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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模等人的奏折还没写好,孙元起忙得兵荒马乱的时候,胡勋、李国秉两人突然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房门。{'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这个后世烂大街的标语,办校之初孙元起便在切实执行着。眼下虽然形势紧迫,他还是放下手头繁忙的事务,认真地接待。
“子实、君衡,来来来,屋里坐!你们此番前来,所为何事?是学习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了么?”孙元起把他们让进屋,很有耐心地询问道。
李国秉年轻跳脱,性情直爽,最藏不住事儿,顾不上寒暄,便嚷道:“不是我们遇到困难,是学校遇到大困难了!先生你还不知道么,城里那帮吃饱了撑的御史、翰林,正准备写折子,要求朝廷关闭我们学校呢!”
“啊!”孙元起一是吃惊那帮言官动手之快速,二是吃惊连自己学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此事,不觉惊讶出声“君衡,此事当真?”
“那还能有假!”李国秉答道。
胡勋到底老成,跟着解释道:“先生,我们有亲戚在朝里,刚得到可靠消息,都察院和翰林院近日会有人参奏我们学堂,以达到其废学堂、复科举之私欲。学生这才特来告知,希望先生能提前做好准备!”
“我代表学堂,感谢你们!”虽然份属师生,孙元起还是感激地朝他们拱手致谢。
两人急忙还礼:“先生客气了!我等是学堂的学子,学堂兴亡,均有其责,荣辱系之,不敢承先生谢。”
孙元起长叹一声,才道:“说来倒是学校的不是,让学生为此事分心。”
“先生这是什么话?”李国秉不满地说道“这些清流老早就想反对各省建学堂,怕最终会全国实行西式教育,废除科举考试,只是一来碍着宫里头的意思,二是没有找到由头罢了。这次动手,他们蓄谋已久,我们学校也是替人受过。”
说到清流,孙元起还真有些感慨。如果说五代以后雄风不振,是汉文化的后天不足,那么好逞口舌之利简直就是汉文化的胎里病。前段日子在编写历史教科书,读了些历史,知道“宋人议未决,而兵已渡河”等故实,就对清流的误国颇有微词;如今有了切肤之痛,对清流更是痛恨彻骨!
这清流,或许肇端于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子百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萃取了各家的缺点:儒家的道德立场、纵横家的夸夸其谈、法家的刻薄严峻、名家的狡辩怪论形成了一个自命清高的奇怪群体。至少在战国末期,他们已经活跃于政治生活中。
在国家承平的时候,这些人风闻奏事,或许还能起到矫正时弊的作用。然而越是王朝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清流们闹腾得越欢,仿佛乱世是他们最能展示舌笔之威的宏阔舞台。每一条匡救时弊的举措,他们都能从道德的高度,提出无数条反对意见。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理由,就是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反对而反对。但让这群清流真来做实事的话,则张皇失色手无措。“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是他们最典型的写照。
就拿清末来说,清流的“战绩”就辉煌无比:
首先是阻碍洋务运动。当时由于一系列战败,很多士绅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洋务派在军机处也占了多数。顽固派军机大臣李鸿藻感到力单势孤,于是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的周围,以壮大声势。这些“台谏词垣”也以依附李鸿藻为进身之阶,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慈禧太后暗中也放任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很多洋务派官僚受到排挤和打击。比如被奕䜣、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于1879年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职返回湖南原籍,连他写的使西纪程也因为称颂西方物质文明而遭到诋毁,终至毁版。虽然洋务事业势难遏止,后来得以逐步推行,但已错过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其次是打败马尾海战。在中法战争紧张的时刻,慈禧太后做了重大的人事变动,把一些清流派重要人物派到地方上去担任军职,满足他们强烈的主战愿望。其中,就把翰林四谏之一的张佩纶委任为福建会办大臣,协助船政大臣何如璋督率福建水师。曾经激烈主战的张佩纶,到了前线立马草鸡,转而急切盼望中法和谈成功。他见法舰频频向闽江海面移动,不仅不做战守准备,而且逐渐把往日的豪言壮语收了回去。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驶抵闽江口,向何如璋、张佩纶提出要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停泊。何、张害怕拒绝生衅,影响和谈,竟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并给予“最友好的接待”希望借此缓和局势。但法舰进入马尾以后,一反前言,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水师,不许其移动,声言动则开炮。水师官兵愤恨法舰持强相逼,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多次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何如璋、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一再以“战期末至”为借口,不准无命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他们既不将法军挑战的实情告诉官兵,又不准备应战,听任水师各舰在江心抛锚。直到看到法舰已升火待发,何、张才开始慌张起来,派人前往法舰,以未做战斗准备为由,要求改变开战日期。孤拔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命令法舰提前发炮。福建水师失去战机,仓促应战,有的兵舰还未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或起火焚烧。此时,作为统帅的何如璋、张佩纶竟然弃师不顾,仓皇逃窜,进而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第三是积极怂恿中日大战,进而大败。光绪二十四年,清流的核心人物多是光绪皇帝近臣和翁同龢的门生故旧,如珍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和侍读学士文徒,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及门生张謇,还有侍读学士陆宝忠和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等人。他们中多为词馆清显和台谏要角,既深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希望通过改革内政和整军备战来增强国力,阻止日本的侵华野心;又很想趁机增强光绪皇帝的权力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此,他们不顾当时中日的战力差距,不断利用“诸议”来怂恿朝廷对日作战,话锋所指常常集中到李鸿章身上。海战失败后,清流名士吴大澂因为得到一枚“度辽将军”的汉代铜印,主张坚决抵抗,并自告奋勇率师出征。等到真正接敌之后,却狼狈败逃,溃不成军,在六天之内接连失去了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全线瓦解。这一溃败,直接促成了和谈的形成以及马关条约的签署。
所以说,如果就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罪魁祸首来个排名的话,那么清流一定能够光荣上榜。而且清流和党争,几乎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他们相互作用,更是一个王朝的催命符,如汉末的党锢、魏晋的清谈、唐末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争,无一不见清流和党争的销魂身影。
单纯从王朝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评价“清流”的功过,不是功过相当的五五开,而是过大于功的四六开、三七开,甚至是过远大于功的二八开、一九开。用八个字来概括他们业绩,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一些脾气不大好的雄主对于这些信口雌黄、难负重任的清流,往往是痛下杀手,如秦始皇的焚经典、坑儒生;汉高祖的溲溺儒冠,倨床见郦食其;魏武帝的杀孔融,驱祢衡。
孙元起不由怅然。在每次重大变革的时候,强大而顽固的旧势力会猛烈反... -->>
周树模等人的奏折还没写好,孙元起忙得兵荒马乱的时候,胡勋、李国秉两人突然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房门。{'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这个后世烂大街的标语,办校之初孙元起便在切实执行着。眼下虽然形势紧迫,他还是放下手头繁忙的事务,认真地接待。
“子实、君衡,来来来,屋里坐!你们此番前来,所为何事?是学习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了么?”孙元起把他们让进屋,很有耐心地询问道。
李国秉年轻跳脱,性情直爽,最藏不住事儿,顾不上寒暄,便嚷道:“不是我们遇到困难,是学校遇到大困难了!先生你还不知道么,城里那帮吃饱了撑的御史、翰林,正准备写折子,要求朝廷关闭我们学校呢!”
“啊!”孙元起一是吃惊那帮言官动手之快速,二是吃惊连自己学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此事,不觉惊讶出声“君衡,此事当真?”
“那还能有假!”李国秉答道。
胡勋到底老成,跟着解释道:“先生,我们有亲戚在朝里,刚得到可靠消息,都察院和翰林院近日会有人参奏我们学堂,以达到其废学堂、复科举之私欲。学生这才特来告知,希望先生能提前做好准备!”
“我代表学堂,感谢你们!”虽然份属师生,孙元起还是感激地朝他们拱手致谢。
两人急忙还礼:“先生客气了!我等是学堂的学子,学堂兴亡,均有其责,荣辱系之,不敢承先生谢。”
孙元起长叹一声,才道:“说来倒是学校的不是,让学生为此事分心。”
“先生这是什么话?”李国秉不满地说道“这些清流老早就想反对各省建学堂,怕最终会全国实行西式教育,废除科举考试,只是一来碍着宫里头的意思,二是没有找到由头罢了。这次动手,他们蓄谋已久,我们学校也是替人受过。”
说到清流,孙元起还真有些感慨。如果说五代以后雄风不振,是汉文化的后天不足,那么好逞口舌之利简直就是汉文化的胎里病。前段日子在编写历史教科书,读了些历史,知道“宋人议未决,而兵已渡河”等故实,就对清流的误国颇有微词;如今有了切肤之痛,对清流更是痛恨彻骨!
这清流,或许肇端于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子百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萃取了各家的缺点:儒家的道德立场、纵横家的夸夸其谈、法家的刻薄严峻、名家的狡辩怪论形成了一个自命清高的奇怪群体。至少在战国末期,他们已经活跃于政治生活中。
在国家承平的时候,这些人风闻奏事,或许还能起到矫正时弊的作用。然而越是王朝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清流们闹腾得越欢,仿佛乱世是他们最能展示舌笔之威的宏阔舞台。每一条匡救时弊的举措,他们都能从道德的高度,提出无数条反对意见。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理由,就是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反对而反对。但让这群清流真来做实事的话,则张皇失色手无措。“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是他们最典型的写照。
就拿清末来说,清流的“战绩”就辉煌无比:
首先是阻碍洋务运动。当时由于一系列战败,很多士绅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洋务派在军机处也占了多数。顽固派军机大臣李鸿藻感到力单势孤,于是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的周围,以壮大声势。这些“台谏词垣”也以依附李鸿藻为进身之阶,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慈禧太后暗中也放任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很多洋务派官僚受到排挤和打击。比如被奕䜣、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于1879年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职返回湖南原籍,连他写的使西纪程也因为称颂西方物质文明而遭到诋毁,终至毁版。虽然洋务事业势难遏止,后来得以逐步推行,但已错过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其次是打败马尾海战。在中法战争紧张的时刻,慈禧太后做了重大的人事变动,把一些清流派重要人物派到地方上去担任军职,满足他们强烈的主战愿望。其中,就把翰林四谏之一的张佩纶委任为福建会办大臣,协助船政大臣何如璋督率福建水师。曾经激烈主战的张佩纶,到了前线立马草鸡,转而急切盼望中法和谈成功。他见法舰频频向闽江海面移动,不仅不做战守准备,而且逐渐把往日的豪言壮语收了回去。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驶抵闽江口,向何如璋、张佩纶提出要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停泊。何、张害怕拒绝生衅,影响和谈,竟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并给予“最友好的接待”希望借此缓和局势。但法舰进入马尾以后,一反前言,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水师,不许其移动,声言动则开炮。水师官兵愤恨法舰持强相逼,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多次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何如璋、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一再以“战期末至”为借口,不准无命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他们既不将法军挑战的实情告诉官兵,又不准备应战,听任水师各舰在江心抛锚。直到看到法舰已升火待发,何、张才开始慌张起来,派人前往法舰,以未做战斗准备为由,要求改变开战日期。孤拔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命令法舰提前发炮。福建水师失去战机,仓促应战,有的兵舰还未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或起火焚烧。此时,作为统帅的何如璋、张佩纶竟然弃师不顾,仓皇逃窜,进而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第三是积极怂恿中日大战,进而大败。光绪二十四年,清流的核心人物多是光绪皇帝近臣和翁同龢的门生故旧,如珍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和侍读学士文徒,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及门生张謇,还有侍读学士陆宝忠和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等人。他们中多为词馆清显和台谏要角,既深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希望通过改革内政和整军备战来增强国力,阻止日本的侵华野心;又很想趁机增强光绪皇帝的权力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此,他们不顾当时中日的战力差距,不断利用“诸议”来怂恿朝廷对日作战,话锋所指常常集中到李鸿章身上。海战失败后,清流名士吴大澂因为得到一枚“度辽将军”的汉代铜印,主张坚决抵抗,并自告奋勇率师出征。等到真正接敌之后,却狼狈败逃,溃不成军,在六天之内接连失去了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全线瓦解。这一溃败,直接促成了和谈的形成以及马关条约的签署。
所以说,如果就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罪魁祸首来个排名的话,那么清流一定能够光荣上榜。而且清流和党争,几乎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他们相互作用,更是一个王朝的催命符,如汉末的党锢、魏晋的清谈、唐末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争,无一不见清流和党争的销魂身影。
单纯从王朝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评价“清流”的功过,不是功过相当的五五开,而是过大于功的四六开、三七开,甚至是过远大于功的二八开、一九开。用八个字来概括他们业绩,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一些脾气不大好的雄主对于这些信口雌黄、难负重任的清流,往往是痛下杀手,如秦始皇的焚经典、坑儒生;汉高祖的溲溺儒冠,倨床见郦食其;魏武帝的杀孔融,驱祢衡。
孙元起不由怅然。在每次重大变革的时候,强大而顽固的旧势力会猛烈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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