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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司法等部门的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他们先到美国，然后转向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日本政府认为这次出访意义重大“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岩仓使团的官员们参观了西方各国的政府机关、议会、工厂、法院、报社、医院、学校等。“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回国之后立即写出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他指出：“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
木户孝允格外关注西方的教育，他在给文部省官员的信中写道：“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与使团随行担任记录的久米邦武将沿途的笔记整理成书，标题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该书中的许多内容成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课程。
然而，满清王朝直到三十年之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惨痛教训，才开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问题。这些皇亲国戚丝毫没有日本维新官员的见识和胸襟，他们走马观花的考察并没有对中国国内的变革产生任何积极作用。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个从欧洲欧洲游学归来、深入地研究了现代西方政治体制和哲学的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明治维新”的年轻设计师。他们领导朝气蓬勃的天皇政权进行了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财经改革，并实施“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两大政策。
一八九八年的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与其说是王朝主动进行的一次大变动，不如说是少数知识分子力图证明改革正确的一次孤注一掷、损失惨重的尝试。中国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日本同行那么幸运，他们的命运是斩首、放逐和流亡，他们遭到了大部分同胞的嘲笑、辱骂和唾弃。短暂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天，像是黑暗夜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火箭烟花，其光亮消失后留下的夜空比先前更黑暗。
一八八九年，日本政府颁布明治宪法。这是一个深受近代德国政治理论家君主立宪观念影响的文件。在这十年间，东京的人们把“君权”和“天赋人权”的意义作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而专横顽固的满清统治者，一次又一推迟立宪的时间表，直到满清王朝灭亡也没有实现真正近代意义的立宪。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在阅读卢梭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在东京和大阪的书店里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而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们才开始得到日本人这种文化冒险精神的好处。
日本在进行自强运动的同时，也企图仿效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策略。当年，在外部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签署了日美、日俄等修好条约之后，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对此评论说：“吾方决不毁约，失信于戎狄”但在另一方面却宣称，应当“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
明治维新初见成效，日本政客就宣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毛之扰，外有英法之侵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
明治维新百年来，日本的近代史清晰地划出了这样一道弧线：在“脱亚入欧”的近代思潮的刺激下，日本在亚洲率先成功地转向了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处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又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狭隘的岛国心态，使日本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历史悖论：源于反感并抗争西方强权的心理，却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利己情势的合成下，最后选择了模仿西方殖民者强势扩张的经历，催生出了东方式的帝国主义殖民道路。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尽管让西方人惊讶不已、让中国人羡慕不已，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近代化。
所谓“先天不足”是说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蔑视生命的观念等，并没有在这场洗礼中得以清除和更新；所谓“后天失调”是说日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仅仅着眼于军事和技术层面，并没有深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基本价值观之中。因此“明治维新”产下的是一个畸形的婴儿。作为最早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亚洲国家，日本未能确立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的观念，也没有建立稳定的文官政府，其政权很快被一群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军官团掌握了。
由“明治维新”而建立来的日本近代化军队，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组织形态、战略部署等方面确实与西方军队不相上下，但日本统治者却拼命向士兵的头脑中灌输武士道精神的毒素，使得这支军队成为虎狼之师、恶魔之师。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荣沐皇恩”的乃木希典大将夫妇，在家中剖腹殉葬。在二十世纪初竟然还出现如此野蛮和愚昧之举，这一事件验证了日本历史学家高桥龟吉的论点：“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着指导性的地位。”
明治维新一开始，天皇为了让日本拥有铁甲舰队，不惜花费血本向英国等海军强国购买。因为国库空虚，他毅然宣布：哪天资金没有到位，哪天自己就只吃一顿饭。视天皇为神明的日本国民大受刺激，纷纷省吃俭用捐钱买军舰，甚至出现了妙龄少女不惜卖身筹款的新闻事件。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大肆挪用海军军费筹办自己的生日庆典。这个残忍而工于心计的女人，虽然控制了中国政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却始终不明世界大势和文明走向。她的智慧仅仅限于厚黑学和权谋术，她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的、顽固而守旧老太太。
颐和园的莺歌燕舞，一时间似乎遮掩了几百公里外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深深的危机。然而，破冰的那一刻很快就要到来了。
与日本相比，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充满了更多的变数和坎坷。二十世纪初，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引发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却出现了袁世凯的复辟和军阀的混战；然后是张扬民主和科学的五四运动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国民国民军的北伐。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固然与中国本身的问题有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日本的破坏和干扰。
当武昌起义、革命成功在望的时候，日本舆论高唱干涉之论，日本政府希望将中国一分为二，北方维持清廷，而以东北为交换条件；南方建立共和，但必须置于日本保护之下。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向京津汉口等地出兵。后来，利用承认民国政府的问题，夺取了满蒙五条铁路的修筑和管理权。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远东列强的势力均衡被打破，日本认为这是扩大其在华势力百年不遇良机。在日军占领山东期间，侵略中国的秘密组织“黑龙会”已经草拟好了“使中国自愿投依日本”的方案。八十天之后，日方向图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提出酷烈的二十一条，企图一举摧毁中国的命脉。
一九一七年，沙俄崩溃，日本失去了北方的敌人，更是产生了独吞中国的野心。经济侵略与军事控制并进，西原借款与防敌协定纷来，大规模地制造中国内乱。
一九一八年，日本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扩充私家军队，立即借款支持段祺瑞参战，从而获得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召开，虽然在一战中中国与日本同为战胜国，日本却在盛气凌人地夺取了昔日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上海、青岛等地日资企业的老板公然开枪杀害中国工人，制造了“五卅惨案”
一九二六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日本派遣军舰出关南下，轰炸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缘起。
可以说，中华民国创建以来，日本一直在不顾一切地戕害中国的新生力量，阻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步。民国初年长期的军阀混乱，无一不与日本有关。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向北方顺利推进。为了破坏中国的统一，日本出兵山东，血洗济南，枪杀中国军民四千余人。当军阀张作霖败退关外之时，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将不愿完全充当日本傀儡的张作霖炸死。日本政府公然阻止东三省归附中央，威胁张学良说，日本“已具强固决心，将取自由行动，即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
当国民政府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之后，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黄金十年”这十年间，中国的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左右；这十年间，中国兴建了八千公里铁路；这十年间，中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翻了一番。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浪潮，中国出现了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和武汉五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国从西方引进外资兴建大量的外资企业，自己的民族工业也蓬勃兴起。中国的教育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公务员制度的建设也逐步走向正轨。
就在中国逐渐治愈内战和外辱的创伤、步入现代化正轨之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感到，不能给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机会。侵略中国是日本军部的长远规划，是天皇政府的基本国策。一九三一年，关东军迫不及待地发动“九一八”事变，提前实施了这个计划。
日本通过对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百分之三十的煤、百分之七十一的铁、百分之二十八的电力和百分之四十七的水泥。获得这些资源之后，日本的战争机器的运转更加快了。
紧接着，日本又于一九三七年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仅一年多，在工业资产方面，上海损失了百分之五十二，南京损失了百分之八十，杭州损失百分之二十八，广州损失百分之三十一。
在这次残酷的战争中，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大半都丧失掉了。“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工业化至少延误了二十年时间，而民主化更是遥遥无期。中国失去了走向民主和富强的机遇，中国被逼进了农民革命的深渊。
日本学者久保亨一语道破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本原因：“中国工业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
，因此日本反对中国工业化，并发动了侵略战争。”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外族入侵，从未像日本侵华战争这样，规模如此之大、入侵时间如此之长、涉及地域如此之广、损害中国各阶层利益如此之深。
已经近代化的国家并没有协助落后国家的义务，但是如果为人类久远的幸福着想，协同并进毕竟是相处的正道。退一步而言，纵使不愿积极地提携启迪，也不应当阻挠、破坏，让落后者长期落后，永远不能实现近代化。而对落后国家来说，它的近代化最好能够在一个比较安定的条件下进行，除了自力更生以外，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然而，以日本为代表的先进国家却将中国作为案板上的鱼肉，有意制造中国的动乱，干扰中国的进步。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内战，如果没有外来武器及贷款，就很难持续和蔓延。中国国内也有若干无知自私的军阀、翻云覆雨的政客，为了一己之私利，甘心为其利用。当国民政府逐步走上正轨、日本失去了可以利用的工具之后，日本军部的骄兵悍将们便孤注一掷，赤裸裸地发动了这场卑鄙的侵略战争。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许早已融入了文明世界，中国人民也许早就过上了富裕、自由、民主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日本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日本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使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由高峰跌落到了低谷。而一场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也由此而展开。
文部、司法等部门的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他们先到美国，然后转向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日本政府认为这次出访意义重大“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岩仓使团的官员们参观了西方各国的政府机关、议会、工厂、法院、报社、医院、学校等。“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回国之后立即写出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他指出：“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
木户孝允格外关注西方的教育，他在给文部省官员的信中写道：“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与使团随行担任记录的久米邦武将沿途的笔记整理成书，标题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该书中的许多内容成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课程。
然而，满清王朝直到三十年之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惨痛教训，才开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问题。这些皇亲国戚丝毫没有日本维新官员的见识和胸襟，他们走马观花的考察并没有对中国国内的变革产生任何积极作用。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个从欧洲欧洲游学归来、深入地研究了现代西方政治体制和哲学的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明治维新”的年轻设计师。他们领导朝气蓬勃的天皇政权进行了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财经改革，并实施“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两大政策。
一八九八年的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与其说是王朝主动进行的一次大变动，不如说是少数知识分子力图证明改革正确的一次孤注一掷、损失惨重的尝试。中国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日本同行那么幸运，他们的命运是斩首、放逐和流亡，他们遭到了大部分同胞的嘲笑、辱骂和唾弃。短暂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天，像是黑暗夜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火箭烟花，其光亮消失后留下的夜空比先前更黑暗。
一八八九年，日本政府颁布明治宪法。这是一个深受近代德国政治理论家君主立宪观念影响的文件。在这十年间，东京的人们把“君权”和“天赋人权”的意义作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而专横顽固的满清统治者，一次又一推迟立宪的时间表，直到满清王朝灭亡也没有实现真正近代意义的立宪。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在阅读卢梭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在东京和大阪的书店里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而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们才开始得到日本人这种文化冒险精神的好处。
日本在进行自强运动的同时，也企图仿效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策略。当年，在外部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签署了日美、日俄等修好条约之后，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对此评论说：“吾方决不毁约，失信于戎狄”但在另一方面却宣称，应当“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
明治维新初见成效，日本政客就宣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毛之扰，外有英法之侵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
明治维新百年来，日本的近代史清晰地划出了这样一道弧线：在“脱亚入欧”的近代思潮的刺激下，日本在亚洲率先成功地转向了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处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又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狭隘的岛国心态，使日本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历史悖论：源于反感并抗争西方强权的心理，却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利己情势的合成下，最后选择了模仿西方殖民者强势扩张的经历，催生出了东方式的帝国主义殖民道路。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尽管让西方人惊讶不已、让中国人羡慕不已，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近代化。
所谓“先天不足”是说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蔑视生命的观念等，并没有在这场洗礼中得以清除和更新；所谓“后天失调”是说日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仅仅着眼于军事和技术层面，并没有深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基本价值观之中。因此“明治维新”产下的是一个畸形的婴儿。作为最早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亚洲国家，日本未能确立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的观念，也没有建立稳定的文官政府，其政权很快被一群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军官团掌握了。
由“明治维新”而建立来的日本近代化军队，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组织形态、战略部署等方面确实与西方军队不相上下，但日本统治者却拼命向士兵的头脑中灌输武士道精神的毒素，使得这支军队成为虎狼之师、恶魔之师。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荣沐皇恩”的乃木希典大将夫妇，在家中剖腹殉葬。在二十世纪初竟然还出现如此野蛮和愚昧之举，这一事件验证了日本历史学家高桥龟吉的论点：“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着指导性的地位。”
明治维新一开始，天皇为了让日本拥有铁甲舰队，不惜花费血本向英国等海军强国购买。因为国库空虚，他毅然宣布：哪天资金没有到位，哪天自己就只吃一顿饭。视天皇为神明的日本国民大受刺激，纷纷省吃俭用捐钱买军舰，甚至出现了妙龄少女不惜卖身筹款的新闻事件。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大肆挪用海军军费筹办自己的生日庆典。这个残忍而工于心计的女人，虽然控制了中国政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却始终不明世界大势和文明走向。她的智慧仅仅限于厚黑学和权谋术，她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的、顽固而守旧老太太。
颐和园的莺歌燕舞，一时间似乎遮掩了几百公里外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深深的危机。然而，破冰的那一刻很快就要到来了。
与日本相比，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充满了更多的变数和坎坷。二十世纪初，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引发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却出现了袁世凯的复辟和军阀的混战；然后是张扬民主和科学的五四运动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国民国民军的北伐。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固然与中国本身的问题有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日本的破坏和干扰。
当武昌起义、革命成功在望的时候，日本舆论高唱干涉之论，日本政府希望将中国一分为二，北方维持清廷，而以东北为交换条件；南方建立共和，但必须置于日本保护之下。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向京津汉口等地出兵。后来，利用承认民国政府的问题，夺取了满蒙五条铁路的修筑和管理权。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远东列强的势力均衡被打破，日本认为这是扩大其在华势力百年不遇良机。在日军占领山东期间，侵略中国的秘密组织“黑龙会”已经草拟好了“使中国自愿投依日本”的方案。八十天之后，日方向图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提出酷烈的二十一条，企图一举摧毁中国的命脉。
一九一七年，沙俄崩溃，日本失去了北方的敌人，更是产生了独吞中国的野心。经济侵略与军事控制并进，西原借款与防敌协定纷来，大规模地制造中国内乱。
一九一八年，日本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扩充私家军队，立即借款支持段祺瑞参战，从而获得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召开，虽然在一战中中国与日本同为战胜国，日本却在盛气凌人地夺取了昔日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上海、青岛等地日资企业的老板公然开枪杀害中国工人，制造了“五卅惨案”
一九二六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日本派遣军舰出关南下，轰炸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缘起。
可以说，中华民国创建以来，日本一直在不顾一切地戕害中国的新生力量，阻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步。民国初年长期的军阀混乱，无一不与日本有关。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向北方顺利推进。为了破坏中国的统一，日本出兵山东，血洗济南，枪杀中国军民四千余人。当军阀张作霖败退关外之时，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将不愿完全充当日本傀儡的张作霖炸死。日本政府公然阻止东三省归附中央，威胁张学良说，日本“已具强固决心，将取自由行动，即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
当国民政府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之后，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黄金十年”这十年间，中国的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左右；这十年间，中国兴建了八千公里铁路；这十年间，中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翻了一番。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浪潮，中国出现了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和武汉五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国从西方引进外资兴建大量的外资企业，自己的民族工业也蓬勃兴起。中国的教育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公务员制度的建设也逐步走向正轨。
就在中国逐渐治愈内战和外辱的创伤、步入现代化正轨之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感到，不能给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机会。侵略中国是日本军部的长远规划，是天皇政府的基本国策。一九三一年，关东军迫不及待地发动“九一八”事变，提前实施了这个计划。
日本通过对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百分之三十的煤、百分之七十一的铁、百分之二十八的电力和百分之四十七的水泥。获得这些资源之后，日本的战争机器的运转更加快了。
紧接着，日本又于一九三七年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仅一年多，在工业资产方面，上海损失了百分之五十二，南京损失了百分之八十，杭州损失百分之二十八，广州损失百分之三十一。
在这次残酷的战争中，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大半都丧失掉了。“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工业化至少延误了二十年时间，而民主化更是遥遥无期。中国失去了走向民主和富强的机遇，中国被逼进了农民革命的深渊。
日本学者久保亨一语道破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本原因：“中国工业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
，因此日本反对中国工业化，并发动了侵略战争。”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外族入侵，从未像日本侵华战争这样，规模如此之大、入侵时间如此之长、涉及地域如此之广、损害中国各阶层利益如此之深。
已经近代化的国家并没有协助落后国家的义务，但是如果为人类久远的幸福着想，协同并进毕竟是相处的正道。退一步而言，纵使不愿积极地提携启迪，也不应当阻挠、破坏，让落后者长期落后，永远不能实现近代化。而对落后国家来说，它的近代化最好能够在一个比较安定的条件下进行，除了自力更生以外，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然而，以日本为代表的先进国家却将中国作为案板上的鱼肉，有意制造中国的动乱，干扰中国的进步。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内战，如果没有外来武器及贷款，就很难持续和蔓延。中国国内也有若干无知自私的军阀、翻云覆雨的政客，为了一己之私利，甘心为其利用。当国民政府逐步走上正轨、日本失去了可以利用的工具之后，日本军部的骄兵悍将们便孤注一掷，赤裸裸地发动了这场卑鄙的侵略战争。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许早已融入了文明世界，中国人民也许早就过上了富裕、自由、民主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日本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日本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使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由高峰跌落到了低谷。而一场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也由此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