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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从街里书店买回两本mao主席著作单行本，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哥哥对mao主席这两篇论著的学习，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带着感情学”。解救父亲的愿望比什么都强烈，即使父亲早出来只有一分钟，也能让他早一分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早一分钟摆脱非人的牢狱生活。
哥哥写的上告材料有十几页，详说冤情，引证语录，字句铿锵，条条有理。应该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同情和重视，只要能有领导批示，父亲就有希望早放出来。
哥哥说材料不能复写，那样领导能看得出是一信多投，可管可不管。必须每一份都直接手抄。要寄出十多份，我和哥哥抄写一夜一天，不允许有一个错字、一处涂改。本来觉得已经十分小心，有时还是出了错，这一页就得废弃，再重新抄写。
材料末尾落款，是我们十一个兄弟姐妹的亲笔签名。老妹小霞在废纸上练习好几遍，也像大人那样，郑重地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哥哥签的名字是“吴凛然”。学校里改名成风，同学们说他的原名吴福顺，属于“四旧”。同学中许多人改名，有表达忠于领袖的，如张向东，王卫东，还有表示时尚的，如李斗争，赵en革。有位姓贾的同学，干脆改名为“革命”，大家就叫他“假革命。”
我们把上告材料和沉重的希望一同装进信封。大哥和我还有四弟福全，走到街里邮局，用双挂号把信件逐一寄出。
我们相信寄出的信件必定有回音，只要一段并不漫长的等待，是的，只需等待。
等到春节过去了，等到大哥快开学了，什么动静也没有。大哥和我商量，是不是应该到森铁处清查办问问，我也有这个想法。但上告信告的是森铁处，怎么问呢？大哥说，“可以问问父亲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处理，从他们的回答中，也能判断出上告信是不是已经批示下来。”大哥说的有道理，我俩决定去问问。
森铁处清查办扩大了规模，我上次去只有几间办公室，十几个工作人员。现在不同了，已经搬到森铁处招待所，占用十几个房间，有几十人进进出出在这里办公。
敲开主任室的门，还是那位樊主任，还是那职业性温文的微笑。他问，“你们有事吧？”不等回答，马上又说，“可以的可以的，你看”，他指指办公桌堆满的文件和卷宗，“我实在抽不出空，你们到隔壁副主任室，他专门管接待。好吧？就这样，就这样。”他礼貌地伸直胳膊把手指向门外，我们只好退出。
副主任也不清闲，我们敲门进去时，他正接待来自外省的两组外调人员，我们只好站在走廊等。等一个多小时，哥哥急得直皱眉，外来人终于离开了。我们再次敲门进去，副主任不看我们，只顾整理桌上的材料。哥哥做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副主任反问，“你父亲是什么问题？”
哥哥尽量显得平心静气地说：“我们来就是要问清楚这一点。清查办是执行清队政策的主管部门，我们来打听一下情况，希望你能理解。”
副主任火气很大：“森铁处几千人要一个一个地排查一遍，你以为我们很轻松吗？谁来理解我们？我们是清查办，不是查清办，一时查不清也没办法。”
哥哥和我在家商量过，不管清查办的态度如何，都不与争执，毫无意义。哥哥谦卑地试探着想多说几句，副主任让我们跟他一起出来。以为是要另找一间办公室，谁知他“咔嚓”锁上门，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未完待续）
哥哥从街里书店买回两本mao主席著作单行本，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哥哥对mao主席这两篇论著的学习，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带着感情学”。解救父亲的愿望比什么都强烈，即使父亲早出来只有一分钟，也能让他早一分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早一分钟摆脱非人的牢狱生活。
哥哥写的上告材料有十几页，详说冤情，引证语录，字句铿锵，条条有理。应该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同情和重视，只要能有领导批示，父亲就有希望早放出来。
哥哥说材料不能复写，那样领导能看得出是一信多投，可管可不管。必须每一份都直接手抄。要寄出十多份，我和哥哥抄写一夜一天，不允许有一个错字、一处涂改。本来觉得已经十分小心，有时还是出了错，这一页就得废弃，再重新抄写。
材料末尾落款，是我们十一个兄弟姐妹的亲笔签名。老妹小霞在废纸上练习好几遍，也像大人那样，郑重地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哥哥签的名字是“吴凛然”。学校里改名成风，同学们说他的原名吴福顺，属于“四旧”。同学中许多人改名，有表达忠于领袖的，如张向东，王卫东，还有表示时尚的，如李斗争，赵en革。有位姓贾的同学，干脆改名为“革命”，大家就叫他“假革命。”
我们把上告材料和沉重的希望一同装进信封。大哥和我还有四弟福全，走到街里邮局，用双挂号把信件逐一寄出。
我们相信寄出的信件必定有回音，只要一段并不漫长的等待，是的，只需等待。
等到春节过去了，等到大哥快开学了，什么动静也没有。大哥和我商量，是不是应该到森铁处清查办问问，我也有这个想法。但上告信告的是森铁处，怎么问呢？大哥说，“可以问问父亲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处理，从他们的回答中，也能判断出上告信是不是已经批示下来。”大哥说的有道理，我俩决定去问问。
森铁处清查办扩大了规模，我上次去只有几间办公室，十几个工作人员。现在不同了，已经搬到森铁处招待所，占用十几个房间，有几十人进进出出在这里办公。
敲开主任室的门，还是那位樊主任，还是那职业性温文的微笑。他问，“你们有事吧？”不等回答，马上又说，“可以的可以的，你看”，他指指办公桌堆满的文件和卷宗，“我实在抽不出空，你们到隔壁副主任室，他专门管接待。好吧？就这样，就这样。”他礼貌地伸直胳膊把手指向门外，我们只好退出。
副主任也不清闲，我们敲门进去时，他正接待来自外省的两组外调人员，我们只好站在走廊等。等一个多小时，哥哥急得直皱眉，外来人终于离开了。我们再次敲门进去，副主任不看我们，只顾整理桌上的材料。哥哥做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副主任反问，“你父亲是什么问题？”
哥哥尽量显得平心静气地说：“我们来就是要问清楚这一点。清查办是执行清队政策的主管部门，我们来打听一下情况，希望你能理解。”
副主任火气很大：“森铁处几千人要一个一个地排查一遍，你以为我们很轻松吗？谁来理解我们？我们是清查办，不是查清办，一时查不清也没办法。”
哥哥和我在家商量过，不管清查办的态度如何，都不与争执，毫无意义。哥哥谦卑地试探着想多说几句，副主任让我们跟他一起出来。以为是要另找一间办公室，谁知他“咔嚓”锁上门，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