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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在清朝以前，中原对西藏的关系除了和亲就是羁縻，谈不上什么有效而直接的管理。只有到了清朝，中央政府才开始涉足西藏的权力分配，并且越来越重视。到了晚清，原有的藩属都丢弃干净，对西藏的控制却更上层楼。
孙元起所能找到最早的邸钞是光绪三十三年的，就在该年正月，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提出十九项改革措施，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后，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开办藏文中文传习所，还有白话报馆医馆、商品陈列所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
到了1908年春天，朝廷已经注意到西藏上层僧侣中存在明显分离主义的倾向，更是加强对西藏的经营。一方面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准备入藏；一方面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与赵尔丰密切配合，西藏所需各种费用由四川随时接济。清廷罕见地采用兄弟搭班的方法，避免出现互相扯皮推诿、倾轧构陷等状况，让人、财、物各种接济均能落到实处。
西藏上层僧侣自然不可能坐视朝廷排兵布将而无动于衷，马上对赵尔丰进藏提出异议，并设法阻止。朝廷为了避免矛盾激烈化、表面化，只好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喊了一声暂停。但另一位驻藏大臣联豫继续动作不断，又在西藏成立陆军学堂，调四川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为教习，名义上是训练新式军队，实际上是培养亲朝廷力量。
就在这一年九月，经过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多次请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终于允许他来京觐见。此次进京，土登嘉措除了表忠心外，还有许多心思，比如窥伺西太后和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外国在京势力相勾结。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
按照清初的规定，西藏所有事务必须先禀明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代为向朝廷转奏。如此一来，无论是、班禅，还是活佛、噶厦，都得蜷伏在驻藏大臣的脚下，不敢随意叫板。因为他们在朝廷中没有任何话语权，所有的是非曲直都要经过驻藏大臣的嘴巴才能上达天听。同一件事，不添油加醋，即便是原原本本“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之间还是有许多猫腻的。
一旦土登嘉措有了单独奏事的权力，他就可以把驻藏大臣一脚踢开，利用奏事的权力对各种事务指手画脚，把西藏这潭死水彻底搅浑，让朝廷辨不清黑白，自己从中渔利；而且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也不用再去讨好驻藏大臣，因为团结在土登嘉措周围也能达到同样目的，甚至可以获取更大利益。
西太后是人精一个，自然明白土登嘉措肚里的九九，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不久后，西太后驾鹤西去，土登嘉措贼心不死，再次让理藩院代奏，要求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不错，刚即位的宣统皇帝是孩，不懂事，可军机处各位大臣不是傻子呀！于是朝廷再次拒绝了土登嘉措的请求。
或许正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更加坚定了土登嘉措的反叛之心。离开北京后，便派人与俄罗斯、英吉利两国勾结，寻求援助，购买军火，准备起事。
驻藏大臣可不是吃干饭，很快就发现土登嘉措的不轨行迹，并迅速向军机处。军机处随即向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发电报，大意是：西藏位于中国、俄罗斯、英法殖民地之间，土登嘉措首鼠两端，们必须做好准备，保证祖国边疆安全。最终也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兵，所以们招募士兵时，不要怕花钱，枪械用最好的，饷银给最多的，一定挑选最可靠的精兵，时刻准备进藏！
在1909年8月初，乘着夏季冰雪消融，奉命入藏的川军共1700人从成都出发，在赵尔丰的边军掩护下向西藏进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10年的2月12日抵达拉萨。就在同一天，土登嘉措化妆逃离布达拉宫，并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印度。
抵达印度后，土登嘉措上书英国政府，请求它们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使西藏恢复独立自治，并帮助自己重回拉萨。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悉？如果觉得熟悉，那是因为十四世喇嘛丹增嘉措在五十年后又把这个情节重演了一遍。要不怎么叫转世灵童呢？套路一模一样！
在土登嘉措叛逃之后，清政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曾派人请他回国。土登嘉措还盼着英国干爹帮他“光复”河山呢，怎么可能接受清政府伸过来的橄榄枝？朝廷也够硬气，马上下诏：
“著即革去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掣定作为前代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
朝廷的意思很明白：不信没了张屠夫，就要吃连毛猪。既然朝廷能立喇嘛，也能废除！既然逃了，那就别回来了，我们再选一个人就是，反正西藏那么大、人那么多。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么？朝廷到做到，虽然之后没有另外选定继承人，但直到清末，都没有恢复名号。现在的名号，还是民国元年土登嘉措回国后，民国政府予以恢复的。
土登嘉措在印度苦等了几个月，得到英国政府的答复是：英国不能干预中国有关西藏的内政。果然不愧转世灵童，不仅套路一模一样，连结局也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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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在清朝以前，中原对西藏的关系除了和亲就是羁縻，谈不上什么有效而直接的管理。只有到了清朝，中央政府才开始涉足西藏的权力分配，并且越来越重视。到了晚清，原有的藩属都丢弃干净，对西藏的控制却更上层楼。
孙元起所能找到最早的邸钞是光绪三十三年的，就在该年正月，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提出十九项改革措施，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后，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开办藏文中文传习所，还有白话报馆医馆、商品陈列所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
到了1908年春天，朝廷已经注意到西藏上层僧侣中存在明显分离主义的倾向，更是加强对西藏的经营。一方面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准备入藏；一方面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与赵尔丰密切配合，西藏所需各种费用由四川随时接济。清廷罕见地采用兄弟搭班的方法，避免出现互相扯皮推诿、倾轧构陷等状况，让人、财、物各种接济均能落到实处。
西藏上层僧侣自然不可能坐视朝廷排兵布将而无动于衷，马上对赵尔丰进藏提出异议，并设法阻止。朝廷为了避免矛盾激烈化、表面化，只好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喊了一声暂停。但另一位驻藏大臣联豫继续动作不断，又在西藏成立陆军学堂，调四川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为教习，名义上是训练新式军队，实际上是培养亲朝廷力量。
就在这一年九月，经过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多次请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终于允许他来京觐见。此次进京，土登嘉措除了表忠心外，还有许多心思，比如窥伺西太后和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外国在京势力相勾结。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
按照清初的规定，西藏所有事务必须先禀明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代为向朝廷转奏。如此一来，无论是、班禅，还是活佛、噶厦，都得蜷伏在驻藏大臣的脚下，不敢随意叫板。因为他们在朝廷中没有任何话语权，所有的是非曲直都要经过驻藏大臣的嘴巴才能上达天听。同一件事，不添油加醋，即便是原原本本“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之间还是有许多猫腻的。
一旦土登嘉措有了单独奏事的权力，他就可以把驻藏大臣一脚踢开，利用奏事的权力对各种事务指手画脚，把西藏这潭死水彻底搅浑，让朝廷辨不清黑白，自己从中渔利；而且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也不用再去讨好驻藏大臣，因为团结在土登嘉措周围也能达到同样目的，甚至可以获取更大利益。
西太后是人精一个，自然明白土登嘉措肚里的九九，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不久后，西太后驾鹤西去，土登嘉措贼心不死，再次让理藩院代奏，要求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不错，刚即位的宣统皇帝是孩，不懂事，可军机处各位大臣不是傻子呀！于是朝廷再次拒绝了土登嘉措的请求。
或许正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更加坚定了土登嘉措的反叛之心。离开北京后，便派人与俄罗斯、英吉利两国勾结，寻求援助，购买军火，准备起事。
驻藏大臣可不是吃干饭，很快就发现土登嘉措的不轨行迹，并迅速向军机处。军机处随即向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发电报，大意是：西藏位于中国、俄罗斯、英法殖民地之间，土登嘉措首鼠两端，们必须做好准备，保证祖国边疆安全。最终也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兵，所以们招募士兵时，不要怕花钱，枪械用最好的，饷银给最多的，一定挑选最可靠的精兵，时刻准备进藏！
在1909年8月初，乘着夏季冰雪消融，奉命入藏的川军共1700人从成都出发，在赵尔丰的边军掩护下向西藏进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10年的2月12日抵达拉萨。就在同一天，土登嘉措化妆逃离布达拉宫，并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印度。
抵达印度后，土登嘉措上书英国政府，请求它们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使西藏恢复独立自治，并帮助自己重回拉萨。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悉？如果觉得熟悉，那是因为十四世喇嘛丹增嘉措在五十年后又把这个情节重演了一遍。要不怎么叫转世灵童呢？套路一模一样！
在土登嘉措叛逃之后，清政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曾派人请他回国。土登嘉措还盼着英国干爹帮他“光复”河山呢，怎么可能接受清政府伸过来的橄榄枝？朝廷也够硬气，马上下诏：
“著即革去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掣定作为前代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
朝廷的意思很明白：不信没了张屠夫，就要吃连毛猪。既然朝廷能立喇嘛，也能废除！既然逃了，那就别回来了，我们再选一个人就是，反正西藏那么大、人那么多。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么？朝廷到做到，虽然之后没有另外选定继承人，但直到清末，都没有恢复名号。现在的名号，还是民国元年土登嘉措回国后，民国政府予以恢复的。
土登嘉措在印度苦等了几个月，得到英国政府的答复是：英国不能干预中国有关西藏的内政。果然不愧转世灵童，不仅套路一模一样，连结局也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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