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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泪越擦越多。她有个奇特的本事,哭的时候鼻头不会红,因而掉泪绝不影响她的美观。
李师长走过去插上门闩。又走过去,反剪双手,两条长腿威风凛凛地叉得很开。
小丫头,你知道,大军一进上海,就开始整肃军纪。我不能只整肃下面,自己作风上不清不楚。我有老婆孩子,共产党反对一夫多妻,我是老共产党员了。你说我能咋办?
我母亲点点头,完全是个打掉牙往肚里咽的乖孩子。
李师长又说:名义上是调任,其实我他娘的心里清楚得很,就是处罚我。有那么几个王八蛋就是眼红,我一颗枪子儿没挨过,打一仗升一级。还有上海小姐送上门给我搞!
我母亲觉得这话实在粗得可以,相当王八腔的。但她这个当口儿上也顾不上挑粗拣细了。
她说:你为我受处罚了?
李师长冷笑一声:表面上还升迁了呢。派我去淮北,领导治淮,副省长级别。
我母亲一听“副省长”心里一亮。
她说:那我跟你去。
轮到李师长不吱声了。他想,妈的,未尝不可——我没犯王法呢就按犯王法论处了,不如就犯犯这王法。反正老子已经折了兵,夫人赔不赔进去,全在我。
李师长顶恨戏文里的陈世美,他这时候突然觉得陈世美有陈世美的三分道理。
他很快把我母亲送回家了,他需要一个人头脑清醒地好好想一想,做陈世美值不值,要做的话,如何去做。他对他媳妇没有任何记忆,但她最后跟在他马后面追赶他的身影,此刻在他心上一下一下地剜着。当然剜得深剜得狠的,还是我母亲静悄悄流泪的小样儿。
我感觉泪水迟迟疑疑地淌在我的面颊上。肯定不是我的泪水,肯定是我母亲在我体内的延续使眼泪勉强凑够了分量,在我说到“离乡背井”时流下来。我一直在对翰尼格教授讲我如何揭不开锅,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打工资格,只能在中国餐馆受剥削遭压迫。我甚至眼下连受剥削都受不成了,那份菲薄的薪水和一餐免费晚餐都已被剥夺。下面就只有饥寒交迫,喝芝加哥最充足的西北风。
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着这样一份赤贫。他这才明白,美国最穷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学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点最低纪律,满可以混成一条不错的寄生虫;他们不那么酷爱流浪和自由,在哪里有个稍稳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领一笔稳定的救济金。就是说,那个非要请我吃晚餐的流浪汉不是拿我开心,他真请得起我吃顿汉堡或热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笔救济金,乞讨来的钱是第三产业。翰尼格告诉我,知道我这样的生活状况他又悲又愤,因为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有关美国社会福利的报道,有一家五代的单身母亲,全是在十五岁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国家提供他们三层楼的宅子,共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全部救济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着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税不要买任何保险,比我这样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教授工资高一倍——我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纳税!我们纳的税有一部分就给了这样的“贫困阶级”了!
他端起我为他倒的矿泉水,牛饮一阵,这才想起他怎么跑了题。他该对我流泪这个局面做点什么才对。
他拿了张不太干净的餐巾纸,走到我面前,递给我。跟李师长递毛巾给我母亲的动作基本相仿。
我接过餐巾纸,心想它不够干净可别把我眼睛擦发炎了。
他五短地站在我面前,良久,又转到我侧面,屈下身,搂了搂我的肩膀。
这个动作是不必和他计较的,美国男人看见女人流泪,一般都是先递面巾纸,然后上来搂抱一番,同时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翰尼格五短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等着他结束这套成规的安慰动作。
他却埋下脸,嘴唇在我头发上触碰一下。他等着我的反应。我一点反应也没有。碰碰头发,我如果能得到奖学金,也问题不大。他却把手移到我脸颊上来了。我想,看来九千块钱奖学金不会便宜我的。我用手抓住了那双想往我脖子去的手。这手摸摸也摸得出多五短。
翰尼格教授却以为我这双手是迎合他的。他一下把我从沙发上拎起来,然后揣进他的五短胸怀。这油可揩得大了点。
我不伤和气地挣了挣。翰尼格还是明事理的,也算老实,便放开了我。我偷偷瞥他一眼,他五十岁的脸羞臊得通红。我的估计没错,他身上还是有美国中西部农民的质朴。
我母亲这时在我心里嘀咕一句:别把事弄得太僵。她通过我对翰尼格教授微嗔地看一眼,意思是:你也忍心下手?你还嫌我不够惨?
翰尼格教授良心还是无可指摘的。他越发羞愧,低声说:我只是想安慰你对不起,我忘了你是个东方人。我只是把你看成个晚辈,想给你些安慰和鼓励。千万别误会我。
他果真不那么难看。
我说:我不是责怪您的意思我该向您道歉,今天有点失控。真的,请您原谅。
他抬起又长又密的深褐色睫毛。眼睛充满真诚的感激。或许是感思。每个教授都签署过一纸文件: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对学生有性骚扰嫌疑的动作,不讲有同样嫌疑的话。他在我这儿揩的这点油要真落在一个厉害角色手里,说不定会让他失去教书资格,至少也会让他给她一学期的“a”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讹诈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我要的远比“a”实质。我得要那九千块。
他说:系主任那里,你放心。
有他这句话,我放心了。他会把我发表的两篇小说夸大地向系主任汇报,反正系主任不会瞎耽误工夫去找那两篇玩艺儿来读的。系主任别人不信翰尼格的话还有点作用。系主任那张严峻凛然的面孔会出现一种厌倦的笑容。他一般在核审学生奖学金资格时,都会有这样的笑容出现。他是系里出版书籍最多的人,认为这个系里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几块料也没有作家必备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着把一部作品严谨、精致地从头写到尾。他却对我吃不准。有次系主任来我们班上听课,正碰上一个同学在读我的书信体小说。他一举手,翰尼格叫那同学停下来。系主任问那同学:这是你写的?回答说不是,是他代我读,因为我一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即席写作,英文发音就变得很差劲。系主任请那同学继续读。读完后他问全体学生:有没有让你们谁打瞌睡?同学们说:没有。系主任说:为什么没有呢?没人答得上来。系主任说:因为她不写陈词滥调。她不写陈词滥调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同学说:因为她还没学会陈词滥调——她不是美国人。系主任说:有一点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写作很当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当真。这所艺术学院给不了你们任何人天赋,但拿教授当真的人,至少能从教授那里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桩事讲完而不会把别人屎都烦出来。
;我母亲的泪越擦越多。她有个奇特的本事,哭的时候鼻头不会红,因而掉泪绝不影响她的美观。
李师长走过去插上门闩。又走过去,反剪双手,两条长腿威风凛凛地叉得很开。
小丫头,你知道,大军一进上海,就开始整肃军纪。我不能只整肃下面,自己作风上不清不楚。我有老婆孩子,共产党反对一夫多妻,我是老共产党员了。你说我能咋办?
我母亲点点头,完全是个打掉牙往肚里咽的乖孩子。
李师长又说:名义上是调任,其实我他娘的心里清楚得很,就是处罚我。有那么几个王八蛋就是眼红,我一颗枪子儿没挨过,打一仗升一级。还有上海小姐送上门给我搞!
我母亲觉得这话实在粗得可以,相当王八腔的。但她这个当口儿上也顾不上挑粗拣细了。
她说:你为我受处罚了?
李师长冷笑一声:表面上还升迁了呢。派我去淮北,领导治淮,副省长级别。
我母亲一听“副省长”心里一亮。
她说:那我跟你去。
轮到李师长不吱声了。他想,妈的,未尝不可——我没犯王法呢就按犯王法论处了,不如就犯犯这王法。反正老子已经折了兵,夫人赔不赔进去,全在我。
李师长顶恨戏文里的陈世美,他这时候突然觉得陈世美有陈世美的三分道理。
他很快把我母亲送回家了,他需要一个人头脑清醒地好好想一想,做陈世美值不值,要做的话,如何去做。他对他媳妇没有任何记忆,但她最后跟在他马后面追赶他的身影,此刻在他心上一下一下地剜着。当然剜得深剜得狠的,还是我母亲静悄悄流泪的小样儿。
我感觉泪水迟迟疑疑地淌在我的面颊上。肯定不是我的泪水,肯定是我母亲在我体内的延续使眼泪勉强凑够了分量,在我说到“离乡背井”时流下来。我一直在对翰尼格教授讲我如何揭不开锅,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打工资格,只能在中国餐馆受剥削遭压迫。我甚至眼下连受剥削都受不成了,那份菲薄的薪水和一餐免费晚餐都已被剥夺。下面就只有饥寒交迫,喝芝加哥最充足的西北风。
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着这样一份赤贫。他这才明白,美国最穷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学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点最低纪律,满可以混成一条不错的寄生虫;他们不那么酷爱流浪和自由,在哪里有个稍稳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领一笔稳定的救济金。就是说,那个非要请我吃晚餐的流浪汉不是拿我开心,他真请得起我吃顿汉堡或热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笔救济金,乞讨来的钱是第三产业。翰尼格告诉我,知道我这样的生活状况他又悲又愤,因为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有关美国社会福利的报道,有一家五代的单身母亲,全是在十五岁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国家提供他们三层楼的宅子,共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全部救济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着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税不要买任何保险,比我这样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教授工资高一倍——我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纳税!我们纳的税有一部分就给了这样的“贫困阶级”了!
他端起我为他倒的矿泉水,牛饮一阵,这才想起他怎么跑了题。他该对我流泪这个局面做点什么才对。
他拿了张不太干净的餐巾纸,走到我面前,递给我。跟李师长递毛巾给我母亲的动作基本相仿。
我接过餐巾纸,心想它不够干净可别把我眼睛擦发炎了。
他五短地站在我面前,良久,又转到我侧面,屈下身,搂了搂我的肩膀。
这个动作是不必和他计较的,美国男人看见女人流泪,一般都是先递面巾纸,然后上来搂抱一番,同时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翰尼格五短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等着他结束这套成规的安慰动作。
他却埋下脸,嘴唇在我头发上触碰一下。他等着我的反应。我一点反应也没有。碰碰头发,我如果能得到奖学金,也问题不大。他却把手移到我脸颊上来了。我想,看来九千块钱奖学金不会便宜我的。我用手抓住了那双想往我脖子去的手。这手摸摸也摸得出多五短。
翰尼格教授却以为我这双手是迎合他的。他一下把我从沙发上拎起来,然后揣进他的五短胸怀。这油可揩得大了点。
我不伤和气地挣了挣。翰尼格还是明事理的,也算老实,便放开了我。我偷偷瞥他一眼,他五十岁的脸羞臊得通红。我的估计没错,他身上还是有美国中西部农民的质朴。
我母亲这时在我心里嘀咕一句:别把事弄得太僵。她通过我对翰尼格教授微嗔地看一眼,意思是:你也忍心下手?你还嫌我不够惨?
翰尼格教授良心还是无可指摘的。他越发羞愧,低声说:我只是想安慰你对不起,我忘了你是个东方人。我只是把你看成个晚辈,想给你些安慰和鼓励。千万别误会我。
他果真不那么难看。
我说:我不是责怪您的意思我该向您道歉,今天有点失控。真的,请您原谅。
他抬起又长又密的深褐色睫毛。眼睛充满真诚的感激。或许是感思。每个教授都签署过一纸文件: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对学生有性骚扰嫌疑的动作,不讲有同样嫌疑的话。他在我这儿揩的这点油要真落在一个厉害角色手里,说不定会让他失去教书资格,至少也会让他给她一学期的“a”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讹诈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我要的远比“a”实质。我得要那九千块。
他说:系主任那里,你放心。
有他这句话,我放心了。他会把我发表的两篇小说夸大地向系主任汇报,反正系主任不会瞎耽误工夫去找那两篇玩艺儿来读的。系主任别人不信翰尼格的话还有点作用。系主任那张严峻凛然的面孔会出现一种厌倦的笑容。他一般在核审学生奖学金资格时,都会有这样的笑容出现。他是系里出版书籍最多的人,认为这个系里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几块料也没有作家必备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着把一部作品严谨、精致地从头写到尾。他却对我吃不准。有次系主任来我们班上听课,正碰上一个同学在读我的书信体小说。他一举手,翰尼格叫那同学停下来。系主任问那同学:这是你写的?回答说不是,是他代我读,因为我一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即席写作,英文发音就变得很差劲。系主任请那同学继续读。读完后他问全体学生:有没有让你们谁打瞌睡?同学们说:没有。系主任说:为什么没有呢?没人答得上来。系主任说:因为她不写陈词滥调。她不写陈词滥调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同学说:因为她还没学会陈词滥调——她不是美国人。系主任说:有一点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写作很当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当真。这所艺术学院给不了你们任何人天赋,但拿教授当真的人,至少能从教授那里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桩事讲完而不会把别人屎都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