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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不顺时，常以从“林老”那里学来的“赶考的举子出征的兵”来鼓励自己。我在尽可能地获取信息，也希望听到更多的信息，并努力让自己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虽然仍偏向于听到一些恭维的话。
“林老”明显而又准确地抓住了我的这一心态，经常说一些让我真假难辨的话，让我迷迷糊糊如在梦里，因为当时的我并没有多少判断力。
尽管所长的话最先让我形成了思维定势，而且带有巨大的惯性，他的话我照例多半不信，更不相信所长会如此低级趣味地去做，但毕竟经不住这种狂轰乱炸似地灌输，渐渐便产生了动摇，突然觉得所长当真不如自己想象中那样高大，隐隐约约便增加了点儿可憎的成分。
这是人思维上的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良好的第一印象往往能激发人的想象，把原本如此的东西通过漫无边际的想象逐步幻化至最完美的程度，并长期地保持着，用意志顽固地阻止着它的变化，一旦改变，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
意念中一闪而过的对所长产生的那时我认为大为不敬甚至有点儿恶毒的想法一经出现立即遭到了我思维定势的惯性抵触，我极力否定着，又不断闪现着，这种否定与闪现的争斗反而让这种日渐明晰起来，只能把我导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
那时候，我理所当然地无法接触到单位的财务去验证，既无法验证又因矛盾而具有如此强大的诱惑力，我便去向胖子和瘦子验证。
胖子掌管着单位的钱，他从不背后议论人的是非，在我自觉巧妙无比实是拙劣地问及此事时，他只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与其文化水平极不相符却因《说岳传》而极为流行的“莫须有”，此话后来被“林老”创造性地演绎成“模糊哲学”。
瘦子管账，他总是故作深沉，沉思了许久才总算说了一句“别去搀合他们，都不是好鸟”。
瘦子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让他的人际关系远不如胖子好，尽管大家都在传胖子的心眼多，而且还有赌钱的恶习，我曾亲眼见过他“打靠拉杀”的潇洒。他很大方，从不过多地计较个人得失，赌钱喝酒都能放得开。或许正为此，我和多数人一样，还是希望多跟胖子交往。
瘦子则喜欢跟我交往，因为我不仅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而且总能让他得到一些便宜。他喜欢攀亲戚，所以他亲戚特别多，甚至我的不少亲戚，他也多少能攀上点儿关系，我们之间似乎也成了亲戚。
他常表现出对胖子的不满，甚为不屑地说，充什么大方，早晚要出事。这让我明显感觉到他不能容人，或许就是“光棍不靠痴不靠”的那种人吧，尤其是在他与胖子的分工调整之后，他居然说了一句“这下权到咱手了”，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所以我做了所长后，始终没让他掌管过财务，不是他不具备能力，而是总担心他出问题。
果如他所料，乡长出事后不久，所里便出了事，其时我已调至乡工委。所里出事主要因为财务太乱，连最起码的账本都没有，而且除了“林老”，人人都在管账，人人都在管钱。但我还是认为在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出了事之后，胖子回家做起了生意，成就绝不亚于后来的瘦子。
我主持所里的工作后，信奉的是创业，根本不想介入原来这些是非，但“林老”在主持工作期间，巧妙地回避了这些矛盾，把是非理所当然地推给了我。
此时的三人因经济纠纷已变得势不两立，每个人都在宣称，不为经济，只为人格而战，最终甚至惊动了检察机关。
问题处理期间，所长劝我，一定要站稳立场。我自然明白他所指的立场，但我不能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我自问做到了问心无愧，尽管感情上我还是偏向了已可怜兮兮的他。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谅解，在他接受了提前退休以工资逐步还债的处理后，他变得对我不理不睬，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满是怨毒的目光，连曾经联系密切的同学也从此断了音讯，我几次主动写信联系都没有回音，最后他托人捎口信给我，说他爹就是我害的，他因经济原因勉强才读完了大学，让我好自为之。
啰嗦了这么多还没说到烟酒，兄弟们一定等急了吧？千万别急，事情的发生总是有背景的，如果不把这些背景说清楚，往往难以体会其中的讲究。好了，别急，不再啰嗦，且说烟酒。
吸烟在我看来，是思想者的典型特征，点上一根烟，眼光迷离地盯向远方，无论思想还是不思想都透着一股无以言表的深沉和潇洒。
我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自高中年级开始便尝试着吸烟，后来渐渐凶了起来，一天多固定在二至三包的数量上，不吸至嗓子干痒仿佛便不过瘾似的，常常不间断地有强烈的恶心刺激得自己直想呕吐，感觉往往是扯心裂肺的。
与吸烟相比，由于小时候看惯了醉酒者的不堪，喝酒曾一度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我看成恶习。我是容易走极端的人，凡喝酒的事和观念都被我顽固地排斥着。
不过，也别以为是缺少场合，乡镇这地方虽小，却并不缺人们现在所称作的场合。那时候，乡镇干部凭规定数量的粮票吃住到农民家里的工作生活方式，早在我毕业大约五六年前，悄然地被村级集体统一接待所取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央明令禁止村级应酬接待。
所谓接待，即是乡干部到村级开展工作又叫作“下乡”，伙食由村集体负担，用餐地点多选在村干部家里。
到我毕业那年，这种接待已经变得那样理所当然，尽管乡政府意识到了接待的愈演愈烈，再三制定标准和限额，却总是屡屡无可奈何地被破坏着，似乎这种破坏同样是那样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容易触犯众怒的事儿，犯了众怒，民主测评可不是闹着玩的。
安宁人历来有好客的传统，对于这种接待，刚开始连普通的农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无可争议的，自家来了客人尚需接待，更何况集体？
这种感情是朴素的，是对不从细微处着眼便难以辨出与普通群众差别的穿中山装的乡干部感情的延续，只不过不再把他们看成轮到谁家就会比赛似地争抢着把只有过年才能够吃到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的自己人而变成了客人，毕竟兜里有钱了，人的生活变好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直到他们感觉到自己逐年加重的负担被过多地用到了接待上，才把这种接待作为一个攻击的对象，如果不是藏有猫腻地过多过滥，即使有了中央的禁令，他们在心理上仍是可以承受的。
既然是接待，安宁人绝不随意，必有烟酒，尽管与稍豪华一点儿的场合相比，这种接待是低档次的，但绝对是他们心理上能够接受的最高档次，对他们来说，甚至是奢侈的，只有这样才能待客。
安宁人喝酒，就象安宁人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理由一样，也讲究理由，有理由才会真正地去喝酒。根据这些理由，大致有婚酒、丧酒、小孩百岁酒、接风酒、饯行酒、待客酒、新房酒、乔迁酒、开业酒、答谢酒、邀请酒、辞行酒、正月期间的你邀我我邀你的罗圈酒等一十三种酒是必须要喝的，其中最常见的当属待客酒，也就是安宁人接待乡干部的那一种。
6
有酒的地方必有酒文化，要研究一个地方的酒文化，最直接的莫过于去关注酒场的流行语言。安宁酒场的流行语言几乎能够渗透到喝酒的所有具体环节，譬如“有酒不喝不对，喝酒不醉不对，喝酒忘了主次更不对”“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另掂对”“人有多大胆，酒有多大量”；倒酒不叫“倒”，而叫做“满”或“填”，填酒不满得罪人不浅；满了酒，便要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通常的“劝”并非一饮而尽，往往叫做“升升”或“上上”，取意“更上一层楼”，于官于商于任何阶层普遍适应，而绝不能叫做“喝”或“下下”，“喝”太土，“下下”则不吉利难免败了酒兴；对于主人的殷勤相劝，自要有所表示，常说“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干”；酒量的限制则以尽兴为原则，最流行的通常是“能喝二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重用”。
对于酒后的表现，更有一些极为形象的称呼：不能奉陪到底的逃酒者称为“虫”，酒后倒头就睡者叫做“猪”，又蹦又跳者叫做“驴”，只说不做者叫做“虎”，只做不说者叫“龙”，既不说又不做者叫做“仙”。
喝酒必要有一定的氛围，安宁人同样注重讲究喝酒的气氛，通常的做法有“划拳”、“猜宝”、“翻扑克牌”三种。这三种方式原都属于赌博的方式，被安宁人灵活地运用到喝酒上，当真对酒场气氛的调节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划拳”不需要任何道具，兴之所来，只要有人提出便可进行。提出者叫做“庄”，两个人嘴里喊着“哥俩好”“五魁首”之类代表着数字的专业术语的同时，必须去伸手指，喊的数字恰好是两人手指数之和的便算赢，输者便罚酒一杯，倘若庄家输便要罚酒三杯。如果庄家对自己的拳技有足够的自信，还可以于酒场中的所有人逐对厮杀，叫做“通关”。正因为简便易行，“划拳”在安宁最流行，即使父子也常常划几拳，只是对方若是小辈，在不经意间喊出了“哥俩好”时，父辈便常喊“亏也，亏也”不止，酒场无父子，父辈输了“亏”也要罚酒。
“猜宝”与“翻扑克牌”则都需道具，猜宝的道具简单，只要能辨出多少或长短就行，最常见的便是火柴杆或者现在饭桌上流行摆放的牙签；而翻扑克牌当然必须要有扑克牌，但在安宁几乎每家每户都不缺少这样的玩具。
这两种玩法的罚酒规则与划拳相同，同样需要庄家，但需要更多人参与才更有意思。如果选择了火柴杆，猜中的宝即是火柴杆，过程也简单，即由庄家根据人数选择数量不等的火柴握到手心任大家去猜，如果顺口说出的数字恰与庄家手中的火柴杆数目相等便算输。
翻扑克牌则更高雅一些，即是由庄家随便抽出一张，自庄家开始按扑克牌上的数字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开始绕圈数数，数到谁就由谁罚酒，这种玩法多由德高望重者主持，但输了酒也是必定要罚的。有了如此丰富的酒文化作铺垫，便不难理解我顽固的态度之所以会土崩瓦解的原因。
面对如此丰富的酒文化，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如此长的时间，我想完全因为我是个新人，而且年轻，对于不少问题，人们都能给予最大的谅解。
现在想起来，这或许也是人们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的根本原因吧。一个崭新的环境，尽管需要有一个你了解大家大家也同样需要了解你的过程，但毕竟为你提供了一个隐藏自己趁势按照固有风格调整自己的绝佳机会。
那时候的我，总想抓住任何一次机会，却又苦于没有机会，便总以年轻求得自己的谅解。其实，只要踏入了社会，便不能以年轻自居，许多机会往往都在以年轻自居的自我安慰中白白流失了。
所谓“年轻”，往往是不懂事的意思，而且一个单位的脏活累活似乎完全是年轻人份内的事儿。
我喜欢表现自己，从不怕脏怕累，独无法忍受甚至在身份上与我有悬殊差别的临时工那副居高临下呼来唤去的嘴脸。
到一个新单位，开始必定要小心谨慎地认真去过那个了解的过程，只要稍有差池便足以搞得满城风雨而让前途变得暗淡。仅因为我不喝酒办事容易较真，他们便以丰富的想象为我取了不少甚不雅观的外号，这让我的情绪一度陷入混乱。他们有的甚至公开恶作剧地叫我“未所长”，意即未来的所长，从那种玩世不恭的腔调中不难体味到讽刺大于真实的滋味。
难道我当真连个小所长也当不成？我那时候很自负，常常设想着自己的主政方案，尽管这些方案是天真的遥远的，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让我觉得自己甚至就是主政者，而且这些方案也极大地开发了我的想象力。
到我经历过最大限度的坚持开始喝酒后，才慢慢地发现，工作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工作，象我经常参加的那种酒局，并不完全等同于两个嗜酒如命的人就着咸菜丝或舔着生锈的铁钉那种丝毫不讲究菜饶只为着嗜酒或者拼酒量而进行的真正称得上喝酒的酒局，实际上是工作无原则的延续，不仅无法突破已经铁定的身份或地位格局，而且能够传达一些在工作场合无法得到的信念。
如果身份或者地位无法达到某一层次，将永远无缘于这样的酒局，因为无论邀请别人还是接受别人邀请往往都是等量级或者偏上的层次，绝不会有人见过一个农村干部去邀请流落街头的神经病喝酒，就象没有人见过********去接受一个于己没有任何缘故的普通乡干部的邀请一样，中国人历来都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能够参加那样的酒局，本身就是一种肯定、一种荣耀、一种炫耀的资本。曾几何时，听着“林老”之流低声地却故意让人能够听到地讲述与乡长喝酒的经历，说乡长如何如何地平易近人如何如何地大酒量又如何如何地逼他喝酒的经过，甚至能够具体到乡长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常让我暗暗地嫉妒羡慕，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儿。
我喝酒不能不说是受了这些方面的引诱，为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的是胖子。时间已经是我到安宁乡的三个月后，地点在胖子家里，他不仅邀了所里的所有同事，还邀了他们村的支书，说是给我接风。
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我接风的人，我真的好感动。因此，我多次向所长提及去胖子家时购物用款的摊派问题并主动要求凑款，主任黑着脸说，说你年轻，你不信，不该问的就别问，今后有场合，只要叫你，不要问理由，更别充有钱人，只管参加就行了。
我知道他仍在为那天的事儿生气，便不再多问，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的花费早已由所里全部报了销，而且据说胖子到他们村又报了一份儿。——人的地位不到连探听的资格也是不具备的，当然主要是怕年轻嘴不严，不少事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当时的我只管没脸皮地吃或者即使知道了也只能充作不知才算上策，然而这不是我的性格。
由于那个时候的同事一天当中只有在早晨点名时才有唯一见面的机会，所以攒了许多话要说，支书因为村庄是乡里数得着的村庄自然也是乡里数得着的人物，性格又随和幽默，所以那天的气氛甚是融洽热烈。
果如所长所介绍的那样，支书当真是了不得的人物，两杯酒下肚，酒场几乎成了他演说的场合，说了不少他与乡里大人物一起喝酒交流的趣事，听得出来，除了乡长和书记，其他的乡领导他没有几人能瞧得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当真能瞧得上的人物，必是换命的交情。听他数过来数过去，连同调走的也不过那么三两位，其他的根本不值一提。当然，这三两位都是乡里推荐或选拔他做支书的主要领导。
边演说边喝着，支书很快就没有了声息，转而被悄然而起的响鼾所代替。他喝醉了，大家便手忙脚乱地要扶他回家休息，他不知所语地咕噜着什么，还是回家了，好实在的家伙！大家都感叹着。
乡长出事后，他因对抗调查组的调查背了个开除党籍的处分，他不服。
据说乡长与他及邻村的支书正合伙做一笔玉米种买卖，那时候全县实行对农村统一供种政策，乡长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一笔毫无风险的买卖。因他们村经济状况好，由他们村负责投资，邻村则负责库存和销售。
缺少了乡长的支持，玉米种全部变成了猪饲料，因此亏损了一万五千多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原信誓旦旦地与他共同承担责任的邻村支书来了个干脆不认账，他自是有苦难言，但由于他仗义实在，虽被开了党籍，乡里仍安排他主持村里的工作。
据说，乡里他那些铁杆朋友汇报时都说他实在太冤，比窦娥还冤，连老百姓都这样认为。
到年底换届时，境况便不同了，因他已不是党员，村里的党员要选他做支书也无能为力。从一个领导降为被领导，他显然是不乐意的，便主动辞了职去乡里开饭店，生意异常火爆，据说他一年就赚了十几万，因为仅开业他便请了上百桌，耗资达万余元。
几年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重新入了党又重新领导他的村民，不料却没了往日的雄风，很快就被村里的反对派弄下了台，原因是区划调整后由于各方面的投资加大村里的积累资金明显减少，他便自作主张地提高了承包费。正如他自己所说，又没有装到自家的腰包里，仍是冤。
及至再次下台，他再次去开饭店，亦同样是风光不再，尽管他的开业费比第一次翻了三番，饭店仍在不断地赔，至今落了个四处躲债的下场。
且说当日酒场他离去后，人们终于透了口气，总算有了说话的机会。然而，没说多久，所长便因我不喝酒的事儿与“林老”吵了起来，说来也怪，两个人见了面总在不断地吵。
所长说，你怎么这么不长人样，跟年轻人去计较，年轻人喝不喝尽可以随意。
“林老”说，你别总是这样压人好不好，俺又没说什么，不就是劝碗酒嘛。
我知道两人又在借我说事儿，便不去言语，但经不住胖子和瘦子从中撺掇，端起“林老”推到我面前的酒杯便一饮而尽，再去看争吵的两人，“林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所长却一脸的不屑。我记不清自己那天喝了多少酒，只觉只要一张口，酒就要自肚里整个翻上来，便强自憋着不说话，连忙用菜去压，终于压不住喷了“林老”一身。
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关于我能喝酒的事儿第二天便已在乡机关里传得沸沸扬扬了，遇有好心人向我证实时，我居然莫名其妙地涌上一股自豪。事情既然破了头，便再也禁不住人们热情似火智计百出地劝酒。我喝酒从不会藏奸，而且禁不住激，因此逢喝必醉，自也没少误事。
且不说书记为此对我提出了警告，单说我醉了肚里便翻江倒海似地难受，必要吐。刚开始张口就能吐，吐出来的全是足以呛哑嗓子的酒；后来便要把手指伸到嗓子深处去扣，吐出来的便成了混合物，连肠子都似已塞到了嗓子里要吐出来；再后来扣也吐不出来了，酒非要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时才能自动吐出来。
其实，我不宜喝酒，量也不大，喝酒对我来说，绝非那种“吃香的喝辣的”的享受，更多地象一种灾难，尽管偶尔的我也会有超常的发挥。——只要喝了酒，便会面红耳赤，浑身紫红发痒，常抓挠得皮肤出血，眼珠儿仿佛要滴出血来，典型的酒精过敏！
耐心地总结一下，我喝酒的过程大致要经历禁不住劝酒的热情与殷勤、惴惴不安总担心喝醉、几杯下肚便激情高昂说过头话、吐酒抓破皮肤、酒醒后无边地后悔、死不悔改地重复前面的过程等六个阶段，因此往往多喝了酒反倒赚个不实在的名声，尤其在我做了所长之后，因畏惧酒便不断地逃避而得罪了不少人。
有人说酒是练的，纯******胡扯淡，我历练了如此多酒却偏偏不上瘾。难道当真如安宁人所说“有量不一定当官，当官必定有量”？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凡我所认识的成功人士，尤其是我所能接触到的大官，多有不容忽视的酒量。
这或许是我至今仍一无所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算是命吧，命中便不具备这样的潜质。
遇有不顺时，常以从“林老”那里学来的“赶考的举子出征的兵”来鼓励自己。我在尽可能地获取信息，也希望听到更多的信息，并努力让自己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虽然仍偏向于听到一些恭维的话。
“林老”明显而又准确地抓住了我的这一心态，经常说一些让我真假难辨的话，让我迷迷糊糊如在梦里，因为当时的我并没有多少判断力。
尽管所长的话最先让我形成了思维定势，而且带有巨大的惯性，他的话我照例多半不信，更不相信所长会如此低级趣味地去做，但毕竟经不住这种狂轰乱炸似地灌输，渐渐便产生了动摇，突然觉得所长当真不如自己想象中那样高大，隐隐约约便增加了点儿可憎的成分。
这是人思维上的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良好的第一印象往往能激发人的想象，把原本如此的东西通过漫无边际的想象逐步幻化至最完美的程度，并长期地保持着，用意志顽固地阻止着它的变化，一旦改变，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
意念中一闪而过的对所长产生的那时我认为大为不敬甚至有点儿恶毒的想法一经出现立即遭到了我思维定势的惯性抵触，我极力否定着，又不断闪现着，这种否定与闪现的争斗反而让这种日渐明晰起来，只能把我导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
那时候，我理所当然地无法接触到单位的财务去验证，既无法验证又因矛盾而具有如此强大的诱惑力，我便去向胖子和瘦子验证。
胖子掌管着单位的钱，他从不背后议论人的是非，在我自觉巧妙无比实是拙劣地问及此事时，他只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与其文化水平极不相符却因《说岳传》而极为流行的“莫须有”，此话后来被“林老”创造性地演绎成“模糊哲学”。
瘦子管账，他总是故作深沉，沉思了许久才总算说了一句“别去搀合他们，都不是好鸟”。
瘦子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让他的人际关系远不如胖子好，尽管大家都在传胖子的心眼多，而且还有赌钱的恶习，我曾亲眼见过他“打靠拉杀”的潇洒。他很大方，从不过多地计较个人得失，赌钱喝酒都能放得开。或许正为此，我和多数人一样，还是希望多跟胖子交往。
瘦子则喜欢跟我交往，因为我不仅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而且总能让他得到一些便宜。他喜欢攀亲戚，所以他亲戚特别多，甚至我的不少亲戚，他也多少能攀上点儿关系，我们之间似乎也成了亲戚。
他常表现出对胖子的不满，甚为不屑地说，充什么大方，早晚要出事。这让我明显感觉到他不能容人，或许就是“光棍不靠痴不靠”的那种人吧，尤其是在他与胖子的分工调整之后，他居然说了一句“这下权到咱手了”，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所以我做了所长后，始终没让他掌管过财务，不是他不具备能力，而是总担心他出问题。
果如他所料，乡长出事后不久，所里便出了事，其时我已调至乡工委。所里出事主要因为财务太乱，连最起码的账本都没有，而且除了“林老”，人人都在管账，人人都在管钱。但我还是认为在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出了事之后，胖子回家做起了生意，成就绝不亚于后来的瘦子。
我主持所里的工作后，信奉的是创业，根本不想介入原来这些是非，但“林老”在主持工作期间，巧妙地回避了这些矛盾，把是非理所当然地推给了我。
此时的三人因经济纠纷已变得势不两立，每个人都在宣称，不为经济，只为人格而战，最终甚至惊动了检察机关。
问题处理期间，所长劝我，一定要站稳立场。我自然明白他所指的立场，但我不能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我自问做到了问心无愧，尽管感情上我还是偏向了已可怜兮兮的他。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谅解，在他接受了提前退休以工资逐步还债的处理后，他变得对我不理不睬，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满是怨毒的目光，连曾经联系密切的同学也从此断了音讯，我几次主动写信联系都没有回音，最后他托人捎口信给我，说他爹就是我害的，他因经济原因勉强才读完了大学，让我好自为之。
啰嗦了这么多还没说到烟酒，兄弟们一定等急了吧？千万别急，事情的发生总是有背景的，如果不把这些背景说清楚，往往难以体会其中的讲究。好了，别急，不再啰嗦，且说烟酒。
吸烟在我看来，是思想者的典型特征，点上一根烟，眼光迷离地盯向远方，无论思想还是不思想都透着一股无以言表的深沉和潇洒。
我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自高中年级开始便尝试着吸烟，后来渐渐凶了起来，一天多固定在二至三包的数量上，不吸至嗓子干痒仿佛便不过瘾似的，常常不间断地有强烈的恶心刺激得自己直想呕吐，感觉往往是扯心裂肺的。
与吸烟相比，由于小时候看惯了醉酒者的不堪，喝酒曾一度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我看成恶习。我是容易走极端的人，凡喝酒的事和观念都被我顽固地排斥着。
不过，也别以为是缺少场合，乡镇这地方虽小，却并不缺人们现在所称作的场合。那时候，乡镇干部凭规定数量的粮票吃住到农民家里的工作生活方式，早在我毕业大约五六年前，悄然地被村级集体统一接待所取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央明令禁止村级应酬接待。
所谓接待，即是乡干部到村级开展工作又叫作“下乡”，伙食由村集体负担，用餐地点多选在村干部家里。
到我毕业那年，这种接待已经变得那样理所当然，尽管乡政府意识到了接待的愈演愈烈，再三制定标准和限额，却总是屡屡无可奈何地被破坏着，似乎这种破坏同样是那样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容易触犯众怒的事儿，犯了众怒，民主测评可不是闹着玩的。
安宁人历来有好客的传统，对于这种接待，刚开始连普通的农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无可争议的，自家来了客人尚需接待，更何况集体？
这种感情是朴素的，是对不从细微处着眼便难以辨出与普通群众差别的穿中山装的乡干部感情的延续，只不过不再把他们看成轮到谁家就会比赛似地争抢着把只有过年才能够吃到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的自己人而变成了客人，毕竟兜里有钱了，人的生活变好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直到他们感觉到自己逐年加重的负担被过多地用到了接待上，才把这种接待作为一个攻击的对象，如果不是藏有猫腻地过多过滥，即使有了中央的禁令，他们在心理上仍是可以承受的。
既然是接待，安宁人绝不随意，必有烟酒，尽管与稍豪华一点儿的场合相比，这种接待是低档次的，但绝对是他们心理上能够接受的最高档次，对他们来说，甚至是奢侈的，只有这样才能待客。
安宁人喝酒，就象安宁人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理由一样，也讲究理由，有理由才会真正地去喝酒。根据这些理由，大致有婚酒、丧酒、小孩百岁酒、接风酒、饯行酒、待客酒、新房酒、乔迁酒、开业酒、答谢酒、邀请酒、辞行酒、正月期间的你邀我我邀你的罗圈酒等一十三种酒是必须要喝的，其中最常见的当属待客酒，也就是安宁人接待乡干部的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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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酒的地方必有酒文化，要研究一个地方的酒文化，最直接的莫过于去关注酒场的流行语言。安宁酒场的流行语言几乎能够渗透到喝酒的所有具体环节，譬如“有酒不喝不对，喝酒不醉不对，喝酒忘了主次更不对”“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另掂对”“人有多大胆，酒有多大量”；倒酒不叫“倒”，而叫做“满”或“填”，填酒不满得罪人不浅；满了酒，便要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通常的“劝”并非一饮而尽，往往叫做“升升”或“上上”，取意“更上一层楼”，于官于商于任何阶层普遍适应，而绝不能叫做“喝”或“下下”，“喝”太土，“下下”则不吉利难免败了酒兴；对于主人的殷勤相劝，自要有所表示，常说“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干”；酒量的限制则以尽兴为原则，最流行的通常是“能喝二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重用”。
对于酒后的表现，更有一些极为形象的称呼：不能奉陪到底的逃酒者称为“虫”，酒后倒头就睡者叫做“猪”，又蹦又跳者叫做“驴”，只说不做者叫做“虎”，只做不说者叫“龙”，既不说又不做者叫做“仙”。
喝酒必要有一定的氛围，安宁人同样注重讲究喝酒的气氛，通常的做法有“划拳”、“猜宝”、“翻扑克牌”三种。这三种方式原都属于赌博的方式，被安宁人灵活地运用到喝酒上，当真对酒场气氛的调节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划拳”不需要任何道具，兴之所来，只要有人提出便可进行。提出者叫做“庄”，两个人嘴里喊着“哥俩好”“五魁首”之类代表着数字的专业术语的同时，必须去伸手指，喊的数字恰好是两人手指数之和的便算赢，输者便罚酒一杯，倘若庄家输便要罚酒三杯。如果庄家对自己的拳技有足够的自信，还可以于酒场中的所有人逐对厮杀，叫做“通关”。正因为简便易行，“划拳”在安宁最流行，即使父子也常常划几拳，只是对方若是小辈，在不经意间喊出了“哥俩好”时，父辈便常喊“亏也，亏也”不止，酒场无父子，父辈输了“亏”也要罚酒。
“猜宝”与“翻扑克牌”则都需道具，猜宝的道具简单，只要能辨出多少或长短就行，最常见的便是火柴杆或者现在饭桌上流行摆放的牙签；而翻扑克牌当然必须要有扑克牌，但在安宁几乎每家每户都不缺少这样的玩具。
这两种玩法的罚酒规则与划拳相同，同样需要庄家，但需要更多人参与才更有意思。如果选择了火柴杆，猜中的宝即是火柴杆，过程也简单，即由庄家根据人数选择数量不等的火柴握到手心任大家去猜，如果顺口说出的数字恰与庄家手中的火柴杆数目相等便算输。
翻扑克牌则更高雅一些，即是由庄家随便抽出一张，自庄家开始按扑克牌上的数字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开始绕圈数数，数到谁就由谁罚酒，这种玩法多由德高望重者主持，但输了酒也是必定要罚的。有了如此丰富的酒文化作铺垫，便不难理解我顽固的态度之所以会土崩瓦解的原因。
面对如此丰富的酒文化，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如此长的时间，我想完全因为我是个新人，而且年轻，对于不少问题，人们都能给予最大的谅解。
现在想起来，这或许也是人们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的根本原因吧。一个崭新的环境，尽管需要有一个你了解大家大家也同样需要了解你的过程，但毕竟为你提供了一个隐藏自己趁势按照固有风格调整自己的绝佳机会。
那时候的我，总想抓住任何一次机会，却又苦于没有机会，便总以年轻求得自己的谅解。其实，只要踏入了社会，便不能以年轻自居，许多机会往往都在以年轻自居的自我安慰中白白流失了。
所谓“年轻”，往往是不懂事的意思，而且一个单位的脏活累活似乎完全是年轻人份内的事儿。
我喜欢表现自己，从不怕脏怕累，独无法忍受甚至在身份上与我有悬殊差别的临时工那副居高临下呼来唤去的嘴脸。
到一个新单位，开始必定要小心谨慎地认真去过那个了解的过程，只要稍有差池便足以搞得满城风雨而让前途变得暗淡。仅因为我不喝酒办事容易较真，他们便以丰富的想象为我取了不少甚不雅观的外号，这让我的情绪一度陷入混乱。他们有的甚至公开恶作剧地叫我“未所长”，意即未来的所长，从那种玩世不恭的腔调中不难体味到讽刺大于真实的滋味。
难道我当真连个小所长也当不成？我那时候很自负，常常设想着自己的主政方案，尽管这些方案是天真的遥远的，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让我觉得自己甚至就是主政者，而且这些方案也极大地开发了我的想象力。
到我经历过最大限度的坚持开始喝酒后，才慢慢地发现，工作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工作，象我经常参加的那种酒局，并不完全等同于两个嗜酒如命的人就着咸菜丝或舔着生锈的铁钉那种丝毫不讲究菜饶只为着嗜酒或者拼酒量而进行的真正称得上喝酒的酒局，实际上是工作无原则的延续，不仅无法突破已经铁定的身份或地位格局，而且能够传达一些在工作场合无法得到的信念。
如果身份或者地位无法达到某一层次，将永远无缘于这样的酒局，因为无论邀请别人还是接受别人邀请往往都是等量级或者偏上的层次，绝不会有人见过一个农村干部去邀请流落街头的神经病喝酒，就象没有人见过********去接受一个于己没有任何缘故的普通乡干部的邀请一样，中国人历来都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能够参加那样的酒局，本身就是一种肯定、一种荣耀、一种炫耀的资本。曾几何时，听着“林老”之流低声地却故意让人能够听到地讲述与乡长喝酒的经历，说乡长如何如何地平易近人如何如何地大酒量又如何如何地逼他喝酒的经过，甚至能够具体到乡长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常让我暗暗地嫉妒羡慕，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儿。
我喝酒不能不说是受了这些方面的引诱，为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的是胖子。时间已经是我到安宁乡的三个月后，地点在胖子家里，他不仅邀了所里的所有同事，还邀了他们村的支书，说是给我接风。
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我接风的人，我真的好感动。因此，我多次向所长提及去胖子家时购物用款的摊派问题并主动要求凑款，主任黑着脸说，说你年轻，你不信，不该问的就别问，今后有场合，只要叫你，不要问理由，更别充有钱人，只管参加就行了。
我知道他仍在为那天的事儿生气，便不再多问，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的花费早已由所里全部报了销，而且据说胖子到他们村又报了一份儿。——人的地位不到连探听的资格也是不具备的，当然主要是怕年轻嘴不严，不少事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当时的我只管没脸皮地吃或者即使知道了也只能充作不知才算上策，然而这不是我的性格。
由于那个时候的同事一天当中只有在早晨点名时才有唯一见面的机会，所以攒了许多话要说，支书因为村庄是乡里数得着的村庄自然也是乡里数得着的人物，性格又随和幽默，所以那天的气氛甚是融洽热烈。
果如所长所介绍的那样，支书当真是了不得的人物，两杯酒下肚，酒场几乎成了他演说的场合，说了不少他与乡里大人物一起喝酒交流的趣事，听得出来，除了乡长和书记，其他的乡领导他没有几人能瞧得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当真能瞧得上的人物，必是换命的交情。听他数过来数过去，连同调走的也不过那么三两位，其他的根本不值一提。当然，这三两位都是乡里推荐或选拔他做支书的主要领导。
边演说边喝着，支书很快就没有了声息，转而被悄然而起的响鼾所代替。他喝醉了，大家便手忙脚乱地要扶他回家休息，他不知所语地咕噜着什么，还是回家了，好实在的家伙！大家都感叹着。
乡长出事后，他因对抗调查组的调查背了个开除党籍的处分，他不服。
据说乡长与他及邻村的支书正合伙做一笔玉米种买卖，那时候全县实行对农村统一供种政策，乡长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一笔毫无风险的买卖。因他们村经济状况好，由他们村负责投资，邻村则负责库存和销售。
缺少了乡长的支持，玉米种全部变成了猪饲料，因此亏损了一万五千多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原信誓旦旦地与他共同承担责任的邻村支书来了个干脆不认账，他自是有苦难言，但由于他仗义实在，虽被开了党籍，乡里仍安排他主持村里的工作。
据说，乡里他那些铁杆朋友汇报时都说他实在太冤，比窦娥还冤，连老百姓都这样认为。
到年底换届时，境况便不同了，因他已不是党员，村里的党员要选他做支书也无能为力。从一个领导降为被领导，他显然是不乐意的，便主动辞了职去乡里开饭店，生意异常火爆，据说他一年就赚了十几万，因为仅开业他便请了上百桌，耗资达万余元。
几年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重新入了党又重新领导他的村民，不料却没了往日的雄风，很快就被村里的反对派弄下了台，原因是区划调整后由于各方面的投资加大村里的积累资金明显减少，他便自作主张地提高了承包费。正如他自己所说，又没有装到自家的腰包里，仍是冤。
及至再次下台，他再次去开饭店，亦同样是风光不再，尽管他的开业费比第一次翻了三番，饭店仍在不断地赔，至今落了个四处躲债的下场。
且说当日酒场他离去后，人们终于透了口气，总算有了说话的机会。然而，没说多久，所长便因我不喝酒的事儿与“林老”吵了起来，说来也怪，两个人见了面总在不断地吵。
所长说，你怎么这么不长人样，跟年轻人去计较，年轻人喝不喝尽可以随意。
“林老”说，你别总是这样压人好不好，俺又没说什么，不就是劝碗酒嘛。
我知道两人又在借我说事儿，便不去言语，但经不住胖子和瘦子从中撺掇，端起“林老”推到我面前的酒杯便一饮而尽，再去看争吵的两人，“林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所长却一脸的不屑。我记不清自己那天喝了多少酒，只觉只要一张口，酒就要自肚里整个翻上来，便强自憋着不说话，连忙用菜去压，终于压不住喷了“林老”一身。
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关于我能喝酒的事儿第二天便已在乡机关里传得沸沸扬扬了，遇有好心人向我证实时，我居然莫名其妙地涌上一股自豪。事情既然破了头，便再也禁不住人们热情似火智计百出地劝酒。我喝酒从不会藏奸，而且禁不住激，因此逢喝必醉，自也没少误事。
且不说书记为此对我提出了警告，单说我醉了肚里便翻江倒海似地难受，必要吐。刚开始张口就能吐，吐出来的全是足以呛哑嗓子的酒；后来便要把手指伸到嗓子深处去扣，吐出来的便成了混合物，连肠子都似已塞到了嗓子里要吐出来；再后来扣也吐不出来了，酒非要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时才能自动吐出来。
其实，我不宜喝酒，量也不大，喝酒对我来说，绝非那种“吃香的喝辣的”的享受，更多地象一种灾难，尽管偶尔的我也会有超常的发挥。——只要喝了酒，便会面红耳赤，浑身紫红发痒，常抓挠得皮肤出血，眼珠儿仿佛要滴出血来，典型的酒精过敏！
耐心地总结一下，我喝酒的过程大致要经历禁不住劝酒的热情与殷勤、惴惴不安总担心喝醉、几杯下肚便激情高昂说过头话、吐酒抓破皮肤、酒醒后无边地后悔、死不悔改地重复前面的过程等六个阶段，因此往往多喝了酒反倒赚个不实在的名声，尤其在我做了所长之后，因畏惧酒便不断地逃避而得罪了不少人。
有人说酒是练的，纯******胡扯淡，我历练了如此多酒却偏偏不上瘾。难道当真如安宁人所说“有量不一定当官，当官必定有量”？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凡我所认识的成功人士，尤其是我所能接触到的大官，多有不容忽视的酒量。
这或许是我至今仍一无所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算是命吧，命中便不具备这样的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