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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当年逾古稀的江茂群坐着轮椅，呆在自家阳台上，常常会陷入对往事的片段回忆。
他刚刚从断续的昏睡中醒来。时间虽只是早晨的九点多钟，但睡眠对于脑血栓病人来说，总归是个奇怪的东西——黑夜里的辗转反侧，也不会换来黎明前片刻的酣睡。但吃过早饭，例行公事般的出外散步回来，瞌睡总会不请自来——却不能躺在床上，郑重其事地恭迎它的到来。电视机开着，他是坐在轮椅上看电视时，酣然入睡的。客厅储物柜里码放着好些电视剧卡带。它们在江茂群打发时间的反复观看中，已然成了他一个人的经典。每当有“红色剧情”的新的电视剧出现，便会成为江茂群的节日。他会早早等在电视机旁，一集不落地看下去。当整部电视剧第一时间播完，他那懂事的女儿，稍后会给他买来全套的卡带。这是视力已不便阅读的江茂群，晚年生活中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
那个面色红润的红军指挥员，率领部队爬过雪山，又在茫茫草地间跋涉……以前他身体好时，每当和老战友聚会，偶尔也会聊聊这些电视剧的内容。总有人对电视剧里的道具、场景、以及演员的状态做出抨击。他们总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电视剧中所演绎的，正是当年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坐在一旁的江茂群微笑倾听，他沉稳的性格使他很少在不具备权威的情况下，发表任何有失偏颇的看法——而事实上，在这个军区大院的干休所里，随着几位年老的将军先后离世，他已成了资格最老的一位。但遗憾的是，那场被后人称为史诗般壮阔的长征，被外国人称为“伟人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民众走出埃及”的长征，他的确未曾经历过。
——这对于一生戎马的江茂群来说，不讳是一个天大的遗憾。随着年龄的老迈，随着情绪的愈发不能控制，这种遗憾变得尤为强烈。甚而会成为引发江茂群时常哭泣的一个理由。而事实上，哭泣只是他丧失诸多记忆之后，情绪低落的一种演化，是很多脑血栓病人的一种生活常态。
电视插播广告的间歇，江茂群将轮椅摇到阳台上。置身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温煦的，共和国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照在楼下弯腰侍弄花草的老伴身上，照在那些春日里竞放的红色、黄色的花朵上。老伴花白的头发也成了“花朵”的一种——以前他总是这样调侃般赞美着她。往事于猝不及防的形态翩然而至。他倏忽想起1932年所经历的那一段旅程，想起自己的父母，以及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记忆如此清晰，又如此汹涌，犹如一条长长的浩荡河流，将置身于1995年老迈的江茂群吞噬……他感到了孤独，由衷的孤独。保姆或许出去买菜了。他现在特别想和老伴说话。他想喊她上来，隔着玻璃，他喊了她几声。但她不为所动。即便在屋里，她也时常会听不到他的喊话。她耳聋啦——他时常这样喃喃自语。
老迈的江茂群头抵着窗玻璃，忽然间泪流满面。像个无力的，因无法向人倾诉，而伤心欲绝的孩子。
潮水退去之后，江茂群回忆不起他在1932年的上旬，是如何离开宁都驻地的。就连派他去寻找那份“秘密文件”的任务，他都讲不清来龙去脉。他依稀记得，在那之前，他辗转收到过一封姐夫陈烈寄来的信。他将信中透露的信息，早已报告给了自己的上级。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开始，他率领着他的营队，每天在赣南的大山里奔波突袭，也就把那件事给忘了个精光。直到有天晚上，一个叫曾希盛的人找到他，他们此前见过几次，却没打过什么交道。这位情报局长抽着呛人的旱烟，坐在对面，再次向他问询了一遍书信中所显示的信息，刻板脸上的表情显得尤为严肃。他陈述了一遍这些文件对整个红军部队的重要性之后，对江茂群说，你马上去上海，必须将它们找到，再想办法送回部队。这些文件，或许对我们红军的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茂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他是一个有思想的革命者。服从是他的天职。况且他心里清楚，和这些秘密文件比起来，与敌人的正面交锋，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一种“痛快”而已。
那时他并未感到遗憾。也无从感到遗憾——当漫长的战争结束，遗憾也未曾进驻过他的内心。只当他坐在战后宽敞的办公室里，从报纸以及各种资料中，读到对1932年6月至1934年8月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详实记载，这才知道，在那短短的时间之内，竟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啊。（有些事他曾听亲历者亲口讲过，而有些则闻所未闻）在当时，他并不知道，1932年10月，也就是他刚刚离开部队不久，那个被后世称为“伟人”的人，在一次会议上，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并责令他离开前线，完全剥夺了他对红军的战争指挥权；而在其后的几天，红四方面军两万多名将士踏上了西征之程，开始了他们漫无目的的逃亡；而湘鄂西苏区红三军的处境更为艰难，“肃反”大幕已拉开，叙述者频繁使用“血雨腥风”“教训惨痛”等等字眼，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处境。
每当读着这些资料，江茂群有时会感到一丝由衷的庆幸，有时也会感到几分如常的惋惜。他比对着自己从江西辗转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天津的时间，这才清楚地知道：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对那场载入史册的“革命”，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啊！
随后，“长征”开始了。那场更大规模的“逃亡”开始了。
他与“长征”渐行渐远的旅途也自此开始。他常把自己其后的那段经历，比作他革命生涯中的“长征”。虽波澜不惊，却极其浩荡。那也是他与家人最后一次团聚的机会，难得的就像一次圆满的道别。直到现在，在他泪水长流的回忆中，他才清楚的记起，就是那一次的回去，他悉数见到了自己所有的亲人。而在其后的日子里，家庭中的许多成员，都像汇入长河的水流，自此流泻千里，变得杳无踪迹。
江茂群找到大姐江汰清时，已按曾希盛告知给他的联络方式，先行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但江汰清提供给他的有关“文件”的消息，却不容乐观。那些文件始终由江汰清保管。她把它们寄存在狱中结识的那位朋友家里。朋友的姑父算是上海的一位大人物。位于顺昌里的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的房产。在顺昌里七号，一座带有花园天井的楼房内，一间单独房间的钥匙由江汰清掌握。她随时可以去那里。那些封存在地板下的文件，像是她的一个秘密情人。但不幸的是，半个月前，出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门脸房莫名起火，殃及烧毁了楼房一角。当江汰清闻知此信，将几箱文件抢救出来时，其中一箱文件，已烧残了大半。
更为重要的是，江茂群带来的所需文件清单中，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的原件。这份原件应在半年前，由马天目和江韵清寄存在另外一个地方。江汰清虽知此事。但如何拿到文件，却毫无办法。
但江汰清的神情看上去并不显得多么焦虑。
我刚刚收到家里的来信。他们结婚了。你不知道，他们是多么迫切地想要找到组织啊！你到天津去找他们吧，顺便看看爸妈……如果他们知道你能帮他们联系上组织，会非常开心的。
江汰清这样对她的弟弟说。
对于找寻“组织”的迫切需要，其实并非要等到江茂群归来时才能得以解决。此时呆在天津的马天目，已和吴忠信取得了联系。当说起他为何不肯与马天目相认时，吴忠信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我不是记不得你了！吴忠信说，但你身在上海，没有得到组织上的任何通知，忽然出现，我自然不敢轻易相信。更何况我已转做其他工作，不负责情报联络这一块。你还记得吗？说到这儿，吴忠信笑了笑，你自报家门时，说自己是马天目，而我记得的是你“马端方”这个名字，自然更不敢相信。
马天目笑着说，你说的也是。我不怪你。但在“国民饭店”门口，我怕你再不相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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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当年逾古稀的江茂群坐着轮椅，呆在自家阳台上，常常会陷入对往事的片段回忆。
他刚刚从断续的昏睡中醒来。时间虽只是早晨的九点多钟，但睡眠对于脑血栓病人来说，总归是个奇怪的东西——黑夜里的辗转反侧，也不会换来黎明前片刻的酣睡。但吃过早饭，例行公事般的出外散步回来，瞌睡总会不请自来——却不能躺在床上，郑重其事地恭迎它的到来。电视机开着，他是坐在轮椅上看电视时，酣然入睡的。客厅储物柜里码放着好些电视剧卡带。它们在江茂群打发时间的反复观看中，已然成了他一个人的经典。每当有“红色剧情”的新的电视剧出现，便会成为江茂群的节日。他会早早等在电视机旁，一集不落地看下去。当整部电视剧第一时间播完，他那懂事的女儿，稍后会给他买来全套的卡带。这是视力已不便阅读的江茂群，晚年生活中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
那个面色红润的红军指挥员，率领部队爬过雪山，又在茫茫草地间跋涉……以前他身体好时，每当和老战友聚会，偶尔也会聊聊这些电视剧的内容。总有人对电视剧里的道具、场景、以及演员的状态做出抨击。他们总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电视剧中所演绎的，正是当年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坐在一旁的江茂群微笑倾听，他沉稳的性格使他很少在不具备权威的情况下，发表任何有失偏颇的看法——而事实上，在这个军区大院的干休所里，随着几位年老的将军先后离世，他已成了资格最老的一位。但遗憾的是，那场被后人称为史诗般壮阔的长征，被外国人称为“伟人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民众走出埃及”的长征，他的确未曾经历过。
——这对于一生戎马的江茂群来说，不讳是一个天大的遗憾。随着年龄的老迈，随着情绪的愈发不能控制，这种遗憾变得尤为强烈。甚而会成为引发江茂群时常哭泣的一个理由。而事实上，哭泣只是他丧失诸多记忆之后，情绪低落的一种演化，是很多脑血栓病人的一种生活常态。
电视插播广告的间歇，江茂群将轮椅摇到阳台上。置身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温煦的，共和国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照在楼下弯腰侍弄花草的老伴身上，照在那些春日里竞放的红色、黄色的花朵上。老伴花白的头发也成了“花朵”的一种——以前他总是这样调侃般赞美着她。往事于猝不及防的形态翩然而至。他倏忽想起1932年所经历的那一段旅程，想起自己的父母，以及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记忆如此清晰，又如此汹涌，犹如一条长长的浩荡河流，将置身于1995年老迈的江茂群吞噬……他感到了孤独，由衷的孤独。保姆或许出去买菜了。他现在特别想和老伴说话。他想喊她上来，隔着玻璃，他喊了她几声。但她不为所动。即便在屋里，她也时常会听不到他的喊话。她耳聋啦——他时常这样喃喃自语。
老迈的江茂群头抵着窗玻璃，忽然间泪流满面。像个无力的，因无法向人倾诉，而伤心欲绝的孩子。
潮水退去之后，江茂群回忆不起他在1932年的上旬，是如何离开宁都驻地的。就连派他去寻找那份“秘密文件”的任务，他都讲不清来龙去脉。他依稀记得，在那之前，他辗转收到过一封姐夫陈烈寄来的信。他将信中透露的信息，早已报告给了自己的上级。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开始，他率领着他的营队，每天在赣南的大山里奔波突袭，也就把那件事给忘了个精光。直到有天晚上，一个叫曾希盛的人找到他，他们此前见过几次，却没打过什么交道。这位情报局长抽着呛人的旱烟，坐在对面，再次向他问询了一遍书信中所显示的信息，刻板脸上的表情显得尤为严肃。他陈述了一遍这些文件对整个红军部队的重要性之后，对江茂群说，你马上去上海，必须将它们找到，再想办法送回部队。这些文件，或许对我们红军的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茂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他是一个有思想的革命者。服从是他的天职。况且他心里清楚，和这些秘密文件比起来，与敌人的正面交锋，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一种“痛快”而已。
那时他并未感到遗憾。也无从感到遗憾——当漫长的战争结束，遗憾也未曾进驻过他的内心。只当他坐在战后宽敞的办公室里，从报纸以及各种资料中，读到对1932年6月至1934年8月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详实记载，这才知道，在那短短的时间之内，竟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啊。（有些事他曾听亲历者亲口讲过，而有些则闻所未闻）在当时，他并不知道，1932年10月，也就是他刚刚离开部队不久，那个被后世称为“伟人”的人，在一次会议上，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并责令他离开前线，完全剥夺了他对红军的战争指挥权；而在其后的几天，红四方面军两万多名将士踏上了西征之程，开始了他们漫无目的的逃亡；而湘鄂西苏区红三军的处境更为艰难，“肃反”大幕已拉开，叙述者频繁使用“血雨腥风”“教训惨痛”等等字眼，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处境。
每当读着这些资料，江茂群有时会感到一丝由衷的庆幸，有时也会感到几分如常的惋惜。他比对着自己从江西辗转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天津的时间，这才清楚地知道：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对那场载入史册的“革命”，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啊！
随后，“长征”开始了。那场更大规模的“逃亡”开始了。
他与“长征”渐行渐远的旅途也自此开始。他常把自己其后的那段经历，比作他革命生涯中的“长征”。虽波澜不惊，却极其浩荡。那也是他与家人最后一次团聚的机会，难得的就像一次圆满的道别。直到现在，在他泪水长流的回忆中，他才清楚的记起，就是那一次的回去，他悉数见到了自己所有的亲人。而在其后的日子里，家庭中的许多成员，都像汇入长河的水流，自此流泻千里，变得杳无踪迹。
江茂群找到大姐江汰清时，已按曾希盛告知给他的联络方式，先行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但江汰清提供给他的有关“文件”的消息，却不容乐观。那些文件始终由江汰清保管。她把它们寄存在狱中结识的那位朋友家里。朋友的姑父算是上海的一位大人物。位于顺昌里的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的房产。在顺昌里七号，一座带有花园天井的楼房内，一间单独房间的钥匙由江汰清掌握。她随时可以去那里。那些封存在地板下的文件，像是她的一个秘密情人。但不幸的是，半个月前，出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门脸房莫名起火，殃及烧毁了楼房一角。当江汰清闻知此信，将几箱文件抢救出来时，其中一箱文件，已烧残了大半。
更为重要的是，江茂群带来的所需文件清单中，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的原件。这份原件应在半年前，由马天目和江韵清寄存在另外一个地方。江汰清虽知此事。但如何拿到文件，却毫无办法。
但江汰清的神情看上去并不显得多么焦虑。
我刚刚收到家里的来信。他们结婚了。你不知道，他们是多么迫切地想要找到组织啊！你到天津去找他们吧，顺便看看爸妈……如果他们知道你能帮他们联系上组织，会非常开心的。
江汰清这样对她的弟弟说。
对于找寻“组织”的迫切需要，其实并非要等到江茂群归来时才能得以解决。此时呆在天津的马天目，已和吴忠信取得了联系。当说起他为何不肯与马天目相认时，吴忠信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我不是记不得你了！吴忠信说，但你身在上海，没有得到组织上的任何通知，忽然出现，我自然不敢轻易相信。更何况我已转做其他工作，不负责情报联络这一块。你还记得吗？说到这儿，吴忠信笑了笑，你自报家门时，说自己是马天目，而我记得的是你“马端方”这个名字，自然更不敢相信。
马天目笑着说，你说的也是。我不怪你。但在“国民饭店”门口，我怕你再不相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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