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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说，碎话，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些小短句，带有情绪的小短句。
正因为带有情绪，所以才会经常犯错才讨厌，又因为这东西人人都会有，所以就成了衡量一个人水平的重要标准。
所谓的水平，当然说的并非是人犯不犯错，其实人人都会犯错，差距就在于谁更能迅速而且巧妙地纠错或者谁能尽量地少犯错，或者说见风使舵也未尝不可。
错有大小，犯碎话的错不大，却要看放到什么地方去衡量。若是村夫，至多赚个狗不理；而若要放至追求精细化的官场，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人在官场别看表面如何风光体面，其实是渺小的脆弱的甚至弱不禁风，根本无法承受任何的哪怕是极细微的意外。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官场没有永远的胜利者，而功夫则尽现于细腻之中。
这就是我对碎话的一点儿看法。
说来奇怪，当我决定把产生这些看法的经历和盘托出时，我的大脑里却在不停地盘旋着“轮回”这个词儿。
“轮回”大概不应特指生死吧，一些对与错错与对的交替似乎也应该称之为“轮回”。
倘若能够这样的话，人或许会活得更明白些，因为只有把因时空变换而人的身份与地位发生变化的是非重又拼凑到一起人的感悟才会更深刻些。
在这里，我们所要研究的当然不是“轮回”，所以如若这样的称呼不恰当的话，我们也不妨暂时借用一下这个词儿，因为哪怕轮回就是特指生死，人若是能够轮回一次，必定能够活明白一次，哪怕只有一次。
现实中是不行的，所以不敢稍有懈怠。好了，还是不啰嗦了，且回到现实。
这段经历大概要追溯至我刚调民政局那会儿。关于我调民政局，自是件足以令所有同事都羡慕不已的事儿，不仅因为完整的工资，而且似乎有更远大的前程。这观念大概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其时，镇里的领导干部开始由县里委派，偶尔从镇里提拔一二人，也远不如县里派下来的发展迅速，通常会副职到退休，还有更惨的那些委员哪怕要转为平级的副职也成为梦寐以求的事儿。
据猜测，县里派下来的多与领导有着紧密的关系，多半是来镀金的。而我却发现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初到民政局虽说保留了团委书记的正股级待遇却只是一般的科员，不要说县里的领导仍是象在镇里那样只有在电视里才能看得到，即使局长要见上一面也极为困难——他们象镇里的书记一样忙碌不停，虽然有传言说他们其实在玩，但玩也是门艺术，一把手嘛，让单位有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似乎才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用不着领导人辩驳，我也这样认为。
倒是那些副局长们还容易见，而且格也高，因为他们多是由乡镇的转书记无望的镇长安排的带有正局括号的副局长而不是一般的副局长，一般的副局长也有，不过都是具体管业务的，十几位当中也就那么一两位。
这些虽说嘴里自夸着如何轻松了，却难免让人咂摸出无法掩饰的失落——连公交车也不会坐，骑着自行车上班，话里虽说健身，毕竟不如做镇长时专车一溜烟来得风光。不风光也没法，谁让自己不再努力一把转个书记干干来？自怨自艾没用，却也挡不了自尊，毕竟是个正局级嘛。
正局级当然不能再学业务，于是就管不了事儿，有的甚至尚且不如一个小小的科长，或者就干脆休班在家，何必去赚讨人嫌呢？待遇又少不了咱的。
其实，也不是不想管事，谁都知道管事那叫权，实在掉不起这价。关于这一点儿，我就有深切的体会。
我当然不能与这些方面大员们比，但人确不能不管事，象我这种虽级别不高但在乡镇也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人一下子就做了跟我同级别的科长们的跟班或者说人家连跟班也不用做的科员，已足以能够让我深刻地理解了他们。
理解了他们，我的心里却如同窝了一堆乱草——终日里的无所事事，已让我顾不得远大前程的渴望，不由得念起乡镇的好来。
在乡镇的两年，我虽不能说有什么上乘的表现，但过得还是充实的。我经常地能够忆及自己指挥村干部的镇定自若以及他们毕恭毕敬的神色，所有的这些都让我留恋，却都离我远去了。
人是只能升职而不能降职的，否则必会减寿，因为逢此时人必会忿忿不平而且敏感。
我显然已变得敏感起来，除了常疑心自己身后跟了一个人，而且能够敏感地发现那些科长主任们对我的不屑以及他们诸多的弱点与不是：处事小心翼翼谨言慎行，唯恐掉下个树叶能砸破头，实际上却有着豹子一样的胆。
虽然这些弱点事后都被证明是处事的艺术，但当时却被认作了致命的缺点而不屑，作为对他们不屑的回应，我必须不屑于他们。
在我看来，排除了人追求的其他因素，乡镇显然比县里部门更能锻炼人，不仅因为我自觉能力远远优于他们，而且我有自己看似更充实的理由：
乡镇虽小，毕竟是一级政府，几乎有着上级政府的所有职能，即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部门就是一个部门，行使的职权再大也只是政府的某一部分。
我显然忽略了他们有着更加熟络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儿，所以当阿风经常在我面前以我调动的功臣自居时，我与岳父之间的矛盾愈加对立了。
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是我自傲的表现，因为我觉得阿凤还不具备与我对立的资格，尽管她不时地摆出一副自视清高的模样，但对立的当然只能是她父亲。
我与岳父之间的对立，当然有我见到他那不阴不阳的模样就会莫名其妙地上火的原因。我曾多少次地想冲上前去暴打他一顿，却只是想想终是不敢。我仍惧他，虽然我当时觉得调我进民政局他已尽了力，但他仍让我无法测出深浅，让人无法测出深浅的人无疑是最可怕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总嫌我嘴碎，从我与阿凤初恋的时候就开始，而且把我初到民政局的郁郁不得志归结为嘴太碎。
关于这一点儿，却是我当初最为自得的长项，或许因为做过教师的缘故，我讲话总能保持清醒的思路而从不绊磕，而且声调平平仄仄能够做到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只要一说起话来总能吸引不少的人。
所以我对此极为自负，甚至要认为若要从政必要先有一段做教师的经历。
任何人的强项被人斥责为致命的弱点，不可避免地都会愤怒。我感觉他已明显地限制了我的自由，所以我不愿意见他。原定的每周一次的见面已让我借故一拖再拖地拖了下来，终于某一天他来了电话我才极不情愿地跟阿凤一起去看他。
此时，他或许已把我当成了自己人，说话就随便了些。前面的讲述曾提及，他说话并不絮叨，这时更是直奔主题：做人该是有个目标的，在乡镇有在乡镇的目标，去县里有去县里的目标，尤其注意不能嘴太碎。
嘴太碎？我重复着，声音里分明已带了讥讽，委屈居然倾泻而出：我现在哪里还有嘴碎的资格？我看，倒不如做一辈子乡丁算了。
倒非我着意牢骚，我当时确看不到任何光明，单位里的科室主任的位置塞得满满的，即使争做科室主任已属不易又何论其他。
实践证明了我的短视，短视就足以让人偏离正道。且不说大家已经知道了的后来的结果，只说我当时注意到他漠无表情地翻了翻眼皮，半晌没有吱声。
这时候，阿凤又娇嗔着围了上去，这也算是她的强项，半娇半嗔着就能把我的意图说明白。话当然只能由她说，这老怪物终究是她爹。
不料，他听完后只是释然一笑，那笑竟也是极隐约的，若不是细心的人极难发现，必会被他眼里的不屑所蒙蔽。
阿凤有个习惯，遇事必先想到他爹，仿佛他爹就是个无所不能的救世菩萨。由于我当时的见识和远不如后来那样对他的了解，阿凤的做法恰恰是我最反感的。
对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来说，绝不会去相信什么所谓的救世主。所以，我对于这次并没有得到什么承诺的会面不会抱有象阿凤那样多的期望，尽管阿凤再三地重复那句无数次地说过已足以令我耳朵生茧的“这是我爹一贯的风格”，并劝我切不要着急。
这显然是在安慰我，当时的我是不需要安慰的，我不会就此沉沦下去，我搜肠刮肚地思索，自负的智计百出竟是如此地百无一用。但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我的性格。
就在苦苦地坚持似在挣扎的时候，机会说来就来了——我们科长突然间就提拔至乡镇做副书记去了，科长的宝座出现了空缺。
对于不明真相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白刃战来形容其时的竞争绝不为过。
可这个位置只空了两天可以说我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局里就开始传言我将要做科长，而且传言很快就让去乡镇做副书记的科长所证实——他说他推荐了我。
果然，局长就找我谈话了，而且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按照规矩，局长谈过话已是铁板钉钉了，之后的不过是程序问题了。
我晕乎乎的，竟自以为终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才华终是得到了承认，因为谈话时局长给我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尽管他还是提醒我要注重提高自己的威信。话里的意思显然是嫌我的威信不高，我的威信又怎么会不高呢？我不服，但我还是装作谦虚地接受了。
恰于此时，另一个意外发生了：我们村爆发了大规模的群访事件，反对村支书每人加收一百元提留，而我爹就是其中的组织者之一。由于镇党委的参与，一百元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纠正。问题是，支书对镇党委的干预怀恨在心，恶意地又把矛盾引向了镇党委加收的五十元上面。
说实在的，那个年月困于各项事业费的压力，镇党委多收个三十五十也算不得怪事。倘若真有人提出来，镇党委理由还是能够找出来的，但终究还是有点儿理亏。
正被上访胜利“冲昏头脑”的村民们自然经不得村支书的撺掇，他们就认定了“多收就得退”这个理儿，有错就不能改吗？非得要求镇里退回去不可。
镇里当然是不敢退的，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若是引起了连锁反应镇里岂不乱了套？于是，就百般安抚，却终是无法向只认“死理”的村民讲清楚。由于村民上访时曾以我这个所谓的“县官”压人，镇里就派人找到了我。
难道村民反映的不对吗？我也认死理儿，只反问道，任来人再三地试图说服我，我只是置之不理。迫于无奈之下，镇里找到了县里，县里又找到了局里，最后还是推给了我。
我当然把自己的理儿重又向局长复述了一遍，局长哑然失笑了，态度和蔼却不容商量地说，你的任命已经下来了，还是好好想一想吧，暂时先不公布了。
话里居然有作废的可能，我想不通，但这毕竟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决不能因小失大。
岂料我认死理儿，村里人更认死理儿，当我吞吞吐吐地终于把意思说明白时，我爹立马就火了：这样的官儿，咱们不做也罢。语气竟是同样的不可商量，我不由感到了绝望。幸亏我娘，她拖着病体逐家逐户地去哀求才总算让事情有了个圆满的结局。所以，提及这段经历我就难免要耿耿于怀了。
说起来，也怪我作茧自缚。自从进了乡机关，村里人自要高看我一眼，逢年过节回家总要有不少人轮番请我。这在农村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受了敬奉必要以诚相待。这是村里人的规矩，这样的规矩无疑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虚荣心得到满足的人说起话来舌头就大，吹嘘几句在所难免。而村里人别人说话或许不信，自己人说话却是非信不可的了，又极富正义感，于是就有了群访事件。
至此，我方始渐渐信了岳父。但若要说自觉地照着去做，还是要到我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后。这是自以为是的人一个显著特点：顽固坚持的东西带有强大的惯性，即使遭到了否定，仍会滑行很远。
岳父偏是这样的人，事情从不主动去点破，往往要靠人的感悟。
确如他说，教的曲不中唱，只有感悟了的东西对人来说才是有用的。
但人不可能事事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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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说，碎话，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些小短句，带有情绪的小短句。
正因为带有情绪，所以才会经常犯错才讨厌，又因为这东西人人都会有，所以就成了衡量一个人水平的重要标准。
所谓的水平，当然说的并非是人犯不犯错，其实人人都会犯错，差距就在于谁更能迅速而且巧妙地纠错或者谁能尽量地少犯错，或者说见风使舵也未尝不可。
错有大小，犯碎话的错不大，却要看放到什么地方去衡量。若是村夫，至多赚个狗不理；而若要放至追求精细化的官场，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人在官场别看表面如何风光体面，其实是渺小的脆弱的甚至弱不禁风，根本无法承受任何的哪怕是极细微的意外。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官场没有永远的胜利者，而功夫则尽现于细腻之中。
这就是我对碎话的一点儿看法。
说来奇怪，当我决定把产生这些看法的经历和盘托出时，我的大脑里却在不停地盘旋着“轮回”这个词儿。
“轮回”大概不应特指生死吧，一些对与错错与对的交替似乎也应该称之为“轮回”。
倘若能够这样的话，人或许会活得更明白些，因为只有把因时空变换而人的身份与地位发生变化的是非重又拼凑到一起人的感悟才会更深刻些。
在这里，我们所要研究的当然不是“轮回”，所以如若这样的称呼不恰当的话，我们也不妨暂时借用一下这个词儿，因为哪怕轮回就是特指生死，人若是能够轮回一次，必定能够活明白一次，哪怕只有一次。
现实中是不行的，所以不敢稍有懈怠。好了，还是不啰嗦了，且回到现实。
这段经历大概要追溯至我刚调民政局那会儿。关于我调民政局，自是件足以令所有同事都羡慕不已的事儿，不仅因为完整的工资，而且似乎有更远大的前程。这观念大概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其时，镇里的领导干部开始由县里委派，偶尔从镇里提拔一二人，也远不如县里派下来的发展迅速，通常会副职到退休，还有更惨的那些委员哪怕要转为平级的副职也成为梦寐以求的事儿。
据猜测，县里派下来的多与领导有着紧密的关系，多半是来镀金的。而我却发现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初到民政局虽说保留了团委书记的正股级待遇却只是一般的科员，不要说县里的领导仍是象在镇里那样只有在电视里才能看得到，即使局长要见上一面也极为困难——他们象镇里的书记一样忙碌不停，虽然有传言说他们其实在玩，但玩也是门艺术，一把手嘛，让单位有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似乎才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用不着领导人辩驳，我也这样认为。
倒是那些副局长们还容易见，而且格也高，因为他们多是由乡镇的转书记无望的镇长安排的带有正局括号的副局长而不是一般的副局长，一般的副局长也有，不过都是具体管业务的，十几位当中也就那么一两位。
这些虽说嘴里自夸着如何轻松了，却难免让人咂摸出无法掩饰的失落——连公交车也不会坐，骑着自行车上班，话里虽说健身，毕竟不如做镇长时专车一溜烟来得风光。不风光也没法，谁让自己不再努力一把转个书记干干来？自怨自艾没用，却也挡不了自尊，毕竟是个正局级嘛。
正局级当然不能再学业务，于是就管不了事儿，有的甚至尚且不如一个小小的科长，或者就干脆休班在家，何必去赚讨人嫌呢？待遇又少不了咱的。
其实，也不是不想管事，谁都知道管事那叫权，实在掉不起这价。关于这一点儿，我就有深切的体会。
我当然不能与这些方面大员们比，但人确不能不管事，象我这种虽级别不高但在乡镇也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人一下子就做了跟我同级别的科长们的跟班或者说人家连跟班也不用做的科员，已足以能够让我深刻地理解了他们。
理解了他们，我的心里却如同窝了一堆乱草——终日里的无所事事，已让我顾不得远大前程的渴望，不由得念起乡镇的好来。
在乡镇的两年，我虽不能说有什么上乘的表现，但过得还是充实的。我经常地能够忆及自己指挥村干部的镇定自若以及他们毕恭毕敬的神色，所有的这些都让我留恋，却都离我远去了。
人是只能升职而不能降职的，否则必会减寿，因为逢此时人必会忿忿不平而且敏感。
我显然已变得敏感起来，除了常疑心自己身后跟了一个人，而且能够敏感地发现那些科长主任们对我的不屑以及他们诸多的弱点与不是：处事小心翼翼谨言慎行，唯恐掉下个树叶能砸破头，实际上却有着豹子一样的胆。
虽然这些弱点事后都被证明是处事的艺术，但当时却被认作了致命的缺点而不屑，作为对他们不屑的回应，我必须不屑于他们。
在我看来，排除了人追求的其他因素，乡镇显然比县里部门更能锻炼人，不仅因为我自觉能力远远优于他们，而且我有自己看似更充实的理由：
乡镇虽小，毕竟是一级政府，几乎有着上级政府的所有职能，即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部门就是一个部门，行使的职权再大也只是政府的某一部分。
我显然忽略了他们有着更加熟络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儿，所以当阿风经常在我面前以我调动的功臣自居时，我与岳父之间的矛盾愈加对立了。
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是我自傲的表现，因为我觉得阿凤还不具备与我对立的资格，尽管她不时地摆出一副自视清高的模样，但对立的当然只能是她父亲。
我与岳父之间的对立，当然有我见到他那不阴不阳的模样就会莫名其妙地上火的原因。我曾多少次地想冲上前去暴打他一顿，却只是想想终是不敢。我仍惧他，虽然我当时觉得调我进民政局他已尽了力，但他仍让我无法测出深浅，让人无法测出深浅的人无疑是最可怕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总嫌我嘴碎，从我与阿凤初恋的时候就开始，而且把我初到民政局的郁郁不得志归结为嘴太碎。
关于这一点儿，却是我当初最为自得的长项，或许因为做过教师的缘故，我讲话总能保持清醒的思路而从不绊磕，而且声调平平仄仄能够做到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只要一说起话来总能吸引不少的人。
所以我对此极为自负，甚至要认为若要从政必要先有一段做教师的经历。
任何人的强项被人斥责为致命的弱点，不可避免地都会愤怒。我感觉他已明显地限制了我的自由，所以我不愿意见他。原定的每周一次的见面已让我借故一拖再拖地拖了下来，终于某一天他来了电话我才极不情愿地跟阿凤一起去看他。
此时，他或许已把我当成了自己人，说话就随便了些。前面的讲述曾提及，他说话并不絮叨，这时更是直奔主题：做人该是有个目标的，在乡镇有在乡镇的目标，去县里有去县里的目标，尤其注意不能嘴太碎。
嘴太碎？我重复着，声音里分明已带了讥讽，委屈居然倾泻而出：我现在哪里还有嘴碎的资格？我看，倒不如做一辈子乡丁算了。
倒非我着意牢骚，我当时确看不到任何光明，单位里的科室主任的位置塞得满满的，即使争做科室主任已属不易又何论其他。
实践证明了我的短视，短视就足以让人偏离正道。且不说大家已经知道了的后来的结果，只说我当时注意到他漠无表情地翻了翻眼皮，半晌没有吱声。
这时候，阿凤又娇嗔着围了上去，这也算是她的强项，半娇半嗔着就能把我的意图说明白。话当然只能由她说，这老怪物终究是她爹。
不料，他听完后只是释然一笑，那笑竟也是极隐约的，若不是细心的人极难发现，必会被他眼里的不屑所蒙蔽。
阿凤有个习惯，遇事必先想到他爹，仿佛他爹就是个无所不能的救世菩萨。由于我当时的见识和远不如后来那样对他的了解，阿凤的做法恰恰是我最反感的。
对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来说，绝不会去相信什么所谓的救世主。所以，我对于这次并没有得到什么承诺的会面不会抱有象阿凤那样多的期望，尽管阿凤再三地重复那句无数次地说过已足以令我耳朵生茧的“这是我爹一贯的风格”，并劝我切不要着急。
这显然是在安慰我，当时的我是不需要安慰的，我不会就此沉沦下去，我搜肠刮肚地思索，自负的智计百出竟是如此地百无一用。但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我的性格。
就在苦苦地坚持似在挣扎的时候，机会说来就来了——我们科长突然间就提拔至乡镇做副书记去了，科长的宝座出现了空缺。
对于不明真相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白刃战来形容其时的竞争绝不为过。
可这个位置只空了两天可以说我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局里就开始传言我将要做科长，而且传言很快就让去乡镇做副书记的科长所证实——他说他推荐了我。
果然，局长就找我谈话了，而且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按照规矩，局长谈过话已是铁板钉钉了，之后的不过是程序问题了。
我晕乎乎的，竟自以为终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才华终是得到了承认，因为谈话时局长给我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尽管他还是提醒我要注重提高自己的威信。话里的意思显然是嫌我的威信不高，我的威信又怎么会不高呢？我不服，但我还是装作谦虚地接受了。
恰于此时，另一个意外发生了：我们村爆发了大规模的群访事件，反对村支书每人加收一百元提留，而我爹就是其中的组织者之一。由于镇党委的参与，一百元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纠正。问题是，支书对镇党委的干预怀恨在心，恶意地又把矛盾引向了镇党委加收的五十元上面。
说实在的，那个年月困于各项事业费的压力，镇党委多收个三十五十也算不得怪事。倘若真有人提出来，镇党委理由还是能够找出来的，但终究还是有点儿理亏。
正被上访胜利“冲昏头脑”的村民们自然经不得村支书的撺掇，他们就认定了“多收就得退”这个理儿，有错就不能改吗？非得要求镇里退回去不可。
镇里当然是不敢退的，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若是引起了连锁反应镇里岂不乱了套？于是，就百般安抚，却终是无法向只认“死理”的村民讲清楚。由于村民上访时曾以我这个所谓的“县官”压人，镇里就派人找到了我。
难道村民反映的不对吗？我也认死理儿，只反问道，任来人再三地试图说服我，我只是置之不理。迫于无奈之下，镇里找到了县里，县里又找到了局里，最后还是推给了我。
我当然把自己的理儿重又向局长复述了一遍，局长哑然失笑了，态度和蔼却不容商量地说，你的任命已经下来了，还是好好想一想吧，暂时先不公布了。
话里居然有作废的可能，我想不通，但这毕竟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决不能因小失大。
岂料我认死理儿，村里人更认死理儿，当我吞吞吐吐地终于把意思说明白时，我爹立马就火了：这样的官儿，咱们不做也罢。语气竟是同样的不可商量，我不由感到了绝望。幸亏我娘，她拖着病体逐家逐户地去哀求才总算让事情有了个圆满的结局。所以，提及这段经历我就难免要耿耿于怀了。
说起来，也怪我作茧自缚。自从进了乡机关，村里人自要高看我一眼，逢年过节回家总要有不少人轮番请我。这在农村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受了敬奉必要以诚相待。这是村里人的规矩，这样的规矩无疑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虚荣心得到满足的人说起话来舌头就大，吹嘘几句在所难免。而村里人别人说话或许不信，自己人说话却是非信不可的了，又极富正义感，于是就有了群访事件。
至此，我方始渐渐信了岳父。但若要说自觉地照着去做，还是要到我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后。这是自以为是的人一个显著特点：顽固坚持的东西带有强大的惯性，即使遭到了否定，仍会滑行很远。
岳父偏是这样的人，事情从不主动去点破，往往要靠人的感悟。
确如他说，教的曲不中唱，只有感悟了的东西对人来说才是有用的。
但人不可能事事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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