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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着,静静地躺着,我的思想仿佛停止了运动。
必须承认,人确有太多难以弄懂的东西,但最难的还是人自身。
我至今也说不清,就这么偶然的一个梦,何以会让我的激情全消,或许就因为自己说了谎。
我自小接受的就是诚实守信的教育,所以最不善说谎。在我的理念中,说谎是最不道德最不文明的行为之一,所以也从不说谎。
然而,现实与所受教育之间的差距让我产生了迷惑,带着惶恐的迷惑。——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对她撒了谎,我认为。
夫妻之间到底该不该存有谎言?这个问题尚未容许我作进一步地思考,就发生了前面咱们所讲过的故事,当然也包括红杏出墙的一幕。
在这里,我所要讲的,就是一番经历之后自己竟是明白了许多也糊涂了许多。
所谓的明白,大概就是看淡了许多东西,譬如荣誉,不再那样苦苦地追求,当然,荣誉永远都是好东西,只是看待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只有到了这一刻才真正学会了思考,尽管我自小就被誉为肯用脑的人,但那更多的是因为我的学业成绩,而非是我当真就会思考,其实我不会思考,及至我高考落榜之后就没了我肯用脑的话便是最现实最有力的明证。
真应该感谢经历,经历就是财富。
所谓的糊涂,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愈发说不清了。
生活的真实,或许就是原该存在许多说不清的东西。既然说不清,又何必非要去说呢?不妨先做起来再说。
那一年过节,乡中学总算有了福利,除了惯例的年货之外,每人还发了二百元过节费,并再三叮嘱大家一定要保密,声称如有泄密,过节费收回还要如何如何,仿佛天会因此而塌下来似地。
东西显然不多,但终究是第一次,即便如此严格地要求,总嫌自己工资含金量不高的“老九们”还是打心眼儿里念校长的好,对于他公款吃喝的仇恨竟一下子就烟消云散,转而校长就是个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似乎就该公款吃喝,要不然,绝不会有这等好处。这竟成了大家最为一致的观点。
而我却大脑昏沉沉的,只觉二百元实在太少,少的可怜。尽管这样,我还是犯了错,或许人在犯错误的时候头脑都是不清醒的。——也或许为了避免丽萍知道内情的缘故,似乎有人曾提醒过我这一点儿,反正我没有公开这二百元少的可怜的财产。
我从没有过丽萍不知道的钱财,也从没有想过要这样做,其实,想过也没用,因为工资总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只是为了保密的这一次,居然也让我拥有了曾经为之不屑的人们常挂在嘴上的小金库。
我认为,小金库比之说谎,显然对女人的背叛更进了一步,有好长时间难免要惴惴不安——这终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我认为,我甚至明显感觉到了丽萍的不屑,尽管她分明不知这事,而且或许她根本不屑知道这事,或者她压根儿就认为这是一件极正常不过的事儿。
反正,她没有任何地反应,家里仍是一如既往地风平浪静。风平浪静,往往能够助长人的胆量。
也该怪校长太过有本事——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校长一天两顿醉眼朦胧从不过问教学,偏他会弄钱,福利总要发得高高的,人就肯干。几年下来,不仅教学质量提高了一大截,单是福利已足足有了四五千块。
钱这东西是怪,原已涣散的人心拢了起来,人们更是对他五体投地,不学无术的恶名竟完全成了他的优点,偶尔有说他坏话的,我敢断定,绝对会有人找他拼命。
许多事情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若能够耐心地咂摸,就会发现就在这个不经意间人已经在本质上发生了转变。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小金库拥有了如此规模时,我已经能够由原先的东躲西藏不知把钱藏到何处转到能够从容自如地到银行开一个折定期地把福利存上,尽管对于存折的处置我仍是谨慎的。
——我先是把折放到办公室里唯恐被丽萍发现,其实这事只要瞒住她,同事们当然不会知其所以然了;后来办公室发生盗窃,唯恐丢失,我又挪至家里,经过一番耐心地研究,才总算藏到了家里丽萍极少去的书房的某一本书里。
或许恰如某些人所说的教师因为经历而小气,四五千块对我来说,绝算不得小数,尽管细想想,这些钱实无多大用途,但我还是要经常地去查看,唯恐要么被人盗去要么被丽萍发现,我反复频繁地去书房似乎已引起了丽萍的注意,某一天早晨她不经意地关于最近我为什么常去书房的疑问,虽然被我含混不清地“找论文”给应付了过去,而且她也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细节的人,但我仍难免要惴惴不安。
为此,我甚至又接连换了几处藏折之处,但均觉不妥。我是个容不得私心事儿的人,这分明已成为我沉重的思想负担,用“终日里胆战心惊,惴惴不安”来形容决不过分。
甩掉包袱是人快乐的根本,我这样认为。正在这个当口儿,某地发生了灾难。
我原以为这些抠门儿的同事绝不会象我这样激动,却不料这些家伙居然未及校长号召就已开始了捐款,连逢有往外掏钱就剜肉似的那位竟也当即捐出了自己的当月工资,我仔细地端量过他——两眼红红的象是哭过,虽没有往昔的慷慨激昂,但捐钱的手分明抖得厉害。
我自不甘落后,除了当月工资之外,毫不迟疑地就捐掉了那个令我紧张不安的小金库的所有资金。
真是奇怪,就在捐掉之后的那一刻,仿佛千斤重担陡然而卸,我登时轻松了许多。
轻松之余,难免又多了些担心:如此岂不要泄露了秘密?看来,人是不该激动的,激动就难免会虑事不周。
幸喜丽萍没有责怪我,反而给予了我极高的评价。她历来认为,我不应该自我封闭,而应该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只有这样,我才能开阔视野从而更快乐地生活。
但钱从何而来?尽管她没有问,但我从她的笑里仿佛看出了勉强,我猜想,她必已掌握了我所有的秘密。所以,我忙不迭地解释说,我借了张老师五千块钱。
说这话时,我必已慌乱之极,而她却只笑了笑,就忙着去接一直响个不停的电话,自从做了镇里的书记,她似乎每天都不缺这样的电话。
或许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神经都会变得异常敏感,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显已说漏了嘴:张老师就是她最要好的姐妹的老公,而且张老师是全校公认的最讲诚信的人之一从不说谎,万一哪天不经意提及借钱的事儿,岂不要串了帮?
现在想起来,必是当时我的潜意识里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有意选择了这么最可靠的一位,岂不知却是最不安全的一位。
意识到这一点儿,我的轻松刹那间就为紧张所替代,我认为我一刻也不能停地必须马上找张老师,否则立即就会面临谎言被揭穿的危险。
丽萍不解其意,反以为我在心痛钱,就不停地安慰我。
从这个角度讲,丽萍还能算得上一个好女人。自从发生了上次我跟踪她的事件之后,尽管她并没有戳穿这事儿,但无论多忙,她每周总要抽一两天晚上回来陪我,尽管只是一起吃吃饭,有时候也会迫不得已地再离开。
此时,因为心事,我已了无兴趣,适逢又来电话,我便故作大度地催她快去。
待她不好意思地摊了摊手离去后,我快步赶往张老师家里去借钱。我是个从不借债的人,所以张老师话也没问就借给了我。
五千块!揣到怀里厚厚地一沓,我用手抚摸着不知所终,但似乎只有这样心里才稍稍安稳了些。
事情显然不该就此结束,我清楚地记得,就在我自张老师处借到钱的第三天,丽萍临出门前突然记起了什么似地扔给我一个存折说,张老师的儿子准备出国留学正急钱用,取五千抓紧还他。
天哪,她居然比我还了解张老师的家境,相信必已了解了内幕。事实上,真相是不难判别的,单是时间就漏洞百出,更何况她那样精明的人。
怎么办呢?实话实说了吧,我实在不堪谎言揭穿的尴尬。迟疑再三,我喊住了她,却终没有勇气说出口,只好挥了挥手,让正不解地盯着我的她离去了。
我感觉她似是诡秘地冲我笑了笑,压力!正一步一步向我挤来,我机械地翻着手中的存折。
四十万?!我接连数了三遍,存折上仍是一个“4”和五个“0”。我们的存款居然达到了四十万,尽管我知道这里面有她刚发的招商引资奖金三十万,但如此数字还是令我吃惊不已。
吃惊之下,我的思维是静止的,尽管我仿佛在做作似地竭力做出思索状,其实我的大脑里什么也没有,完全是不由自主地赶到银行去的。
只几天不去银行,银行又有了些变化,说是为了方便顾客,非要你先去取一个号坐等办事员叫你。
这恰是我最反感的,或许因为习惯排队的原因,我喜欢排队的感觉,至少会由你自主地去观察排队的人从而让自己有一个盼头儿。
我知道,这是习惯的力量,习惯既是力量,改掉同样必需要力量。
这种反感却无疑让我重又回到了现实,一阵焦躁但必须的等待之后,办事员总算叫到了我。
我解放了似地从折上取出五千元,却又触到了怀里的五千元。我再也没有迟疑,把刚取出来的五千元还给了张老师,又把自张老师处借来的五千元重新找了一家银行重新存到了那个折上。我的金库恢复如初,我感到好笑。
就在我完成所有这些简单的却让我感觉繁复无比的工作之后,我似乎又有了些感慨,那一阶段,我感慨颇多。
感慨这东西也怪,想感慨的时候偏少,不想感慨的时候却多。
——或许夫妻之间原该存有谎言,彼此没有谎言的夫妻或许根本称不上夫妻,或者只应叫做“一个人”,一个人又怎么成夫妻?
所以,夫妻之间的谎言即使了解了也绝不该去不容情面地揭穿,而应当允许彼此间保持一点儿秘密,因为只有保守着秘密的人才是正常的人才更有魅力,当然,这秘密或者为了保守秘密的谎言应严格地以不伤及对方为限。
但凡是秘密必会伤及象夫妻这样的关系,否则就算不得秘密了,只不过伤害的程度有大小,能否保持着“不揭穿”这种风度还要看人的素质,说实在的,夫妻之间有时候还是糊涂一点儿好,不仅夫妻,还有其他的关系,何必非要一清二白呢?
相信我的谎言早已被丽萍洞穿了,但她没有揭穿,所以我们仍能平静地生活着,尽管这种平静在以我的愧疚与不安为代价维持着。
一旦打开,常不可遏制。这又是感慨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显然地,感慨在继续延伸着:这世上又有谁人不在说谎?只是因为人心理素质的不同,说谎的效果就会各不相同。
这里面也有个境界问题,至高的境界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谎话如同真话一般,真话与谎话一样,真假虚实难辨。所以,人常有听到谎话信以为真而听到了真话反而不信的情况。
说谎的与信谎的都需要境界,而且信谎的境界显然要高于说谎的,因为信谎分明又多了一个辨别的过程。我尚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就会愧疚与不安。
如此想着,小金库的折掉到了地上,有风,被风刮起老高,我没有急于去捡,任风吹着,心里涌起一股快感。
拥着,静静地躺着,我的思想仿佛停止了运动。
必须承认,人确有太多难以弄懂的东西,但最难的还是人自身。
我至今也说不清,就这么偶然的一个梦,何以会让我的激情全消,或许就因为自己说了谎。
我自小接受的就是诚实守信的教育,所以最不善说谎。在我的理念中,说谎是最不道德最不文明的行为之一,所以也从不说谎。
然而,现实与所受教育之间的差距让我产生了迷惑,带着惶恐的迷惑。——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对她撒了谎,我认为。
夫妻之间到底该不该存有谎言?这个问题尚未容许我作进一步地思考,就发生了前面咱们所讲过的故事,当然也包括红杏出墙的一幕。
在这里,我所要讲的,就是一番经历之后自己竟是明白了许多也糊涂了许多。
所谓的明白,大概就是看淡了许多东西,譬如荣誉,不再那样苦苦地追求,当然,荣誉永远都是好东西,只是看待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只有到了这一刻才真正学会了思考,尽管我自小就被誉为肯用脑的人,但那更多的是因为我的学业成绩,而非是我当真就会思考,其实我不会思考,及至我高考落榜之后就没了我肯用脑的话便是最现实最有力的明证。
真应该感谢经历,经历就是财富。
所谓的糊涂,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愈发说不清了。
生活的真实,或许就是原该存在许多说不清的东西。既然说不清,又何必非要去说呢?不妨先做起来再说。
那一年过节,乡中学总算有了福利,除了惯例的年货之外,每人还发了二百元过节费,并再三叮嘱大家一定要保密,声称如有泄密,过节费收回还要如何如何,仿佛天会因此而塌下来似地。
东西显然不多,但终究是第一次,即便如此严格地要求,总嫌自己工资含金量不高的“老九们”还是打心眼儿里念校长的好,对于他公款吃喝的仇恨竟一下子就烟消云散,转而校长就是个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似乎就该公款吃喝,要不然,绝不会有这等好处。这竟成了大家最为一致的观点。
而我却大脑昏沉沉的,只觉二百元实在太少,少的可怜。尽管这样,我还是犯了错,或许人在犯错误的时候头脑都是不清醒的。——也或许为了避免丽萍知道内情的缘故,似乎有人曾提醒过我这一点儿,反正我没有公开这二百元少的可怜的财产。
我从没有过丽萍不知道的钱财,也从没有想过要这样做,其实,想过也没用,因为工资总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只是为了保密的这一次,居然也让我拥有了曾经为之不屑的人们常挂在嘴上的小金库。
我认为,小金库比之说谎,显然对女人的背叛更进了一步,有好长时间难免要惴惴不安——这终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我认为,我甚至明显感觉到了丽萍的不屑,尽管她分明不知这事,而且或许她根本不屑知道这事,或者她压根儿就认为这是一件极正常不过的事儿。
反正,她没有任何地反应,家里仍是一如既往地风平浪静。风平浪静,往往能够助长人的胆量。
也该怪校长太过有本事——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校长一天两顿醉眼朦胧从不过问教学,偏他会弄钱,福利总要发得高高的,人就肯干。几年下来,不仅教学质量提高了一大截,单是福利已足足有了四五千块。
钱这东西是怪,原已涣散的人心拢了起来,人们更是对他五体投地,不学无术的恶名竟完全成了他的优点,偶尔有说他坏话的,我敢断定,绝对会有人找他拼命。
许多事情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若能够耐心地咂摸,就会发现就在这个不经意间人已经在本质上发生了转变。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小金库拥有了如此规模时,我已经能够由原先的东躲西藏不知把钱藏到何处转到能够从容自如地到银行开一个折定期地把福利存上,尽管对于存折的处置我仍是谨慎的。
——我先是把折放到办公室里唯恐被丽萍发现,其实这事只要瞒住她,同事们当然不会知其所以然了;后来办公室发生盗窃,唯恐丢失,我又挪至家里,经过一番耐心地研究,才总算藏到了家里丽萍极少去的书房的某一本书里。
或许恰如某些人所说的教师因为经历而小气,四五千块对我来说,绝算不得小数,尽管细想想,这些钱实无多大用途,但我还是要经常地去查看,唯恐要么被人盗去要么被丽萍发现,我反复频繁地去书房似乎已引起了丽萍的注意,某一天早晨她不经意地关于最近我为什么常去书房的疑问,虽然被我含混不清地“找论文”给应付了过去,而且她也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细节的人,但我仍难免要惴惴不安。
为此,我甚至又接连换了几处藏折之处,但均觉不妥。我是个容不得私心事儿的人,这分明已成为我沉重的思想负担,用“终日里胆战心惊,惴惴不安”来形容决不过分。
甩掉包袱是人快乐的根本,我这样认为。正在这个当口儿,某地发生了灾难。
我原以为这些抠门儿的同事绝不会象我这样激动,却不料这些家伙居然未及校长号召就已开始了捐款,连逢有往外掏钱就剜肉似的那位竟也当即捐出了自己的当月工资,我仔细地端量过他——两眼红红的象是哭过,虽没有往昔的慷慨激昂,但捐钱的手分明抖得厉害。
我自不甘落后,除了当月工资之外,毫不迟疑地就捐掉了那个令我紧张不安的小金库的所有资金。
真是奇怪,就在捐掉之后的那一刻,仿佛千斤重担陡然而卸,我登时轻松了许多。
轻松之余,难免又多了些担心:如此岂不要泄露了秘密?看来,人是不该激动的,激动就难免会虑事不周。
幸喜丽萍没有责怪我,反而给予了我极高的评价。她历来认为,我不应该自我封闭,而应该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只有这样,我才能开阔视野从而更快乐地生活。
但钱从何而来?尽管她没有问,但我从她的笑里仿佛看出了勉强,我猜想,她必已掌握了我所有的秘密。所以,我忙不迭地解释说,我借了张老师五千块钱。
说这话时,我必已慌乱之极,而她却只笑了笑,就忙着去接一直响个不停的电话,自从做了镇里的书记,她似乎每天都不缺这样的电话。
或许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神经都会变得异常敏感,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显已说漏了嘴:张老师就是她最要好的姐妹的老公,而且张老师是全校公认的最讲诚信的人之一从不说谎,万一哪天不经意提及借钱的事儿,岂不要串了帮?
现在想起来,必是当时我的潜意识里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有意选择了这么最可靠的一位,岂不知却是最不安全的一位。
意识到这一点儿,我的轻松刹那间就为紧张所替代,我认为我一刻也不能停地必须马上找张老师,否则立即就会面临谎言被揭穿的危险。
丽萍不解其意,反以为我在心痛钱,就不停地安慰我。
从这个角度讲,丽萍还能算得上一个好女人。自从发生了上次我跟踪她的事件之后,尽管她并没有戳穿这事儿,但无论多忙,她每周总要抽一两天晚上回来陪我,尽管只是一起吃吃饭,有时候也会迫不得已地再离开。
此时,因为心事,我已了无兴趣,适逢又来电话,我便故作大度地催她快去。
待她不好意思地摊了摊手离去后,我快步赶往张老师家里去借钱。我是个从不借债的人,所以张老师话也没问就借给了我。
五千块!揣到怀里厚厚地一沓,我用手抚摸着不知所终,但似乎只有这样心里才稍稍安稳了些。
事情显然不该就此结束,我清楚地记得,就在我自张老师处借到钱的第三天,丽萍临出门前突然记起了什么似地扔给我一个存折说,张老师的儿子准备出国留学正急钱用,取五千抓紧还他。
天哪,她居然比我还了解张老师的家境,相信必已了解了内幕。事实上,真相是不难判别的,单是时间就漏洞百出,更何况她那样精明的人。
怎么办呢?实话实说了吧,我实在不堪谎言揭穿的尴尬。迟疑再三,我喊住了她,却终没有勇气说出口,只好挥了挥手,让正不解地盯着我的她离去了。
我感觉她似是诡秘地冲我笑了笑,压力!正一步一步向我挤来,我机械地翻着手中的存折。
四十万?!我接连数了三遍,存折上仍是一个“4”和五个“0”。我们的存款居然达到了四十万,尽管我知道这里面有她刚发的招商引资奖金三十万,但如此数字还是令我吃惊不已。
吃惊之下,我的思维是静止的,尽管我仿佛在做作似地竭力做出思索状,其实我的大脑里什么也没有,完全是不由自主地赶到银行去的。
只几天不去银行,银行又有了些变化,说是为了方便顾客,非要你先去取一个号坐等办事员叫你。
这恰是我最反感的,或许因为习惯排队的原因,我喜欢排队的感觉,至少会由你自主地去观察排队的人从而让自己有一个盼头儿。
我知道,这是习惯的力量,习惯既是力量,改掉同样必需要力量。
这种反感却无疑让我重又回到了现实,一阵焦躁但必须的等待之后,办事员总算叫到了我。
我解放了似地从折上取出五千元,却又触到了怀里的五千元。我再也没有迟疑,把刚取出来的五千元还给了张老师,又把自张老师处借来的五千元重新找了一家银行重新存到了那个折上。我的金库恢复如初,我感到好笑。
就在我完成所有这些简单的却让我感觉繁复无比的工作之后,我似乎又有了些感慨,那一阶段,我感慨颇多。
感慨这东西也怪,想感慨的时候偏少,不想感慨的时候却多。
——或许夫妻之间原该存有谎言,彼此没有谎言的夫妻或许根本称不上夫妻,或者只应叫做“一个人”,一个人又怎么成夫妻?
所以,夫妻之间的谎言即使了解了也绝不该去不容情面地揭穿,而应当允许彼此间保持一点儿秘密,因为只有保守着秘密的人才是正常的人才更有魅力,当然,这秘密或者为了保守秘密的谎言应严格地以不伤及对方为限。
但凡是秘密必会伤及象夫妻这样的关系,否则就算不得秘密了,只不过伤害的程度有大小,能否保持着“不揭穿”这种风度还要看人的素质,说实在的,夫妻之间有时候还是糊涂一点儿好,不仅夫妻,还有其他的关系,何必非要一清二白呢?
相信我的谎言早已被丽萍洞穿了,但她没有揭穿,所以我们仍能平静地生活着,尽管这种平静在以我的愧疚与不安为代价维持着。
一旦打开,常不可遏制。这又是感慨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显然地,感慨在继续延伸着:这世上又有谁人不在说谎?只是因为人心理素质的不同,说谎的效果就会各不相同。
这里面也有个境界问题,至高的境界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谎话如同真话一般,真话与谎话一样,真假虚实难辨。所以,人常有听到谎话信以为真而听到了真话反而不信的情况。
说谎的与信谎的都需要境界,而且信谎的境界显然要高于说谎的,因为信谎分明又多了一个辨别的过程。我尚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就会愧疚与不安。
如此想着,小金库的折掉到了地上,有风,被风刮起老高,我没有急于去捡,任风吹着,心里涌起一股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