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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往今来的官员里,他的知名度最高。山野小民,不知道宋朝有几个皇帝的大有人在,没听说过他名号的人,寥寥无几。
他的故事被编成小说、戏剧、评书,电视剧,电影,广为流传。1993年,台湾拍摄的电视剧《包青天》在中港台都掀起收视狂潮。电视剧的开头,胡瓜用他那破锣一样的嗓子吼道: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侠义展昭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他就是北宋名臣包拯。
包拯是一个孝子。29岁那年他参加高考,金榜题名。朝廷派他到江西建昌县做一把手。这个差事蛮不错的,但包拯认为家中父母年岁已高,自己应该跟在身边尽孝道,便奏请朝廷把自己的工作调动一下。这朝廷也挺人性化,满足了他的心愿,把他调到离家更近的安徽和州上班。可父母亲仍然希望儿子在身边照应。包拯想来想去,最后把工作辞了,在家里安心的侍候父母。
父母双双辞世后,又过了5年,包拯才离开家乡,到安徽天长县做县长,宣布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场,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位39岁的中年人了。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潜规则无处不在的国家。娱乐圈有,体育界有,学术界有,官场自也不当例外。在宋朝时候的端州(今广东肇庆),这种官场潜规则是通过一种叫端砚的东西折射出来的。端砚是端州的特产,非常名贵。皇帝和国家高级干部都爱收藏几块——就算不会写字儿的人,放在书房里也显得特有文化——跟现在一些企业家喜欢在书房里摆放精装本《梦回宋朝》是一个道理。因此,每年端州都会进贡一些给朝廷。这样也没问题。关键是,地方官们往往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这些多收的端砚去了哪里?十之八九被地方官拿去打点朝廷权贵,以换取政治筹码。这样就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这一切,在包拯来到端州后有了彻底改观。
包拯在安徽天长县做了3年县长后被调到端州做一把手。他甫一上任就下令,严格限制端砚的生产数量,绝不允许手下干部私自加码,违者重罚。他也高调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
3年后,包拯被调到京城任职,果然“悄悄的离开,不带走一块端砚”(岁满不持一砚归)。
公元1043年,包拯来到首都开封。上一次来到首都,还是15年前参加高考的事情。一般风景,两种心情。彼时他还是一个忐忑不安的考生;如今已俨然一位初露头角的政坛新秀。44岁的包拯,骑马走在京城的青石板路上时,心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京城是一个大舞台。事实上,包拯人生中最精彩最华丽的篇章都是在这儿上演的。
不管是民间故事还是电视剧,都把重点放在渲染包拯断案、破案的传奇故事上面。包拯确实在法院制度改革里做了不俗的贡献。在宋朝,老百姓到衙门打官司,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如此就给衙门小吏们预留了寻租空间,一些讼师恶棍趁机敲榨勒索,导致老百姓打不起官司,严重妨碍了社会公平。包拯在开封做一把手就打破了这个规矩。他在知府衙门前设置了一只鼓,老百姓要打官司,只要把鼓一敲,知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告状。
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其实非也。法律维护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老百姓遇到困惑的时候愿意通过诉讼寻求救济,其实体现了对社会制度纠错能力怀抱信心。假如人为的在诉讼渠道里制造堵塞,会迫使老百姓寻求其他解决办法,比如私刑,或者暴力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动荡的源泉。
与包拯刑警队长、法院院长的身份相比,他对国家更大的贡献当是政治家身份;准确的说,是“弹劾”家。
1058年,包拯任职右谏议大夫,兼任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其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其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是听,还是不听。而御史中丞的职责是监察天下官吏,对三公、九卿有弹劾之权。在这两个职位上包拯如鱼得水,做得有声有色。成绩也相当可观:
他... -->>
在古往今来的官员里,他的知名度最高。山野小民,不知道宋朝有几个皇帝的大有人在,没听说过他名号的人,寥寥无几。
他的故事被编成小说、戏剧、评书,电视剧,电影,广为流传。1993年,台湾拍摄的电视剧《包青天》在中港台都掀起收视狂潮。电视剧的开头,胡瓜用他那破锣一样的嗓子吼道: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侠义展昭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他就是北宋名臣包拯。
包拯是一个孝子。29岁那年他参加高考,金榜题名。朝廷派他到江西建昌县做一把手。这个差事蛮不错的,但包拯认为家中父母年岁已高,自己应该跟在身边尽孝道,便奏请朝廷把自己的工作调动一下。这朝廷也挺人性化,满足了他的心愿,把他调到离家更近的安徽和州上班。可父母亲仍然希望儿子在身边照应。包拯想来想去,最后把工作辞了,在家里安心的侍候父母。
父母双双辞世后,又过了5年,包拯才离开家乡,到安徽天长县做县长,宣布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场,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位39岁的中年人了。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潜规则无处不在的国家。娱乐圈有,体育界有,学术界有,官场自也不当例外。在宋朝时候的端州(今广东肇庆),这种官场潜规则是通过一种叫端砚的东西折射出来的。端砚是端州的特产,非常名贵。皇帝和国家高级干部都爱收藏几块——就算不会写字儿的人,放在书房里也显得特有文化——跟现在一些企业家喜欢在书房里摆放精装本《梦回宋朝》是一个道理。因此,每年端州都会进贡一些给朝廷。这样也没问题。关键是,地方官们往往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这些多收的端砚去了哪里?十之八九被地方官拿去打点朝廷权贵,以换取政治筹码。这样就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这一切,在包拯来到端州后有了彻底改观。
包拯在安徽天长县做了3年县长后被调到端州做一把手。他甫一上任就下令,严格限制端砚的生产数量,绝不允许手下干部私自加码,违者重罚。他也高调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
3年后,包拯被调到京城任职,果然“悄悄的离开,不带走一块端砚”(岁满不持一砚归)。
公元1043年,包拯来到首都开封。上一次来到首都,还是15年前参加高考的事情。一般风景,两种心情。彼时他还是一个忐忑不安的考生;如今已俨然一位初露头角的政坛新秀。44岁的包拯,骑马走在京城的青石板路上时,心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京城是一个大舞台。事实上,包拯人生中最精彩最华丽的篇章都是在这儿上演的。
不管是民间故事还是电视剧,都把重点放在渲染包拯断案、破案的传奇故事上面。包拯确实在法院制度改革里做了不俗的贡献。在宋朝,老百姓到衙门打官司,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如此就给衙门小吏们预留了寻租空间,一些讼师恶棍趁机敲榨勒索,导致老百姓打不起官司,严重妨碍了社会公平。包拯在开封做一把手就打破了这个规矩。他在知府衙门前设置了一只鼓,老百姓要打官司,只要把鼓一敲,知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告状。
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其实非也。法律维护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老百姓遇到困惑的时候愿意通过诉讼寻求救济,其实体现了对社会制度纠错能力怀抱信心。假如人为的在诉讼渠道里制造堵塞,会迫使老百姓寻求其他解决办法,比如私刑,或者暴力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动荡的源泉。
与包拯刑警队长、法院院长的身份相比,他对国家更大的贡献当是政治家身份;准确的说,是“弹劾”家。
1058年,包拯任职右谏议大夫,兼任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其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其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是听,还是不听。而御史中丞的职责是监察天下官吏,对三公、九卿有弹劾之权。在这两个职位上包拯如鱼得水,做得有声有色。成绩也相当可观: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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