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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记不清具体日子了，他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句话也不说就坐到了我的座位上，两眼阴惨惨地只顾盯着我。
难道他来寻衅滋事吗？因疲惫不堪已过敏的我感到了害怕，因为最近常听说单位里有人因失意而失常而闹事的事情发生，丰富的想象一下子就让我把或许毫无干联的两个事件联系到了一起。
有事吗？我小心翼翼且不乏温柔地再三问他，他却始终不说话，直到我严厉起来，才终于说了话。
显然由于长期不说话，口齿伶俐的他语言已开始变得生硬，只听他瓮声瓮气地说，我，想，请，你，吃，饭。
吃饭？岂非莫大的讽刺？心里突地一动，愧疚还是把我拉回了现实，迟疑了片刻，我答应了他。
那一刻，我能够觉察出他无疑是激动的，却极力抑制着而让自己保持了过人的平静，直到我们进了一家最为僻静的小饭馆开始喝酒。
小饭馆虽说僻静，客人却不少，据老板解释说，多是回头客。
小饭店倒也干净，我第一次来，而他显然已经是熟客，因为刚一进店老板就冲着他热络地说起来，而他却仍是一脸地平静。
我们找了一个最里面的房间坐了下来，他近乎耳语般地告诉我，也不单纯是老板自己所宣扬的那样“酒好不怕巷子深”，也有纪委整治公款吃喝的原因。当然，也不全是，不少注意影响的人平日也会选择这里，就是图个清净。一般的局级人物当然不会到这里，因为他们不屑，来的多是中层一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虾皮蟹子毛”之类。
或许因为环境的原因，来的人多静静地自觉保持着安静，反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待他啰哩啰嗦地说完这些，酒菜已经上来：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葱拌牛肚，简单而又精致。
我们开始喝酒，他就不再说话。
从未见其喝酒如此豪爽过，或许因为酒度过高的原因，我一杯还没有喝完，而他却已连干了四杯，虽说脸微微红起来，却仍在竭力保持着平衡。
这时候，他又自言自语似地开始说话，而且仿佛恢复了语言功能，文明、严谨、简洁。他告诉我，他现在没有把我当领导，而只当作一个忠实的听众。他说，真是难，忠实的听众难找，自己也难，绝不敢随便地找人来当听众的。倘若那样，必会大事变小小事变大好话变成坏话而坏话却难变成好话。
他的谈兴很浓，象是积攒多了必要宣泄似地。他告诉了我关于他的咱们前面刚提过的一些真相，之后又哲人似地说了许多关于他做办公室主任前后的感想。
哲人？对，哲人。当时，我毫不夸张地觉着。
现在回想起来，那不过是一些极普通的话，其实大家都明白，只是没人肯说出口而已。
这便是我们之间重又交往的第一次。之后，渐渐地就多起来，也不过是喝酒之后的闲聊。
应该说，这样的交往是令人愉快的，我感觉自己已越来越离不开他了，间或某一天他突然没来或者没有预约，心里就会有太多亏欠似地，尽管他酒后并没有改变多少，仍是往日的那样一副呆头呆脑的相。
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他了，起因是某一天照例预约的酒后他不再平静意外地破口大骂局长“王八蛋”，而我居然也跟着骂起来。
骂当然是不定向的，一会儿就由局长转向了其他人，有时候也没有指向，甚至会相互对骂，待老板嫌吵上来问时，两人竟异口同声地说骂自己。
事实上也是没有指向的，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象我们这种人，情绪也是不能乱宣泄的：别看只是骂人，但骂人显然是不文明的行为，即便无事也会因为与众不同被人骂上两句神经病，而倘若遇上愿意多事的，这种破口大骂足能定“反动”的罪，尽管这家饭店僻静且老板因为赚了钞票已与我们成了熟人，但必须谨防隔墙有耳。
因此，事后想起来我仍觉得后怕，而且关于我们之间的交往局里已开始有微词，说是臭味儿相投：每逢有我们两人一起出入的镜头，总会有人在偷偷地指指点点，我就会象做了贼似地抬不起头或者贼一样溜走。
机关里，原就不允许有两个太过亲密的同事，更何况是我与他，我显然已被认作了堕落。
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主要因为我感觉自己正是干事的年龄，我隐隐觉得自己不该也不会就此沉沦下去，终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所以我不能因此而毁了自己，我必须要离开他，尽管我觉得有点难分难舍而且理亏，但那一刻我的心突然硬起来，或许有了希望心就会硬起来，我便有这样的勇气，我便是这样的人吗？
离开他当然要有痛苦的食不甘味的过程，但我不是一个容易痛快而沉迷的人，我有自己的追求，为了追求宁肯舍弃一切。
原以为离开他会象自己做出离开他的决定一样艰难，我为此甚至做了许许多多地逐步离开他的设计，譬如为自己找一个合理恰当的理由，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却又担心逐步离开万一自己突然软下来会离不开他。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分开就象人渴了就要喝水一样简单，只要他约过一次我故意不赴约就断了。
断了的那天晚上，我一个晚上都象失了魂似地，突然地又觉得胸膛中有股气在慢慢地聚敛，霎那间就欲炸裂似地，只有在屋里快速地转，惹得老婆直骂我神经。
且不说老婆的骂，单说连我自己也怀疑是否神经真的出了毛病，因为从那以后我一直都被强烈的倾诉欲所折磨着，那感觉就象经济宽裕的人常常会觉得乏味而日子紧巴巴地终日里要算计着钱要如何去花的人反而有滋有味一样。
我的理智终没能战胜几欲将我吞没的倾诉欲，而且我终究还是一名实职副局长，只要肯加入他们的闲聊，总还是有人肯听的。
这也算是一种条件吧，或者也应称之为“以权谋私”，因为倘若不需要承担责任又能让自己得到放松有谁会不乐意加入其中呢？
当然，我的这种倾诉欲与老主任有严格的不同，他说的尽是局里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或许应称之为内幕的秘密，而我却严格地坚持着莫谈国事的原则，或许只是一种想说话或者表现自己以显示自己存在的欲望。
如此就只能说女人，别的不能说，难道说女人也不行吗？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暗暗地自得，或许女人应该是官场最长久不衰的话题，我很快就得了一个“色”的诨号，“色”也比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话招惹是非强。
但“色”通常与“屎蛋”或纠缠不清的意思相连，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绝不能要这样的诨号。
那，又该咋办呢？我居然发现自己极富天才，毫不费力地就能让自己说得含蓄、“文明”，当然，尽是无聊之举，却不料竟很快在局里流传开来。
于是，我更加津津乐道，努力地去搜寻这类故事，因为任何事物要保持必要的吸引力都必须适时。
常言道，话多必有失。便是指人说话多了常常有不能自抑口不应心的时候，更何况我说的原就不过是用来逗乐的疯话，自然难免要搀杂一些真话来增加事情的真实性。即使不这样，语言也具有明说暗讽的功能，常常会被人疑心为要暗指些什么。
果然，正当我引以为乐颇为自得之时，局长找到了我。他虽没有把话说透说绝，却明显地因为我的话多在严厉地批评我。
话似是而非，明着说天气而实际上却在暗指什么。这是他一贯的说话风格，其实，他就是这方面的天才。
我自是一头雾水，不知就里地瞅着他。
他显已感觉到了我的无知，迟疑了一会儿，又象是无可奈何地只有下定了决心才能最终说出来道，人是不宜多说话的，尤其象我们这样的身份。
倘若不说话，我又能干什么呢？这只是疑问，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居然会因为他的批评心里涌过一阵暖流——批评虽说不上好事，但也不能一概地认作坏事，至少说明他还能意识到我的存在，只要存在就有理由和作用。坏事虽不能完全算坏事，却也证明了一个事实：有人添油加醋添枝加叶地向他讲了我的表现。
我的表现或许并不妨碍别人什么，关键是复述我说话的人凭自己臆测的内容让他愤怒，我细心地注意到了他的眼皮在跳，只要眼皮跳就是愤怒之极的表现。
这是他的习惯，一个我在初次识他就观察到的放到心里始终没说的秘密，原决定让之烂到肚里，却不料今天竟说了出来。因为提及当初，我就常不能自抑。
一方面无事可做，另一方面却又连话也不能随意去说。这无疑加剧了我由于和老主任交往而勾起的说话欲，只觉得人是不能不说话的，但现实却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可以。
不妨这样描述我当时的感觉：似乎我的每一处肌肉每一块骨头都被由该说的话浓缩而成的气体充涨着，我仿佛听到了其碎裂的声音，唯一要做的就是如同庖丁一样麻利地把自己裂成一条条的碎片。
我的神经或许果真出了毛病，有这样的事实为证：我不敢再去相信任何人，而且正因为这样，到底谁在捣鬼，已根本无法考证。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骗我，所有的人都在密谋着害我，也包括我老婆。她明显已不再象过去那样温柔贤惠，而总是欲壑难填，不停地在埋怨着，唠叨着，仿佛嫁了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似地。
不要以为我会从此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也不要以为我对这样的状态束手无策，其实，我早年就寻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跑去跟我娘住上一段。
我娘还是象我刚记事那样爱唠叨，只不过过去的唠叨是在教我学做人的道理，而现在的唠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倾诉欲，好象她以为我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她的教诲，内容就尽转成了东家的孩子夭折了西家的老人九十高龄仍能健步如飞村里又换了新领导尚且不如老领导廉洁之类，而只有我才是她唯一的忠实听众。
这些唠叨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内容总在不断地重复，明天重复着今天，而后天则又在重复着明天，而且尽是一些过去的事儿，自从过了七十岁，我娘似乎就再没有讲过一件不是重复的事儿。
不过，不能不佩服我娘的记忆力，象我们村何时拉电何时吃上的自来水之类的已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她仍能清醒地记忆着，包括其中的一些细节。
我猜想，或许便是她已难接受新事物或者逐步排斥新事物而把注意力全部转向回忆所致吧。
所有的年轻人，也包括我，大概无一不反感这些毫无新气的唠叨吧。只有到遇有烦心事儿或者这种状态时，我才能乐于接受这些唠叨。
所谓的接受并非指那些已再熟悉不过的内容，只是仿佛理解了我娘，甘于装作认真地听，而实际上早已神游魂外。即便这样，我娘也能感受到极大的满足和快乐。
唠叨之余，我娘照例要忙一桌酒饭。我娘做的饭，堪称一绝，我自信曾吃过不少的饭店，但没有一家哪怕是自吹自擂有如何高级别的厨师的饭店也比不过我娘的手艺。
这不单纯是对我娘的夸奖，而是一个事实，尽管我娘听了这样的话必要谦虚一番，但能够看得出她身上洋溢着的幸福与自豪。
这次回家，我发觉我娘的手脚已远不如过去那样利落，所以待用过了晚饭我就象小时候那样爬上了她的床。
我娘甚是高兴，忙着为我找铺盖，并认真地为我铺好，然后就一边象抚婴儿一样抚着我的头一边继续她百遍不厌的唠叨。
这时候，听娘的唠叨无疑是一种享受，能够迅速地让我安静下来，要不是她冷不丁就会停下来分不清是感叹还是肯定地说“也有白头发了”，我怕早已如伴仙乐睡过去。
4
我知道她视力已大不如从前必定是猜测，但必须要回答她算是安慰吧，忙说，没有吧，娘看错了。
通常地，她都没有回音，自顾自地继续着连我这个最忠实的听众其实也没认真地去听的唠叨，其实，没有必要听，内容早已耳闻能详。
这便是一种幸福吧。如此住上三五天，任天大的难事也会消融殆尽。
最不忍的，还是分离，当把我娘精心准备的所谓美饶消耗殆尽，就是分离的时候。
之所以这样说，我娘就具有这样的能力：自从我成家立业，不用我说，我准备回家住几天或者是否带老婆孩子，她每次都能精确地计算出，并按照计算准备应该的饭食，剩菜剩饭就是她待我离去之后的主食。
她吃得很少，即使在我们狂饮暴食的时候，她也常常只看着我贪婪的吃相笑，偶尔满足地加上一句：这么大了，一点儿都没变，还是小时候的那副贪吃相。
逢此时，我就会停下来，望着她天真地笑，而她则笑得更加灿烂了。
及至上了车，我才意识到该向我娘道一声别。蓦然回首，我发觉我娘明显见老了，脸上的皱纹竟堆得那样深，完全是一个年老体衰的村妇，正悄悄地用衣袖去拭眼。
我娘常用衣袖去拭眼，但她从不承认那是流泪，总说眼里飘进了东西，若是再三追究，我娘就会责备我：数你事多，说你毛手毛脚，偏要象我老太婆一样爱唠叨。
她显然把这种自然地真情流露当成了秘密，唯一的目的就是不给我添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负担。
但我知道，那就是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泪不觉已涌上来，忙招呼司机快走。
就在那一刻，我确定了自己的一条识人标准：识别一个人，不需要看别的，只要了解他（她）对自己老娘的态度，若是孝的，必可交往；若是不孝，必要远离。
其实，这条标准我于十年前就认识到了并一贯坚持着，这次不过是一次确认。
这个问题的核心便是识人，倘若能够自始至终地准确识人，就不会让我自己陷入现在这样的困境。
自打再次确认了这条标准，我就坚持用这条标准识人，居然凡试皆准，无一例外。也算是对这条标准的检验吧。
但我很快就遇上了例外，或许也算不上例外，只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拿捏不准的个例：
局长是个实实在在的孝子，偏有老婆不准。所以每到逢年过节就空自慨叹不已，因为他不敢违拗老婆，老婆的老爹虽已临近退休，却仍是个能让他功败垂成的人。
老婆也难找，仅仅因为她生孩子期间婆婆恰因病没能伺候月子，就发誓不准男人去看他，男人自不敢稍有违反。
但男人终究是男人，是男人就必须孝敬老娘。据说男人在乡镇的时候，逢年过节总要利用职务之便让镇里的伙房置办年货偷偷地给老娘送去。
老娘更怪，独喜老辈过年的那一套——煮一套猪下货，蒸几屉白面馒头，尽管吃不了，没办法，偏好这一口儿，现在的洋过法反而会让她浑身地不自在。
当然，还有儿子回家，这几乎是所有老人的心愿。
但孝子却无法满足老娘的心愿，因为老婆不让回，他就不敢回，据说有一次他偷回了，结果让老婆知道了差点儿揪掉了耳朵，却还不敢声张。
到了局机关，与老婆离得近了，就没有了乡镇时的便利，这恐怕是局长最闹心却又无法向人提及的窝心事儿。
我及时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并决定帮他做他在乡镇时才能做到的事儿，但当我见到这位老人时，老人的手明显在哆嗦，强烈地盼儿归来的渴望无疑已灼伤了我。
——或许出于对母亲的与生俱来的感情，我不仅放弃了自己通过这件花钱其实并不多的事儿来结交他的卑劣想法，而且决定与老人一起过年给她以儿子的温暖，也算是对自己母亲的回报。
我的做法获得了母亲的赞同，却遭到了老婆激烈地反对，她竭斯底里地喊：怪物，一个连自尊都不要的怪物！最后，她的嗓子都喊哑了，居然仍在不停地唠叨。
如此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的做法到底对错了，若说错，母亲居然支持；若说对，老婆又在竭力地反对。
管他对错呢，我感觉到局长必定是充满感激的，因为他虽仍没有多说什么，但我的处境却在明显地改善——他开始给我派活儿，虽然尽是替他开会之类的事儿，却毕竟让我忙了起来——我不知道这种管理体制到底还能持续多久：
一个局长一天居然要开三至四个会，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不知靠什么时间去落实会议，当然，有不少会议根本不需要落实，既无需落实，又何必要开会呢？
且不牢骚，单说自己总算有了事做，而且尽是些一把手局长该做的事儿。如果能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无异于让我提前享受了做局长的滋味。做局长着实不易，单是这些会吧。
或许我果真做了局长，也可以找人去替的。仿佛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想一想还是做一把手局长的好，我居然又有了些许期待，只要期待，就必要象局长所说的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心竟渐渐地安了。
正当我充满期待时，纪委的人却找上门来了。
据说有人举报了局长以权谋私的事儿，又据说举报人就是他最欣赏的那位副局长，还据说是因为那位副局长搞以权谋私遭到了局长训斥而怀恨在心。
我们且不管这些据说，只说纪委的调查确是真的，他们单刀直入地就问我是否给局长的老娘办过年货。
我说，办过，而且还一起过的年，但不是冲着局长，而是冲着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妈妈。
纪委的人又问，若是别的老人，你也能这样吗？
我干脆地答道，不能，但别的老人不一定也有这样的遭遇，我不希望有，难道你希望？说着，不知是因为老人的遭遇还是自己渐渐的失望，我眼里竟噙了泪。
纪委的人没有再问下去，只说了句“天下难道还少了这样的老人”就结束了他们的调查。
我不知道自己明显情绪化的回答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反正局长仍然是局长，只是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不足五十岁的人看上去怎么也有七十岁吧。
一个周后，最受青睐的那位副局长被派到了乡镇做党委书记，算是提了，这是县里用干部的一贯做法。
待这位书记经过县委的再三催促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总算交接完毕，我就接替了他的分工，而局长只说了一句“好好干吧”。
且不说后来我才了解到局长居然疑心是我又告了他的状而把我当成了仇敌，单说这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就这样便轻松地到了我手上，我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反感觉有些泄气。
我意识到，人是必须有所信仰的，倘若失了信仰足以能将人击垮。——局长的遭遇仿佛给了我点儿什么警示，我明显在应付差事，甚至连原来的一分雄心勃勃也没有。老婆便骂我，刘老三的豆腐提不起来。
骂就骂吧，尤其在我感觉到了局长的真实想法之后，我绝不是在为自己没有勇气的逃避找理由，而是愤怒让我根本不想说，我何苦非要用说来表明自己呢，尽管老婆再三地质问我“为什么不能把话说明”。
其实，话是无法说明的，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局长老娘的事儿，他不怀疑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别人呢？
我老婆却不顾我的阻拦去找局长说了，我不知她说了些什么，只听她自己说她不过是说了那些据说和她的分析，这是个不简单的女人，我连她也不能再信了。
事实上，局长明显对我好起来，某一天，他莫名其妙地冲我说，对不起，误解了你，好好干吧。
但这无法阻挡我日益感到的变化，或许恰如我老婆所说，我已不辨是非和好坏了，沾了人家便宜还要对人家讥讽挖苦一通。
这怪不得我，因为我压根儿就信不过他们，他们给了我好处，就必然地要从我这里博得更多更大的好处，要不然他们过去为什么不给我好处呢？
老婆终究头发长见识短。我这样想着，似乎才感觉到了自己。——这居然是我，一个甘愿淹死于逃避与牢骚的梦想中的我，竟这样真实。
怪是相对的，在别人感到我怪的时候，我却感到重又找回了自己——我仿佛又回到了刚毕业那会儿，恐怕只有那会儿的我才是最真实的。不，与那会儿还是有所不同的。该怎样说呢？恍若做了一个长梦吧，梦醒的时候看到了自己，自己在跟自己招手。
仿佛一切都看开了，只有把一切都看开了，才有可能找回原始的我——人想做事原就不是什么过错，根本勿需去责备自己，而且只要想做事，无论怎样的环境都不该成为阻碍，更没有必要去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或许用“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样一句佛语来表达会更贴切吧。
命运或许就这样怪，越是想开了的时候，机会往往越要垂青你。偏在这个时候，局长被提拔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临到交接的时候才告诉我，他坚定地推荐了我。其实，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我知道他的推荐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只是个到常委里过度一届就要退居到人大的常委，却终究还是个常委。
但是对我的起用起决定作用的，绝不单纯是他的推荐，而是县长，当然这里面也有他推荐的功劳，起因是县长的小孙子得了一种类似于感冒的怪病，四处求诊都确诊为感冒，按照感冒来治，却又总是徒劳无功。这时候，局长就推荐了我老婆，所以说里面也有局长的功劳。
前面的讲述曾提及，我老婆居然信起了神，治疗小孩子惊吓只要用线吊一根针点上三株香然后由她呼小孩子的名字家长代替应答直至香燃尽居然甚为灵验。
我当初曾担心老婆的西洋镜被拆穿，西洋镜是我对她行为的讥讽，但局长既已推荐了，而且县长与夫人已携孙上门，只好任她妄为。
肯定是药起了作用，香未及燃尽，县长的小孙子居然当即就好了。据县长夫人说，县长的儿子及儿媳都在国外留学，小孩子倘若……这话当然不能说全，只能点到为止。
从那以后，我就结识了县长，更重要的是县长夫人与我老婆竟姐妹似地走动起来。
县长夫妇并没有传言中那样严肃，只是他的性格过于庄重，这也是长期官场磨砺的结果。或许到他这一级别，反更能看得开？他说，人就是那么回事儿，都有百年，其实，也用不着到百年，只要人退了休，就同世为人了。
我居然与他有同感，也或许因此，他便喜欢我故意堆到桌上的论文。应该说，他看重我，并不单纯因为这些纠缠不休的关系，还有我的才华。至此，我仿佛明白了人们之所以要常说的“要提拔最先知道的必首先是自己”这句话。
正为此，待局长告诉我结果组织部门果然就来谈话时，我已经由透着担心的激动中平静下来，甚至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
那一刻，我是清醒的，我知道局里还有近五百万的亏空必须要我去面对。尽管这些亏空局长并没有拿回家里，但他终究还是有责任的。所以，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亏空的公开，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跟我谈起过。我知道，要公开这些亏空必要遇到不可想象的阻力。
但我已经决定，绝不为他背黑锅，我必须要保持自己的清洁，然后认认真真地做事，于是就拨了审计局的电话。
审计的结果快速地送达了县长，在送达他的当天，他就与夫人一起又来到了我家。
既要家里谈的，不是因为关系紧密，就是因为非正式谈话。待两位夫人开聊之后，他进了我的书房，就从兜里掏出了那份报告，笑吟吟地说道，这事就到此为止吧。
说着，竟点火烧了那份报告，象是对我的一种补偿似地又说道，我会为你作证的，并支持你所有的改革计划，人活着必要做事的。
我突然明白过来，只觉得自己活了四十五年仿佛才总算活明白了。
我当然另存了审计报告的复印件，只不过总是把之锁于箱底。我想，我必须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一年之后，局长即后来的宣传部长因脑溢血死于任上，全县为之举行了隆重而且盛大的送别仪式。
参加完他的送别仪式，我已是身心俱疲，却突然涌上了这样一句不太合适宜的话，这也算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吧。
已经记不清这是哪本书里的一句话，即使我仍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也已无心去探究，因为我很快就睡了过去，我太需要这样别无牵挂睡眠里无梦的休息。
已记不清具体日子了，他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句话也不说就坐到了我的座位上，两眼阴惨惨地只顾盯着我。
难道他来寻衅滋事吗？因疲惫不堪已过敏的我感到了害怕，因为最近常听说单位里有人因失意而失常而闹事的事情发生，丰富的想象一下子就让我把或许毫无干联的两个事件联系到了一起。
有事吗？我小心翼翼且不乏温柔地再三问他，他却始终不说话，直到我严厉起来，才终于说了话。
显然由于长期不说话，口齿伶俐的他语言已开始变得生硬，只听他瓮声瓮气地说，我，想，请，你，吃，饭。
吃饭？岂非莫大的讽刺？心里突地一动，愧疚还是把我拉回了现实，迟疑了片刻，我答应了他。
那一刻，我能够觉察出他无疑是激动的，却极力抑制着而让自己保持了过人的平静，直到我们进了一家最为僻静的小饭馆开始喝酒。
小饭馆虽说僻静，客人却不少，据老板解释说，多是回头客。
小饭店倒也干净，我第一次来，而他显然已经是熟客，因为刚一进店老板就冲着他热络地说起来，而他却仍是一脸地平静。
我们找了一个最里面的房间坐了下来，他近乎耳语般地告诉我，也不单纯是老板自己所宣扬的那样“酒好不怕巷子深”，也有纪委整治公款吃喝的原因。当然，也不全是，不少注意影响的人平日也会选择这里，就是图个清净。一般的局级人物当然不会到这里，因为他们不屑，来的多是中层一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虾皮蟹子毛”之类。
或许因为环境的原因，来的人多静静地自觉保持着安静，反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待他啰哩啰嗦地说完这些，酒菜已经上来：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葱拌牛肚，简单而又精致。
我们开始喝酒，他就不再说话。
从未见其喝酒如此豪爽过，或许因为酒度过高的原因，我一杯还没有喝完，而他却已连干了四杯，虽说脸微微红起来，却仍在竭力保持着平衡。
这时候，他又自言自语似地开始说话，而且仿佛恢复了语言功能，文明、严谨、简洁。他告诉我，他现在没有把我当领导，而只当作一个忠实的听众。他说，真是难，忠实的听众难找，自己也难，绝不敢随便地找人来当听众的。倘若那样，必会大事变小小事变大好话变成坏话而坏话却难变成好话。
他的谈兴很浓，象是积攒多了必要宣泄似地。他告诉了我关于他的咱们前面刚提过的一些真相，之后又哲人似地说了许多关于他做办公室主任前后的感想。
哲人？对，哲人。当时，我毫不夸张地觉着。
现在回想起来，那不过是一些极普通的话，其实大家都明白，只是没人肯说出口而已。
这便是我们之间重又交往的第一次。之后，渐渐地就多起来，也不过是喝酒之后的闲聊。
应该说，这样的交往是令人愉快的，我感觉自己已越来越离不开他了，间或某一天他突然没来或者没有预约，心里就会有太多亏欠似地，尽管他酒后并没有改变多少，仍是往日的那样一副呆头呆脑的相。
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他了，起因是某一天照例预约的酒后他不再平静意外地破口大骂局长“王八蛋”，而我居然也跟着骂起来。
骂当然是不定向的，一会儿就由局长转向了其他人，有时候也没有指向，甚至会相互对骂，待老板嫌吵上来问时，两人竟异口同声地说骂自己。
事实上也是没有指向的，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象我们这种人，情绪也是不能乱宣泄的：别看只是骂人，但骂人显然是不文明的行为，即便无事也会因为与众不同被人骂上两句神经病，而倘若遇上愿意多事的，这种破口大骂足能定“反动”的罪，尽管这家饭店僻静且老板因为赚了钞票已与我们成了熟人，但必须谨防隔墙有耳。
因此，事后想起来我仍觉得后怕，而且关于我们之间的交往局里已开始有微词，说是臭味儿相投：每逢有我们两人一起出入的镜头，总会有人在偷偷地指指点点，我就会象做了贼似地抬不起头或者贼一样溜走。
机关里，原就不允许有两个太过亲密的同事，更何况是我与他，我显然已被认作了堕落。
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主要因为我感觉自己正是干事的年龄，我隐隐觉得自己不该也不会就此沉沦下去，终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所以我不能因此而毁了自己，我必须要离开他，尽管我觉得有点难分难舍而且理亏，但那一刻我的心突然硬起来，或许有了希望心就会硬起来，我便有这样的勇气，我便是这样的人吗？
离开他当然要有痛苦的食不甘味的过程，但我不是一个容易痛快而沉迷的人，我有自己的追求，为了追求宁肯舍弃一切。
原以为离开他会象自己做出离开他的决定一样艰难，我为此甚至做了许许多多地逐步离开他的设计，譬如为自己找一个合理恰当的理由，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却又担心逐步离开万一自己突然软下来会离不开他。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分开就象人渴了就要喝水一样简单，只要他约过一次我故意不赴约就断了。
断了的那天晚上，我一个晚上都象失了魂似地，突然地又觉得胸膛中有股气在慢慢地聚敛，霎那间就欲炸裂似地，只有在屋里快速地转，惹得老婆直骂我神经。
且不说老婆的骂，单说连我自己也怀疑是否神经真的出了毛病，因为从那以后我一直都被强烈的倾诉欲所折磨着，那感觉就象经济宽裕的人常常会觉得乏味而日子紧巴巴地终日里要算计着钱要如何去花的人反而有滋有味一样。
我的理智终没能战胜几欲将我吞没的倾诉欲，而且我终究还是一名实职副局长，只要肯加入他们的闲聊，总还是有人肯听的。
这也算是一种条件吧，或者也应称之为“以权谋私”，因为倘若不需要承担责任又能让自己得到放松有谁会不乐意加入其中呢？
当然，我的这种倾诉欲与老主任有严格的不同，他说的尽是局里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或许应称之为内幕的秘密，而我却严格地坚持着莫谈国事的原则，或许只是一种想说话或者表现自己以显示自己存在的欲望。
如此就只能说女人，别的不能说，难道说女人也不行吗？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暗暗地自得，或许女人应该是官场最长久不衰的话题，我很快就得了一个“色”的诨号，“色”也比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话招惹是非强。
但“色”通常与“屎蛋”或纠缠不清的意思相连，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绝不能要这样的诨号。
那，又该咋办呢？我居然发现自己极富天才，毫不费力地就能让自己说得含蓄、“文明”，当然，尽是无聊之举，却不料竟很快在局里流传开来。
于是，我更加津津乐道，努力地去搜寻这类故事，因为任何事物要保持必要的吸引力都必须适时。
常言道，话多必有失。便是指人说话多了常常有不能自抑口不应心的时候，更何况我说的原就不过是用来逗乐的疯话，自然难免要搀杂一些真话来增加事情的真实性。即使不这样，语言也具有明说暗讽的功能，常常会被人疑心为要暗指些什么。
果然，正当我引以为乐颇为自得之时，局长找到了我。他虽没有把话说透说绝，却明显地因为我的话多在严厉地批评我。
话似是而非，明着说天气而实际上却在暗指什么。这是他一贯的说话风格，其实，他就是这方面的天才。
我自是一头雾水，不知就里地瞅着他。
他显已感觉到了我的无知，迟疑了一会儿，又象是无可奈何地只有下定了决心才能最终说出来道，人是不宜多说话的，尤其象我们这样的身份。
倘若不说话，我又能干什么呢？这只是疑问，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居然会因为他的批评心里涌过一阵暖流——批评虽说不上好事，但也不能一概地认作坏事，至少说明他还能意识到我的存在，只要存在就有理由和作用。坏事虽不能完全算坏事，却也证明了一个事实：有人添油加醋添枝加叶地向他讲了我的表现。
我的表现或许并不妨碍别人什么，关键是复述我说话的人凭自己臆测的内容让他愤怒，我细心地注意到了他的眼皮在跳，只要眼皮跳就是愤怒之极的表现。
这是他的习惯，一个我在初次识他就观察到的放到心里始终没说的秘密，原决定让之烂到肚里，却不料今天竟说了出来。因为提及当初，我就常不能自抑。
一方面无事可做，另一方面却又连话也不能随意去说。这无疑加剧了我由于和老主任交往而勾起的说话欲，只觉得人是不能不说话的，但现实却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可以。
不妨这样描述我当时的感觉：似乎我的每一处肌肉每一块骨头都被由该说的话浓缩而成的气体充涨着，我仿佛听到了其碎裂的声音，唯一要做的就是如同庖丁一样麻利地把自己裂成一条条的碎片。
我的神经或许果真出了毛病，有这样的事实为证：我不敢再去相信任何人，而且正因为这样，到底谁在捣鬼，已根本无法考证。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骗我，所有的人都在密谋着害我，也包括我老婆。她明显已不再象过去那样温柔贤惠，而总是欲壑难填，不停地在埋怨着，唠叨着，仿佛嫁了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似地。
不要以为我会从此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也不要以为我对这样的状态束手无策，其实，我早年就寻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跑去跟我娘住上一段。
我娘还是象我刚记事那样爱唠叨，只不过过去的唠叨是在教我学做人的道理，而现在的唠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倾诉欲，好象她以为我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她的教诲，内容就尽转成了东家的孩子夭折了西家的老人九十高龄仍能健步如飞村里又换了新领导尚且不如老领导廉洁之类，而只有我才是她唯一的忠实听众。
这些唠叨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内容总在不断地重复，明天重复着今天，而后天则又在重复着明天，而且尽是一些过去的事儿，自从过了七十岁，我娘似乎就再没有讲过一件不是重复的事儿。
不过，不能不佩服我娘的记忆力，象我们村何时拉电何时吃上的自来水之类的已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她仍能清醒地记忆着，包括其中的一些细节。
我猜想，或许便是她已难接受新事物或者逐步排斥新事物而把注意力全部转向回忆所致吧。
所有的年轻人，也包括我，大概无一不反感这些毫无新气的唠叨吧。只有到遇有烦心事儿或者这种状态时，我才能乐于接受这些唠叨。
所谓的接受并非指那些已再熟悉不过的内容，只是仿佛理解了我娘，甘于装作认真地听，而实际上早已神游魂外。即便这样，我娘也能感受到极大的满足和快乐。
唠叨之余，我娘照例要忙一桌酒饭。我娘做的饭，堪称一绝，我自信曾吃过不少的饭店，但没有一家哪怕是自吹自擂有如何高级别的厨师的饭店也比不过我娘的手艺。
这不单纯是对我娘的夸奖，而是一个事实，尽管我娘听了这样的话必要谦虚一番，但能够看得出她身上洋溢着的幸福与自豪。
这次回家，我发觉我娘的手脚已远不如过去那样利落，所以待用过了晚饭我就象小时候那样爬上了她的床。
我娘甚是高兴，忙着为我找铺盖，并认真地为我铺好，然后就一边象抚婴儿一样抚着我的头一边继续她百遍不厌的唠叨。
这时候，听娘的唠叨无疑是一种享受，能够迅速地让我安静下来，要不是她冷不丁就会停下来分不清是感叹还是肯定地说“也有白头发了”，我怕早已如伴仙乐睡过去。
4
我知道她视力已大不如从前必定是猜测，但必须要回答她算是安慰吧，忙说，没有吧，娘看错了。
通常地，她都没有回音，自顾自地继续着连我这个最忠实的听众其实也没认真地去听的唠叨，其实，没有必要听，内容早已耳闻能详。
这便是一种幸福吧。如此住上三五天，任天大的难事也会消融殆尽。
最不忍的，还是分离，当把我娘精心准备的所谓美饶消耗殆尽，就是分离的时候。
之所以这样说，我娘就具有这样的能力：自从我成家立业，不用我说，我准备回家住几天或者是否带老婆孩子，她每次都能精确地计算出，并按照计算准备应该的饭食，剩菜剩饭就是她待我离去之后的主食。
她吃得很少，即使在我们狂饮暴食的时候，她也常常只看着我贪婪的吃相笑，偶尔满足地加上一句：这么大了，一点儿都没变，还是小时候的那副贪吃相。
逢此时，我就会停下来，望着她天真地笑，而她则笑得更加灿烂了。
及至上了车，我才意识到该向我娘道一声别。蓦然回首，我发觉我娘明显见老了，脸上的皱纹竟堆得那样深，完全是一个年老体衰的村妇，正悄悄地用衣袖去拭眼。
我娘常用衣袖去拭眼，但她从不承认那是流泪，总说眼里飘进了东西，若是再三追究，我娘就会责备我：数你事多，说你毛手毛脚，偏要象我老太婆一样爱唠叨。
她显然把这种自然地真情流露当成了秘密，唯一的目的就是不给我添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负担。
但我知道，那就是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泪不觉已涌上来，忙招呼司机快走。
就在那一刻，我确定了自己的一条识人标准：识别一个人，不需要看别的，只要了解他（她）对自己老娘的态度，若是孝的，必可交往；若是不孝，必要远离。
其实，这条标准我于十年前就认识到了并一贯坚持着，这次不过是一次确认。
这个问题的核心便是识人，倘若能够自始至终地准确识人，就不会让我自己陷入现在这样的困境。
自打再次确认了这条标准，我就坚持用这条标准识人，居然凡试皆准，无一例外。也算是对这条标准的检验吧。
但我很快就遇上了例外，或许也算不上例外，只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拿捏不准的个例：
局长是个实实在在的孝子，偏有老婆不准。所以每到逢年过节就空自慨叹不已，因为他不敢违拗老婆，老婆的老爹虽已临近退休，却仍是个能让他功败垂成的人。
老婆也难找，仅仅因为她生孩子期间婆婆恰因病没能伺候月子，就发誓不准男人去看他，男人自不敢稍有违反。
但男人终究是男人，是男人就必须孝敬老娘。据说男人在乡镇的时候，逢年过节总要利用职务之便让镇里的伙房置办年货偷偷地给老娘送去。
老娘更怪，独喜老辈过年的那一套——煮一套猪下货，蒸几屉白面馒头，尽管吃不了，没办法，偏好这一口儿，现在的洋过法反而会让她浑身地不自在。
当然，还有儿子回家，这几乎是所有老人的心愿。
但孝子却无法满足老娘的心愿，因为老婆不让回，他就不敢回，据说有一次他偷回了，结果让老婆知道了差点儿揪掉了耳朵，却还不敢声张。
到了局机关，与老婆离得近了，就没有了乡镇时的便利，这恐怕是局长最闹心却又无法向人提及的窝心事儿。
我及时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并决定帮他做他在乡镇时才能做到的事儿，但当我见到这位老人时，老人的手明显在哆嗦，强烈地盼儿归来的渴望无疑已灼伤了我。
——或许出于对母亲的与生俱来的感情，我不仅放弃了自己通过这件花钱其实并不多的事儿来结交他的卑劣想法，而且决定与老人一起过年给她以儿子的温暖，也算是对自己母亲的回报。
我的做法获得了母亲的赞同，却遭到了老婆激烈地反对，她竭斯底里地喊：怪物，一个连自尊都不要的怪物！最后，她的嗓子都喊哑了，居然仍在不停地唠叨。
如此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的做法到底对错了，若说错，母亲居然支持；若说对，老婆又在竭力地反对。
管他对错呢，我感觉到局长必定是充满感激的，因为他虽仍没有多说什么，但我的处境却在明显地改善——他开始给我派活儿，虽然尽是替他开会之类的事儿，却毕竟让我忙了起来——我不知道这种管理体制到底还能持续多久：
一个局长一天居然要开三至四个会，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不知靠什么时间去落实会议，当然，有不少会议根本不需要落实，既无需落实，又何必要开会呢？
且不牢骚，单说自己总算有了事做，而且尽是些一把手局长该做的事儿。如果能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无异于让我提前享受了做局长的滋味。做局长着实不易，单是这些会吧。
或许我果真做了局长，也可以找人去替的。仿佛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想一想还是做一把手局长的好，我居然又有了些许期待，只要期待，就必要象局长所说的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心竟渐渐地安了。
正当我充满期待时，纪委的人却找上门来了。
据说有人举报了局长以权谋私的事儿，又据说举报人就是他最欣赏的那位副局长，还据说是因为那位副局长搞以权谋私遭到了局长训斥而怀恨在心。
我们且不管这些据说，只说纪委的调查确是真的，他们单刀直入地就问我是否给局长的老娘办过年货。
我说，办过，而且还一起过的年，但不是冲着局长，而是冲着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妈妈。
纪委的人又问，若是别的老人，你也能这样吗？
我干脆地答道，不能，但别的老人不一定也有这样的遭遇，我不希望有，难道你希望？说着，不知是因为老人的遭遇还是自己渐渐的失望，我眼里竟噙了泪。
纪委的人没有再问下去，只说了句“天下难道还少了这样的老人”就结束了他们的调查。
我不知道自己明显情绪化的回答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反正局长仍然是局长，只是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不足五十岁的人看上去怎么也有七十岁吧。
一个周后，最受青睐的那位副局长被派到了乡镇做党委书记，算是提了，这是县里用干部的一贯做法。
待这位书记经过县委的再三催促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总算交接完毕，我就接替了他的分工，而局长只说了一句“好好干吧”。
且不说后来我才了解到局长居然疑心是我又告了他的状而把我当成了仇敌，单说这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就这样便轻松地到了我手上，我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反感觉有些泄气。
我意识到，人是必须有所信仰的，倘若失了信仰足以能将人击垮。——局长的遭遇仿佛给了我点儿什么警示，我明显在应付差事，甚至连原来的一分雄心勃勃也没有。老婆便骂我，刘老三的豆腐提不起来。
骂就骂吧，尤其在我感觉到了局长的真实想法之后，我绝不是在为自己没有勇气的逃避找理由，而是愤怒让我根本不想说，我何苦非要用说来表明自己呢，尽管老婆再三地质问我“为什么不能把话说明”。
其实，话是无法说明的，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局长老娘的事儿，他不怀疑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别人呢？
我老婆却不顾我的阻拦去找局长说了，我不知她说了些什么，只听她自己说她不过是说了那些据说和她的分析，这是个不简单的女人，我连她也不能再信了。
事实上，局长明显对我好起来，某一天，他莫名其妙地冲我说，对不起，误解了你，好好干吧。
但这无法阻挡我日益感到的变化，或许恰如我老婆所说，我已不辨是非和好坏了，沾了人家便宜还要对人家讥讽挖苦一通。
这怪不得我，因为我压根儿就信不过他们，他们给了我好处，就必然地要从我这里博得更多更大的好处，要不然他们过去为什么不给我好处呢？
老婆终究头发长见识短。我这样想着，似乎才感觉到了自己。——这居然是我，一个甘愿淹死于逃避与牢骚的梦想中的我，竟这样真实。
怪是相对的，在别人感到我怪的时候，我却感到重又找回了自己——我仿佛又回到了刚毕业那会儿，恐怕只有那会儿的我才是最真实的。不，与那会儿还是有所不同的。该怎样说呢？恍若做了一个长梦吧，梦醒的时候看到了自己，自己在跟自己招手。
仿佛一切都看开了，只有把一切都看开了，才有可能找回原始的我——人想做事原就不是什么过错，根本勿需去责备自己，而且只要想做事，无论怎样的环境都不该成为阻碍，更没有必要去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或许用“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样一句佛语来表达会更贴切吧。
命运或许就这样怪，越是想开了的时候，机会往往越要垂青你。偏在这个时候，局长被提拔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临到交接的时候才告诉我，他坚定地推荐了我。其实，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我知道他的推荐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只是个到常委里过度一届就要退居到人大的常委，却终究还是个常委。
但是对我的起用起决定作用的，绝不单纯是他的推荐，而是县长，当然这里面也有他推荐的功劳，起因是县长的小孙子得了一种类似于感冒的怪病，四处求诊都确诊为感冒，按照感冒来治，却又总是徒劳无功。这时候，局长就推荐了我老婆，所以说里面也有局长的功劳。
前面的讲述曾提及，我老婆居然信起了神，治疗小孩子惊吓只要用线吊一根针点上三株香然后由她呼小孩子的名字家长代替应答直至香燃尽居然甚为灵验。
我当初曾担心老婆的西洋镜被拆穿，西洋镜是我对她行为的讥讽，但局长既已推荐了，而且县长与夫人已携孙上门，只好任她妄为。
肯定是药起了作用，香未及燃尽，县长的小孙子居然当即就好了。据县长夫人说，县长的儿子及儿媳都在国外留学，小孩子倘若……这话当然不能说全，只能点到为止。
从那以后，我就结识了县长，更重要的是县长夫人与我老婆竟姐妹似地走动起来。
县长夫妇并没有传言中那样严肃，只是他的性格过于庄重，这也是长期官场磨砺的结果。或许到他这一级别，反更能看得开？他说，人就是那么回事儿，都有百年，其实，也用不着到百年，只要人退了休，就同世为人了。
我居然与他有同感，也或许因此，他便喜欢我故意堆到桌上的论文。应该说，他看重我，并不单纯因为这些纠缠不休的关系，还有我的才华。至此，我仿佛明白了人们之所以要常说的“要提拔最先知道的必首先是自己”这句话。
正为此，待局长告诉我结果组织部门果然就来谈话时，我已经由透着担心的激动中平静下来，甚至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
那一刻，我是清醒的，我知道局里还有近五百万的亏空必须要我去面对。尽管这些亏空局长并没有拿回家里，但他终究还是有责任的。所以，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亏空的公开，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跟我谈起过。我知道，要公开这些亏空必要遇到不可想象的阻力。
但我已经决定，绝不为他背黑锅，我必须要保持自己的清洁，然后认认真真地做事，于是就拨了审计局的电话。
审计的结果快速地送达了县长，在送达他的当天，他就与夫人一起又来到了我家。
既要家里谈的，不是因为关系紧密，就是因为非正式谈话。待两位夫人开聊之后，他进了我的书房，就从兜里掏出了那份报告，笑吟吟地说道，这事就到此为止吧。
说着，竟点火烧了那份报告，象是对我的一种补偿似地又说道，我会为你作证的，并支持你所有的改革计划，人活着必要做事的。
我突然明白过来，只觉得自己活了四十五年仿佛才总算活明白了。
我当然另存了审计报告的复印件，只不过总是把之锁于箱底。我想，我必须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一年之后，局长即后来的宣传部长因脑溢血死于任上，全县为之举行了隆重而且盛大的送别仪式。
参加完他的送别仪式，我已是身心俱疲，却突然涌上了这样一句不太合适宜的话，这也算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吧。
已经记不清这是哪本书里的一句话，即使我仍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也已无心去探究，因为我很快就睡了过去，我太需要这样别无牵挂睡眠里无梦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