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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都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
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不能再等了。”他说。
他做历史：“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二〇〇二年时，他不大上“实话实说”了，有一些传闻，说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
有天我坐在电脑前，办公室门一响，小崔进来了。我很意外：“你找谁？”
“找你。”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坐我对面。
我们对坐着聊天，同事路过说：“嗬，真像调查的采访。”
这不像普通办公室里的闲谈。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对他说我们需要他，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里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那块牌子上“前卫”两个字在我心里的意义。姚大姐过来找我问个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临走拉开门，又回身说了声“谢谢”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有点心酸。
他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看片会上，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该剧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战时国民党的将领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可下面的士兵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一个一个采访，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父亲说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采访后，才发现这些国民党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地知道。”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相对号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中国抗战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你居然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会上有观众发言，很动感情。
小崔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的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诡异。”
他说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去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书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
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
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
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
[文、]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
[人、]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曾与朝日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书、]我找到一本书，是朝日新闻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屋、]第一封信是六十六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还有国际包围圈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焚，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三八年，孩子们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七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军人侵华北日渐深人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那些敢于坚持独立性、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之后，大众传媒上盛行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的疼。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朝日新闻征集这些信件，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
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人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对历史说真话，就是对现实说真话。
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但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发动战争的人在反省？我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一代接一代，到我们向后代讲述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担起这个责任。”
钱钢日后去了香港，不再做新闻，转向历史，埋头发掘故纸堆里的事，写了一本书，托人带给我一本。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写当年的大公报在国民党治下，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立世，一纸风行。
恪守这八个字极不易，报纸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数百万人的大灾荒触怒蒋介石，曾被罚停刊三日，记者被捕。抗战时报馆被敌机炸毁后，把印刷机搬进山洞里出报，困窘中仍然拒绝政府资助，被迫到乡间收购手工纸，印刷质量令读者忍无可忍，投书批评。报社头版头条刊发紧缩发行启事道歉。写到此处，钱钢笔端有浓得要滴下来的感情：“谁听过一家媒体对读者有这样的恳求？‘一，将阅读之报转赠亲友阅读；二，迄今为止单独订阅者，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干人联合订阅’”
重压常致人屈从或愤懑，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钱钢这本书叫作旧闻记者，他离群而去，在港大图书馆里裹着厚大衣，阅读数以万计的微缩胶卷，写下六十年前旧报纸里的往事。他写道：“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
钱老师送这本书给我，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都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
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不能再等了。”他说。
他做历史：“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二〇〇二年时，他不大上“实话实说”了，有一些传闻，说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
有天我坐在电脑前，办公室门一响，小崔进来了。我很意外：“你找谁？”
“找你。”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坐我对面。
我们对坐着聊天，同事路过说：“嗬，真像调查的采访。”
这不像普通办公室里的闲谈。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对他说我们需要他，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里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那块牌子上“前卫”两个字在我心里的意义。姚大姐过来找我问个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临走拉开门，又回身说了声“谢谢”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有点心酸。
他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看片会上，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该剧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战时国民党的将领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可下面的士兵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一个一个采访，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父亲说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采访后，才发现这些国民党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地知道。”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相对号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中国抗战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你居然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会上有观众发言，很动感情。
小崔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的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诡异。”
他说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去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书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
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
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
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
[文、]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
[人、]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曾与朝日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书、]我找到一本书，是朝日新闻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屋、]第一封信是六十六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还有国际包围圈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焚，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三八年，孩子们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七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军人侵华北日渐深人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那些敢于坚持独立性、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之后，大众传媒上盛行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的疼。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朝日新闻征集这些信件，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
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人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对历史说真话，就是对现实说真话。
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但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发动战争的人在反省？我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一代接一代，到我们向后代讲述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担起这个责任。”
钱钢日后去了香港，不再做新闻，转向历史，埋头发掘故纸堆里的事，写了一本书，托人带给我一本。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写当年的大公报在国民党治下，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立世，一纸风行。
恪守这八个字极不易，报纸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数百万人的大灾荒触怒蒋介石，曾被罚停刊三日，记者被捕。抗战时报馆被敌机炸毁后，把印刷机搬进山洞里出报，困窘中仍然拒绝政府资助，被迫到乡间收购手工纸，印刷质量令读者忍无可忍，投书批评。报社头版头条刊发紧缩发行启事道歉。写到此处，钱钢笔端有浓得要滴下来的感情：“谁听过一家媒体对读者有这样的恳求？‘一，将阅读之报转赠亲友阅读；二，迄今为止单独订阅者，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干人联合订阅’”
重压常致人屈从或愤懑，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钱钢这本书叫作旧闻记者，他离群而去，在港大图书馆里裹着厚大衣，阅读数以万计的微缩胶卷，写下六十年前旧报纸里的往事。他写道：“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
钱老师送这本书给我，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