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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吟诵真言的合唱里
一直想抵达目的地却从未见过目的地的模样。永远都在路上的感觉让我想到抵达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认为生活不仅仅是吃喝拉撒性，精神家园就会出来感召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常常写小说却不知道为什么写小说，我屡屡去西藏却不知道为什么去西藏。我发现正是这种“不知道为什么”才让我活到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会写得很勤很好，也会活得很踏实很快乐。
快乐的睡梦里常常会出现我住过的某一顶帐房，那一定是黑色的牛毛褐子缝制的。我站在门口，一遍遍向草原发问：啊嘘，我是什么民族？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我的汉族身份感到失望，心说我生活在藏族地区为什么不是藏族呢？我不能穿着光板的羊皮袍在马背上窜上蹿下，不能扬起冻紫的脸膛拉着鼻涕带着藏狗朝着失群的牛羊追奔而去，我不能抱着羊羔睡觉、骑着牦牛走路、嚼着风干肉嘎嘣嘎嘣磨牙。我只是一个来到草原的城里娃在羡慕一种异陌而自由的生活。我的自卑由此而来。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我们也是游牧民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曾是驰马如风、投身疆场的蒙古人。由于战争，祖先把他的后代丢在了黄河以南的孟津渡；由于和平，后代便把攻城略地变作放马南山又变作稼穑屯田。父亲像是要找回祖先的影子那样一路西去，到达青海草原多年后才知道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这里曾是蒙古人的牧场。那就是这里了，我们被文字考证过的祖先最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一座被征服的高原上。征服是互相的，蒙古人征服了藏族人的领地，藏族人征服了蒙古人的心灵。蒙古人一接触西藏人，整个民族就都信仰了喇嘛教。当然，还有通婚，还有混血。
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待在草原。于是我就成了草原的常客。又因为母亲是医生，便常有牧区的藏民来看病。他们一来就住在我家，一住一大片。让他们睡床，他们不肯，一定要睡在地上，也不要铺盖，裹着自己的皮袍就可以了。我知道这不是客气，他们是真的睡不惯床。我于是很惭愧，我不仅没有席地而卧的习惯，也没有这方面的自由。但他们一来，我就自由了，我跟他们一起睡，如果他们带着孩子的话。他们的许多病比如肝包虫、胃包虫、风湿病我母亲是治不了的，就把他们带到医院别的医生那里。最终治好了没有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是一个不小的牵挂。当然被牵挂的还有奶皮子，我永远都记得饥荒年间藏民们送来的香醇无比的奶皮子。我常去草原，有时候就是为了吃一口记忆中的奶皮子。
后来我发现我的天性是那么得牧民，那么得具有地道的藏式人格。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草原，热爱牧民那种散淡缓慢的日子、那种所求不多而又异常艰辛的生活。我在不断向自己证明：生活并没有因为我在各种表格里填着“汉族”而让我不是一个藏族。我在复杂人际、繁缛应酬方面的笨拙，我的简单、耿直、虚静、沉默的日常姿态，我对雪山、草原、帐房、牛羊近乎魔怔的迷恋，还有我的写作——那种只要一触及藏地就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表达，都让我明白我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单纯而辛劳的游牧，只不过我把游牧变成了游走或流浪。流浪是生活的，更是精神的。
我有着藏民的情怀、藏民的思维方式、藏民的信仰。我曾经这样定位自己：我是一个顶着汉人名分的藏民。“藏民”这两个字，是我一生永远的情结。很多时候，只要想起这两个字，我就会泪如泉涌。这是一个高寒民族最简单的称谓。拥有这个庄严称谓的民族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面朝天空的祈求；有多少幻想，就有多少对着神灵的跪叩。它用无法抗拒的魅惑，让我跳进了洗刷灵魂的河流，让我加入了吟诵真言的合唱，让我成为经幡部落的一员，匍匐在即将陨落的太阳燃烧而起的地平线，流水冰晶，地久天长。于是，我写了我的“荒原小说系列”和“藏地小说系列”西藏的战争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面对这场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战争，判定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并不困难，写出战争的残酷并在残酷中发掘覆盖敌我双方的人性也不困难，困难的是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即使展示了赤裸裸的人性，作家也无法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环，无法避免在血酬定律中盲目迷恋鲜血和死亡致使文学成为复仇杀戮的收藏器。而战争文学最大的忌讳便是陷入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不能自拔。那么再往前走一步又是什么呢？这个困惑让我一直漠视着这场我所熟知的着名战争，最初的激情也被置放在仓库里渐渐冷却了。直到00年我在写作伏藏时无意中触及到“佛光西渐”的事实——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在欧美多处建立禅坐中心以静息烦躁焦虑的西方心情。与此同时，我在江孜白居寺看到了当年被英国人抢走后因为遭到（也可能仅仅是惧怕）报应又还回来的法器，让我想到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佛教的果报思想在“还回法器”这件事情上的天然统一。一个曾经多次思考过的问题复燃在即：为什么英国人在占领拉萨七个星期后又主动撤离了呢？是信仰，是神与神的商议和妥协。信仰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善良、诚实。在信仰的顶端，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佛教，只有爱与慈悲在飘荡。信仰挽救了西藏，也挽救了作为侵略者的英国十字精兵，现在又挽救了已然进入死胡同的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当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的多数战乱都与宗教有关而且还在无休无止时，我看到了西藏的战争对当下世界和人类和平以及所有信仰者的启示。
写作是顺利的。投入就是回到从前。还原历史和还原生活，对我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西藏并不神秘，只要你有藏民的思维和信仰，一切都显得稀松平常。
还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抵达是不可能的。西藏的战争并没有让我抵达什么。在依然“不知道为什么”的生活里，我还是越来越藏民地一边写一边读，一边哭一边笑，一边行走一边居住，一边低贱地吃饭，一边高尚地信仰。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在吟诵真言的合唱里
一直想抵达目的地却从未见过目的地的模样。永远都在路上的感觉让我想到抵达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认为生活不仅仅是吃喝拉撒性，精神家园就会出来感召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常常写小说却不知道为什么写小说，我屡屡去西藏却不知道为什么去西藏。我发现正是这种“不知道为什么”才让我活到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会写得很勤很好，也会活得很踏实很快乐。
快乐的睡梦里常常会出现我住过的某一顶帐房，那一定是黑色的牛毛褐子缝制的。我站在门口，一遍遍向草原发问：啊嘘，我是什么民族？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我的汉族身份感到失望，心说我生活在藏族地区为什么不是藏族呢？我不能穿着光板的羊皮袍在马背上窜上蹿下，不能扬起冻紫的脸膛拉着鼻涕带着藏狗朝着失群的牛羊追奔而去，我不能抱着羊羔睡觉、骑着牦牛走路、嚼着风干肉嘎嘣嘎嘣磨牙。我只是一个来到草原的城里娃在羡慕一种异陌而自由的生活。我的自卑由此而来。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我们也是游牧民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曾是驰马如风、投身疆场的蒙古人。由于战争，祖先把他的后代丢在了黄河以南的孟津渡；由于和平，后代便把攻城略地变作放马南山又变作稼穑屯田。父亲像是要找回祖先的影子那样一路西去，到达青海草原多年后才知道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这里曾是蒙古人的牧场。那就是这里了，我们被文字考证过的祖先最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一座被征服的高原上。征服是互相的，蒙古人征服了藏族人的领地，藏族人征服了蒙古人的心灵。蒙古人一接触西藏人，整个民族就都信仰了喇嘛教。当然，还有通婚，还有混血。
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待在草原。于是我就成了草原的常客。又因为母亲是医生，便常有牧区的藏民来看病。他们一来就住在我家，一住一大片。让他们睡床，他们不肯，一定要睡在地上，也不要铺盖，裹着自己的皮袍就可以了。我知道这不是客气，他们是真的睡不惯床。我于是很惭愧，我不仅没有席地而卧的习惯，也没有这方面的自由。但他们一来，我就自由了，我跟他们一起睡，如果他们带着孩子的话。他们的许多病比如肝包虫、胃包虫、风湿病我母亲是治不了的，就把他们带到医院别的医生那里。最终治好了没有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是一个不小的牵挂。当然被牵挂的还有奶皮子，我永远都记得饥荒年间藏民们送来的香醇无比的奶皮子。我常去草原，有时候就是为了吃一口记忆中的奶皮子。
后来我发现我的天性是那么得牧民，那么得具有地道的藏式人格。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草原，热爱牧民那种散淡缓慢的日子、那种所求不多而又异常艰辛的生活。我在不断向自己证明：生活并没有因为我在各种表格里填着“汉族”而让我不是一个藏族。我在复杂人际、繁缛应酬方面的笨拙，我的简单、耿直、虚静、沉默的日常姿态，我对雪山、草原、帐房、牛羊近乎魔怔的迷恋，还有我的写作——那种只要一触及藏地就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表达，都让我明白我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单纯而辛劳的游牧，只不过我把游牧变成了游走或流浪。流浪是生活的，更是精神的。
我有着藏民的情怀、藏民的思维方式、藏民的信仰。我曾经这样定位自己：我是一个顶着汉人名分的藏民。“藏民”这两个字，是我一生永远的情结。很多时候，只要想起这两个字，我就会泪如泉涌。这是一个高寒民族最简单的称谓。拥有这个庄严称谓的民族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面朝天空的祈求；有多少幻想，就有多少对着神灵的跪叩。它用无法抗拒的魅惑，让我跳进了洗刷灵魂的河流，让我加入了吟诵真言的合唱，让我成为经幡部落的一员，匍匐在即将陨落的太阳燃烧而起的地平线，流水冰晶，地久天长。于是，我写了我的“荒原小说系列”和“藏地小说系列”西藏的战争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面对这场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战争，判定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并不困难，写出战争的残酷并在残酷中发掘覆盖敌我双方的人性也不困难，困难的是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即使展示了赤裸裸的人性，作家也无法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环，无法避免在血酬定律中盲目迷恋鲜血和死亡致使文学成为复仇杀戮的收藏器。而战争文学最大的忌讳便是陷入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不能自拔。那么再往前走一步又是什么呢？这个困惑让我一直漠视着这场我所熟知的着名战争，最初的激情也被置放在仓库里渐渐冷却了。直到00年我在写作伏藏时无意中触及到“佛光西渐”的事实——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在欧美多处建立禅坐中心以静息烦躁焦虑的西方心情。与此同时，我在江孜白居寺看到了当年被英国人抢走后因为遭到（也可能仅仅是惧怕）报应又还回来的法器，让我想到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佛教的果报思想在“还回法器”这件事情上的天然统一。一个曾经多次思考过的问题复燃在即：为什么英国人在占领拉萨七个星期后又主动撤离了呢？是信仰，是神与神的商议和妥协。信仰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善良、诚实。在信仰的顶端，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佛教，只有爱与慈悲在飘荡。信仰挽救了西藏，也挽救了作为侵略者的英国十字精兵，现在又挽救了已然进入死胡同的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当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的多数战乱都与宗教有关而且还在无休无止时，我看到了西藏的战争对当下世界和人类和平以及所有信仰者的启示。
写作是顺利的。投入就是回到从前。还原历史和还原生活，对我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西藏并不神秘，只要你有藏民的思维和信仰，一切都显得稀松平常。
还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抵达是不可能的。西藏的战争并没有让我抵达什么。在依然“不知道为什么”的生活里，我还是越来越藏民地一边写一边读，一边哭一边笑，一边行走一边居住，一边低贱地吃饭，一边高尚地信仰。日子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