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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拔，然后愤而上书。当时还是吏曹参议、左副承旨的金祖淳因此还和他大撕了一场。
谁叫金祖淳自己也写小说啊！（小说《五台剑侠传》）
十九世纪的李朝的确是小说极为盛行的时期，汉文读解能力不高的女性与平民是谚文小说的主要读者。
当时流行的也主要是汉文小说转译为谚文的故事，纯谚文创作的故事虽也存在，但数量并不是那么多，例如《兴夫传》、《春香传》这类从盘索里而来的故事。当时普遍的是通过手抄的形式进行流通。
由于书店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在李朝出现，在这之前的书籍流通，主要是通过名为“贳册房”的店铺进行，即早期的租书屋。同时，在书籍交易中还活跃着名为“书侩”的游走于买家与卖家之间的书籍中介商。
洪大守自然是准备把能买到的小说话本，以及各种戏剧的剧本打包带回李朝。都不用翻译，到汉阳找书侩，人家自然会自己翻译。
弄上几十上百部，尤其是那种带美妙插图的小说话本回去。不求能暴富，混个四五倍的利润完全没问题。
与其把这个钱让给别人赚，洪大守干嘛不去自己赚。
这都是历史上写明了能发财的路子，洪大守不去做就是傻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趁此机会多多汲取养分，这三千里路岂不是白走了。
先把天地和春大交欢图们好好地整理在一个书箱内，统共加起来不到三十斤。太轻了，再想想他们的价格，实在是美滋滋。
然后就是小说话本了，这些书只要各自买上两套就好了。一套收藏自己打发时间以及备用，另一套呢就拿去交给书侩们兜售。
书籍这个东西到了清代真的不是什么太昂贵的东西了，由于印刷技术的不断提升，造纸水平的提高，以及纸产量的增加。几十套书也要不了百十两银子，打包买肯定还有打折。
尤其重要的是把那些插图的雕版带回去，这个玩意儿价格就要贵上不少，而且洪大守一时还真不一定能买到。
人家印书坊吃饭的家伙，不过一块梨木雕的版，至多也就一礼拜就能雕好。要不是因为雕的是美妙的插图，指不定更快。
不过雕版比书籍而言，重的多的多。不过就算再重也要带，没有那些不干不净的插图，看小说的乐趣可就少了一大半。
如此这般算来，这些东西就要三四百斤。洪大守两匹马肯定驮不完，还要去买两头骡子。
为什么洪大守明明在花钱，却感觉自己这么快乐呢？
【注1】：蔡济恭（1720-1799），字伯规，号樊岩。英祖十九年（1743）廷试文科及第，当时即为世孙讲读经史，乃是正祖之老师。正祖即位后，深得信任，为正祖颇为倚重的心腹重臣，历任兵曹判书、奎章阁提学、水原留守、左议政等要职，多次出使北京。
重点是此人虽然是实际执掌朝政的宰相，且也认为天主教为邪学。但他由于相对开明和包容的品德，不仅在实际上保护了天主教的教徒，实际上还推动了西洋科学在李朝的传播。
自拔，然后愤而上书。当时还是吏曹参议、左副承旨的金祖淳因此还和他大撕了一场。
谁叫金祖淳自己也写小说啊！（小说《五台剑侠传》）
十九世纪的李朝的确是小说极为盛行的时期，汉文读解能力不高的女性与平民是谚文小说的主要读者。
当时流行的也主要是汉文小说转译为谚文的故事，纯谚文创作的故事虽也存在，但数量并不是那么多，例如《兴夫传》、《春香传》这类从盘索里而来的故事。当时普遍的是通过手抄的形式进行流通。
由于书店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在李朝出现，在这之前的书籍流通，主要是通过名为“贳册房”的店铺进行，即早期的租书屋。同时，在书籍交易中还活跃着名为“书侩”的游走于买家与卖家之间的书籍中介商。
洪大守自然是准备把能买到的小说话本，以及各种戏剧的剧本打包带回李朝。都不用翻译，到汉阳找书侩，人家自然会自己翻译。
弄上几十上百部，尤其是那种带美妙插图的小说话本回去。不求能暴富，混个四五倍的利润完全没问题。
与其把这个钱让给别人赚，洪大守干嘛不去自己赚。
这都是历史上写明了能发财的路子，洪大守不去做就是傻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趁此机会多多汲取养分，这三千里路岂不是白走了。
先把天地和春大交欢图们好好地整理在一个书箱内，统共加起来不到三十斤。太轻了，再想想他们的价格，实在是美滋滋。
然后就是小说话本了，这些书只要各自买上两套就好了。一套收藏自己打发时间以及备用，另一套呢就拿去交给书侩们兜售。
书籍这个东西到了清代真的不是什么太昂贵的东西了，由于印刷技术的不断提升，造纸水平的提高，以及纸产量的增加。几十套书也要不了百十两银子，打包买肯定还有打折。
尤其重要的是把那些插图的雕版带回去，这个玩意儿价格就要贵上不少，而且洪大守一时还真不一定能买到。
人家印书坊吃饭的家伙，不过一块梨木雕的版，至多也就一礼拜就能雕好。要不是因为雕的是美妙的插图，指不定更快。
不过雕版比书籍而言，重的多的多。不过就算再重也要带，没有那些不干不净的插图，看小说的乐趣可就少了一大半。
如此这般算来，这些东西就要三四百斤。洪大守两匹马肯定驮不完，还要去买两头骡子。
为什么洪大守明明在花钱，却感觉自己这么快乐呢？
【注1】：蔡济恭（1720-1799），字伯规，号樊岩。英祖十九年（1743）廷试文科及第，当时即为世孙讲读经史，乃是正祖之老师。正祖即位后，深得信任，为正祖颇为倚重的心腹重臣，历任兵曹判书、奎章阁提学、水原留守、左议政等要职，多次出使北京。
重点是此人虽然是实际执掌朝政的宰相，且也认为天主教为邪学。但他由于相对开明和包容的品德，不仅在实际上保护了天主教的教徒，实际上还推动了西洋科学在李朝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