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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到197年4月初，北伐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北方以奉系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还未被打倒，可南方大半个中国已被拿下来了！北方冯玉祥的革命军发展也很快，牵扯了相当的军阀部队！山西阎锡山也在观望中，暗里与革命军暗通款曲！北伐军打败了实力强劲的吴佩孚、孙传芳，获得了他们的武装、地盘，俘虏、整编了他们的军队，实力成倍的增长（到197年上半年，扩充到了40多个军）。一时威震四方！应该说只要愿意，可以一路顺利拿下整个中国！
不过，此时的形势确实相当的复杂的！
第一个方面，北伐军面对的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可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伐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而长江流域发生的一系列军舰炮击事件，以及各国对上海、京津地区的增兵，表明了帝国主义有可能亲自跳出前台武装干涉中国的革命。这让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忧心忡忡！急于想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认可、支持！
第二个方面，那是来自北伐军内部的相互争权夺利！
先说北伐的导火线人物北伐军第八军唐生智。196年7月14日，长沙光复。长沙光复标志着北伐第一期作战胜利结束。7月5日，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唐生智任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唐生智本人的实力得到迅速扩张，加上唐原有部队扩编4个师，共拥6师之众，“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再加上，很多高层将领与唐有较深的个人情感基础，关系甚为密切。另外，在唐夺取湖南政权的过程中，他不时地安排自己的心腹于府衙之中，使之在湖南的统治更为稳固。这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给唐带来了无比的优越感和权力欲，似乎整个湖南都是他唐生智的了。即使是后来北伐司令蒋介石亲临此地，唐对其也有不屑之意，这便为后来蒋唐的矛盾冲突和势力争夺埋下了祸根。
其二个乃是北伐中独挡一面的桂系。由于当初桂系曾在唐生智落魄的时候救了他一把，所以投桃报李，他也支持桂系坐大。加上桂系李宗仁骁勇善战、小诸葛白崇禧机智多谋、黄绍竑政治谋略、内政治理都是一把好手，且团结紧密，把个广西打造的如铁桶一般！通过北伐，桂系的实力也是翻番的上升！
其三个就是和国民政府的矛盾。也可称之为“党军之争”。简单的说就是和当时的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左派的矛盾！蒋介石一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军职，所以在党内地位一直不算太高。现在指挥北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个人威望有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的危险！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纳叛招降，收编大量旧军阀军队，不断扩充自己的嫡系势力。对于蒋介石逐步掌握党、政、军大权，国民党各派都十分不满和仇视，暗中都主张对他加以排斥和约束。并且这种怨愤逐渐升级，防蒋独裁的空气日见浓厚，迎汪（休病假）复职的呼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正好此时恰逢蒋介石进攻南昌失利，正好各派落井下石，在军势上准备以实力强大的唐生智来代替他。为了抵抗，蒋和国民党右派团到了一起。蒋介石事前布置张静江顽抗，声言他的主席地位决不能动。还扬言提出欢迎胡汉民以为抵制。但仍然抵挡不住，只得同意“迎汪”。
当时北伐各军中，以唐之第八军实力最雄厚，合蒋一、二、三、六军之总合始能及八军，湘、鄂实权均在唐手。为了制约唐生智，以防唐的反侧，蒋提出了迁都武汉的主张。蒋介石此时所以积极主张迁都武汉，一方面为了利用自己在北伐过程中重新树立的威望来辐射和干扰汪精卫在广州的势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知武汉战略地位的重要并渴望亲自控制武汉政权。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对控制两湖局势，对唐生智加以限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蒋的愿望还相去甚远。蒋遂蓄意有所行动，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移驻南昌。进而要求撤除一向与他不合的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但都被武汉国民政府拒绝！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此时的他和一帮班底已秘密准备了“底定东南”的策略。蒋意已决，不愿再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合作，打算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搞单干”。
第三个方面就是国民党右派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
众所周知，“联俄、溶共、扶助农工”这乃是孙中山锁定的新“三民主义”。不过，这新“三民主义”从开始提出就没有得到国民党右派的支持。张继、戴季陶、邓泽如、谢持、林直勉、冯自由等说共产党是要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是一个阴谋，并对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而亲自带队考察苏联的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他对亲眼目睹的苏联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满，认为苏维埃政权是专制暴政。领土问题也导致了蒋介石对苏联的失望和不满。回国后只给孙中山交了一份《游俄报告书》敷衍了事。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不应该“扶助农工”的问题，而是如何“扶助农工”。中共开展的“工农运动”以及所要达到的最终政治目的，显然令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无法认可。
以前在广州政府里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急于北伐，甚至提出放弃广东基地，转道西北的这些主张都被认为是包藏祸心。而与苏联继任顾问季嘉山的长期不和睦，更加让蒋介石恨屋及乌。连着其他共产党人一起讨厌！
所以，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戒心的蒋介石在自己实力不够时，充分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红色将军”的外表，获得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196年月，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关系不睦，竭力拉拢汪精卫反蒋。此时，西山会议派元老，反对容共。也准备倒蒋。当然，两边一个是认为他太“左”，一个认为他“太右”，目的是不一样的。面对如此困局，急于在党内上位，获得党内元老们的支持，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一方面迅速获得了国民党老“右派”们的支持；另一个方面，夺取了在粤海军实力。蒋介石完全清除了国民党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完全掌握了第一军的军权，使其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此地位更加的炙手可热。19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借助《整理党务决议案》，达到了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的目的。这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分裂国共合作、企图夺权的信号。可惜，由于当时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蒙蔽了年轻的共产党人的眼睛，助长了国民党的实力和气焰！
北伐开始后，国共青年军人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个胜利，也大大的扩宽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地盘。为了支持北伐，中共派出了大量党员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支援北伐！一时，工农运动高涨，工会、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虽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上层领导却“偏右”，但党内的同志大都信奉苏联的“暴力革命”思路，在工作中几乎普遍采取的行动激烈，很偏“左”。加上是初次掀起这么浩大的运动，在理论支持、方式方法上都不成熟、不完善！再加上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的捣乱起哄，更加产生了许多严重的后果！而此时，由于大量的国民党员难以深入基层、吃苦耐劳，高高在上。所以将基层的工作和广阔的农村几乎全部交给中共去运作。而又没有相应的法则规范加以指导。中共必然按照自己的办法和对革命的理解去开展工作。出于两党政党理念、工作方式方法的差异，逐步地越走越开，终至反目成仇！
————————————————————————————————此时，借助北伐的威势和大革命的风潮，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理由是他们“革命”的“积极性”要比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起“命”来也步子... -->>
应该说到197年4月初，北伐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北方以奉系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还未被打倒，可南方大半个中国已被拿下来了！北方冯玉祥的革命军发展也很快，牵扯了相当的军阀部队！山西阎锡山也在观望中，暗里与革命军暗通款曲！北伐军打败了实力强劲的吴佩孚、孙传芳，获得了他们的武装、地盘，俘虏、整编了他们的军队，实力成倍的增长（到197年上半年，扩充到了40多个军）。一时威震四方！应该说只要愿意，可以一路顺利拿下整个中国！
不过，此时的形势确实相当的复杂的！
第一个方面，北伐军面对的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可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伐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而长江流域发生的一系列军舰炮击事件，以及各国对上海、京津地区的增兵，表明了帝国主义有可能亲自跳出前台武装干涉中国的革命。这让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忧心忡忡！急于想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认可、支持！
第二个方面，那是来自北伐军内部的相互争权夺利！
先说北伐的导火线人物北伐军第八军唐生智。196年7月14日，长沙光复。长沙光复标志着北伐第一期作战胜利结束。7月5日，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唐生智任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唐生智本人的实力得到迅速扩张，加上唐原有部队扩编4个师，共拥6师之众，“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再加上，很多高层将领与唐有较深的个人情感基础，关系甚为密切。另外，在唐夺取湖南政权的过程中，他不时地安排自己的心腹于府衙之中，使之在湖南的统治更为稳固。这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给唐带来了无比的优越感和权力欲，似乎整个湖南都是他唐生智的了。即使是后来北伐司令蒋介石亲临此地，唐对其也有不屑之意，这便为后来蒋唐的矛盾冲突和势力争夺埋下了祸根。
其二个乃是北伐中独挡一面的桂系。由于当初桂系曾在唐生智落魄的时候救了他一把，所以投桃报李，他也支持桂系坐大。加上桂系李宗仁骁勇善战、小诸葛白崇禧机智多谋、黄绍竑政治谋略、内政治理都是一把好手，且团结紧密，把个广西打造的如铁桶一般！通过北伐，桂系的实力也是翻番的上升！
其三个就是和国民政府的矛盾。也可称之为“党军之争”。简单的说就是和当时的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左派的矛盾！蒋介石一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军职，所以在党内地位一直不算太高。现在指挥北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个人威望有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的危险！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纳叛招降，收编大量旧军阀军队，不断扩充自己的嫡系势力。对于蒋介石逐步掌握党、政、军大权，国民党各派都十分不满和仇视，暗中都主张对他加以排斥和约束。并且这种怨愤逐渐升级，防蒋独裁的空气日见浓厚，迎汪（休病假）复职的呼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正好此时恰逢蒋介石进攻南昌失利，正好各派落井下石，在军势上准备以实力强大的唐生智来代替他。为了抵抗，蒋和国民党右派团到了一起。蒋介石事前布置张静江顽抗，声言他的主席地位决不能动。还扬言提出欢迎胡汉民以为抵制。但仍然抵挡不住，只得同意“迎汪”。
当时北伐各军中，以唐之第八军实力最雄厚，合蒋一、二、三、六军之总合始能及八军，湘、鄂实权均在唐手。为了制约唐生智，以防唐的反侧，蒋提出了迁都武汉的主张。蒋介石此时所以积极主张迁都武汉，一方面为了利用自己在北伐过程中重新树立的威望来辐射和干扰汪精卫在广州的势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知武汉战略地位的重要并渴望亲自控制武汉政权。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对控制两湖局势，对唐生智加以限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蒋的愿望还相去甚远。蒋遂蓄意有所行动，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移驻南昌。进而要求撤除一向与他不合的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但都被武汉国民政府拒绝！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此时的他和一帮班底已秘密准备了“底定东南”的策略。蒋意已决，不愿再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合作，打算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搞单干”。
第三个方面就是国民党右派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
众所周知，“联俄、溶共、扶助农工”这乃是孙中山锁定的新“三民主义”。不过，这新“三民主义”从开始提出就没有得到国民党右派的支持。张继、戴季陶、邓泽如、谢持、林直勉、冯自由等说共产党是要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是一个阴谋，并对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而亲自带队考察苏联的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他对亲眼目睹的苏联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满，认为苏维埃政权是专制暴政。领土问题也导致了蒋介石对苏联的失望和不满。回国后只给孙中山交了一份《游俄报告书》敷衍了事。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不应该“扶助农工”的问题，而是如何“扶助农工”。中共开展的“工农运动”以及所要达到的最终政治目的，显然令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无法认可。
以前在广州政府里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急于北伐，甚至提出放弃广东基地，转道西北的这些主张都被认为是包藏祸心。而与苏联继任顾问季嘉山的长期不和睦，更加让蒋介石恨屋及乌。连着其他共产党人一起讨厌！
所以，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戒心的蒋介石在自己实力不够时，充分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红色将军”的外表，获得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196年月，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关系不睦，竭力拉拢汪精卫反蒋。此时，西山会议派元老，反对容共。也准备倒蒋。当然，两边一个是认为他太“左”，一个认为他“太右”，目的是不一样的。面对如此困局，急于在党内上位，获得党内元老们的支持，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一方面迅速获得了国民党老“右派”们的支持；另一个方面，夺取了在粤海军实力。蒋介石完全清除了国民党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完全掌握了第一军的军权，使其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此地位更加的炙手可热。19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借助《整理党务决议案》，达到了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的目的。这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分裂国共合作、企图夺权的信号。可惜，由于当时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蒙蔽了年轻的共产党人的眼睛，助长了国民党的实力和气焰！
北伐开始后，国共青年军人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个胜利，也大大的扩宽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地盘。为了支持北伐，中共派出了大量党员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支援北伐！一时，工农运动高涨，工会、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虽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上层领导却“偏右”，但党内的同志大都信奉苏联的“暴力革命”思路，在工作中几乎普遍采取的行动激烈，很偏“左”。加上是初次掀起这么浩大的运动，在理论支持、方式方法上都不成熟、不完善！再加上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的捣乱起哄，更加产生了许多严重的后果！而此时，由于大量的国民党员难以深入基层、吃苦耐劳，高高在上。所以将基层的工作和广阔的农村几乎全部交给中共去运作。而又没有相应的法则规范加以指导。中共必然按照自己的办法和对革命的理解去开展工作。出于两党政党理念、工作方式方法的差异，逐步地越走越开，终至反目成仇！
————————————————————————————————此时，借助北伐的威势和大革命的风潮，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理由是他们“革命”的“积极性”要比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起“命”来也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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