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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带给读者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即使它涉指到很多文学因素的却位，可是作为小说，或者作为故事本身，它想要达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没想到，在如今物欲横流，人们视金钱为主体性价值观的时代，竟然会产生如此反响，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情。
然而，在这之前，我仅仅只写了李梦醒，写了一个与沙市这座城市有着相同背景的小说。写了一个站在苦难背景之上表面上看起来是恩将仇报的故事。故事最初写完，一位文友看完之后，就将我的稿子撕得粉碎。说内心话，作为作者，我当时为他的矫情在心里暗暗发笑。他对我说：我没办法不把这个东西撕掉，因为我太气愤，我并不为它的文学性，而是为这个故事，我不撕掉它，我对不起良心。当然他也知道，他撕掉的只是我从电脑里输出的东西，撕掉它，我可以再输出一份，没有大碍。可是，正是这一撕，让我读懂了他的苦闷，读懂了我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
最初，我将这个小说定名为我们他们。无论是三十年代的文学，还是八十年代的文学，都曾以十分深入的笔触展示了个性被封建性异化的文学典型。许多人将这一点归入一种制度或封建意识形态的罪恶。事实上，到了现阶段，没有了阶级形态的时代，这种“人的价值”的“他者化”依然很突出很普遍地存在。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原来，这种异化并非一种体制或制度使然，而是根植于本民族精神泥土中的脉象之一。它存在于一种恶劣的内心：一方面，被异化者由最初的被动，变成了自觉，并从中获得一种精神或人格自认的满足，从而产生被异化的惯性；另一方面，异化者作用的客体，在接受他的价值转移时，倍受这种价值的恩惠，并形成接受这种价值的定势心理，从而产生依赖感，甚至产生对异化主体的挑剔感，以达到自己对异化者的理想期望值。这些费解的话，用一个比喻就说得很清楚了：正如你对一个乞丐进行施舍，你仅仅只给予他一分钱，而他的期待则是一元钱，这样，他就会憎恨你——他的施舍者。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施舍者身上，而在这位乞丐的内心。相反，你不施舍他，他也不会恨你，因为你没有和他构成关联。我的刁民李梦醒正是建立在这种关联之上的仇恨。这里面，所包容的，主要是人的精神方面的能指。
当然，这种异化现象，会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发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群身上。可是，依照中国的情况，女人则为最。她们是这种异化最深重的载体，从她们的自然属性到她们的社会属性，外界都对她们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也就是说，她们的异化，显得非常典型。中国女人也许是最典型的价值“他者化”的代表。她们从一生下来，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他们的”或“为了他们”当然这不仅仅是重男轻女使然。而是更深切的历史烙印和社会心理使然。除了在行为道德上的束缚以外，我认为社会对女人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个人价值他者化”要求（当然，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具有责任和道义的男人身上）。这就是我选择七个水儿作为这种异化者的原因。这种价值的异化，和万事万物一样，都有回归倾向，在时机成熟之后，它们会努力回到原来的主体之中，即使它们已经产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问题也就来了，故事也就这样发生了。异化者就会被自己挖掘的陷井所困绕，并且不得不作出挣扎，甚至毁于一旦。在这一点上，李梦醒中的水儿们似乎是失败了，但是李梦醒更没逃脱遭受天遣的命运。中国作家编审萧立军先生在读了这个小说之后，就是这么诅咒李梦醒的。
有人把刁民李梦醒理解成为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如果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它绝比不过已经有的经典，比如农夫与蛇，比如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从中国的民族性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是个崇尚礼仪和文明的国度，但是，这种崇尚很多时候，与我们的现实是有距离的。道儒哲学对中国的薰染，毕竟还是只发生在仁人志中间，而大多数人，或许是一些如同鲁讯笔下阿q一样的，仍然生活在一种未曾开化的状态里，人叫他喊好，他就喊好，人叫他喊坏，他就喊坏。再就是表面的利益驱动，见了利益可以忘记自己的老子是谁。这种人往往死了，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然而，千百年来，我们民族总有心怀恻隐之心的人，在面向他们做着一些改变他们命运的事情。即使他们忽视了去改良他们的思想，总是先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好处，然后，一旦这种好处被新的欲望取代之后，这些仁人仍然逃不掉被他们“革命”的命运。于是，包括他们自己有时也会惶惑。
一个社会，有奉献者，就有在奉献中寄生的人；有恩泽万民的人，就有悖离恩泽的方向，吃水忘掉挖井人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久了，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施恩者一日不施恩则恶，受恩者一日没受恩则反目。这就是道儒文化培育的劣种。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对仁人志士在人格上有无私的要求。这种要求直抵他们的价值，也就是说，要求他们的价值观不是以“我”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他们”的姿态出现。久而久之，让我的价值，变成了他们的价值，到了永远也不能回归的地步。七个水儿与李梦醒的关系，正是这种价值的“他者化”之后，永远也回不去的悲剧。这种悲剧，在现实中也非常普遍。
应当说，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带给读者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即使它涉指到很多文学因素的却位，可是作为小说，或者作为故事本身，它想要达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没想到，在如今物欲横流，人们视金钱为主体性价值观的时代，竟然会产生如此反响，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情。
然而，在这之前，我仅仅只写了李梦醒，写了一个与沙市这座城市有着相同背景的小说。写了一个站在苦难背景之上表面上看起来是恩将仇报的故事。故事最初写完，一位文友看完之后，就将我的稿子撕得粉碎。说内心话，作为作者，我当时为他的矫情在心里暗暗发笑。他对我说：我没办法不把这个东西撕掉，因为我太气愤，我并不为它的文学性，而是为这个故事，我不撕掉它，我对不起良心。当然他也知道，他撕掉的只是我从电脑里输出的东西，撕掉它，我可以再输出一份，没有大碍。可是，正是这一撕，让我读懂了他的苦闷，读懂了我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
最初，我将这个小说定名为我们他们。无论是三十年代的文学，还是八十年代的文学，都曾以十分深入的笔触展示了个性被封建性异化的文学典型。许多人将这一点归入一种制度或封建意识形态的罪恶。事实上，到了现阶段，没有了阶级形态的时代，这种“人的价值”的“他者化”依然很突出很普遍地存在。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原来，这种异化并非一种体制或制度使然，而是根植于本民族精神泥土中的脉象之一。它存在于一种恶劣的内心：一方面，被异化者由最初的被动，变成了自觉，并从中获得一种精神或人格自认的满足，从而产生被异化的惯性；另一方面，异化者作用的客体，在接受他的价值转移时，倍受这种价值的恩惠，并形成接受这种价值的定势心理，从而产生依赖感，甚至产生对异化主体的挑剔感，以达到自己对异化者的理想期望值。这些费解的话，用一个比喻就说得很清楚了：正如你对一个乞丐进行施舍，你仅仅只给予他一分钱，而他的期待则是一元钱，这样，他就会憎恨你——他的施舍者。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施舍者身上，而在这位乞丐的内心。相反，你不施舍他，他也不会恨你，因为你没有和他构成关联。我的刁民李梦醒正是建立在这种关联之上的仇恨。这里面，所包容的，主要是人的精神方面的能指。
当然，这种异化现象，会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发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群身上。可是，依照中国的情况，女人则为最。她们是这种异化最深重的载体，从她们的自然属性到她们的社会属性，外界都对她们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也就是说，她们的异化，显得非常典型。中国女人也许是最典型的价值“他者化”的代表。她们从一生下来，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他们的”或“为了他们”当然这不仅仅是重男轻女使然。而是更深切的历史烙印和社会心理使然。除了在行为道德上的束缚以外，我认为社会对女人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个人价值他者化”要求（当然，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具有责任和道义的男人身上）。这就是我选择七个水儿作为这种异化者的原因。这种价值的异化，和万事万物一样，都有回归倾向，在时机成熟之后，它们会努力回到原来的主体之中，即使它们已经产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问题也就来了，故事也就这样发生了。异化者就会被自己挖掘的陷井所困绕，并且不得不作出挣扎，甚至毁于一旦。在这一点上，李梦醒中的水儿们似乎是失败了，但是李梦醒更没逃脱遭受天遣的命运。中国作家编审萧立军先生在读了这个小说之后，就是这么诅咒李梦醒的。
有人把刁民李梦醒理解成为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如果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它绝比不过已经有的经典，比如农夫与蛇，比如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从中国的民族性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是个崇尚礼仪和文明的国度，但是，这种崇尚很多时候，与我们的现实是有距离的。道儒哲学对中国的薰染，毕竟还是只发生在仁人志中间，而大多数人，或许是一些如同鲁讯笔下阿q一样的，仍然生活在一种未曾开化的状态里，人叫他喊好，他就喊好，人叫他喊坏，他就喊坏。再就是表面的利益驱动，见了利益可以忘记自己的老子是谁。这种人往往死了，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然而，千百年来，我们民族总有心怀恻隐之心的人，在面向他们做着一些改变他们命运的事情。即使他们忽视了去改良他们的思想，总是先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好处，然后，一旦这种好处被新的欲望取代之后，这些仁人仍然逃不掉被他们“革命”的命运。于是，包括他们自己有时也会惶惑。
一个社会，有奉献者，就有在奉献中寄生的人；有恩泽万民的人，就有悖离恩泽的方向，吃水忘掉挖井人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久了，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施恩者一日不施恩则恶，受恩者一日没受恩则反目。这就是道儒文化培育的劣种。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对仁人志士在人格上有无私的要求。这种要求直抵他们的价值，也就是说，要求他们的价值观不是以“我”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他们”的姿态出现。久而久之，让我的价值，变成了他们的价值，到了永远也不能回归的地步。七个水儿与李梦醒的关系，正是这种价值的“他者化”之后，永远也回不去的悲剧。这种悲剧，在现实中也非常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