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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主欲，他之所以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是因为那些人不买他的账，他曾与林语堂关系较好，引为同路，但因为对"新月派"的不同立场，最后连朋友也做不成了。他骂那些在文坛上文化界中有头有脑的人物，却对文学青年态度和蔼可亲，像柔石啦、萧红萧军啦等等，他在这些尊他为导师的青年身上找到了诲人不倦的感觉，满足了他盟主的虚荣心。还有他与许广平之间的通信，两地书怎么读也读不出他俩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口吻。这太可怕，从文坛上当导师当到了家里的床上。你还别吃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好为人师，诲人不倦，管他是同事、朋友还是夫妻。父子，只要给他个台阶，他立马就踩上去发表训令。
还有他对当时学院派的攻击，肯定有他心怀嫉恨的因素，胡适他们一去北大就是教授，而鲁迅只混了个讲师。
王朔：我也知道鲁迅晚年与瞿秋白的谈话，他已经看清了周围一伙的真面目。
老侠：鲁迅后期的悲剧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剧，有他个性中的因素，但我觉得这种个人的因素如此放大乃至于狂妄得失控，是我们这个文化没有给他提供一种更高的尺度。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没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绝对彼岸尺度，如果有，鲁迅如果是个基督徒，在他写完野草之后，在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文化中社会中是唯一的孤魂野鬼，是匆匆的过客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世俗之中与庸人们纠缠万。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以及前期杂文，已经把中国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背后是野草中的绝望，那种前面只有荒凉的坟的绝望，他在这个文化中已经无路可走，处在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中，但与屈原不同，屈原还相信明主，鲁迅则什么都不信，这种状态就是在绝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绝望者。他的前面也只有三条路：自杀、走向与一切人为敌的唯我独尊的狂妄。面向一个更高的价值进行自找灵魂的拷问与对话。在中国这种没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鲁迅不选择自杀，就只能选择唯我独尊的姿态与世俗作战了。
鲁迅当时进"左联"，既有道义上的原因，更有沉寂多时有机会做一回盟主的原因，他与"四条汉子"的论战，表层是"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之争，实际上是"左联"盟主地位之争。他发现人家请他去"左联"，不是让他说了算，而是把他当工具用，他的那种"荷戟独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不上的人和事物，在中国，以鲁迅这样的深度与天才，他眼中又能有谁呢？正是他这种狂妄导致了他晚年的浅薄，也导致他以后再一次作为工具、棍子四处开花。如果鲁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野草之后的他就不会再与庸人作战，也不会把自己降低为庸人，而是会写出类似圣澳古斯丁的忏悔录或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那种超越胜的东西。鲁迅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知识界悲剧的缩影。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这神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远挣扎在借迅是挣扎，其他人不是）或苟活在世俗的权力、金钱。地位和名声的泥潭中，永远是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不可能有智慧大悲们大道义大坚韧。狂妄必遭天责，这种命运，连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的鲁迅也无力幸免。
王朔：那我就觉得唯有悲观绝望一途才能成全出一个像样的中国人了。再谈到语言，我倒觉得现在翻译体确实变成一事实了。我看过一些文章说翻译体真可恶。它其实是中国人自产的一种文体。
盟主欲，他之所以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是因为那些人不买他的账，他曾与林语堂关系较好，引为同路，但因为对"新月派"的不同立场，最后连朋友也做不成了。他骂那些在文坛上文化界中有头有脑的人物，却对文学青年态度和蔼可亲，像柔石啦、萧红萧军啦等等，他在这些尊他为导师的青年身上找到了诲人不倦的感觉，满足了他盟主的虚荣心。还有他与许广平之间的通信，两地书怎么读也读不出他俩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口吻。这太可怕，从文坛上当导师当到了家里的床上。你还别吃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好为人师，诲人不倦，管他是同事、朋友还是夫妻。父子，只要给他个台阶，他立马就踩上去发表训令。
还有他对当时学院派的攻击，肯定有他心怀嫉恨的因素，胡适他们一去北大就是教授，而鲁迅只混了个讲师。
王朔：我也知道鲁迅晚年与瞿秋白的谈话，他已经看清了周围一伙的真面目。
老侠：鲁迅后期的悲剧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剧，有他个性中的因素，但我觉得这种个人的因素如此放大乃至于狂妄得失控，是我们这个文化没有给他提供一种更高的尺度。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没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绝对彼岸尺度，如果有，鲁迅如果是个基督徒，在他写完野草之后，在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文化中社会中是唯一的孤魂野鬼，是匆匆的过客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世俗之中与庸人们纠缠万。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以及前期杂文，已经把中国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背后是野草中的绝望，那种前面只有荒凉的坟的绝望，他在这个文化中已经无路可走，处在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中，但与屈原不同，屈原还相信明主，鲁迅则什么都不信，这种状态就是在绝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绝望者。他的前面也只有三条路：自杀、走向与一切人为敌的唯我独尊的狂妄。面向一个更高的价值进行自找灵魂的拷问与对话。在中国这种没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鲁迅不选择自杀，就只能选择唯我独尊的姿态与世俗作战了。
鲁迅当时进"左联"，既有道义上的原因，更有沉寂多时有机会做一回盟主的原因，他与"四条汉子"的论战，表层是"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之争，实际上是"左联"盟主地位之争。他发现人家请他去"左联"，不是让他说了算，而是把他当工具用，他的那种"荷戟独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不上的人和事物，在中国，以鲁迅这样的深度与天才，他眼中又能有谁呢？正是他这种狂妄导致了他晚年的浅薄，也导致他以后再一次作为工具、棍子四处开花。如果鲁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野草之后的他就不会再与庸人作战，也不会把自己降低为庸人，而是会写出类似圣澳古斯丁的忏悔录或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那种超越胜的东西。鲁迅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知识界悲剧的缩影。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这神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远挣扎在借迅是挣扎，其他人不是）或苟活在世俗的权力、金钱。地位和名声的泥潭中，永远是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不可能有智慧大悲们大道义大坚韧。狂妄必遭天责，这种命运，连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身的鲁迅也无力幸免。
王朔：那我就觉得唯有悲观绝望一途才能成全出一个像样的中国人了。再谈到语言，我倒觉得现在翻译体确实变成一事实了。我看过一些文章说翻译体真可恶。它其实是中国人自产的一种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