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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一层泥土因而使它们看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在无论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个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个个人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师傅说:那就对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县城去搭车吧。
我母亲说:有多远啊?
老师傅说:三十来里地。
他这样讲的时候脸上那点儿不忍马上被母亲抓住。她说:老师傅,你看太阳都偏西了,你舍得我一个人走三十来里地呀?
老师傅看着这个俊秀的女孩,他是舍不得的。他说:回头到了南京,你补张票吧。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到了南京,我买鼓楼的臭豆腐请你吃!
老师傅笑得呵呵的。车就开上路了。他朝一个空座也没有的车厢喊:大家挤挤睡啦,给这位小妹妹腾点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谁也不肯醒。他便拿了个铅桶,底朝天搁在凸突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个烂棉袄铺到错桶底上。我母亲坐了下来,把那块光洋仔细塞回包袱。她知道搭这趟车她一文钱不必花了,老司机方才叫她补票的话,是讲给全车人听的,是向他们表白,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无偏心眼儿的。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她慢说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推一的可疑之处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然而老司机只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塌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妹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xx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xx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xx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连她们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应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惟有一桩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应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应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撬铺地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应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应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应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应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
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一层泥土因而使它们看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在无论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个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个个人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师傅说:那就对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县城去搭车吧。
我母亲说:有多远啊?
老师傅说:三十来里地。
他这样讲的时候脸上那点儿不忍马上被母亲抓住。她说:老师傅,你看太阳都偏西了,你舍得我一个人走三十来里地呀?
老师傅看着这个俊秀的女孩,他是舍不得的。他说:回头到了南京,你补张票吧。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到了南京,我买鼓楼的臭豆腐请你吃!
老师傅笑得呵呵的。车就开上路了。他朝一个空座也没有的车厢喊:大家挤挤睡啦,给这位小妹妹腾点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谁也不肯醒。他便拿了个铅桶,底朝天搁在凸突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个烂棉袄铺到错桶底上。我母亲坐了下来,把那块光洋仔细塞回包袱。她知道搭这趟车她一文钱不必花了,老司机方才叫她补票的话,是讲给全车人听的,是向他们表白,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无偏心眼儿的。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她慢说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推一的可疑之处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然而老司机只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塌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妹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xx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xx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xx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连她们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应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惟有一桩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应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应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撬铺地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应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应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应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应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