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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琴跟着觉民到他的同学张惠如的家去。张家在一条宽巷子里面，走出巷子便是觉民去学校时要经过的那条大街。
天气很好。琴打着一把阳伞遮住初夏的日光。他们慢慢地走着，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几个月前他们有的那种紧张的心情这时已经没有了。他们习惯了那种集会，而且有了一点经验。因此在他们的眼里那些事情的神秘性便渐渐地减低。他们欢迎它们，而且也带着热情地喜爱它们，不过不再用夸张的眼光看它们了。他们到张惠如的家去开会，就像去参加亲友的宴会一样。
他们走到张家门口，坐在竹椅上的看门人站起来招呼他们。觉民照例地问他一声：“你们大少爷、二少爷都在家吗？”
那个熟识的看门人照例恭敬地点一个头，答道：“在家。”他总是这样地微笑着，回答着。
他们放心地走进里面去。他们走进二门，看见张惠如的弟弟张还如站在客厅的门槛上。张还如看见他们进来，便走到大厅上迎接他们。
琴和觉民跟着张还如走进客厅。那里面除了张惠如和黄存仁（他现在是外专的助教了），还有几个朋友：年纪较大的吴京士，演了《夜未央》得到“活安娥”这个绰号的陈迟，从法国回来的身材高大的何若君，在法文学校读书的年轻的汪雍。他们看见琴和觉民，都过来打招呼。
“我们来晏了，”觉民看见房里已经有了这许多人，抱歉地说。
“继舜和鉴冰还没有来，”黄存仁答道，接着他又解释地说：“继舜近来学生会的事情多，他这几天正忙着学生要求收回旅大游行示威的事情，恐怕会来晏点。”
“那么我们要不要等他？”何若君问道。
“现在还早，再等一会儿也不要紧，”张惠如接下去说，“大家先坐下吃两杯茶。”
觉民递了一杯茶给琴，他自己也端起一个杯子喝了两口，听见外面响起脚步声，他知道是方继舜和程鉴冰来了。
来的果然是这两个人。方继舜今年二十八岁，是高等师范学校四年级的学生，面容显得比他的年纪老，不过那种常在的沉毅的表情却使人相信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程鉴冰刚刚过了二十一岁，长得相当清秀。她是琴的低一班的同学，今年暑假前毕业。
“蕴华，你倒先来了，”程鉴冰看见琴，连忙走到琴的身边，亲热地说。
“你在哪儿遇到继舜的？”琴也亲切地招呼程鉴冰，顺口问了一句。
“我就在这条街上遇到他，真凑巧，”程鉴冰笑答道。她又说：“我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我又不好不陪她。我生怕我祖母不放我走。后来居然给我借故溜出来了。”
“继舜，我还以为你来不了这么早，”黄存仁带笑地对方继舜说。
“我们的会还没有开完，我请假先走了，”方继舜揩着额上的汗珠说。他掉过头向着张还如：“还如，你今天没有去开会？检查日货的事情你得管啊。今天会上已经推定你的工作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老差使，”张还如笑着回答道。
“我们现在开会吧，”黄存仁提高声音说。
“大家先坐下吧，”张惠如说。
“我们还是分开坐，不必坐拢在圆桌旁边，”方继舜说，便在靠窗的一把楠木椅子上坐下。
没有人反对方继舜的话。大家都拣了座位坐下。琴和程鉴冰坐在一面。觉民坐在琴的旁边，不过他们两人中间隔了一个茶几。
黄存仁作主席。他们的会议并不注重形式，各人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每个人坐着发言，跟平常谈话的时候一样。
黄存仁第一个发言。他是以团体总书记的身份说话的。他简略地报告了最近两个月的工作情形。他还提到他们收到多少封来信，发出若干封回信，送出若干小册子。他们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同情者渐渐地多起来，对他们团体的主张与活动感到兴趣的人也不少。最近还收到一封重庆印刷工人的信。特别是在今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残酷的镇压以后，读者的来信增加了很多。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使得许多青年都睁开了眼睛，青年们更不能安于现状了。他们在找寻新的路。所以革命的书报到处受欢迎。很多人写信来要小册子，要新书。好些人要求他们扩充阅报处，或者重演《夜未央》或者别的同类的戏。在比较著名的几个学校里他们撒的种子已经散布在学生中间了。年轻的心很容易被进步的、正义的思想所感动，被献身的热情所鼓舞。他们今天在这个房间里固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团体，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在外面，在那个广大的社会中有很多他们的同道者，而且还有许多人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来参加革命的工作。那些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也憎恨一切的不义和罪恶，也憎恨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也追求劳苦人民的幸福。
黄存仁的话点燃了众人的热情，而且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希望。每个人都注意地听着，仿佛这是从他（或者她）自己的心里吐出来的。
黄存仁闭了口，有几个人用充满友爱的眼光望着他。每个人都很兴奋。他们都觉得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用来为劳苦人民谋幸福，这是美好的事情。
张惠如接着报告团体和各地同性质的团体联络的情形。单是在这个省内这样的团体就有六七个：某县有觉社，某县有人社，某县有光社，某某两县又有明社，最大的便是重庆的群社。在这个省内散布最广的小册子，如《二十世纪的新思潮》、《红潮》、《自由钟》、《五一运动史》等等都是这个团体最近的出版物。群社上个月还派社员到上海去购买印刷机，筹办简单的印刷所。群社的总书记最近来信提议在省城里举行一次大会或者各团体的联络会。那边的人在征求各地同性质团体的意见，如果大家赞成这个提议，接着就要讨论具体的办法。
大会，这就是说许多未曾见面的精神上的友人聚在一起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们的胸怀，——不仅是吐露胸怀，他们还要贡献出他们的年轻人的热诚，和他们的青春的活力，来为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服务。这个唯一的至上的目的带着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美引诱着每一颗年轻的心。为劳苦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人，为那些陷在贫困的深渊中的人。这是赎罪，这是革新；毁坏一种旧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摧毁一个社会，建设另一个社会。用平等与自由代替不义与掠夺，让博爱的光辉普照世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里有的是夸张，但是也不缺少诚实。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有着强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并不拿它来谋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企图给黑暗世界带来一线的光明，使不幸的人得到温暖。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地位，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适生活，只怀着一个希望：让那无数的人都有这样的安适生活。这些夸张的思想里含着谦逊和慷慨。它使得这些年轻人在牺牲里找到满足，在毁灭里找到丰富的生命。他们珍爱这思想，也珍爱有着这同样思想的人。这好像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庭，他们和各地方的朋友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姊妹。这些人散处在各个地方，还没有机会聚在一处。如今一个希望来了，有人说出了聚会的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每个人的心都因为喜悦而颤动了。对这个提议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疑惑。
方继舜最先发言表示赞同，不仅是赞同，他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办法。他说话清楚，有力，而且有条理，很容易被人接受。不用说，没有人反对开大会。但是开会的办法就应该好好商量，譬如赴会代表的数目，经费的筹措，会期的久暂，代表的住处，讨论的事项以及行动的秘密等等都应该在事前有较周密的计划。最后方继舜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应当把参加劳动运动、接近工人、援助工人的日常斗争等等问题列入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黄存仁热烈地赞成方继舜的意见。他还就“二?七”运动对本省青年的影响这个问题谈了好几句，来证明方继舜的意见的正确。张惠如和觉民也谈了各人的意见。琴也谈出她对大会的看法。她还谈到许倩如最近来信中所描写的广州的新气象。许倩如说：“整个社会开始在变，青年学生和工人都动起来了。”这的确是鼓舞人的好消息。大家决定将这方面的意见写在信里寄给重庆的群社。他们还说明：在必要时也可以派人到重庆去商量。张惠如负责起草信稿。觉民、琴和程鉴冰担任抄写的工作。这样的信函都是用暗号写的，暗号密码的种类不少，写信读信都要花一些工夫，一个人写成或译出总要经过另一个人的校阅。琴和程鉴冰常常做这种校阅的工作。所以张惠如把起草回信的工作答应下来以后便对觉民说：“我等一会儿就把信稿交给你，你和蕴华用五字号码译好寄出去。”蕴华是琴的名字，五字号码便是指每隔四个字嵌一个原字的办法。
“好，”觉民照平常那样地带笑答道。这样的事他们做过已经不止一次了。他又侧过脸望着琴笑了笑，他说：“今晚上你又不能回去了。”
“那么喊袁成到我家里去告诉妈一声，我本来说过今天要回去的，”琴低声说。
觉民点一下头，回答了一句：“我知道。”
接着张还如报告刊物的情形：《利群周报》快出到两年了，销路最近增加到两千以上，长期订户也超过了三百；重庆文化书店来信表示每期可以包销三百份以上，还有两三个县里的学校贩卖部也来信批销若干。销路逐渐扩大，收入逐渐增多，刊物的前途很有希望。
这样的简单的叙述也给这些年轻人带来鼓舞。在刊物销数的增加中他们看出来许多不相识的读者的同情。从一些看不见的处所，从一些看不见的人那里，同情不断地来，这全是对于他们的呼吁的答复和实际的响应。年轻的心容易了解而且相信年轻的心，所以他们重视这些同情。年轻人永远怀着高飞的雄心，因此哪怕一线... -->>
下午琴跟着觉民到他的同学张惠如的家去。张家在一条宽巷子里面，走出巷子便是觉民去学校时要经过的那条大街。
天气很好。琴打着一把阳伞遮住初夏的日光。他们慢慢地走着，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几个月前他们有的那种紧张的心情这时已经没有了。他们习惯了那种集会，而且有了一点经验。因此在他们的眼里那些事情的神秘性便渐渐地减低。他们欢迎它们，而且也带着热情地喜爱它们，不过不再用夸张的眼光看它们了。他们到张惠如的家去开会，就像去参加亲友的宴会一样。
他们走到张家门口，坐在竹椅上的看门人站起来招呼他们。觉民照例地问他一声：“你们大少爷、二少爷都在家吗？”
那个熟识的看门人照例恭敬地点一个头，答道：“在家。”他总是这样地微笑着，回答着。
他们放心地走进里面去。他们走进二门，看见张惠如的弟弟张还如站在客厅的门槛上。张还如看见他们进来，便走到大厅上迎接他们。
琴和觉民跟着张还如走进客厅。那里面除了张惠如和黄存仁（他现在是外专的助教了），还有几个朋友：年纪较大的吴京士，演了《夜未央》得到“活安娥”这个绰号的陈迟，从法国回来的身材高大的何若君，在法文学校读书的年轻的汪雍。他们看见琴和觉民，都过来打招呼。
“我们来晏了，”觉民看见房里已经有了这许多人，抱歉地说。
“继舜和鉴冰还没有来，”黄存仁答道，接着他又解释地说：“继舜近来学生会的事情多，他这几天正忙着学生要求收回旅大游行示威的事情，恐怕会来晏点。”
“那么我们要不要等他？”何若君问道。
“现在还早，再等一会儿也不要紧，”张惠如接下去说，“大家先坐下吃两杯茶。”
觉民递了一杯茶给琴，他自己也端起一个杯子喝了两口，听见外面响起脚步声，他知道是方继舜和程鉴冰来了。
来的果然是这两个人。方继舜今年二十八岁，是高等师范学校四年级的学生，面容显得比他的年纪老，不过那种常在的沉毅的表情却使人相信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程鉴冰刚刚过了二十一岁，长得相当清秀。她是琴的低一班的同学，今年暑假前毕业。
“蕴华，你倒先来了，”程鉴冰看见琴，连忙走到琴的身边，亲热地说。
“你在哪儿遇到继舜的？”琴也亲切地招呼程鉴冰，顺口问了一句。
“我就在这条街上遇到他，真凑巧，”程鉴冰笑答道。她又说：“我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我又不好不陪她。我生怕我祖母不放我走。后来居然给我借故溜出来了。”
“继舜，我还以为你来不了这么早，”黄存仁带笑地对方继舜说。
“我们的会还没有开完，我请假先走了，”方继舜揩着额上的汗珠说。他掉过头向着张还如：“还如，你今天没有去开会？检查日货的事情你得管啊。今天会上已经推定你的工作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老差使，”张还如笑着回答道。
“我们现在开会吧，”黄存仁提高声音说。
“大家先坐下吧，”张惠如说。
“我们还是分开坐，不必坐拢在圆桌旁边，”方继舜说，便在靠窗的一把楠木椅子上坐下。
没有人反对方继舜的话。大家都拣了座位坐下。琴和程鉴冰坐在一面。觉民坐在琴的旁边，不过他们两人中间隔了一个茶几。
黄存仁作主席。他们的会议并不注重形式，各人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每个人坐着发言，跟平常谈话的时候一样。
黄存仁第一个发言。他是以团体总书记的身份说话的。他简略地报告了最近两个月的工作情形。他还提到他们收到多少封来信，发出若干封回信，送出若干小册子。他们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同情者渐渐地多起来，对他们团体的主张与活动感到兴趣的人也不少。最近还收到一封重庆印刷工人的信。特别是在今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残酷的镇压以后，读者的来信增加了很多。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使得许多青年都睁开了眼睛，青年们更不能安于现状了。他们在找寻新的路。所以革命的书报到处受欢迎。很多人写信来要小册子，要新书。好些人要求他们扩充阅报处，或者重演《夜未央》或者别的同类的戏。在比较著名的几个学校里他们撒的种子已经散布在学生中间了。年轻的心很容易被进步的、正义的思想所感动，被献身的热情所鼓舞。他们今天在这个房间里固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团体，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在外面，在那个广大的社会中有很多他们的同道者，而且还有许多人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来参加革命的工作。那些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也憎恨一切的不义和罪恶，也憎恨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也追求劳苦人民的幸福。
黄存仁的话点燃了众人的热情，而且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希望。每个人都注意地听着，仿佛这是从他（或者她）自己的心里吐出来的。
黄存仁闭了口，有几个人用充满友爱的眼光望着他。每个人都很兴奋。他们都觉得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用来为劳苦人民谋幸福，这是美好的事情。
张惠如接着报告团体和各地同性质的团体联络的情形。单是在这个省内这样的团体就有六七个：某县有觉社，某县有人社，某县有光社，某某两县又有明社，最大的便是重庆的群社。在这个省内散布最广的小册子，如《二十世纪的新思潮》、《红潮》、《自由钟》、《五一运动史》等等都是这个团体最近的出版物。群社上个月还派社员到上海去购买印刷机，筹办简单的印刷所。群社的总书记最近来信提议在省城里举行一次大会或者各团体的联络会。那边的人在征求各地同性质团体的意见，如果大家赞成这个提议，接着就要讨论具体的办法。
大会，这就是说许多未曾见面的精神上的友人聚在一起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们的胸怀，——不仅是吐露胸怀，他们还要贡献出他们的年轻人的热诚，和他们的青春的活力，来为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服务。这个唯一的至上的目的带着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美引诱着每一颗年轻的心。为劳苦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人，为那些陷在贫困的深渊中的人。这是赎罪，这是革新；毁坏一种旧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摧毁一个社会，建设另一个社会。用平等与自由代替不义与掠夺，让博爱的光辉普照世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里有的是夸张，但是也不缺少诚实。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有着强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并不拿它来谋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企图给黑暗世界带来一线的光明，使不幸的人得到温暖。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地位，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适生活，只怀着一个希望：让那无数的人都有这样的安适生活。这些夸张的思想里含着谦逊和慷慨。它使得这些年轻人在牺牲里找到满足，在毁灭里找到丰富的生命。他们珍爱这思想，也珍爱有着这同样思想的人。这好像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庭，他们和各地方的朋友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姊妹。这些人散处在各个地方，还没有机会聚在一处。如今一个希望来了，有人说出了聚会的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每个人的心都因为喜悦而颤动了。对这个提议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疑惑。
方继舜最先发言表示赞同，不仅是赞同，他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办法。他说话清楚，有力，而且有条理，很容易被人接受。不用说，没有人反对开大会。但是开会的办法就应该好好商量，譬如赴会代表的数目，经费的筹措，会期的久暂，代表的住处，讨论的事项以及行动的秘密等等都应该在事前有较周密的计划。最后方继舜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应当把参加劳动运动、接近工人、援助工人的日常斗争等等问题列入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黄存仁热烈地赞成方继舜的意见。他还就“二?七”运动对本省青年的影响这个问题谈了好几句，来证明方继舜的意见的正确。张惠如和觉民也谈了各人的意见。琴也谈出她对大会的看法。她还谈到许倩如最近来信中所描写的广州的新气象。许倩如说：“整个社会开始在变，青年学生和工人都动起来了。”这的确是鼓舞人的好消息。大家决定将这方面的意见写在信里寄给重庆的群社。他们还说明：在必要时也可以派人到重庆去商量。张惠如负责起草信稿。觉民、琴和程鉴冰担任抄写的工作。这样的信函都是用暗号写的，暗号密码的种类不少，写信读信都要花一些工夫，一个人写成或译出总要经过另一个人的校阅。琴和程鉴冰常常做这种校阅的工作。所以张惠如把起草回信的工作答应下来以后便对觉民说：“我等一会儿就把信稿交给你，你和蕴华用五字号码译好寄出去。”蕴华是琴的名字，五字号码便是指每隔四个字嵌一个原字的办法。
“好，”觉民照平常那样地带笑答道。这样的事他们做过已经不止一次了。他又侧过脸望着琴笑了笑，他说：“今晚上你又不能回去了。”
“那么喊袁成到我家里去告诉妈一声，我本来说过今天要回去的，”琴低声说。
觉民点一下头，回答了一句：“我知道。”
接着张还如报告刊物的情形：《利群周报》快出到两年了，销路最近增加到两千以上，长期订户也超过了三百；重庆文化书店来信表示每期可以包销三百份以上，还有两三个县里的学校贩卖部也来信批销若干。销路逐渐扩大，收入逐渐增多，刊物的前途很有希望。
这样的简单的叙述也给这些年轻人带来鼓舞。在刊物销数的增加中他们看出来许多不相识的读者的同情。从一些看不见的处所，从一些看不见的人那里，同情不断地来，这全是对于他们的呼吁的答复和实际的响应。年轻的心容易了解而且相信年轻的心，所以他们重视这些同情。年轻人永远怀着高飞的雄心，因此哪怕一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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