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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江彬1995年中明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同年年中进入广滨市一家报社服务，干起实习刑事记者。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江彬是那种知道何时出现在恰当地方的人。江彬刚入行一个月，就有一个疯狂的杀人犯冲入一家夜总会行凶，那家夜总会就紧挨着他租住公寓的那个街区。江彬比任何一个刑事记者更早到达现场，成为最早报道这起重大刑事案件的人。同时他还很快弄清楚了那杀人犯会有如此骇人举动，是因为他的女友和妹妹被同一个有钱男人泡了，于是他又追加报道，质疑那些暴富起来的人的心态。他对这个案子的报道立刻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公众议论纷纷，对90年代那批暴富起来的人的骄狂以及思想原则的缺失大加挞伐。影响实在太大，以致那些对暴发户有某种仇视心理的编辑们都嚷嚷着要江彬去为他们工作，那些编辑一致认为他有一种很强的能力——抓住公众的敏感思维神经。
后来江彬做起证券投资，他总能对市场的兴奋点有精准的把握，都是源自这段经历。
江彬本可以在刑事记者的岗位上大有作为，但一次惊险经历促使他重新思考职业方向。那天编辑让他报道一个15岁的狙击手阿凶，他正和警方在校园对峙。令人吃惊的是，阿凶事后告诉江彬，他是一个刑警的儿子，他偷了他父亲的枪，而后之所以会在校园里行凶是因为雨天和星期一的课程总令他感到沮丧。
江彬到达现场后，给编辑打了电话，告诉他此案已经有很多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当时还是编辑的蔡斌要求他弄出点不同的东西，建议他穿过警戒线直接冲向学校，体验一下暴露在火线下是什么感觉。正当江彬左右权衡，是不是值得为一个月不到1000块的薪水成为一个发了疯的孩子的活靶时，突然一颗子弹飞过来，他身后的墙壁上立刻冒出一个很深的枪眼。
此事过后，江彬向领导多次申请调离刑事记者的岗位，他说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再这样下去会神经衰弱。江彬的执著有了效果，不久他就被调往海深市成了一名财经记者，从那开始，他接触到了股票。
1996年，由于降息导致了投资者对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使得上证股指春节后就由552点高开于583点，从而揭开了一轮声势浩大的大牛市。那波牛市可以这样说，只要在12月前买入股票，基本都能赚钱，只是赚多赚少而已。那年，社会对股市的关注与倾心程度，与2007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12月份，整个股市已经进入疯狂阶段，人们都在盼着出利空消息，因为只有利空消息，才能创造逢低买入的机会。
整个1996年，江彬都在亢奋的股民当中来回穿梭，不过他自己并没拿真钱交易，他太过谨慎，患得患失，只敢在心中模拟操作。江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最活跃的股票上赚取小额收益。所谓“活跃的股票”就是低市盈率的股票，那时绩优概念特别热门，绩优的标志就是低市盈率，并没多少人去多想其中是否存在水分，或者这些数字是否有持续性。江彬在“心理账户”上赚了不少钱，他时常想，要是幻想等于现实该有多好！
进入1997年，江彬总算正式投入进去，因为他碰到了一个大鳄——朱焕良。
1997年的一天，江彬和一个朋友去深纺大厦的一家酒店吃饭，看到朱焕良也在那里。路过朱焕良的饭桌时，听到他很起劲儿地给别人说贵州游联的事。江彬当时就对那个朋友说：“既然老朱这么起劲儿，应该有点戏。回去看看图形，图形不坏，马上买进。”
第二天贵州游联大概涨了快10％。
受此激励，江彬几乎每天都去朱焕良常去的饭店或休闲场所蹲点儿，只要能碰到他，几乎都有不小斩获。
期间江彬发现，朱焕良对市场有本能的直觉和很好的悟性，他的见识确实是一流的。因此后在“中科系”事件中，吕梁发疯了，他始终清醒。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陆股市受到波及逐渐走熊，不过江彬选的股票还是赚了些钱。因为江彬善于将当天的报纸头条与股票价格联系起来，从而发掘出能带来盈利的股票的能力。当他的估计正确时，就冲锋陷阵一把；当运气不佳时，就大幅削减投资。
在此过程中，江彬慢慢悟出了投资的真谛：寻找一种严格的、有章可循的方法，来应对任何带有赌博色彩的事物所具有的风险。他把看清股票背后基本面的能力和近几年从新闻工作中获得的洞察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能让他不断赚钱，同时有效减少损失的投资哲学。
有成千上万的投资教材，大部分是鼓吹购买然后持有，强调分析股票的价值和成长性。然而少之又少的书会告诉你一种章法，用来把自己的信念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状况融合起来，严格而有规律地重新评估和改变自己的投资组合。
江彬很想将自己的这些心得与更多人分享，那一年他确实也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很幸运地被一家电视台的高层看中，成了财经节目的主持人。
在做主持人的那几年间，江彬接触了不少券商分析师和基金研究员，并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业内人士做节目时的分析判断，成功率基本不会高于五成。
为什么会这样？江彬思考的结果是：不是那些专业人士水平不行，而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都是针对市场中短期行情而言的。行情周期越短，成功率就越低。况且主持人几乎每天都会问上午如何操作、下午大盘趋势会怎么走之类的问题，明显就是短视，客观上影响到了观众的心态。
基于这一认识，江彬的主持别有一番风格，在节目中，他明里暗里和那些人玩对赌。炒股玩的就是概率，既然能断定那些嘉宾的研判成功率不会高于五成，只要和那些人反着来，就有高于五成的胜算。
江彬从不跟随业内公众人物人云亦云，从不回避敏感问题，也不回避尖锐问题，总能公正、客观并从国家的宏观角度出发分析股市。江彬个人机智灵敏，总能在恰当时机说出一些“符合社会观感”的话，甚至很多不炒股票的人都喜欢看他主持的节目。他说的话不一定让多数人听得懂，但是他的语气语调，他的眼神、手势，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很能征服观众。
江彬的超高人气让他所服务的电视台的高层心情复杂，因为在领导哲学上，他们和围城中的高松年颇有几分神似。主持人之于电视台，像细胞之于有机体，主持人应当倚仗电视台的地位，而不是电视台沾主持人的光。
双方心结难免，直到那次“狂悖事件”心结最终演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天，一个记者打电话来，说想对江彬进行一次关于主持哲学的专访，记者说这对入行不久的媒体业者有激励作用。江彬人很坦诚，显然他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培养他和同行的感情大有帮助。那一刻江彬的想法太过天真，对身后的陷阱毫无所知。江彬将这些原原本本告诉了他的上司，上司同意让他接受采访。
这位记者看上去对一个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如此钟情于证券投资十分感兴趣，两人谈了几个小时，江彬也很高兴将他的主持心得和选股哲学告诉他，并且多次提及他是如何如何“娱乐投资”记者问了江彬几十个无关痛痒的问题，还有一个摄影师在一旁不停拍照。在摄影师不停地怂恿他把脚跷到桌子上时，江彬惊奇得触角都要冒出来。江彬很奇怪摄影师怎么没让他穿上长筒靴，再挽起袖子把向朋友借的镶金劳力士晾出来，那样效果会更好。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说编辑让他必须问江彬赚了多少钱。江彬告诉他这与他无关。这个无赖的记者问是不是接近七位数或是一个中间的六位数。江彬再次对他说这与他无关，但他还是无休无止地问。江彬生气地告诉记者，他住在一间单间公寓里，上下班乘公交车，连计程车都很少体验，什么艺术藏品，什么夏日别墅，更是与他无关。但记者坚持问：“难道您就没有足够的钱买任何您想要的东西吗？”
江彬想当然地回答：“如果我走进一家超市，想要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样东西的话，我当然买得起，不过我一直是一个知道省钱的朴素的人。”
一周后，在与人共搭出租车去上班的路上，江彬打开报纸，翻到社会版。上面登有江彬的照片，下面标题写着：“江彬说他买得起海深市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江彬差点当场晕倒，这么无耻的话是我说的吗？还不知道读到这篇报道的人会有怎样的误会呢！
到了单位江彬直接去见领导，试图解释这一切。可领导说已经向那家报社证实了，这话的的确确是江彬本人说的。接下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阵炮轰：“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公众人物更应该谦卑吗？就算你心里真是这样想的，你也不要说出来嘛。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狂妄会给你的荧幕形象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江彬以为既然领导骂出来了，什么都会过去，一切重新再来，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可没想到，上面的处理意见竟会如此令人失望。台长亲自找到江彬，建议他重新到记者的岗位上多历练历练，但编辑却说他那儿不缺记者。明摆着，就是轰江彬走人。
最终江彬离开了电视台，被迫开始着手新的生涯规划，即使后来投身私募，他也不会忘记这个教训：最成功的人最应该学会低头，不要过度炫耀自己头顶的光环。
5业绩压力
“江总，该用餐了。”
进来的是江彬的助理王欣仪，一个细腻而又机敏有才干的年轻女人。王欣仪轻轻走到江彬跟前，从保温盒中端出几样精品菜，摆到他面前的茶几上。江彬回过神来，拿起筷子，将一团一团的饭菜不停往嘴里塞，腮帮子一鼓一鼓地打着节拍，下巴一上一下地发出嗒嗒的声音，吃相很不雅。
“江总，慢点吃，我们不赶时间，吃这么快，会伤胃的，况且”
“况且什么？”江彬大大咧咧地问，这时，一只螃蟹正在他的牙间被斩了首。
“呵呵！您看您这样子，还好这里没有外人您是有身份的人，就是品位还没能跟上来”
江彬放下筷子，接过王欣仪递来的毛巾擦了擦嘴，笑说：“身份，那是演给外人看的。我这一个凡人，凡事随意。再说，现在正是多事之际，我没工夫讲究你刚说的那个品位。”
王欣仪略感不解地说：“这段时日，我觉得您闲适得很，还能抽出时间修剪盆栽。怎么啦？”
“那都只是表象，做给外人看的。其实，我这心中已是沸水扬汤。我们自己人关起门不说假话，刚才苏震清说的话没错，私募不赚钱就是等死。我那样跟他硬拗，只是不想让他看轻我们。可是公司目前一些现实问题，我们无法遮掩，无法回避。”
私募这个行当并不如想象中好做，起码江彬两年前发信托产品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今天竟会如此落寞：随着市场持续下跌，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担心客户赎回的惶惶不安。
成立信托产品做投资，跟拿自己的钱炒股完全是两码事。当初江彬自己做投资时一旦下手就要起码拿上半年，中间有点波折也不惧怕，心态平稳，但是现在根本无法做到。
2004年初江彬成立了一只结构化信托产品，当时是他自掏腰包两个亿作为一般受益人，信托公司募集了四个多亿做优先受益人。一般受益人的概念其实就是“安全垫”意味着如果优先受益人的本金发生亏损，则一般受益人投入的资金将作为补偿金，填补优先受益人的本金窟窿。这种设计对管理人而言，就是涨时赚得更多，跌时也会赔得更惨，风险会被成倍放大。这个杠杆在2003年时的两波蓝筹行情中让江彬挣了大钱，现今熊市持续之际却成了他的巨大包袱。
业绩压力如同压在胸口的一块巨石，让江彬透不过气来。他给王欣仪算了一笔账：阳明投资最大的资产是研究人才，以行业平均水平而言，养一个水平不错的研究员，年薪要出到30万。公司鼎盛时期拥有顶尖投研人才18人，目前只剩下10人，但仅这方面成本至少还需要近300万。产品业绩不好，公司就没收入，自然维持不起高素质的投研团队，落实到投资上肯定吃亏。如果再算上办公室等运营成本，江彬的难处就更大了。
“那听您这话的意思，您是打算答应苏总了？”
江彬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事我嘴上不怎么在乎，但私底下已经天人交战了很久，眼下正朝这个方向思考。不过与苏震清和陈建年的合作，绝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还得循序渐进，小心投入，以免遭人算计，陷入被动局面。”
说完，江彬朝大门口走去，王欣仪小碎步紧跟其后。两人悄声经过公司办公区域，江彬看着眼前一片繁忙景象，不禁摇了摇头：这一切都是必要付出的成本，但却未必总能带来效益。
那里办公桌都是紫檀做的，到处都是电话和电脑，一百平方米空间里坐着三十多个青年男女，他们边看各类证券资讯，边暗自得意，庆幸自己这么年轻就能对巨额资金的运作指手画脚。他们就是公司聘用的交易员和研究员，他们大多只是纯粹接受江彬指令行事，独立决策权限很少。即便如此，这堆人还是有着无比的优越感，这从他们看人的眼神中可以感觉得出来，那种傲慢让江彬很不舒服。不过江彬心中装了事情，暂时无心及此，他匆匆赶往停车场。
路上，王欣仪关切地问：“江总，既然您已经把问题考虑得这么周全了，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不行，这事还得问问美伦。现在我是一天不和她说话，心里就发慌。”
此话刚一出口，王欣仪的脸色大变，说话的声音明显在打颤：“萧女士只是公司的一个合伙人，您才是总经理，您完全可以自己拿主意的。您又何必”
江彬抬起右手，做了一个叫停的动作：“欣仪，你知道的，要没有她，我哪会有今天！换句话说，很多事情应该向她请示，那样可以少犯很多错误。”
沉吟片刻，王欣仪喃喃问：“你爱上她了吗？”
江彬想了一会儿，轻声说：“也许是吧。”
王欣仪再也克制不住，大声说：“阿彬，你理智一点好吗？美伦和你没有交集，你们根本不是一个社会的人。你又何必舍近求远，让大家都为难？”
舍近求远？如果说萧美伦是远，那谁是近？是你王欣仪吗？江彬冷色道：“我刚说过，我也只是一个凡人，很难做到绝对理智，此刻我只知道我需要她，仅此而已。欣仪，还是叫我江总吧，谢谢你的好意！”
bsp; 江彬1995年中明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同年年中进入广滨市一家报社服务，干起实习刑事记者。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江彬是那种知道何时出现在恰当地方的人。江彬刚入行一个月，就有一个疯狂的杀人犯冲入一家夜总会行凶，那家夜总会就紧挨着他租住公寓的那个街区。江彬比任何一个刑事记者更早到达现场，成为最早报道这起重大刑事案件的人。同时他还很快弄清楚了那杀人犯会有如此骇人举动，是因为他的女友和妹妹被同一个有钱男人泡了，于是他又追加报道，质疑那些暴富起来的人的心态。他对这个案子的报道立刻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公众议论纷纷，对90年代那批暴富起来的人的骄狂以及思想原则的缺失大加挞伐。影响实在太大，以致那些对暴发户有某种仇视心理的编辑们都嚷嚷着要江彬去为他们工作，那些编辑一致认为他有一种很强的能力——抓住公众的敏感思维神经。
后来江彬做起证券投资，他总能对市场的兴奋点有精准的把握，都是源自这段经历。
江彬本可以在刑事记者的岗位上大有作为，但一次惊险经历促使他重新思考职业方向。那天编辑让他报道一个15岁的狙击手阿凶，他正和警方在校园对峙。令人吃惊的是，阿凶事后告诉江彬，他是一个刑警的儿子，他偷了他父亲的枪，而后之所以会在校园里行凶是因为雨天和星期一的课程总令他感到沮丧。
江彬到达现场后，给编辑打了电话，告诉他此案已经有很多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当时还是编辑的蔡斌要求他弄出点不同的东西，建议他穿过警戒线直接冲向学校，体验一下暴露在火线下是什么感觉。正当江彬左右权衡，是不是值得为一个月不到1000块的薪水成为一个发了疯的孩子的活靶时，突然一颗子弹飞过来，他身后的墙壁上立刻冒出一个很深的枪眼。
此事过后，江彬向领导多次申请调离刑事记者的岗位，他说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再这样下去会神经衰弱。江彬的执著有了效果，不久他就被调往海深市成了一名财经记者，从那开始，他接触到了股票。
1996年，由于降息导致了投资者对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使得上证股指春节后就由552点高开于583点，从而揭开了一轮声势浩大的大牛市。那波牛市可以这样说，只要在12月前买入股票，基本都能赚钱，只是赚多赚少而已。那年，社会对股市的关注与倾心程度，与2007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12月份，整个股市已经进入疯狂阶段，人们都在盼着出利空消息，因为只有利空消息，才能创造逢低买入的机会。
整个1996年，江彬都在亢奋的股民当中来回穿梭，不过他自己并没拿真钱交易，他太过谨慎，患得患失，只敢在心中模拟操作。江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最活跃的股票上赚取小额收益。所谓“活跃的股票”就是低市盈率的股票，那时绩优概念特别热门，绩优的标志就是低市盈率，并没多少人去多想其中是否存在水分，或者这些数字是否有持续性。江彬在“心理账户”上赚了不少钱，他时常想，要是幻想等于现实该有多好！
进入1997年，江彬总算正式投入进去，因为他碰到了一个大鳄——朱焕良。
1997年的一天，江彬和一个朋友去深纺大厦的一家酒店吃饭，看到朱焕良也在那里。路过朱焕良的饭桌时，听到他很起劲儿地给别人说贵州游联的事。江彬当时就对那个朋友说：“既然老朱这么起劲儿，应该有点戏。回去看看图形，图形不坏，马上买进。”
第二天贵州游联大概涨了快10％。
受此激励，江彬几乎每天都去朱焕良常去的饭店或休闲场所蹲点儿，只要能碰到他，几乎都有不小斩获。
期间江彬发现，朱焕良对市场有本能的直觉和很好的悟性，他的见识确实是一流的。因此后在“中科系”事件中，吕梁发疯了，他始终清醒。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陆股市受到波及逐渐走熊，不过江彬选的股票还是赚了些钱。因为江彬善于将当天的报纸头条与股票价格联系起来，从而发掘出能带来盈利的股票的能力。当他的估计正确时，就冲锋陷阵一把；当运气不佳时，就大幅削减投资。
在此过程中，江彬慢慢悟出了投资的真谛：寻找一种严格的、有章可循的方法，来应对任何带有赌博色彩的事物所具有的风险。他把看清股票背后基本面的能力和近几年从新闻工作中获得的洞察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能让他不断赚钱，同时有效减少损失的投资哲学。
有成千上万的投资教材，大部分是鼓吹购买然后持有，强调分析股票的价值和成长性。然而少之又少的书会告诉你一种章法，用来把自己的信念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状况融合起来，严格而有规律地重新评估和改变自己的投资组合。
江彬很想将自己的这些心得与更多人分享，那一年他确实也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很幸运地被一家电视台的高层看中，成了财经节目的主持人。
在做主持人的那几年间，江彬接触了不少券商分析师和基金研究员，并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业内人士做节目时的分析判断，成功率基本不会高于五成。
为什么会这样？江彬思考的结果是：不是那些专业人士水平不行，而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都是针对市场中短期行情而言的。行情周期越短，成功率就越低。况且主持人几乎每天都会问上午如何操作、下午大盘趋势会怎么走之类的问题，明显就是短视，客观上影响到了观众的心态。
基于这一认识，江彬的主持别有一番风格，在节目中，他明里暗里和那些人玩对赌。炒股玩的就是概率，既然能断定那些嘉宾的研判成功率不会高于五成，只要和那些人反着来，就有高于五成的胜算。
江彬从不跟随业内公众人物人云亦云，从不回避敏感问题，也不回避尖锐问题，总能公正、客观并从国家的宏观角度出发分析股市。江彬个人机智灵敏，总能在恰当时机说出一些“符合社会观感”的话，甚至很多不炒股票的人都喜欢看他主持的节目。他说的话不一定让多数人听得懂，但是他的语气语调，他的眼神、手势，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很能征服观众。
江彬的超高人气让他所服务的电视台的高层心情复杂，因为在领导哲学上，他们和围城中的高松年颇有几分神似。主持人之于电视台，像细胞之于有机体，主持人应当倚仗电视台的地位，而不是电视台沾主持人的光。
双方心结难免，直到那次“狂悖事件”心结最终演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天，一个记者打电话来，说想对江彬进行一次关于主持哲学的专访，记者说这对入行不久的媒体业者有激励作用。江彬人很坦诚，显然他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培养他和同行的感情大有帮助。那一刻江彬的想法太过天真，对身后的陷阱毫无所知。江彬将这些原原本本告诉了他的上司，上司同意让他接受采访。
这位记者看上去对一个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如此钟情于证券投资十分感兴趣，两人谈了几个小时，江彬也很高兴将他的主持心得和选股哲学告诉他，并且多次提及他是如何如何“娱乐投资”记者问了江彬几十个无关痛痒的问题，还有一个摄影师在一旁不停拍照。在摄影师不停地怂恿他把脚跷到桌子上时，江彬惊奇得触角都要冒出来。江彬很奇怪摄影师怎么没让他穿上长筒靴，再挽起袖子把向朋友借的镶金劳力士晾出来，那样效果会更好。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说编辑让他必须问江彬赚了多少钱。江彬告诉他这与他无关。这个无赖的记者问是不是接近七位数或是一个中间的六位数。江彬再次对他说这与他无关，但他还是无休无止地问。江彬生气地告诉记者，他住在一间单间公寓里，上下班乘公交车，连计程车都很少体验，什么艺术藏品，什么夏日别墅，更是与他无关。但记者坚持问：“难道您就没有足够的钱买任何您想要的东西吗？”
江彬想当然地回答：“如果我走进一家超市，想要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样东西的话，我当然买得起，不过我一直是一个知道省钱的朴素的人。”
一周后，在与人共搭出租车去上班的路上，江彬打开报纸，翻到社会版。上面登有江彬的照片，下面标题写着：“江彬说他买得起海深市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江彬差点当场晕倒，这么无耻的话是我说的吗？还不知道读到这篇报道的人会有怎样的误会呢！
到了单位江彬直接去见领导，试图解释这一切。可领导说已经向那家报社证实了，这话的的确确是江彬本人说的。接下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阵炮轰：“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公众人物更应该谦卑吗？就算你心里真是这样想的，你也不要说出来嘛。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狂妄会给你的荧幕形象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江彬以为既然领导骂出来了，什么都会过去，一切重新再来，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可没想到，上面的处理意见竟会如此令人失望。台长亲自找到江彬，建议他重新到记者的岗位上多历练历练，但编辑却说他那儿不缺记者。明摆着，就是轰江彬走人。
最终江彬离开了电视台，被迫开始着手新的生涯规划，即使后来投身私募，他也不会忘记这个教训：最成功的人最应该学会低头，不要过度炫耀自己头顶的光环。
5业绩压力
“江总，该用餐了。”
进来的是江彬的助理王欣仪，一个细腻而又机敏有才干的年轻女人。王欣仪轻轻走到江彬跟前，从保温盒中端出几样精品菜，摆到他面前的茶几上。江彬回过神来，拿起筷子，将一团一团的饭菜不停往嘴里塞，腮帮子一鼓一鼓地打着节拍，下巴一上一下地发出嗒嗒的声音，吃相很不雅。
“江总，慢点吃，我们不赶时间，吃这么快，会伤胃的，况且”
“况且什么？”江彬大大咧咧地问，这时，一只螃蟹正在他的牙间被斩了首。
“呵呵！您看您这样子，还好这里没有外人您是有身份的人，就是品位还没能跟上来”
江彬放下筷子，接过王欣仪递来的毛巾擦了擦嘴，笑说：“身份，那是演给外人看的。我这一个凡人，凡事随意。再说，现在正是多事之际，我没工夫讲究你刚说的那个品位。”
王欣仪略感不解地说：“这段时日，我觉得您闲适得很，还能抽出时间修剪盆栽。怎么啦？”
“那都只是表象，做给外人看的。其实，我这心中已是沸水扬汤。我们自己人关起门不说假话，刚才苏震清说的话没错，私募不赚钱就是等死。我那样跟他硬拗，只是不想让他看轻我们。可是公司目前一些现实问题，我们无法遮掩，无法回避。”
私募这个行当并不如想象中好做，起码江彬两年前发信托产品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今天竟会如此落寞：随着市场持续下跌，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担心客户赎回的惶惶不安。
成立信托产品做投资，跟拿自己的钱炒股完全是两码事。当初江彬自己做投资时一旦下手就要起码拿上半年，中间有点波折也不惧怕，心态平稳，但是现在根本无法做到。
2004年初江彬成立了一只结构化信托产品，当时是他自掏腰包两个亿作为一般受益人，信托公司募集了四个多亿做优先受益人。一般受益人的概念其实就是“安全垫”意味着如果优先受益人的本金发生亏损，则一般受益人投入的资金将作为补偿金，填补优先受益人的本金窟窿。这种设计对管理人而言，就是涨时赚得更多，跌时也会赔得更惨，风险会被成倍放大。这个杠杆在2003年时的两波蓝筹行情中让江彬挣了大钱，现今熊市持续之际却成了他的巨大包袱。
业绩压力如同压在胸口的一块巨石，让江彬透不过气来。他给王欣仪算了一笔账：阳明投资最大的资产是研究人才，以行业平均水平而言，养一个水平不错的研究员，年薪要出到30万。公司鼎盛时期拥有顶尖投研人才18人，目前只剩下10人，但仅这方面成本至少还需要近300万。产品业绩不好，公司就没收入，自然维持不起高素质的投研团队，落实到投资上肯定吃亏。如果再算上办公室等运营成本，江彬的难处就更大了。
“那听您这话的意思，您是打算答应苏总了？”
江彬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事我嘴上不怎么在乎，但私底下已经天人交战了很久，眼下正朝这个方向思考。不过与苏震清和陈建年的合作，绝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还得循序渐进，小心投入，以免遭人算计，陷入被动局面。”
说完，江彬朝大门口走去，王欣仪小碎步紧跟其后。两人悄声经过公司办公区域，江彬看着眼前一片繁忙景象，不禁摇了摇头：这一切都是必要付出的成本，但却未必总能带来效益。
那里办公桌都是紫檀做的，到处都是电话和电脑，一百平方米空间里坐着三十多个青年男女，他们边看各类证券资讯，边暗自得意，庆幸自己这么年轻就能对巨额资金的运作指手画脚。他们就是公司聘用的交易员和研究员，他们大多只是纯粹接受江彬指令行事，独立决策权限很少。即便如此，这堆人还是有着无比的优越感，这从他们看人的眼神中可以感觉得出来，那种傲慢让江彬很不舒服。不过江彬心中装了事情，暂时无心及此，他匆匆赶往停车场。
路上，王欣仪关切地问：“江总，既然您已经把问题考虑得这么周全了，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不行，这事还得问问美伦。现在我是一天不和她说话，心里就发慌。”
此话刚一出口，王欣仪的脸色大变，说话的声音明显在打颤：“萧女士只是公司的一个合伙人，您才是总经理，您完全可以自己拿主意的。您又何必”
江彬抬起右手，做了一个叫停的动作：“欣仪，你知道的，要没有她，我哪会有今天！换句话说，很多事情应该向她请示，那样可以少犯很多错误。”
沉吟片刻，王欣仪喃喃问：“你爱上她了吗？”
江彬想了一会儿，轻声说：“也许是吧。”
王欣仪再也克制不住，大声说：“阿彬，你理智一点好吗？美伦和你没有交集，你们根本不是一个社会的人。你又何必舍近求远，让大家都为难？”
舍近求远？如果说萧美伦是远，那谁是近？是你王欣仪吗？江彬冷色道：“我刚说过，我也只是一个凡人，很难做到绝对理智，此刻我只知道我需要她，仅此而已。欣仪，还是叫我江总吧，谢谢你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