了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每个人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慷慨。我的哲学就是：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难舍难分。
ter、老人看护等等。俏丽的中国女侍者，脸庞尖尖“打一整天的工，晚上回来还跑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聊，再回到家，吃安眠药睡觉，几个小时后起来，亢奋地进行又一天的活动。”因为超人的勤奋，她成了教授的“宠物”“我连着两年都是outstandingstudent。”她一定要这么强势，却说自己是“蔫儿强”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苛刻的学院生活，让她脱胎换骨，受益终身。这样强悍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第九个寡妇中。
她的前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也写小说。严歌苓有过长期的失眠，最长的时候竟然失眠30多天。“脑子浑浑噩噩的，看到人也是，‘嗖’一声忽然冲过来的样子。不能见光，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白天也要拉上窗帘，肌肉一直是抽紧的，很痛。现在一失眠还是浑身痛。更不能和别人讲话，别人说，你又没有睡？我就会马上哭出来，特委屈，好像天下人都抛弃了我一样。”有时李克威醒来，发现她还没有睡着，就给她念二十四史，或好言安慰。她却不忍心，与他分了房间。“我不活，他总要活吧？”
失眠是因为抑郁的痼疾。她的祖父是留美博士、教授和作家，人有些孤高，后来自杀了。“文革”期间，祖母决定烧掉家中的藏书。她趁着烧掉之前飞快地读，竟是读得生离死别。
年少时期有过一场爱情的高烧。15岁爱上军中30岁的军官，他却出卖了她，不肯担当责任。于是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众矢之的，被批斗，被唾骂。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恶。她想过死，却终于活下来。
1989年，夫妻都出了国，严歌苓去了美国，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我感到了孤独，一种很决然的孤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后来两人离异。
接着是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的出现，两人热恋。严歌苓是来自“****国家”当过13年兵，美国联邦调查局屡次对她进行盘查，甚至让她接受测谎。美国国务院的劳伦斯原本前途无量，即将被派往他最喜爱的城市罗马。热恋中的人是不顾一切的，他不能容忍对恋人的冒犯，竟然因此辞职。她便嫁了他。1992年，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就在那个时候，她创作力旺盛，要写“傲视天下”的小说“要让所有的委屈都得到安抚”写就少女小渔的剧本，她令人耳目一新。爱情成全了创作，并非她一个人的先例。
关于女人的爱，张爱玲有过叹息“在尘埃里要开出花来”；诗人翟永明有过歌咏的诗“我是最好的女人”；而严歌苓则说：“是的，我很会爱，我天性浪漫。”
好几年前，作家麦琪因为读着白蛇，惊为天人，她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她的作品不是大路货需假以时日，等候知音。”
如何评述、衡量才华？余秋雨进入福布斯，郭敬明进入福布斯，韩寒在博客上因为骂架大出风头。今年春天，安妮宝贝的莲花，号称起印50万，余华的兄弟，据说已经发行近百万册，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只起印了1万册，对比悬殊。
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
人物周刊：你在第九个寡妇中塑造了王葡萄这个人物，有的评论家从你的文字中读出了“地母”的形象，你自己在创作时是否有这个意识？
严歌苓：我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我在塑造一个什么形象，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的，立体的形象，越浑圆越好。我不在意别人看到了什么形象，张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但是她是一个独有的人物形象，她一定要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是天生浪漫、精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通常相当脆弱。
严歌苓：是的。所以我会羡慕王葡萄这样的人，她有同样的冲动，但是她不分析，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吧。
人物周刊：小说里，你是否有意提及那些政治事件？
严歌苓：我是有意识，但并非刻意。是想写出历史中颠覆又颠覆的一种状态。我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以后，所讲的动乱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动乱，是思想的动乱，是概念的动乱，我所描述的王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人，她面对任何历史事件都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女人“野蛮”的天性发挥了作用，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都是生命啊，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她有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关于天地人伦，但她自己是不能意识到的。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准备这部小说的素材的？
严歌苓：我在李准家呆了8年，他们不断在讲这些农村的事情。后来我还采访了李准的夫人，去了玉溪农村，第一次住了一个星期，第二次住了两个星期，听当地的村民介绍情况，他们带着我到各家去串门。我当时扎着个马尾巴在田间跑步锻炼身体。
人物周刊：你在90年代的创作灵感，是否得益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强行切换？
严歌苓：语言环境的变化会使得一个敏感的人变得更敏感。潜台词会一直在心中，一直在涌动，嘴巴表达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内心活动的极其丰富。既然口上说不完，那么心里就会停不下来。那时候，想象力真的在飞翔。
创造是一个极大的苦，极大的乐的事情，只有创作能唤起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又会对抑郁病影响很大，会很焦虑，没完没了地去想事情。
后来创作都变成了生理需求，一天不创作我都不舒服。
人物周刊：你写的人物会不会都融进了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每个人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慷慨。我的哲学就是：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难舍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