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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眷恋着黄土高坡,只有在不得己的情况下才转战中原。张献忠、罗汝才等人没有这种情结,他们喜欢四处流动,以纵横江湖为乐趣。在群魔乱舞的中原地区,张献忠是跳得最欢的一个,他的身影无处不在。
到了崇祯十年左右,民军中出现了一股反思潮,他们不再盲目流动,开始反思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倒底要得到什么?他们普遍感到了迷茫。
民军进入迷茫期,人心思定。这是熊文灿等人招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民军想要的是和平与自由,当然也有荣华富贵。只有割距一方,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保障“革命的果实”。因此,这一时期的民军都固定在一个地方过日子,不再流动破坏,当然也没有放下手里的武器。
民军的这种思潮对于千疮百孔的明朝是一件好事,明朝可以借此机会喘一口气,恢复一些体力。
然而崇祯急于攘外,所以必须彻底安内,双方没有共识,再战不可避免。
崇祯十二年五月,就在官军举棋不定的时候,张献忠己透过各种管道感受到威胁,于是他杀死谷城知县,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掠夺府库,然后开往房县与罗汝才部汇合。罗汝才与张献忠联合攻下房县县城,然后率部转入西部山区。
张献忠造反时,在墙壁上书写留言,表明造反的原因是熊文灿等人对其敲诈勒索,并将受贿官员的名单写在墙上。
熊文灿自知大祸临头,为了将功赎罪,不顾他人死活,逼迫左良玉入山追击,左良玉不得己仓促追击,结果在罗猴山被民军伏击,副将罗岱被俘杀,左良玉拼死突出重围,军符印信尽失,官军士卒死者近万,逃回房县的不到一千人。
张献忠复叛的消息刚到北京,左良玉的败报就接踵而至,崇祯皇帝大怒,将熊文灿革职,同时将左良玉降三级戴罪自图。
熊文灿罪有应得,但是对于左良玉来说,受到处分实在是比窦娥还冤。
左良玉早就看出张献忠“反迹大露”,他建议熊文灿先发制人,发动突然袭击。熊文灿担心万一不能战胜,反而会逼反张献忠,更害怕引起连锁反应,使抚局前功尽弃,因此主张“慢慢来”。
应该说熊文灿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作为领导,总是要考虑到责任和风险的问题,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做事都比较慎重,熊文灿这样的草包领导更是没有勇气和魄力去冒险。
但是左良玉下面的分析完全可以打消熊文灿的顾虑。
左良玉说:“不然,‘逆贼’擅长流动作战,不擅长守城,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贼兵’必定会恐慌逃散,而其它部众一时难以心齐,必定采取观望态度,这样就能一举攻下谷城,擒获张献忠,如果错过这个时机,后悔莫及。”
左良玉的一番分析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实战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他不仅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的优劣,还懂得运用心理战(造成敌人恐慌),而且擅于捕捉战机,明了各种利害关系,能厘清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直达真理的彼岸。
这正是诸多纸上谈兵的文官督师所缺乏的能力。
如果熊文灿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领导,他就一定会听取左良玉的意见,如果他只想做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太平官,他会置若罔闻。
非常遗憾,熊文灿属于后者。他的问题不在于无知,而在于缺乏责任感。他的可恶之处也不仅仅在于缺乏责任感,而在于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死活。
老虎在笼子里的时候,他不让左良玉捉,纵虎归山后,又逼着左良玉去捉。
结果左良玉没捉着老虎,还差点把命丢了,气正无处撒,又得了处分,这一切都是熊文灿造成的,他对熊文灿的意见大了去了。(未完待续)
终眷恋着黄土高坡,只有在不得己的情况下才转战中原。张献忠、罗汝才等人没有这种情结,他们喜欢四处流动,以纵横江湖为乐趣。在群魔乱舞的中原地区,张献忠是跳得最欢的一个,他的身影无处不在。
到了崇祯十年左右,民军中出现了一股反思潮,他们不再盲目流动,开始反思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倒底要得到什么?他们普遍感到了迷茫。
民军进入迷茫期,人心思定。这是熊文灿等人招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民军想要的是和平与自由,当然也有荣华富贵。只有割距一方,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保障“革命的果实”。因此,这一时期的民军都固定在一个地方过日子,不再流动破坏,当然也没有放下手里的武器。
民军的这种思潮对于千疮百孔的明朝是一件好事,明朝可以借此机会喘一口气,恢复一些体力。
然而崇祯急于攘外,所以必须彻底安内,双方没有共识,再战不可避免。
崇祯十二年五月,就在官军举棋不定的时候,张献忠己透过各种管道感受到威胁,于是他杀死谷城知县,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掠夺府库,然后开往房县与罗汝才部汇合。罗汝才与张献忠联合攻下房县县城,然后率部转入西部山区。
张献忠造反时,在墙壁上书写留言,表明造反的原因是熊文灿等人对其敲诈勒索,并将受贿官员的名单写在墙上。
熊文灿自知大祸临头,为了将功赎罪,不顾他人死活,逼迫左良玉入山追击,左良玉不得己仓促追击,结果在罗猴山被民军伏击,副将罗岱被俘杀,左良玉拼死突出重围,军符印信尽失,官军士卒死者近万,逃回房县的不到一千人。
张献忠复叛的消息刚到北京,左良玉的败报就接踵而至,崇祯皇帝大怒,将熊文灿革职,同时将左良玉降三级戴罪自图。
熊文灿罪有应得,但是对于左良玉来说,受到处分实在是比窦娥还冤。
左良玉早就看出张献忠“反迹大露”,他建议熊文灿先发制人,发动突然袭击。熊文灿担心万一不能战胜,反而会逼反张献忠,更害怕引起连锁反应,使抚局前功尽弃,因此主张“慢慢来”。
应该说熊文灿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作为领导,总是要考虑到责任和风险的问题,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做事都比较慎重,熊文灿这样的草包领导更是没有勇气和魄力去冒险。
但是左良玉下面的分析完全可以打消熊文灿的顾虑。
左良玉说:“不然,‘逆贼’擅长流动作战,不擅长守城,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贼兵’必定会恐慌逃散,而其它部众一时难以心齐,必定采取观望态度,这样就能一举攻下谷城,擒获张献忠,如果错过这个时机,后悔莫及。”
左良玉的一番分析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实战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他不仅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的优劣,还懂得运用心理战(造成敌人恐慌),而且擅于捕捉战机,明了各种利害关系,能厘清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直达真理的彼岸。
这正是诸多纸上谈兵的文官督师所缺乏的能力。
如果熊文灿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领导,他就一定会听取左良玉的意见,如果他只想做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太平官,他会置若罔闻。
非常遗憾,熊文灿属于后者。他的问题不在于无知,而在于缺乏责任感。他的可恶之处也不仅仅在于缺乏责任感,而在于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死活。
老虎在笼子里的时候,他不让左良玉捉,纵虎归山后,又逼着左良玉去捉。
结果左良玉没捉着老虎,还差点把命丢了,气正无处撒,又得了处分,这一切都是熊文灿造成的,他对熊文灿的意见大了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