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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蝇。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吃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吐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曾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做不了蝴蝶。
普希金死后。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谁在走“伟大道路”？150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场。
“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33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运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一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60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改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蒋先生若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
“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国圣贤的说法，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身是纯粹个人化的活动。现在，修身却变成了搅拌机和举重机，北大“国学大师”多如牛毛，为什么没有哪位大师出来指出这点小小的误差呢？
“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她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大学教授们。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文章与老婆。“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是愚人之论。我的观点是“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鲁迅说专制令人冷嘲。我却说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愿意为它鼓掌。实际上，专制只允许热颂，冷嘲者的命运便是嵇康的命运。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一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
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通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在他们的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萨达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彩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粗体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安放着一对巨大的铁手腕，两手交叉，高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仿照萨达姆的双手而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肉身要伟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巨。”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戒烟日那天的一则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医院组织保安人员，一旦发现吸烟者，便让他拿着一块“我是吸烟者”的牌子，站在医院的院子里义务执勤，直到有下一位吸烟者来代替他。该医院的院长笑容可掬地告诉记者：“这种方法推行以后，效果好极了！”
我记得以前在聊斋志异中读到的一则故事。投水自尽者的鬼魂为了来世投胎，必须隐藏在水边，诱惑下一名想自尽的人。这位聪明的院长一定读过这个故事。我又记得美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那是一个“猩红a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奸罪者都必须佩戴这样一种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吸烟的人。但是，我也坚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沉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头了。
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出低谷，神职人员不惜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干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如说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庭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液，将20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刚。
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种规范化的监视，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被高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并置身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拔。
今年高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为孩子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进入重点中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流涕的、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的家长。考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身。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宽容。仁人志士们都在提倡宽容，仿佛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可是，中国能出陈希同、王宝森，难道还能说我们不宽容吗？还是殷海光说得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宽容和权力紧密相连；有权力的人享有被宽容的权利，没权力的人享有宽容的权利。
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我在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项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勇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一“贞烈可风”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
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乱世与盛世。这是一对可以互换的语词。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
大多数时候，关于乱世与盛世的认同，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时候是例外，譬如文革，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乱世”
自古以来，中国有顺民，也有暴民，唯独没有公民。要么缩起头来做乌龟，要么像李逢那样操起板斧来杀杀杀，所以中国鲜有进步。
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
权力的控制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极端残酷的代价。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我是队列课上挨训最多的人。直尺一样整齐的队列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前0.1秒跨出我的腿，于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你这个害群之
马！”最后.我终于成为队列中规规矩矩的一员。在人人都激动动万分的方队里，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惧。
我不否定别人对整齐划一的选择，但我希望每个时代都能有它的“不加入者”这些不加入者不至于被认为是疯子或罪犯，关进精神病院或监狱里去。
尼来说：“上帝死了。”于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实，中国人个个都可以算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油的那群英雄好汉们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一谁是天？我就是天；何为道？握在我手里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场时，挥舞板斧，砍下的是百姓一颗接一颗的人头。怎么，不服气？我是在替天行道。
所谓哲学，所谓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z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草，大煞风景。
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像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干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
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儒教中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史书上对孝行的歌颂比比皆是。新唐书中记载，安徽寿州安丰县官员李兴的父亲患了重病，李兴就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送给父亲当作药物食用。后来，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还为李兴专门写了篇孝门铭雕安府志记载，东汉时有个叫李妙宇的女子，为医治公公的病，从自己的左大腿割下三块肉，烧成汤给他吃。在这一孝举之后不久她的公公就恢复了健康。美国学者郑降来教授在研究明代历史时，仅根据明史和信今图书集成两种史料的记载，就统计出明代有619名贤慧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疗伤，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臂、肝脏、手指、耳朵、乳房、肋骨、腰、膝、腹等，她们被誉为“人类道德的典范”
每个为中华文明感到陶醉的人，都是历史书读得太少的人，虽然有些人表面上看似乎是博学鸿儒。
饭碗。饭碗就是那种毁灭火的创造力、想象力，吞噬人的自尊、自信，却又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金饭碗、铁饭碗、泥饭碗，饭碗的不同，也就是人的不同。
世有渊明，生为菊花无憾也；世有白石，生为梅花无憾也；世有栩康，生为琴弦无憾也；世有余纯顺，生为穷山恶水无憾也。
不遇知音，是人生无法克服的悲剧之一。
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蛰；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生于魏晋，当见阮籍。生于汉，当见太史公；生于周，当见庄子。
世间面目可惜之人多，欲与交游者，二三子矣！
苏共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会议厅的每张椅子都有自己固定的主人，这些椅子认识自己的主人，就像他们认识它们一样。
在这间会议室里，椅子远远比人要高贵。主人会死亡、会辞职、会垮台、会遭罢黜。昨天贝利亚还稳稳当当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眼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二天他却趴在椅子下面，身上是一排弹孔。赫鲁晓夫去休假的时候，他以为他与椅子是短暂的分别，谁知道终其一生再也没坐上那张心爱的椅子。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只有椅子依旧，只有椅子永恒—一“它们”对着“他们”冷笑，弄不清谁是谁的... -->>
牛蝇。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吃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吐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曾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做不了蝴蝶。
普希金死后。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谁在走“伟大道路”？150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场。
“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33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运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一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60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改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蒋先生若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
“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国圣贤的说法，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身是纯粹个人化的活动。现在，修身却变成了搅拌机和举重机，北大“国学大师”多如牛毛，为什么没有哪位大师出来指出这点小小的误差呢？
“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她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大学教授们。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文章与老婆。“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是愚人之论。我的观点是“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鲁迅说专制令人冷嘲。我却说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愿意为它鼓掌。实际上，专制只允许热颂，冷嘲者的命运便是嵇康的命运。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一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
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通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在他们的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萨达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彩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粗体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安放着一对巨大的铁手腕，两手交叉，高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仿照萨达姆的双手而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肉身要伟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巨。”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戒烟日那天的一则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医院组织保安人员，一旦发现吸烟者，便让他拿着一块“我是吸烟者”的牌子，站在医院的院子里义务执勤，直到有下一位吸烟者来代替他。该医院的院长笑容可掬地告诉记者：“这种方法推行以后，效果好极了！”
我记得以前在聊斋志异中读到的一则故事。投水自尽者的鬼魂为了来世投胎，必须隐藏在水边，诱惑下一名想自尽的人。这位聪明的院长一定读过这个故事。我又记得美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那是一个“猩红a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奸罪者都必须佩戴这样一种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吸烟的人。但是，我也坚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沉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头了。
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出低谷，神职人员不惜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干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如说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庭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液，将20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刚。
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种规范化的监视，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被高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并置身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拔。
今年高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为孩子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进入重点中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流涕的、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的家长。考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身。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宽容。仁人志士们都在提倡宽容，仿佛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可是，中国能出陈希同、王宝森，难道还能说我们不宽容吗？还是殷海光说得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宽容和权力紧密相连；有权力的人享有被宽容的权利，没权力的人享有宽容的权利。
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我在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项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勇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一“贞烈可风”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
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乱世与盛世。这是一对可以互换的语词。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
大多数时候，关于乱世与盛世的认同，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时候是例外，譬如文革，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乱世”
自古以来，中国有顺民，也有暴民，唯独没有公民。要么缩起头来做乌龟，要么像李逢那样操起板斧来杀杀杀，所以中国鲜有进步。
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
权力的控制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极端残酷的代价。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我是队列课上挨训最多的人。直尺一样整齐的队列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前0.1秒跨出我的腿，于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你这个害群之
马！”最后.我终于成为队列中规规矩矩的一员。在人人都激动动万分的方队里，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惧。
我不否定别人对整齐划一的选择，但我希望每个时代都能有它的“不加入者”这些不加入者不至于被认为是疯子或罪犯，关进精神病院或监狱里去。
尼来说：“上帝死了。”于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实，中国人个个都可以算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油的那群英雄好汉们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一谁是天？我就是天；何为道？握在我手里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场时，挥舞板斧，砍下的是百姓一颗接一颗的人头。怎么，不服气？我是在替天行道。
所谓哲学，所谓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z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草，大煞风景。
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像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干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
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儒教中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史书上对孝行的歌颂比比皆是。新唐书中记载，安徽寿州安丰县官员李兴的父亲患了重病，李兴就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送给父亲当作药物食用。后来，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还为李兴专门写了篇孝门铭雕安府志记载，东汉时有个叫李妙宇的女子，为医治公公的病，从自己的左大腿割下三块肉，烧成汤给他吃。在这一孝举之后不久她的公公就恢复了健康。美国学者郑降来教授在研究明代历史时，仅根据明史和信今图书集成两种史料的记载，就统计出明代有619名贤慧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疗伤，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臂、肝脏、手指、耳朵、乳房、肋骨、腰、膝、腹等，她们被誉为“人类道德的典范”
每个为中华文明感到陶醉的人，都是历史书读得太少的人，虽然有些人表面上看似乎是博学鸿儒。
饭碗。饭碗就是那种毁灭火的创造力、想象力，吞噬人的自尊、自信，却又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金饭碗、铁饭碗、泥饭碗，饭碗的不同，也就是人的不同。
世有渊明，生为菊花无憾也；世有白石，生为梅花无憾也；世有栩康，生为琴弦无憾也；世有余纯顺，生为穷山恶水无憾也。
不遇知音，是人生无法克服的悲剧之一。
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蛰；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生于魏晋，当见阮籍。生于汉，当见太史公；生于周，当见庄子。
世间面目可惜之人多，欲与交游者，二三子矣！
苏共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会议厅的每张椅子都有自己固定的主人，这些椅子认识自己的主人，就像他们认识它们一样。
在这间会议室里，椅子远远比人要高贵。主人会死亡、会辞职、会垮台、会遭罢黜。昨天贝利亚还稳稳当当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眼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二天他却趴在椅子下面，身上是一排弹孔。赫鲁晓夫去休假的时候，他以为他与椅子是短暂的分别，谁知道终其一生再也没坐上那张心爱的椅子。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只有椅子依旧，只有椅子永恒—一“它们”对着“他们”冷笑，弄不清谁是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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