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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关于征北侯和威武侯冲突一事，你有何意见呢？”
萧何我站了起身，表情严肃：“陛下，以微臣浅见，对征北侯，我朝只能安抚为主。他声称要走，并非真的就是与我朝离心离德，只是受了欺负觉得委屈罢了。只要陛下秉公惩治此次闹事的襄阳镇军将，给征北侯一个交代，那他自然就会回心转意了。”
仁兴帝还没说话，方岩已先冷笑了：“征北侯的东平兵马固然重要，但荆襄军在我朝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尤其是如今北伐正紧的时候！萧断事官，你口口声声要处置襄阳军的军校，难道就不知，倘若乱了襄阳军心，会给我大唐造成何等的后患吗？”
先前无论方岩说什么，萧何我不是反唇相讥就是冷笑讥讽。但这次，他紧紧抿着嘴，对兵部尚书的责难一言不发。
没有人奇怪萧何我的反应，殿中众人都知道，方才双方的讨论已渐渐触及了朝廷的禁忌——荆襄镇与江都朝廷的关系，那是南唐朝廷中人人皆知又讳莫如深的禁忌来着。
荆州、襄阳，两城自古乃江淮间重镇，是南朝抵御北魏的最强要塞，南朝历来在此驻扎重兵，威胁中原，力抗北魏。但世间事情总是这样，凡有一利必有一弊，荆襄镇是南朝的第一大军镇，军力雄厚，而且因为它扼长江中游，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在抵御北魏的同时，也对下游的江都城形成了居高临下的俯眺优势——在殿中议事的人都不会忘记，当年南朝的开国太祖李长生之所以能顺利篡夺残余的刘汉朝，席卷江南，也是因为他掌控了扼长江上游的荆州和襄阳两镇军力。
南唐修订的官史《刘汉史》上记载，刘汉的光显帝十一年，刘汉末帝刘南因为仰慕大唐太祖李长生“勇毅武功，人品贵重，品行高洁，堪为天下所望”，他遂“自惭形秽”，称“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有力者居之。朕无德无力，何以居此重位？”，于是汉末帝“自愿”地派出朝中重臣持诏书请李长生入江都，将传国玉玺和天子剑奉上，昭告天下，表示自愿禅让皇位给李长生。
显然，刘汉末帝能做到这种地步，已可以算很有觉悟的好同志了，但太祖李长生的觉悟比他还要高。史书上，这位大唐“楚王、都督荆襄诸镇军事、都督中外军事、总统内外诸军、太师、假黄钺”的李长生先生接到诏书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样的：“始闻帝诏，太祖涕而泪下，执天使手云：‘吾生为大汉忠臣，死为大汉忠鬼，岂敢觊觎非人臣位？’遂坚拒诏书。
次日晨，帝诏再至，太祖再拒，匍匐跪地，哀号涕泪，久久不起，坚拒诏书；
第三日，帝诏三至，太祖悲恸莫名，言‘吾本赤子，圣上何疑吾等至此乎？主忧臣辱，罪臣唯一死以证清白。’遂拔剑欲自刎，幸得众将在侧，夺剑阻之，太祖欲再寻死，以石阳侯为首，众将跪而抱膝，哀声称‘天与弗取，必致大祸。君或无惧，但吾等尚有父母妻儿需供养，请君怜悯’。。。
总而言之，《刘汉史》记载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李长生同志对皇位毫无所图的高尚情操，这位淡薄名利一心为公的大汉忠臣之所以最后被迫黄袍加身，这完全是被朝廷中和军队里的反动势力勾结迫害所至，跟清纯美女校花一步步沦落为桑拿头牌一样，简直是太无辜太令人发指了，令人同情。
当然，有些东西，《刘汉史》是不会记载的。它不会告诉大家，“楚王兼假黄钺”同志接到诏书的地点，并不是在他的驻地襄阳镇守府里，而是江都城门外的白下集，那里距离城门还不到五里路；而且，李长生他也不是一个人来江都公款旅游的，在他身边，还有雄壮的数万来自襄阳和荆州的雄壮军士，上千的斗铠，而在他身后，还有更多的兵马正源源不断地登陆，荆、襄两镇的水师舟船那如云的船帆已经遮蔽了长江江水。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这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南唐的官史上自然是不会记载的。但除官史以外还有野史，野史以外还有民间传说，南唐开国不过三百年，历代虽然也出过昏君，但文字狱这种高难度的动作他们还没学过呢，所以很多东西大家就是想忘都忘不了。殿中众人除了皇帝李功伟以外，哪个不是进士出身，博阅群书满腹经典，当年鼎革之际的那点猫腻都是了然于心的。
大唐开国三百年来，荆襄间虽然再没出过象李长生那种气运逆天到足以改朝换代的强者，但桀骜不驯的权臣和军阀倒是出过不少。尤其是永和年间的襄阳大帅恒元子，那是令江都君臣至今想起都要冒冷汗的狠角色。此人权势最鼎盛之时，随意废立皇帝，带兵入朝，将跟随太祖起兵开国的十五户功臣豪门剪除殆尽。当他气焰嚣张时，即使强盛如沈家也不敢与他轻攫其锋，只能选择退而避让、委曲求全。大家都说，倘若不是恒元子在六十一岁那年突然暴毙身亡，只怕又是一个李长生了。
总而言之，荆襄镇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是有特殊意义的，荆襄镇拥有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掌控了如此强大的兵权，哪怕再忠诚的臣子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变质。所以，南唐朝廷对荆襄总帅的感情历来是复杂的，又爱又怕，又疑又惧——没他不行，不然北兵会随时可能打到江都城下的，皇帝要睡不着觉的；但他太强了也不行，皇帝同样会睡不着觉。
所以，皇室在任命荆襄镇镇守将军时候，选人的第一标准并不是“英勇善战”或者“足智多谋”或者“战绩赫赫”那种，而往往是要那种“老成稳重、成熟稳健”型的人物——最好是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身上带着七八种慢性病就更好了。至于镇帅的才能呢，千万不要那种能力太强的，但也不要那种太弱——太弱的话，把荆襄镇军搞成一团废物了，那也失去设镇的意义了。
（其实，余淮烈这种战绩彪炳威望甚高的军中元老来担任荆襄镇帅，这其实是不符合历来的皇家用人规矩的。只是这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一来，大唐正在准备征讨西蜀，荆襄镇将是西征的主力兵马，打仗时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二来，余淮烈虽然性子暴躁，但他家从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是为大唐从军的，他爷爷和父亲都是为大唐战死的，这种将门世家该说忠诚度蛮高的，不该有什么异心。余淮烈这老家伙虽然脾气暴躁，但还是个直性子的军汉，也搞不来那种阴谋。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余淮烈老家伙六十多岁了，征战多年落下一身的明伤暗创，就算他有什么异心，只怕也没几年好折腾了。）
理解了朝廷和荆襄镇之间这种“麻杆打狼两头怕”的微妙关系，大家也就能理解为何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候，南唐君臣们要如此慎重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枢密院的这场冲突里，余淮烈无故挑衅在先，接着荆襄镇军官群殴在后，孟聚孤身一人被揍，其实是很无辜的，但政治的麻烦就在这里了，凡事不是光考虑是非曲直的道理就够了，还得权衡冲突双方背后的利益和力量对比，妥善安抚各方利益，尤其是现在北伐战事已到了第二阶段，正是需要襄阳军出力死战的时候——要说造反，余淮烈或许还没那个胆子，但他若是心里不爽，难道还不能打仗时候来个出工不出力？
现在，廷议中各方的立场已很明显了。兵部尚书方岩的主张是放纵荆襄镇而压制孟聚，而北府断事官萧何我的态度是严惩荆襄镇的肇事军官而支持孟聚，而枢密使欧阳旻的意见是——他说了一大堆，其实什么意见都没有。
欧阳旻是南唐的首席战略家，自小热爱兵事，精于战事筹划——按照后世的说法，他是那种专家型的事务官员，是靠着自己的本事爬到枢密院掌院这个军界首席的位置上，而不是靠哪个世家或者势力的提携。他也知道自己“上面没人背后无靠”的处境，所以平素行事非常低调，只管负责枢密院的兵事运筹，而对其他朝廷政争半句话不多说。
往常，靠着滑头的态度和这种含糊不清的表态，欧阳旻大概也能过关了。但今天，他一向无往而不利的招数失灵了，或许是因为心情不好，或许是因为恼火枢密院处置不当惹出这趟大麻烦来，反正皇帝是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了。
李功伟盯着他：“枢密，牧公和远志都说了他们的见解了，你也该说说吧，这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置才好？”
听得皇帝的问话，欧阳旻心头激灵，情知这下情形不妙。皇帝第二次问自己，而且称呼萧何我和方岩都是称他们的字，而称自己则称呼官职，这中间的亲疏之别已很明显了，明摆着是皇帝对自己有意见了，自己还继续耍滑头的话，只怕接下来就要大事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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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关于征北侯和威武侯冲突一事，你有何意见呢？”
萧何我站了起身，表情严肃：“陛下，以微臣浅见，对征北侯，我朝只能安抚为主。他声称要走，并非真的就是与我朝离心离德，只是受了欺负觉得委屈罢了。只要陛下秉公惩治此次闹事的襄阳镇军将，给征北侯一个交代，那他自然就会回心转意了。”
仁兴帝还没说话，方岩已先冷笑了：“征北侯的东平兵马固然重要，但荆襄军在我朝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尤其是如今北伐正紧的时候！萧断事官，你口口声声要处置襄阳军的军校，难道就不知，倘若乱了襄阳军心，会给我大唐造成何等的后患吗？”
先前无论方岩说什么，萧何我不是反唇相讥就是冷笑讥讽。但这次，他紧紧抿着嘴，对兵部尚书的责难一言不发。
没有人奇怪萧何我的反应，殿中众人都知道，方才双方的讨论已渐渐触及了朝廷的禁忌——荆襄镇与江都朝廷的关系，那是南唐朝廷中人人皆知又讳莫如深的禁忌来着。
荆州、襄阳，两城自古乃江淮间重镇，是南朝抵御北魏的最强要塞，南朝历来在此驻扎重兵，威胁中原，力抗北魏。但世间事情总是这样，凡有一利必有一弊，荆襄镇是南朝的第一大军镇，军力雄厚，而且因为它扼长江中游，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在抵御北魏的同时，也对下游的江都城形成了居高临下的俯眺优势——在殿中议事的人都不会忘记，当年南朝的开国太祖李长生之所以能顺利篡夺残余的刘汉朝，席卷江南，也是因为他掌控了扼长江上游的荆州和襄阳两镇军力。
南唐修订的官史《刘汉史》上记载，刘汉的光显帝十一年，刘汉末帝刘南因为仰慕大唐太祖李长生“勇毅武功，人品贵重，品行高洁，堪为天下所望”，他遂“自惭形秽”，称“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有力者居之。朕无德无力，何以居此重位？”，于是汉末帝“自愿”地派出朝中重臣持诏书请李长生入江都，将传国玉玺和天子剑奉上，昭告天下，表示自愿禅让皇位给李长生。
显然，刘汉末帝能做到这种地步，已可以算很有觉悟的好同志了，但太祖李长生的觉悟比他还要高。史书上，这位大唐“楚王、都督荆襄诸镇军事、都督中外军事、总统内外诸军、太师、假黄钺”的李长生先生接到诏书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样的：“始闻帝诏，太祖涕而泪下，执天使手云：‘吾生为大汉忠臣，死为大汉忠鬼，岂敢觊觎非人臣位？’遂坚拒诏书。
次日晨，帝诏再至，太祖再拒，匍匐跪地，哀号涕泪，久久不起，坚拒诏书；
第三日，帝诏三至，太祖悲恸莫名，言‘吾本赤子，圣上何疑吾等至此乎？主忧臣辱，罪臣唯一死以证清白。’遂拔剑欲自刎，幸得众将在侧，夺剑阻之，太祖欲再寻死，以石阳侯为首，众将跪而抱膝，哀声称‘天与弗取，必致大祸。君或无惧，但吾等尚有父母妻儿需供养，请君怜悯’。。。
总而言之，《刘汉史》记载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李长生同志对皇位毫无所图的高尚情操，这位淡薄名利一心为公的大汉忠臣之所以最后被迫黄袍加身，这完全是被朝廷中和军队里的反动势力勾结迫害所至，跟清纯美女校花一步步沦落为桑拿头牌一样，简直是太无辜太令人发指了，令人同情。
当然，有些东西，《刘汉史》是不会记载的。它不会告诉大家，“楚王兼假黄钺”同志接到诏书的地点，并不是在他的驻地襄阳镇守府里，而是江都城门外的白下集，那里距离城门还不到五里路；而且，李长生他也不是一个人来江都公款旅游的，在他身边，还有雄壮的数万来自襄阳和荆州的雄壮军士，上千的斗铠，而在他身后，还有更多的兵马正源源不断地登陆，荆、襄两镇的水师舟船那如云的船帆已经遮蔽了长江江水。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这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南唐的官史上自然是不会记载的。但除官史以外还有野史，野史以外还有民间传说，南唐开国不过三百年，历代虽然也出过昏君，但文字狱这种高难度的动作他们还没学过呢，所以很多东西大家就是想忘都忘不了。殿中众人除了皇帝李功伟以外，哪个不是进士出身，博阅群书满腹经典，当年鼎革之际的那点猫腻都是了然于心的。
大唐开国三百年来，荆襄间虽然再没出过象李长生那种气运逆天到足以改朝换代的强者，但桀骜不驯的权臣和军阀倒是出过不少。尤其是永和年间的襄阳大帅恒元子，那是令江都君臣至今想起都要冒冷汗的狠角色。此人权势最鼎盛之时，随意废立皇帝，带兵入朝，将跟随太祖起兵开国的十五户功臣豪门剪除殆尽。当他气焰嚣张时，即使强盛如沈家也不敢与他轻攫其锋，只能选择退而避让、委曲求全。大家都说，倘若不是恒元子在六十一岁那年突然暴毙身亡，只怕又是一个李长生了。
总而言之，荆襄镇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是有特殊意义的，荆襄镇拥有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掌控了如此强大的兵权，哪怕再忠诚的臣子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变质。所以，南唐朝廷对荆襄总帅的感情历来是复杂的，又爱又怕，又疑又惧——没他不行，不然北兵会随时可能打到江都城下的，皇帝要睡不着觉的；但他太强了也不行，皇帝同样会睡不着觉。
所以，皇室在任命荆襄镇镇守将军时候，选人的第一标准并不是“英勇善战”或者“足智多谋”或者“战绩赫赫”那种，而往往是要那种“老成稳重、成熟稳健”型的人物——最好是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身上带着七八种慢性病就更好了。至于镇帅的才能呢，千万不要那种能力太强的，但也不要那种太弱——太弱的话，把荆襄镇军搞成一团废物了，那也失去设镇的意义了。
（其实，余淮烈这种战绩彪炳威望甚高的军中元老来担任荆襄镇帅，这其实是不符合历来的皇家用人规矩的。只是这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一来，大唐正在准备征讨西蜀，荆襄镇将是西征的主力兵马，打仗时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二来，余淮烈虽然性子暴躁，但他家从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是为大唐从军的，他爷爷和父亲都是为大唐战死的，这种将门世家该说忠诚度蛮高的，不该有什么异心。余淮烈这老家伙虽然脾气暴躁，但还是个直性子的军汉，也搞不来那种阴谋。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余淮烈老家伙六十多岁了，征战多年落下一身的明伤暗创，就算他有什么异心，只怕也没几年好折腾了。）
理解了朝廷和荆襄镇之间这种“麻杆打狼两头怕”的微妙关系，大家也就能理解为何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候，南唐君臣们要如此慎重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枢密院的这场冲突里，余淮烈无故挑衅在先，接着荆襄镇军官群殴在后，孟聚孤身一人被揍，其实是很无辜的，但政治的麻烦就在这里了，凡事不是光考虑是非曲直的道理就够了，还得权衡冲突双方背后的利益和力量对比，妥善安抚各方利益，尤其是现在北伐战事已到了第二阶段，正是需要襄阳军出力死战的时候——要说造反，余淮烈或许还没那个胆子，但他若是心里不爽，难道还不能打仗时候来个出工不出力？
现在，廷议中各方的立场已很明显了。兵部尚书方岩的主张是放纵荆襄镇而压制孟聚，而北府断事官萧何我的态度是严惩荆襄镇的肇事军官而支持孟聚，而枢密使欧阳旻的意见是——他说了一大堆，其实什么意见都没有。
欧阳旻是南唐的首席战略家，自小热爱兵事，精于战事筹划——按照后世的说法，他是那种专家型的事务官员，是靠着自己的本事爬到枢密院掌院这个军界首席的位置上，而不是靠哪个世家或者势力的提携。他也知道自己“上面没人背后无靠”的处境，所以平素行事非常低调，只管负责枢密院的兵事运筹，而对其他朝廷政争半句话不多说。
往常，靠着滑头的态度和这种含糊不清的表态，欧阳旻大概也能过关了。但今天，他一向无往而不利的招数失灵了，或许是因为心情不好，或许是因为恼火枢密院处置不当惹出这趟大麻烦来，反正皇帝是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了。
李功伟盯着他：“枢密，牧公和远志都说了他们的见解了，你也该说说吧，这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置才好？”
听得皇帝的问话，欧阳旻心头激灵，情知这下情形不妙。皇帝第二次问自己，而且称呼萧何我和方岩都是称他们的字，而称自己则称呼官职，这中间的亲疏之别已很明显了，明摆着是皇帝对自己有意见了，自己还继续耍滑头的话，只怕接下来就要大事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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