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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一粒地叼着花生米。林秀芹板着一张爬满皱纹的脸呵斥道：“你又钻到黑酒窝里来喝酒。”人们都把酒端在手中，桌上一片空荡，六七张嘴同时说：“老胡今天没喝。”林秀芹瞟了丈夫一眼，说：“看他那张脸，红得像猪肝似的，就已经交待了。”胡象垂着眼目光朦胧地吃着一粒粒花生米，林秀芹将大字报纸往桌上一放，将装着墨汁的搪瓷缸伸到胡象面前，说道：“写一张大字报，宣布和胡萍划清界限。”胡象眯起眼斜瞟了一下妻子，冷冷地看着眼前，一言不发。
林秀芹又将墨汁缸搡在桌上，说：“写吧，以咱俩的名义。”一屋子男人都将酒碗放在大腿上，看看林秀芹，又看看胡象，胡象还是一言不发。林秀芹说：“你写不写？”胡象压抑不住了，愤然一拍桌子，瞪起眼说道：“不写。”桌上的墨汁缸颠得当当响，花生米也都跳了起来，有人伸手将花生米扫到手掌中，林秀芹说：“好，你不写，我一个人写。”她拿起大字报纸和墨汁缸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停住，扭过身来看着胡象，说：“纪政委说了，你今天不表态，明天就开支部大会，开除你的党籍。”胡象一下有些蔫头耷脸了。林秀芹问：“胡象，你写还是不写？”胡象目光朦胧，一言不发。林秀芹走过来，将大字报纸和墨汁缸又放到桌上，转身走到门口，停住步看着胡象说：“我那儿还有毛笔，我先代表我个人写了，你写不写，自己考虑。”她一撩门帘走了。
下午，干校各连队奉军宣队之命召开批判顽固不化的反革命“5。16”分子胡萍大会，胡象推说自己血压高，头晕，没有去开会。他一个人默坐良久，铺开大字报纸，拿起毛笔写下了和胡萍划清界限的声明。他被单位公认为书法家，这时拿着毛笔一笔一笔写下这些字时，觉得古人的话真不错：“刀笔吏”笔就是刀，女儿死了，要让他做父亲的一刀一刀肢解女儿的尸体。声明的最后，自然是“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口号。签完胡象的名，他将毛笔投入墨汁缸中，墨汁飞溅出来，让他想到“投笔从戎”
四个字。他现在“投笔”能从什么呢？什么也从不了。
估计快散会了，他趟着滚热的空气，迎着傍晚的太阳来到了大沙河边。大沙河宽宽的河滩蜿蜿蜒蜒地伸向夕阳下沉的地方，河滩两边是泥土，是沙滩，是鹅卵石，中间是一道不宽不窄的流水，河对岸成熟的小麦在夕阳的斜照下覆盖在缓缓起伏的宽阔土地上。他找了一棵弯弯的柳树，在树荫下的一块大青石上坐下来。青石还存着日晒，有些烫屁股，烫着烫着，也就坐住了。看着太阳一点点沉下地平线，身后的一片玉米地一尺多高，绿得很单薄地在贫瘠的土地上晃荡着。太阳沉得更深了，西边天空不再耀眼了，大沙河两岸黄黄绿绿的庄稼显出一点安静。静着静着，天就暗了下来，他背靠着大柳树，成了黑苍苍树干的一部分。
当太阳在天空留下的遗产消耗怠尽之后，黑暗便像乌云一样落满了大地。一片黑暗中，金黄色的麦子和绿色的玉米地都成了深浅不同的黑灰色，只有大沙河的河水闪着片片微光。
身后传来踏滚石头的轻微脚步声，朦胧中看见一男一女从身边走过，他们前后张望了一下，就沿着缓缓下坡的河滩走下去。走了几步，又站住，两个人的背影在天空中成了一幅剪影。
听见女的说：“咱们还用过河吗？”又听见男的说：“当然要过，在这儿不安全。”女的又左右张望着说：“这儿不会来人的。”男的说：“怎么不会来人？干校里像咱们这样的有好几十对呢！”女的说：“万一撞见他们怎么办？”男的说：“互相躲着呗。”看见男的牵着女的踏响着石子走下去。离水近了，鹅卵石更多了，踏滚石头的声音也更多了，看见他们弯腰脱鞋，将裤子挽到了大腿根，手拉手哗哗地趟着水向河对岸走去。天空中一牙微弱的月亮照着两个黑黑的人影，远远看见两个人影弯下腰，可能正在穿鞋，又影影绰绰看见他们沿着河滩的上坡向前走着，偶尔踏滚石头的声音传来，让你辨别出此岸与彼岸的距离。两个人影上了岸，听到远远地趟动麦浪的声音，在一抹暗灰色的麦浪上面，隐隐约约跳动着两个极稀薄的黑影。最后，趟动麦浪的声音听不见了，跳动的黑影也消失了。
胡象木然地坐在黑暗中，这一男一女不是夫妻，却各有夫妻。男的叫赵本，女的叫李艳梅，两个人都是自己在干校的邻居。看见这偷情的一幕，他为自己感到悲哀。女儿死了，他悲痛，然而，活着的人们还在寻找着各自的快活。身后远远传来几声凄厉的惨叫，他凝神谛听着，朝那里看去，几点灯火闪烁着，正是小监狱的方向，今晚不知又会突击审查谁？
一个干校，一二百人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剩下的人还顾得上去滚麦地。他不禁摇了摇头，却并不明白自己摇头的含义。女儿死了，自己还坐在河边活着，还要用笔肢解女儿，人活到这个地步，还能说什么呢？
很晚很晚他才回到宿地。林秀芹看见他的第一眼就说：“我以为你也自绝于人民了呢。
你再不回来，我都要报告军宣队了。“胡象什么也没说，拿起脸盆去找水洗涮。等他洗完回来，就只有睡觉了。这是一间孤立的大房子，原是村里的临时库房，白灰墙，青瓦顶，现在住着干校的三家人，他们住在中间，左右各一家，之间只用草席墙隔开。草席墙只有一人多高，离”人“字形房顶还有很大距离，所以，只是隔开了视觉，并没有隔开听觉。三家人住在里面，一年多来已经无法做到”家丑不可外扬“了，有时碰到一起也会相互笑着揶揄：”咱们三家是大杂烩，烩到一起了。“每家倒是都有一盏自己的电灯，都有一扇自己的门。
当胡象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女儿的床空了。房间左面顶后墙是自己的床，右面顶后墙是妻子的床，右面靠门口的是女儿的床，从此，女儿的床就只有象征的意义了。他躺下，拉灭了灯。林秀芹在黑暗中问了一句：“这么晚你去哪儿了？”他不耐烦地回答：“哪儿也没去。”他仰望着黑暗的房顶，左右两间房都亮着灯，灯光照亮着共有的房顶，映得中间这间房也有些微亮，草席墙也丝丝缕缕地透着光，听见左右两家邻居都在压低声音说话。右边那家是女的在问：“你今天晚上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听见刚才黑暗中过河的赵山支支吾吾回答：“我去找纪政委谈话了。”女的问：“纪政委就和你谈这么晚？”赵山说：“你不信，明天去问他。”女的说了一声：“我吃多了。”啪地一声把灯拉灭了。左边那一间房是男的在问：“你今天晚上哪儿去了？”听见女的反问：“你去哪了？”
男的说：“我在小陈他们屋打牌来的。”听见刚才趟河滚麦地的李艳梅挺厉害地说：“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还来问我去哪儿了？”这回是男的涎着脸说：“好了好了，就算我问多了。”
接着，啪地一声也把灯拉灭了。黑暗中，三家六口人都在呼吸同一个房顶下的空气。
胡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林秀芹像拉笛一样打起了呼噜，那呼噜搞得他更加无法入眠，他索性盘腿在床上坐起来。窗外有一点月光射进来，照亮了打呼噜的人，一张惨白多皱的面孔压着蓬乱的头发辛苦异常地躺在那里，丑陋地张着嘴呼吸着，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噜声。那呼噜也打得十分辛苦，常常像是一口痰卡在嗓子里一样，很困难地喘着，紧接着就是一声尖利的拉笛声，她想必又在今天的批判会上激昂慷慨地发言了。想到这里，胡象不由得生出一丝极为轻蔑的厌恶，甚至有了希望妻子死掉的念头。他知道自己不该有这种仇恨，便穿上裤子，趿拉上鞋，站了起来。他用手拨弄了一下林秀芹的头，说道：“别打呼噜了，弄得左邻右舍没法睡。”妻子像受惊了一样，哆嗦了一下，翻过身去。胡象拿起一把扇子，拉门走到了外面。
不知是月光还是星光照着黑茫茫的大地，干校的一排排土房齐齐地排在黑夜中，他轻轻摇着扇子在一排排土房前缓缓走过。已经是后半夜了，每间房子都开着门，挂着门帘，求着通风，有的房子里已经鼾声一片，有的房子里还在窃窃私语。走过一个“黑酒窝”门口，他站住谛听着一阵。十几个“黑酒窝”走过去了，他听到了一些言语，却都让他感到失望；只有两三个“黑酒窝”中的低语似乎和他心中正在生长的怀疑与仇恨相共鸣。他知道自己这样深更半夜地走来走去是件让人怀疑的事情，而他手中的这把扇子多少有消除怀疑的作用：他热，他睡不着，他死了女儿，神经有些受刺激。他像一头灰头灰脑的笨猪，立起两条后腿在月光下懵懵懂懂地走着，人一像猪那样笨，就不容易引起怀疑了。
在最后一个“黑酒窝”门口他站的时间最长，里面四个男人的声音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与政治有关的话，夹杂着南来北往的小道消息。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幽灵一样站在黑夜中，忽然感到有种阴森的气氛逼近他的后背，就像在噩梦中因为恐怖而翻不过身来一样，他一时也觉得自己动不了身。后面那阴森的事物还寂静地逼迫着他的后背，他使出全身力量转过自己笨重的身躯，迎面，纪政委领着几个身穿军装和便衣的人威严地站在他面前。
一粒一粒地叼着花生米。林秀芹板着一张爬满皱纹的脸呵斥道：“你又钻到黑酒窝里来喝酒。”人们都把酒端在手中，桌上一片空荡，六七张嘴同时说：“老胡今天没喝。”林秀芹瞟了丈夫一眼，说：“看他那张脸，红得像猪肝似的，就已经交待了。”胡象垂着眼目光朦胧地吃着一粒粒花生米，林秀芹将大字报纸往桌上一放，将装着墨汁的搪瓷缸伸到胡象面前，说道：“写一张大字报，宣布和胡萍划清界限。”胡象眯起眼斜瞟了一下妻子，冷冷地看着眼前，一言不发。
林秀芹又将墨汁缸搡在桌上，说：“写吧，以咱俩的名义。”一屋子男人都将酒碗放在大腿上，看看林秀芹，又看看胡象，胡象还是一言不发。林秀芹说：“你写不写？”胡象压抑不住了，愤然一拍桌子，瞪起眼说道：“不写。”桌上的墨汁缸颠得当当响，花生米也都跳了起来，有人伸手将花生米扫到手掌中，林秀芹说：“好，你不写，我一个人写。”她拿起大字报纸和墨汁缸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停住，扭过身来看着胡象，说：“纪政委说了，你今天不表态，明天就开支部大会，开除你的党籍。”胡象一下有些蔫头耷脸了。林秀芹问：“胡象，你写还是不写？”胡象目光朦胧，一言不发。林秀芹走过来，将大字报纸和墨汁缸又放到桌上，转身走到门口，停住步看着胡象说：“我那儿还有毛笔，我先代表我个人写了，你写不写，自己考虑。”她一撩门帘走了。
下午，干校各连队奉军宣队之命召开批判顽固不化的反革命“5。16”分子胡萍大会，胡象推说自己血压高，头晕，没有去开会。他一个人默坐良久，铺开大字报纸，拿起毛笔写下了和胡萍划清界限的声明。他被单位公认为书法家，这时拿着毛笔一笔一笔写下这些字时，觉得古人的话真不错：“刀笔吏”笔就是刀，女儿死了，要让他做父亲的一刀一刀肢解女儿的尸体。声明的最后，自然是“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口号。签完胡象的名，他将毛笔投入墨汁缸中，墨汁飞溅出来，让他想到“投笔从戎”
四个字。他现在“投笔”能从什么呢？什么也从不了。
估计快散会了，他趟着滚热的空气，迎着傍晚的太阳来到了大沙河边。大沙河宽宽的河滩蜿蜿蜒蜒地伸向夕阳下沉的地方，河滩两边是泥土，是沙滩，是鹅卵石，中间是一道不宽不窄的流水，河对岸成熟的小麦在夕阳的斜照下覆盖在缓缓起伏的宽阔土地上。他找了一棵弯弯的柳树，在树荫下的一块大青石上坐下来。青石还存着日晒，有些烫屁股，烫着烫着，也就坐住了。看着太阳一点点沉下地平线，身后的一片玉米地一尺多高，绿得很单薄地在贫瘠的土地上晃荡着。太阳沉得更深了，西边天空不再耀眼了，大沙河两岸黄黄绿绿的庄稼显出一点安静。静着静着，天就暗了下来，他背靠着大柳树，成了黑苍苍树干的一部分。
当太阳在天空留下的遗产消耗怠尽之后，黑暗便像乌云一样落满了大地。一片黑暗中，金黄色的麦子和绿色的玉米地都成了深浅不同的黑灰色，只有大沙河的河水闪着片片微光。
身后传来踏滚石头的轻微脚步声，朦胧中看见一男一女从身边走过，他们前后张望了一下，就沿着缓缓下坡的河滩走下去。走了几步，又站住，两个人的背影在天空中成了一幅剪影。
听见女的说：“咱们还用过河吗？”又听见男的说：“当然要过，在这儿不安全。”女的又左右张望着说：“这儿不会来人的。”男的说：“怎么不会来人？干校里像咱们这样的有好几十对呢！”女的说：“万一撞见他们怎么办？”男的说：“互相躲着呗。”看见男的牵着女的踏响着石子走下去。离水近了，鹅卵石更多了，踏滚石头的声音也更多了，看见他们弯腰脱鞋，将裤子挽到了大腿根，手拉手哗哗地趟着水向河对岸走去。天空中一牙微弱的月亮照着两个黑黑的人影，远远看见两个人影弯下腰，可能正在穿鞋，又影影绰绰看见他们沿着河滩的上坡向前走着，偶尔踏滚石头的声音传来，让你辨别出此岸与彼岸的距离。两个人影上了岸，听到远远地趟动麦浪的声音，在一抹暗灰色的麦浪上面，隐隐约约跳动着两个极稀薄的黑影。最后，趟动麦浪的声音听不见了，跳动的黑影也消失了。
胡象木然地坐在黑暗中，这一男一女不是夫妻，却各有夫妻。男的叫赵本，女的叫李艳梅，两个人都是自己在干校的邻居。看见这偷情的一幕，他为自己感到悲哀。女儿死了，他悲痛，然而，活着的人们还在寻找着各自的快活。身后远远传来几声凄厉的惨叫，他凝神谛听着，朝那里看去，几点灯火闪烁着，正是小监狱的方向，今晚不知又会突击审查谁？
一个干校，一二百人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剩下的人还顾得上去滚麦地。他不禁摇了摇头，却并不明白自己摇头的含义。女儿死了，自己还坐在河边活着，还要用笔肢解女儿，人活到这个地步，还能说什么呢？
很晚很晚他才回到宿地。林秀芹看见他的第一眼就说：“我以为你也自绝于人民了呢。
你再不回来，我都要报告军宣队了。“胡象什么也没说，拿起脸盆去找水洗涮。等他洗完回来，就只有睡觉了。这是一间孤立的大房子，原是村里的临时库房，白灰墙，青瓦顶，现在住着干校的三家人，他们住在中间，左右各一家，之间只用草席墙隔开。草席墙只有一人多高，离”人“字形房顶还有很大距离，所以，只是隔开了视觉，并没有隔开听觉。三家人住在里面，一年多来已经无法做到”家丑不可外扬“了，有时碰到一起也会相互笑着揶揄：”咱们三家是大杂烩，烩到一起了。“每家倒是都有一盏自己的电灯，都有一扇自己的门。
当胡象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女儿的床空了。房间左面顶后墙是自己的床，右面顶后墙是妻子的床，右面靠门口的是女儿的床，从此，女儿的床就只有象征的意义了。他躺下，拉灭了灯。林秀芹在黑暗中问了一句：“这么晚你去哪儿了？”他不耐烦地回答：“哪儿也没去。”他仰望着黑暗的房顶，左右两间房都亮着灯，灯光照亮着共有的房顶，映得中间这间房也有些微亮，草席墙也丝丝缕缕地透着光，听见左右两家邻居都在压低声音说话。右边那家是女的在问：“你今天晚上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听见刚才黑暗中过河的赵山支支吾吾回答：“我去找纪政委谈话了。”女的问：“纪政委就和你谈这么晚？”赵山说：“你不信，明天去问他。”女的说了一声：“我吃多了。”啪地一声把灯拉灭了。左边那一间房是男的在问：“你今天晚上哪儿去了？”听见女的反问：“你去哪了？”
男的说：“我在小陈他们屋打牌来的。”听见刚才趟河滚麦地的李艳梅挺厉害地说：“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还来问我去哪儿了？”这回是男的涎着脸说：“好了好了，就算我问多了。”
接着，啪地一声也把灯拉灭了。黑暗中，三家六口人都在呼吸同一个房顶下的空气。
胡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林秀芹像拉笛一样打起了呼噜，那呼噜搞得他更加无法入眠，他索性盘腿在床上坐起来。窗外有一点月光射进来，照亮了打呼噜的人，一张惨白多皱的面孔压着蓬乱的头发辛苦异常地躺在那里，丑陋地张着嘴呼吸着，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噜声。那呼噜也打得十分辛苦，常常像是一口痰卡在嗓子里一样，很困难地喘着，紧接着就是一声尖利的拉笛声，她想必又在今天的批判会上激昂慷慨地发言了。想到这里，胡象不由得生出一丝极为轻蔑的厌恶，甚至有了希望妻子死掉的念头。他知道自己不该有这种仇恨，便穿上裤子，趿拉上鞋，站了起来。他用手拨弄了一下林秀芹的头，说道：“别打呼噜了，弄得左邻右舍没法睡。”妻子像受惊了一样，哆嗦了一下，翻过身去。胡象拿起一把扇子，拉门走到了外面。
不知是月光还是星光照着黑茫茫的大地，干校的一排排土房齐齐地排在黑夜中，他轻轻摇着扇子在一排排土房前缓缓走过。已经是后半夜了，每间房子都开着门，挂着门帘，求着通风，有的房子里已经鼾声一片，有的房子里还在窃窃私语。走过一个“黑酒窝”门口，他站住谛听着一阵。十几个“黑酒窝”走过去了，他听到了一些言语，却都让他感到失望；只有两三个“黑酒窝”中的低语似乎和他心中正在生长的怀疑与仇恨相共鸣。他知道自己这样深更半夜地走来走去是件让人怀疑的事情，而他手中的这把扇子多少有消除怀疑的作用：他热，他睡不着，他死了女儿，神经有些受刺激。他像一头灰头灰脑的笨猪，立起两条后腿在月光下懵懵懂懂地走着，人一像猪那样笨，就不容易引起怀疑了。
在最后一个“黑酒窝”门口他站的时间最长，里面四个男人的声音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与政治有关的话，夹杂着南来北往的小道消息。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幽灵一样站在黑夜中，忽然感到有种阴森的气氛逼近他的后背，就像在噩梦中因为恐怖而翻不过身来一样，他一时也觉得自己动不了身。后面那阴森的事物还寂静地逼迫着他的后背，他使出全身力量转过自己笨重的身躯，迎面，纪政委领着几个身穿军装和便衣的人威严地站在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