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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冷静恢复了。他那能够治罪能够赦免的冷静。我感觉自己在被告席上冷汗淋漓、面色如土，面对如此的冷静，我心里来来回回只有两个字：完了。
“不是不是”“不是什么？”
菲比委屈冲天，身子直打挺，哭声爬上更高的调门。她一点也听不见自己的哭声，这越发使她委屈，令她疯狂，菲比的哭声可怕起来。我完全给这石破天惊的哭喊震住了。律师似乎也给菲比震得目瞪口呆。我打赌他从没听过这样嘹亮的、完全没有潜在语词的、非人的哭声。
半晌，我听他惊叹一句：“我的天！”不过我可能听错了，他也许什么也没说，只是呆呆叹服这哭声的不同寻常。它的纯粹的悲愤，纯粹的委屈、恐惧，它超越言语表达的一切表达，使它成为哭的抽象。因而它把它应含的所有意义变得全无意义，全无具体意义，成了啼哭自身。我发誓没人听过比它更纯粹的啼哭，世上不可能有比它更绝望、悲惨的啼哭。这哭声要把菲比撕成碎片，要么就是菲比把这哭声撕成碎片——似乎只能有这两个结局。
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我把仿佛正在碎裂的菲比捧起，把她泪汗交加的小脸贴在胸口。电话和律师一块被撇在一旁，我只是用那些我和菲比之间的语言悄悄劝慰这个孩子。她听不见这语言，她的理解力直接接收它。
话筒里沙沙沙的声音当然是律师逻辑缜密的追问。但我不去理会它。我只是想着菲比的不幸，我和菲比分承的不幸。我不能不让菲比把这巨大而抽象的不幸感发泄出来。我得让她好好发泄，她有这权力。我得给她的发泄以出路。我抱着哭得抽搐的菲比，世上其余的事都是扯淡，都没有一盎司的重要性。我知道律师会跟我没完，他还在电话里条条在理头头是道地追审着我，他一定冷静得要命，冷静得阴森。他冷静的质问成了听筒里沙沙沙的细小噪音，奇怪的是，它听上去不冷静，而是歇斯底里。
“你必须给我解释——你为什么说谎？”我说：“我马上给你打回来。”
他以结冰的嗓音说：“不，别挂断我。我请你立刻解释。我有资格请求你吗？”
“你有。”我干巴巴地说。“那么我请求你立刻解释。”彻底缴械投降算了。但不行，律师是个蛮好的丈夫人选，缺乏弱点，绝无大毛病，收入可观。我口气很甜很糯，真像专门给男人亏吃的那类女人。
“亲爱的，听我说”
他打断我：“原来你并不像你看上去那么单纯。”
我看上去单纯？好事坏事？我瞒住了离婚，瞒住了和亚当合作生出的菲比，看来瞒得挺成功。反过来一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勾当，被人祸害亦祸害别人，看上去仍“单纯”这是不是挺没救？我接下去不知说了些什么，大概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自圆其说。我只需一个喘息，整顿整顿，再进行反扑。
律师却绝不给我整顿的机会，让我持续地溃不成军。“你必须马上原原本本告诉我真话。”
“什么真话？”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咕咚咽了口唾沫。一面用块纸巾替菲比擦着满脸满脖子的泪。她已止息了哭声，一会儿一个凶猛无声的抽噎，感觉像干呕。
我不知自己又说了些什么，大不了是另外一串谎言。反正债多不愁。
这时律师突然说：“我爱你，你该知道。”
我一下子哑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他和我似乎相互赠过若干次，但这一次显出如此的不详。
“你呢？”他说，他可不能白赠我这句话。
“我也爱你。”我求饶地说，枪口抵在我脑门上了。
我的心一沉。大概是类似感动的那种心理感受出现了。我想，我要每次都这样有所心动地说这句话，我和律师问的现状大概会不同。
一夜我都在想如何“解释”因为始终想不出个较理想较圆满的解释，我拖延着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一拖就是三天。亚当该回来了，我突然感到我很盼望他回来。我却打了个电话给m。
“不是让你打给劳拉吗？她会转告我吗？”他在电话中同我交头接耳。
“你的小夫人在家？”
“你怎么了？”他声音稍微正常了些“怎么了你？”
“噢，她就那么大个心眼？她挖了我的墙脚我这还留了一个大耳掴子等着她呢”
“好了，你有事说事。我现在在厕所里。”我只配听他在厕所里跟我说话。
“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跟你说话都不行？这小蹄子，她要跟你过不去让她找我来！不然我打上门去，我不怕费事！”
m笑起来。他知道我只剩下他了：真实的坏脾气，真实的不讲理唯有他还看得见。
“那你打上门来吧。我正好跟她过得差不多了。”
“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自己也忍不住乐了。我长话短说地把我和律师的局势告诉了他。他在厕所里静静分析着。然后他说：“你对那律师真有感情？”
“我还能找到比他好的？”“他有那么好吗？”
m心里不是味了。他说不定想起了我们那些充满缱绻、充满吵闹、充满恶言相向最终又抱作一团的年月。我们那时年轻。真年轻啊——好和不好都是真心实意，爱和怨都是乐趣，都是兴致。我们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兴致，吵啊闹啊，相互刻薄，不依不饶。好像真值当那样生死一回似的。我心里也开始不是味，眼睛、鼻腔有了肿胀感。
“你总不见得看我这样这样下去吧？”我说，眼泪一下淌出来。
m听见泪水哗地淌出我的眼眶。
“你别又像跟那个什么亚当，辛辛苦苦过了一年，最后还过不到一块去，落下那么个孩子。”他其实是说：落下那么块疤痕。
我说亚当是亚当。跟律师，我是一步步稳稳地走过来的。一步一步，了解基本完成。我和亚当的真实关系，只有我和亚当知道。我对任何人都无法启齿。尤其对m无法启齿。他只知道我和亚当合不来，生了菲比后两人的关系持续恶化，眼下的唯一联系，是又聋又瞎的菲比。m把我和亚当想得正常多了，只是婚姻的又一次坏运气。
“好了好了。”m说。
我说：“什么好了好了？什么他妈的好了？”我抹了一把泪，同时往菲比刚磕破的脑门上涂碘酒。这类磕碰是小意思，菲比非常习惯。因为她讲不出痛，她把痛作为正常感觉的一部分来接纳了。她的正常感觉范围很大，包括让门缝或抽屉夹了手指，挨麦片粥或汤的烫，沿着楼梯一路滚摔下来。我一面听着m在厕所里给我做高参，一面把菲比搂进怀里，往那块伤上轻轻吹气。我知道这是给正常孩子的哄慰，对菲比全无必要，但我每次仍情不自禁，照例地做。我怀疑我做这些其实是为我自己。
m的策略是死不认账：既然我在意律师，打算再碰一次婚姻的运气，我得把谎撒得更彻底、更圆满。世上有几个人能吃得消真话？这是m这场谈话的总体精神。他认为他失去我我失去他都因为我俩那时不懂这一点，误以为相互受得了彼此的真面目。爱情需要真实，婚姻需要技巧，这是m在厕所里跟我窃窃私语的总结。
律师的冷静恢复了。他那能够治罪能够赦免的冷静。我感觉自己在被告席上冷汗淋漓、面色如土，面对如此的冷静，我心里来来回回只有两个字：完了。
“不是不是”“不是什么？”
菲比委屈冲天，身子直打挺，哭声爬上更高的调门。她一点也听不见自己的哭声，这越发使她委屈，令她疯狂，菲比的哭声可怕起来。我完全给这石破天惊的哭喊震住了。律师似乎也给菲比震得目瞪口呆。我打赌他从没听过这样嘹亮的、完全没有潜在语词的、非人的哭声。
半晌，我听他惊叹一句：“我的天！”不过我可能听错了，他也许什么也没说，只是呆呆叹服这哭声的不同寻常。它的纯粹的悲愤，纯粹的委屈、恐惧，它超越言语表达的一切表达，使它成为哭的抽象。因而它把它应含的所有意义变得全无意义，全无具体意义，成了啼哭自身。我发誓没人听过比它更纯粹的啼哭，世上不可能有比它更绝望、悲惨的啼哭。这哭声要把菲比撕成碎片，要么就是菲比把这哭声撕成碎片——似乎只能有这两个结局。
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我把仿佛正在碎裂的菲比捧起，把她泪汗交加的小脸贴在胸口。电话和律师一块被撇在一旁，我只是用那些我和菲比之间的语言悄悄劝慰这个孩子。她听不见这语言，她的理解力直接接收它。
话筒里沙沙沙的声音当然是律师逻辑缜密的追问。但我不去理会它。我只是想着菲比的不幸，我和菲比分承的不幸。我不能不让菲比把这巨大而抽象的不幸感发泄出来。我得让她好好发泄，她有这权力。我得给她的发泄以出路。我抱着哭得抽搐的菲比，世上其余的事都是扯淡，都没有一盎司的重要性。我知道律师会跟我没完，他还在电话里条条在理头头是道地追审着我，他一定冷静得要命，冷静得阴森。他冷静的质问成了听筒里沙沙沙的细小噪音，奇怪的是，它听上去不冷静，而是歇斯底里。
“你必须给我解释——你为什么说谎？”我说：“我马上给你打回来。”
他以结冰的嗓音说：“不，别挂断我。我请你立刻解释。我有资格请求你吗？”
“你有。”我干巴巴地说。“那么我请求你立刻解释。”彻底缴械投降算了。但不行，律师是个蛮好的丈夫人选，缺乏弱点，绝无大毛病，收入可观。我口气很甜很糯，真像专门给男人亏吃的那类女人。
“亲爱的，听我说”
他打断我：“原来你并不像你看上去那么单纯。”
我看上去单纯？好事坏事？我瞒住了离婚，瞒住了和亚当合作生出的菲比，看来瞒得挺成功。反过来一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勾当，被人祸害亦祸害别人，看上去仍“单纯”这是不是挺没救？我接下去不知说了些什么，大概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自圆其说。我只需一个喘息，整顿整顿，再进行反扑。
律师却绝不给我整顿的机会，让我持续地溃不成军。“你必须马上原原本本告诉我真话。”
“什么真话？”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咕咚咽了口唾沫。一面用块纸巾替菲比擦着满脸满脖子的泪。她已止息了哭声，一会儿一个凶猛无声的抽噎，感觉像干呕。
我不知自己又说了些什么，大不了是另外一串谎言。反正债多不愁。
这时律师突然说：“我爱你，你该知道。”
我一下子哑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他和我似乎相互赠过若干次，但这一次显出如此的不详。
“你呢？”他说，他可不能白赠我这句话。
“我也爱你。”我求饶地说，枪口抵在我脑门上了。
我的心一沉。大概是类似感动的那种心理感受出现了。我想，我要每次都这样有所心动地说这句话，我和律师问的现状大概会不同。
一夜我都在想如何“解释”因为始终想不出个较理想较圆满的解释，我拖延着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一拖就是三天。亚当该回来了，我突然感到我很盼望他回来。我却打了个电话给m。
“不是让你打给劳拉吗？她会转告我吗？”他在电话中同我交头接耳。
“你的小夫人在家？”
“你怎么了？”他声音稍微正常了些“怎么了你？”
“噢，她就那么大个心眼？她挖了我的墙脚我这还留了一个大耳掴子等着她呢”
“好了，你有事说事。我现在在厕所里。”我只配听他在厕所里跟我说话。
“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跟你说话都不行？这小蹄子，她要跟你过不去让她找我来！不然我打上门去，我不怕费事！”
m笑起来。他知道我只剩下他了：真实的坏脾气，真实的不讲理唯有他还看得见。
“那你打上门来吧。我正好跟她过得差不多了。”
“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自己也忍不住乐了。我长话短说地把我和律师的局势告诉了他。他在厕所里静静分析着。然后他说：“你对那律师真有感情？”
“我还能找到比他好的？”“他有那么好吗？”
m心里不是味了。他说不定想起了我们那些充满缱绻、充满吵闹、充满恶言相向最终又抱作一团的年月。我们那时年轻。真年轻啊——好和不好都是真心实意，爱和怨都是乐趣，都是兴致。我们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兴致，吵啊闹啊，相互刻薄，不依不饶。好像真值当那样生死一回似的。我心里也开始不是味，眼睛、鼻腔有了肿胀感。
“你总不见得看我这样这样下去吧？”我说，眼泪一下淌出来。
m听见泪水哗地淌出我的眼眶。
“你别又像跟那个什么亚当，辛辛苦苦过了一年，最后还过不到一块去，落下那么个孩子。”他其实是说：落下那么块疤痕。
我说亚当是亚当。跟律师，我是一步步稳稳地走过来的。一步一步，了解基本完成。我和亚当的真实关系，只有我和亚当知道。我对任何人都无法启齿。尤其对m无法启齿。他只知道我和亚当合不来，生了菲比后两人的关系持续恶化，眼下的唯一联系，是又聋又瞎的菲比。m把我和亚当想得正常多了，只是婚姻的又一次坏运气。
“好了好了。”m说。
我说：“什么好了好了？什么他妈的好了？”我抹了一把泪，同时往菲比刚磕破的脑门上涂碘酒。这类磕碰是小意思，菲比非常习惯。因为她讲不出痛，她把痛作为正常感觉的一部分来接纳了。她的正常感觉范围很大，包括让门缝或抽屉夹了手指，挨麦片粥或汤的烫，沿着楼梯一路滚摔下来。我一面听着m在厕所里给我做高参，一面把菲比搂进怀里，往那块伤上轻轻吹气。我知道这是给正常孩子的哄慰，对菲比全无必要，但我每次仍情不自禁，照例地做。我怀疑我做这些其实是为我自己。
m的策略是死不认账：既然我在意律师，打算再碰一次婚姻的运气，我得把谎撒得更彻底、更圆满。世上有几个人能吃得消真话？这是m这场谈话的总体精神。他认为他失去我我失去他都因为我俩那时不懂这一点，误以为相互受得了彼此的真面目。爱情需要真实，婚姻需要技巧，这是m在厕所里跟我窃窃私语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