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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树哥呀,昨天给你说的事,你不会忘吧,你今天什么时候过来。”昨天上午的时候,高志诚的助理陈洋,给张德权他们来了电话。
双方决定今天下午去公安局,进行初步的经济补偿商谈。李玲为了下午的经济补偿商谈,还特意请了假。同样刘小树也是请假专程过来的。
“你急什么呀,我已经到公安局这边了。”对于提前出发的刘小树,当接到张德权的电话时,就把自己已经到了的事,给张德权说了。
很快,李玲也来到了。今天刘小树跟李玲事先通过电话,说好大家都早点过去,碰一下面把谈判的思路,在一起好好的梳理一下。对一些需要达成共识的问题,进行一个事前沟通。
高志诚他们还没有来之前,刘小树跟李玲在一起,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具体怎么跟对方谈,此彼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交流。对谈判过程中的谈判策略,都进行了详细的意见交换。
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也粗略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上,考虑了对方会如何出招,在对方出招的时候,他们又该怎么去应对。特别是出现了他们事前没有意料到的情况时,他们又该如何。
今天的商谈,高志诚并不准备去现场,因为公司还有其他事情,需要他去处理。再说了,就一个简单的商谈,这一次只是初步的商谈,在高志诚的心里,并没有打算进行一次商谈,就一锤定音的想法。
对于久经商场的高志诚,他的心里非常清楚,不管是什么谈判,都是急不得的事。不管是什么谈判,没有几轮讨价还价的较量,没有深思熟虑的考虑,随便草率地,就答应对方的要求。这对于在商场上混的生意人,这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更不要说像高志诚这种大集团的老总了。
在商业社会里,当事人所作出的任何决策,都不是随便进行的,更不是可以随意拍板的。因为在商场上,风险无处不在。在商业社会里,风险代表的是无知。
这个无知,通常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无论你怎么小心谨慎,都会无法避免的,你并不知晓的信息存在,也就是你无法知道的东西;一种是你本来可以通过自己的了解,以及不断地努力学习,这些东西你是可以弄懂的,但是你却无视它们。
不管是商人,还是公司决策者,在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之前,总会进行深思熟虑地思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尽量的把自己的无知,力所能及地降到最低。这个降低无知的过程,就是降低决策风险的过程。
今天来公安局商谈的是高志诚的助理陈洋,以及一个志诚集团法务部的律师。经过简短地寒暄之后,正式地商谈就开始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警方根据双方协商案件的性质,在双方进行商谈前,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进行经济赔偿后,法院在案件审判的时候,会对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进行适当经济补偿后,可以得到的减刑轻判标准,跟双方进行了商谈前的具体说明。
随后,警方把《20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法发[2013]14号 2013年12月23日发布 2014年1月1日实施)的文件,打印了出来,并把纸质文件分发给了商谈双方。
“受害人方,你们要求被告人给你们的经济赔偿金额是多少?也就是说被告人进行多少的经济赔偿,你们才能谅解被告人。”警方按照协商程序,首先询问了受害人的要求。
“我们要500万的经济赔偿,不然我们不会谅解他们的。”首先发话的是李玲,根据他们的事先商量,他们必须得把要价喊高点。此时,她的心里,也非常清楚,对方肯定也不会那么傻的,他们要求多少赔偿,对方不进行讨价还价,就直接答应的。
如果是没有见过这个阵势的人,肯定会大笑出来,心里肯定会想:姑娘你也太贪心了吧,居然开口就要这么多,有你这样漫天要价的吗?你怎么不去打劫呢,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呢?
但是,坐在旁边的警察,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随后警察示意被告人发言。
“姑娘,你们这也太狠了吧!按照现在,我们市的人均消费水平,你们要求的经济赔偿,我觉得已经非常高了。这根本就不符合正常的经济赔偿标准。”陈洋跟随行而来的律师,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对于李玲他们提出的赔偿要求,理所当然作出了回应,顺理成章对他们的要求提出了异议。
“被告人你们愿意进行多少金额的经济赔偿呢?”警方接着追问陈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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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树哥呀,昨天给你说的事,你不会忘吧,你今天什么时候过来。”昨天上午的时候,高志诚的助理陈洋,给张德权他们来了电话。
双方决定今天下午去公安局,进行初步的经济补偿商谈。李玲为了下午的经济补偿商谈,还特意请了假。同样刘小树也是请假专程过来的。
“你急什么呀,我已经到公安局这边了。”对于提前出发的刘小树,当接到张德权的电话时,就把自己已经到了的事,给张德权说了。
很快,李玲也来到了。今天刘小树跟李玲事先通过电话,说好大家都早点过去,碰一下面把谈判的思路,在一起好好的梳理一下。对一些需要达成共识的问题,进行一个事前沟通。
高志诚他们还没有来之前,刘小树跟李玲在一起,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具体怎么跟对方谈,此彼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交流。对谈判过程中的谈判策略,都进行了详细的意见交换。
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也粗略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上,考虑了对方会如何出招,在对方出招的时候,他们又该怎么去应对。特别是出现了他们事前没有意料到的情况时,他们又该如何。
今天的商谈,高志诚并不准备去现场,因为公司还有其他事情,需要他去处理。再说了,就一个简单的商谈,这一次只是初步的商谈,在高志诚的心里,并没有打算进行一次商谈,就一锤定音的想法。
对于久经商场的高志诚,他的心里非常清楚,不管是什么谈判,都是急不得的事。不管是什么谈判,没有几轮讨价还价的较量,没有深思熟虑的考虑,随便草率地,就答应对方的要求。这对于在商场上混的生意人,这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更不要说像高志诚这种大集团的老总了。
在商业社会里,当事人所作出的任何决策,都不是随便进行的,更不是可以随意拍板的。因为在商场上,风险无处不在。在商业社会里,风险代表的是无知。
这个无知,通常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无论你怎么小心谨慎,都会无法避免的,你并不知晓的信息存在,也就是你无法知道的东西;一种是你本来可以通过自己的了解,以及不断地努力学习,这些东西你是可以弄懂的,但是你却无视它们。
不管是商人,还是公司决策者,在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之前,总会进行深思熟虑地思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尽量的把自己的无知,力所能及地降到最低。这个降低无知的过程,就是降低决策风险的过程。
今天来公安局商谈的是高志诚的助理陈洋,以及一个志诚集团法务部的律师。经过简短地寒暄之后,正式地商谈就开始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警方根据双方协商案件的性质,在双方进行商谈前,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进行经济赔偿后,法院在案件审判的时候,会对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进行适当经济补偿后,可以得到的减刑轻判标准,跟双方进行了商谈前的具体说明。
随后,警方把《20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法发[2013]14号 2013年12月23日发布 2014年1月1日实施)的文件,打印了出来,并把纸质文件分发给了商谈双方。
“受害人方,你们要求被告人给你们的经济赔偿金额是多少?也就是说被告人进行多少的经济赔偿,你们才能谅解被告人。”警方按照协商程序,首先询问了受害人的要求。
“我们要500万的经济赔偿,不然我们不会谅解他们的。”首先发话的是李玲,根据他们的事先商量,他们必须得把要价喊高点。此时,她的心里,也非常清楚,对方肯定也不会那么傻的,他们要求多少赔偿,对方不进行讨价还价,就直接答应的。
如果是没有见过这个阵势的人,肯定会大笑出来,心里肯定会想:姑娘你也太贪心了吧,居然开口就要这么多,有你这样漫天要价的吗?你怎么不去打劫呢,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呢?
但是,坐在旁边的警察,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随后警察示意被告人发言。
“姑娘,你们这也太狠了吧!按照现在,我们市的人均消费水平,你们要求的经济赔偿,我觉得已经非常高了。这根本就不符合正常的经济赔偿标准。”陈洋跟随行而来的律师,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对于李玲他们提出的赔偿要求,理所当然作出了回应,顺理成章对他们的要求提出了异议。
“被告人你们愿意进行多少金额的经济赔偿呢?”警方接着追问陈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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