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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心仍旧战栗
1987年我到德国后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当时柏林还是一座有一堵“移动的”墙的城市。有些日子这堵墙就立在街的尽头，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里了。我深信：那墙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动物驮在背上游走。兔子和乌鸦，这些被射杀的动物就像枪管一样令我感到恐惧。墙消失了，被射杀的动物逃到乡下去了。可能它们逃亡时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许多遭追杀者那样。当时正值严冬，墙的后方一片荒凉犹如不毛之地。
外国人，这个词直截了当，它既中立同时又有倾向性，就像说出这个词的每个嗓音的声调所表露的那样。不同的人嘴中说出的这个词会有截然相反的意思，人们使用它的意图也各不相同。即使是按其中立性来使用它，它也指所有被这么称呼的人。它是个集合词，指的是那些从别处来到这个国家的单个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和所遭受的贫困是千篇一律的。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他的生平经历就是他最稳固同时又是最脆弱的财富。作为陌生人他寻找的补偿则是他的国家从未给过他的或是早就从他那儿剥夺走的。
德国人，即使是出于好意，也不能称自己是外国人。施特菲格拉芙和鲍里斯贝克尔前一阵说过：我是外国人。在德国他们不是外国人。在他们是外国人的地方，在粉丝的关注下他们把小小的网球打过网。他们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比赛过后不久他们就打道回府了。在他们是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享受着特权。获得名次登上领奖台与在难民登记簿中的登记号根本不具可比性。所以名人的好意就走了味，变成了调侃。对外他们代表德国，与其说是代表政体国家，不如说是代表民族国家。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因为民族国家并不强迫他们非赢不可，即使输了，他们在政体国家面前也不用害怕。这一点使他们有别于来自独裁国家的运动员，后者接受的是伪政治任务，甚至要在真公安监视下呕心沥血。他们的身体属于国家，每个独裁政权都在运动员中唤起求胜意识，让他们充当外交政策领域的战士。这样每次失败都被咒骂为未能成功地完成国家所交给的任务，而每次胜利都被当做成功地完成国家所交给的任务来庆祝，也就是说在政治层面上被滥用。在罗马尼亚是这样，在民主德国也是这样。
罗马尼亚划手伊万
帕扎伊金多年一直是划艇世界冠军。尽管他挫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外国他却是带着独裁的阴影坐进赛船的。而他的另一个与生俱来的阴影就是他的童年。因为他来自多瑙河三角洲，他父母的家是建在水边木桩上的茅屋，迈过门槛就进入水中了。由于目力所及到处是水，所以他就像这一带的所有孩子一样必须同时学会在窝棚里走路和划小船。
一望无际的水在这一带也意味着饥饿：吃的东西不是在水面之上等着人去采摘或收割，吃的东西在水下，而且并非静止不动，蚌和鱼人们得去捕捉。帕扎伊金带着父母的饥饿坐进小船，为了去捕捉可吃的东西。他像所有生活在多瑙河三角洲的孩子一样，小小年纪就坐在船里，以致他划船时脑袋都露不出船帮。那小船看上去就好像是无人驾驭，自己划往芦苇荡，然后是淤泥地段。人们拼命划船，顾不上左顾右盼，几个小时以后人们惊奇自己还活着。帕扎伊金就是从这种环境走出来的：即使划到窝棚前，仍旧只是暂时逃离了那一片汪洋。
帕扎伊金所创造的体育成就曾经是、而且仍旧是为了寻找吃的东西拼命划船的绝对体现，这样的划船是停不下来的。他的划船在能够成为体育运动——为了划船而划船，而不是出于贫困——前一直是饥饿所迫。作为划手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划船成为一种奢侈。
罗马尼亚体操世界冠军纳迪娅
科马内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罗马尼亚名字，并上了独裁者小儿子的床，为的是能在国外站在平衡木上。独裁者的影子跟着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动。她在外国的体育馆成为胜出者，但在自己国家她仍旧是个臣仆。赢得世界冠军赛的欢呼声一结束，她在“家里”就去独裁者那里表示感谢。她说，她在平衡木上获得的胜利全要归功于他的领导和智慧。齐奥塞斯库微笑着吻了她。当独裁者的儿子早就躺在别人的床上之后，她去了美国。后来人们听说她在那儿给内衣做广告。
无论人们向哪里看，来自民主国家的人和来自独裁国家的人的命运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前者是民族国家的孩子，而后者是政体国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国家和政体国家的孩子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体国家的孩子脑中才会有阴影蔓延。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确实想把把埃里希昂纳克描绘成我的同乡，他身上有萨尔人的各种印迹和特点。我甚至于把他的边防想法诊断为萨尔人误入歧途的象征。我错误地做出了执拗的断言，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家乡累积了太多的感受，是会把它们当做国际间的兄弟情感释放出来的。这会导致神经病患者的失误，这种失误缘于被压抑的反抗意志，鉴于有人想逃跑就会拉起铁丝网，鉴于有人渴望回家就会建起一堵墙。”
路德维希哈里希如此写道。说到昂纳克，对其扭曲的家乡观念的入木三分的描写只能出自某人手笔，... -->>
我们的心仍旧战栗
1987年我到德国后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当时柏林还是一座有一堵“移动的”墙的城市。有些日子这堵墙就立在街的尽头，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里了。我深信：那墙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动物驮在背上游走。兔子和乌鸦，这些被射杀的动物就像枪管一样令我感到恐惧。墙消失了，被射杀的动物逃到乡下去了。可能它们逃亡时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许多遭追杀者那样。当时正值严冬，墙的后方一片荒凉犹如不毛之地。
外国人，这个词直截了当，它既中立同时又有倾向性，就像说出这个词的每个嗓音的声调所表露的那样。不同的人嘴中说出的这个词会有截然相反的意思，人们使用它的意图也各不相同。即使是按其中立性来使用它，它也指所有被这么称呼的人。它是个集合词，指的是那些从别处来到这个国家的单个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和所遭受的贫困是千篇一律的。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他的生平经历就是他最稳固同时又是最脆弱的财富。作为陌生人他寻找的补偿则是他的国家从未给过他的或是早就从他那儿剥夺走的。
德国人，即使是出于好意，也不能称自己是外国人。施特菲格拉芙和鲍里斯贝克尔前一阵说过：我是外国人。在德国他们不是外国人。在他们是外国人的地方，在粉丝的关注下他们把小小的网球打过网。他们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比赛过后不久他们就打道回府了。在他们是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享受着特权。获得名次登上领奖台与在难民登记簿中的登记号根本不具可比性。所以名人的好意就走了味，变成了调侃。对外他们代表德国，与其说是代表政体国家，不如说是代表民族国家。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因为民族国家并不强迫他们非赢不可，即使输了，他们在政体国家面前也不用害怕。这一点使他们有别于来自独裁国家的运动员，后者接受的是伪政治任务，甚至要在真公安监视下呕心沥血。他们的身体属于国家，每个独裁政权都在运动员中唤起求胜意识，让他们充当外交政策领域的战士。这样每次失败都被咒骂为未能成功地完成国家所交给的任务，而每次胜利都被当做成功地完成国家所交给的任务来庆祝，也就是说在政治层面上被滥用。在罗马尼亚是这样，在民主德国也是这样。
罗马尼亚划手伊万
帕扎伊金多年一直是划艇世界冠军。尽管他挫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外国他却是带着独裁的阴影坐进赛船的。而他的另一个与生俱来的阴影就是他的童年。因为他来自多瑙河三角洲，他父母的家是建在水边木桩上的茅屋，迈过门槛就进入水中了。由于目力所及到处是水，所以他就像这一带的所有孩子一样必须同时学会在窝棚里走路和划小船。
一望无际的水在这一带也意味着饥饿：吃的东西不是在水面之上等着人去采摘或收割，吃的东西在水下，而且并非静止不动，蚌和鱼人们得去捕捉。帕扎伊金带着父母的饥饿坐进小船，为了去捕捉可吃的东西。他像所有生活在多瑙河三角洲的孩子一样，小小年纪就坐在船里，以致他划船时脑袋都露不出船帮。那小船看上去就好像是无人驾驭，自己划往芦苇荡，然后是淤泥地段。人们拼命划船，顾不上左顾右盼，几个小时以后人们惊奇自己还活着。帕扎伊金就是从这种环境走出来的：即使划到窝棚前，仍旧只是暂时逃离了那一片汪洋。
帕扎伊金所创造的体育成就曾经是、而且仍旧是为了寻找吃的东西拼命划船的绝对体现，这样的划船是停不下来的。他的划船在能够成为体育运动——为了划船而划船，而不是出于贫困——前一直是饥饿所迫。作为划手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划船成为一种奢侈。
罗马尼亚体操世界冠军纳迪娅
科马内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罗马尼亚名字，并上了独裁者小儿子的床，为的是能在国外站在平衡木上。独裁者的影子跟着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动。她在外国的体育馆成为胜出者，但在自己国家她仍旧是个臣仆。赢得世界冠军赛的欢呼声一结束，她在“家里”就去独裁者那里表示感谢。她说，她在平衡木上获得的胜利全要归功于他的领导和智慧。齐奥塞斯库微笑着吻了她。当独裁者的儿子早就躺在别人的床上之后，她去了美国。后来人们听说她在那儿给内衣做广告。
无论人们向哪里看，来自民主国家的人和来自独裁国家的人的命运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前者是民族国家的孩子，而后者是政体国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国家和政体国家的孩子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体国家的孩子脑中才会有阴影蔓延。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确实想把把埃里希昂纳克描绘成我的同乡，他身上有萨尔人的各种印迹和特点。我甚至于把他的边防想法诊断为萨尔人误入歧途的象征。我错误地做出了执拗的断言，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家乡累积了太多的感受，是会把它们当做国际间的兄弟情感释放出来的。这会导致神经病患者的失误，这种失误缘于被压抑的反抗意志，鉴于有人想逃跑就会拉起铁丝网，鉴于有人渴望回家就会建起一堵墙。”
路德维希哈里希如此写道。说到昂纳克，对其扭曲的家乡观念的入木三分的描写只能出自某人手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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